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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的早期历史_唐宋民族史

时间:2022-07-04 历史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契丹的早期历史_唐宋民族史一、族 源契丹源于东胡。乘白马的男子就是其始祖奇首。传说契丹历史上曾有过三位精明能干的首领。事隔不久,契丹发生饥荒,北魏朝廷准许其入市籴粮。这种联系又反过来促进了契丹诸部经济、文化的发展。隋统一后,契丹的处境稍有改善。这次战争,给契丹以沉重打击。

契丹的早期历史_唐宋民族史

一、族 源

契丹源于东胡。春秋战国时,东胡为燕国役属。秦末,东胡强盛,后为匈奴冒顿击败,分为两支:一支退居乌桓山(今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附近),称乌桓;一支退居鲜卑山(今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西面),称鲜卑。

鲜卑的宇文部、慕容部、段部,鼎立于辽水流域,宇文部居辽水上游,慕容部居辽水下游迤东地区,段部在宇文部以南、慕容部以西。公元4世纪初,慕容部单于慕容蝅招纳汉人,发展农业,势力逐渐强大。其子墓容继立,自称燕王(前燕)。东晋咸康四年(338年),慕容联合赵王石虎,击灭段部。东晋建元二年(344年),又北攻宇文部,其单于逸豆逃归漠北而死,其残部分为契丹和奚。

北魏登国三年(389年),契丹和奚相继为北魏所破,从此,契丹便与奚分背。契丹败退到潢水(今西拉木伦河)以南、土河(今老哈河)以北。就在此时,契丹之名才见于史籍,即北齐时成书的《魏书》。今存于辽宁义县万佛堂的景明三年(502年)北魏石刻《慰喻契丹使韩贞等造窟题记》,是契丹之名见于实物的最早记载。(www.guayunfan.com)关于契丹的含义,有的学者认为契丹居于辽泽中,当指其生活于辽河流域水草丰美之地,故契丹意为水草丰美的地方。亦有的学者认为契丹当理解为“奚东”,即奚的东面之意。《金史》卷二《太祖纪》说:“辽以镔铁为号,取其坚也。”可知契丹语中“契丹”一词和汉语中的“辽”字都有镔铁的含义。所以大多数学者认为“契丹”的含义是镔铁或刀剑。

二、初兴传说

《辽史》卷一《太祖纪》认为契丹的先世出自炎帝,可知的始祖名叫奇首。相传有一男子乘白马浮土河而下,复有一妇女乘小车驾灰色之牛浮潢水而下,相遇于木叶山,结为夫妇,生八子,各居分地,族属渐盛,组成八个部落。乘白马的男子就是其始祖奇首。契丹人非常重视这个传说,从辽太祖阿保机时起,就在木叶山建立始祖庙,供奉奇首。“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1]奇首可汗生八子,八子又分为八部的传说,是契丹从母系氏族制进入父系氏族制的反映。说明契丹自公元4世纪中叶,从鲜卑部中分离出来,当时即有八个互为兄弟血缘关系的父系氏族部落。东北诸民族多用八部的数目,其意似为四面八方,为其传统方位观念发展而来的信仰。契丹祭天常用青牛白马,天为原始萨满教的主要崇奉,因敬天而以青、苍、黑为神圣高贵的颜色。萨满教盛行于北方草原民族,可知契丹源于东胡,属于蒙古系统。

传说契丹历史上曾有过三位精明能干的首领。第一位首领名叫乃呵,他是一具骷髅,在穹庐中,覆盖一毡。部落有大事,则杀白马灰牛以祭,始显现人形,出面视事。办完政务,又入穹庐,变为骷髅。枯骨化形来治理政事,当然是无稽之谈。但从辽国的陵寝制度来考察就不足为怪了。所谓陵寝制度,就是国君死后,于其所葬墓侧盖一“明殿”。置官属职司,岁时奉表,起居如事生。置明殿学士一人,掌答书诏,每逢国有大事,学士以先君之命,为书以赐国君。第二位首领是呵。他头戴野猪头,身披野猪皮,居住在穹庐中,有事则出,事毕又隐入穹庐中。部落首领扮作野兽形象,是游猎时代常见的现象。说明呵时,契丹尚处于游猎阶段。第三位首领名叫昼里昏呵。他养羊二十只,每天吃十九只,第二天,又有二十只。这个传说,反映契丹诸部已从游猎时代进入游牧时代,他们草居野次,靡有定所,随水草而放牧,“生生之资,仰给畜牧”[2]。畜群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成为人们的主要财富

三、古八部

到了北魏后期,契丹八部便有了明确的记载。最早记录之史书为《魏书·契丹传》,所记八部是:悉万丹、何大何、伏弗郁、羽陵、日连、匹薭、黎、吐六于。这“古八部”,就是从居于木叶山与潢水的两个互为婚姻的氏族繁衍而来。古八部被称为“东北群狄”,他们以聚族分部的形式,游牧于潢水之西,土河以北。古八部各自独立,不相统制,莫能统一。

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起,契丹古八部就分别以其内部所产的名马、兽皮贡献给北魏朝廷,各与北魏互市于和龙(今辽宁朝阳)、密云之间。北魏太和三年(479年),高丽与柔然欲联合袭掠地豆于,契丹“莫弗贺”(酋长)勿干遂率部落万余口,车三千乘,内附于北魏,居于白狼水东。从此,每年都来朝贡。事隔不久,契丹发生饥荒,北魏朝廷准许其入市籴粮。当时,契丹的畜牧业已颇为繁盛,其游牧已开始以车马为家。他们通过朝贡、赏赐和互市等方式与中原建立了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联系。这种联系又反过来促进了契丹诸部经济、文化的发展。

四、大贺氏酋邦

契丹在古八部时,分散的部落,难以抗拒突然的自然灾害和外来势力的侵掠。早在天保四年(553年),北齐曾大举侵袭契丹,之后,契丹又遭北方强邻突厥的侵袭。为了躲避突厥的劫掠,万余家契丹人被迫东迁,寄居高丽境内。隋统一后,契丹的处境稍有改善。开皇四年(584年),契丹诸莫弗贺率部众入塞请求内附,隋廷将他们安置于白狼故地(今大凌河上游)。寄居于高丽的部落也在首领出伏的率领下内附。原归附于突厥的四千余户要求入塞降附,隋廷拨给粮食让其遣还,但他们执意留在隋境。契丹诸部入塞后逐渐发展壮大,他们依潢水而居,其地在辽西(今锦州西北)正北二百里,游牧范围东西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共分为十部,各部拥有胜兵,多者三千,少者千余。各部仍互不统属,只在对外征伐时,各部酋帅才共商议事;平时的畜牧和狩猎,则各部独立进行。

大业元年(605年),契丹侵扰营州,隋将韦云起联合突厥,进行反击,契丹战败,隋军以虏获的女子及畜产之半数赐予突厥。这次战争,给契丹以沉重打击。契丹诸部几经动乱、挫折,联合起来内求发展,外图自立的要求更加强烈,使原来暂时的松散联合,迅速发展为永久的联盟。

唐朝初年,契丹诸部相互联合,结成以大贺氏氏族为首领的酋邦。大贺酋邦形成的具体经过,史无记载,但从当时契丹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看,它的产生是有深刻的内外原因。内部原因是契丹和唐朝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其社会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阶级分化渐趋明显,部落内部出现了贵族和家奴的对立,一些显贵家族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不断发展,取得了世选本部酋长的特权。外部原因除为抵御外来侵掠外,与唐王朝的支持有着密切关系。唐初,突厥是威胁中原的强敌,唐王朝为集中力量对付突厥,笼络和扶持契丹以牵制突厥,为契丹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相传契丹部落联盟的首领有一定任期,由八部酋长轮流担任。酋邦的首领一般在三年通过八部酋长会聚商议、选举产生,而所选出的大酋长均出自大贺氏氏族,从而形成了以大贺氏世选大酋长的特权。大酋长已不像古八部末期那样只负责暂时的军事联合,而是还负有领导八部畜牧生产的职责。大酋长的世选制既不同于公选,也不同于世袭,而是从公选到世袭的过渡,反映原始社会的民主传统虽仍被奉行,但以大贺氏家族为首的部落贵族,已壮大起来。

大贺酋长的权力由八部酋长会议制约,继承权须经议事会选举决定,大酋长无权决定军事大计。至于各部内的事务,则由各部酋长管理,大酋长亦无权干预。大酋长如果不遵循八部酋长会议的意见,将被会议罢免,甚至处死。

唐贞观二年(628年),契丹大酋长摩会背弃突厥,率各部归附于唐朝。唐太宗把象征大酋长权力的“旗鼓”颁赐于摩会,表示对其地位和权力的承认。至窟哥任大酋长时,契丹举族内附。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廷在契丹驻牧地设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松漠都督,赐姓李氏,封“无极男”爵号。在契丹的八部分设九州,加上松漠都督府,共十州。各部酋长(辱纥主)封为州刺史,俱隶属松漠都督府,由窟哥统辖。松漠都督府的建立,标志着契丹诸部正式归属于中原王朝,由唐廷直接管理。

唐显庆五年(660年),契丹大酋长阿卜固联合奚共同反唐。唐廷命定襄都督阿史德枢宾为行军总管,领兵北伐契丹。十二月,唐将薛仁贵、辛文陵等在黑山大败契丹,生擒阿卜固。武则天统治时,契丹大酋长被唐赐姓名为李尽忠,因不满唐营州都督赵文隦的骄横与欺凌,联合契丹别部、归州刺史孙万荣起兵杀死了赵文隦,李尽忠在营州自称“无上可汗”,背唐自立,并进犯幽州(今北京)、赢州(今河北河间)等地。武则天先后派二十八名大将征讨契丹,李尽忠败死。孙万荣收集部众,领兵南下。唐廷遣军出击,并联络奚偷袭契丹后方,孙万荣战败身死。契丹遭此打击,几乎崩溃;时值突厥再次称强北方,契丹又依附于突厥。武则天为庆祝战争的胜利,将公元661年的年号定名为“神功”,以示纪念。

唐玄宗时,突厥逐渐衰落,开元三年(715年),契丹大酋长失活又率部归附唐朝。唐廷依照旧例,于第二年诏令复置松漠府,以失活为都督,赐姓“李”,封为松漠郡王,设置静折军,以失活为经略大使。其下八部酋长,皆为刺史。开元五年(717年),李失活入长安朝觐。唐玄宗对失活归唐大加褒奖,将东平王外孙杨延嗣之女封为永乐公主,许配给失活,希望契丹永为唐朝藩臣。第二年,李失活与永乐公主返回契丹。

李失活于开元六年(718年)去世,其弟李娑固于第二年入唐朝拜,唐玄宗诏令娑固承袭失活的官职与爵位。这时契丹酋邦中掌管兵马的衙官可突于的权力日益扩大,他勇敢善战,深得众心,其地位仅次于娑固,唐玄宗封他为静折军副大使,承认其统领兵马的职位,并希望他能辅佐娑固,与营州都督同御突厥,效忠唐朝。但娑固对权势日益增长的可突于颇为猜畏,必欲除之,可突于得知后,于开元八年(720年)抢先起兵袭击娑固,娑固败奔营州。营州都督许钦澹遣安东都护薛泰率骁勇五百,联合奚王李大,与娑固合兵共同征讨可突于,结果战败。娑固、李大被可突于斩杀,薛泰被俘,许钦澹逃入榆关。可突于立娑固从父弟郁于为大贺氏酋邦首领,遣使入唐请罪。玄宗赦免可突于之罪,封郁于为松漠都督。开元十年(722年),唐将燕郡公主许配给郁于。郁于与可突于同入唐朝拜。

郁于死后,其弟吐于继为酋邦大长,承袭官爵。吐于与可突于互相猜阻,开元十三年(725年),吐于被迫携公主奔唐,玄宗封他为辽阳郡王,留作宿卫。而可突于因擅权专政,破坏世选制度,激起部众的不满,部众联合起来采用选举之办法,共立邵固(李尽忠之弟)为酋邦首领,并被唐朝封为松漠郡王,将东华公主许配给他。开元十八年(730年),可突于杀害了邵固,另立屈列为酋邦大长,后率其部众,并胁迫奚一起,降服突厥。东华公主被迫逃奔平卢军。

大贺酋邦,除大酋长外,另有统领兵马的衙官,其地位仅次于大酋长。当时可突于任军事首长职务,他代表着契丹社会中新崛起的贵族,由于其财富和势力在不断增长,可突于多次操纵了酋邦的选举,最后废除了大贺氏选大酋长的特权,从而结束了大贺氏酋邦时代。

五、遥辇氏酋邦

可突于推翻大贺氏家族的统治后,本可自立为大酋长,但鉴于遥辇氏族日益强大,其首领屈列颇为部众拥护,加之原始的公众选举的传统仍有较大的影响,他只好与部众一起,推举屈列为新的大酋长,而把兵马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开元二十年(732年),唐玄宗命幽州长史赵含章等率军征讨契丹。此时奚部又降服唐朝,可突于只好率契丹部众北走,第二年,可突于在突厥絆伽可汗的支持下,领兵反攻,与唐幽州长史薛楚玉等战于榆关都山下。唐军大败,损兵折将千余人。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廷新任命的幽州长史张守皀联络契丹亲唐势力、乙室活部酋长郁捷(即唐朝所称蜀活刺史遇折),夜袭可突于,杀可突于与屈列,传首东都。第二年,唐廷拜郁捷为北平郡王、检校松漠都督,同于幽州节度副使。同年十二月,可突于的同党涅里,以郁捷用刑残虐、众情不安为借口,将其斩杀。涅里(又称泥里、雅里、涅礼)遣使入唐表示臣服,玄宗授其为松漠都督、右金吾卫大将军。不久,突厥派兵东侵,骚扰契丹、奚。涅里与奚酋长李归国,在唐军支援下,大败突厥,俘获甚多,势力增强。涅里自以为羽毛丰满,就背唐自立。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张守皀派遣平卢讨击使安禄山率兵攻涅里部,安禄山恃勇轻进,大败而回。第二年二月,张守皀再次出兵,大败契丹于捺禄山,涅里窜居漠北,重建契丹酋邦。

涅里立遥辇氏迪辇俎里为大酋长,是为阻午可汗,自任军事首长,称“夷离堇”。天宝四年(745年)阻午可汗即位后,遂率部降服唐朝,玄宗授其为松漠都督,封为崇顺王,赐名李怀秀,许配静乐公主为妻。后因安禄山多次侵掠奚与契丹,造成李怀秀杀公主叛唐,玄宗改封其酋长楷洛为恭仁王,代松漠都督。天宝十年(751年),安禄山又一次发动对契丹的战争,李楷洛率部众在潢水以南大败安禄山。从此契丹与安禄山之间的争斗侵掠长期不息。在契丹表示要与中原改善关系时,安禄山竟借设宴款待之机将契丹首领灌醉活埋,甚至函其酋长之首入献唐廷。其后,尽管安禄山反叛,中原扰攘不宁,契丹仍不断遣使入唐朝纳献,有时一年达两三次。

天宝四年(745年),回纥推翻突厥,建立回纥汗国,后曾出兵协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在这一段时间里,契丹处于回纥汗国的统治之下,回纥还专派监使到契丹诸部负责督促交纳贡赋诸事。开成五年(840年),回纥被黠戛斯推翻后,契丹酋长屈戍又于会昌二年(842年)率部内附,被唐廷封为云麾将军、守右武卫将军,并赐一枚新的金印,印文是“奉国契丹之印”。[3]到唐懿宗咸通年间(860—873年),即遥辇氏鲜质可汗时,契丹酋邦逐渐强大。光启年间(885—887年),即契丹遥辇氏疲德堇(钦德)时,邻近的奚、乌古、室韦等皆为其役属。

六、遥辇氏酋邦的特点

遥辇氏酋邦初期,仍由八部组成,虽然自古八部以来,八部的组成及名号多次变化,但酋邦始终由八部组成,这反映了原始公社时期血缘组织的顽固性。遥辇氏酋邦的八部是由大贺氏酋邦中衰时仅存的五部改组而成。据《辽史》卷三十三《营卫志》所载,遥辇八部为:迭剌部、乙室部、品部、楮特部、乌隗部、突吕部、涅剌部、突击部。这八部的名称较前不同,其间的关系也难寻觅。但可以肯定,它包括了原属大贺酋邦的部落与氏族,以及大贺酋邦之外的部落和氏族。彼此间的关系已不都是互为兄弟的部落,也不一定有共同的血缘渊源。这正是遥辇酋邦八部与大贺酋邦八部不同的一个重要特点。

遥辇氏酋邦在社会生产中发挥着日益显著的重要作用。大酋长擅长畜牧,能够教民从事农业生产和种植桑麻等,还可帮助冶铁,教民鼓铸。这种说法可能有所夸张,但酋长们不再是单纯的军事首领,已经成为社会生产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这是当时的客观事实,也是遥辇酋邦的又一特点。

遥辇氏酋邦的大酋长,必须通过八部选举,但世选制已进一步加强并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从阻午任大酋长时起,大酋长正式采用“可汗”的称号,并制定了可汗就职的柴册、再生礼仪。具体做法是:选择良辰吉日,设置柴册殿,将柴木堆积起来,另外设一再生母后搜索室。新当选的可汗入再生室,举行再生礼仪后,由八部长老前导后扈,左右扶翼,行至柴册殿的东北隅,拜祭太阳。然后,选母亲所在氏族的长老御马,可汗乘马疾驰而奔,待仆地之时,御者及随从用毡将其覆盖。接着可汗登上高阜,诸部酋长渠帅列仗,遥望相拜,彼此盟誓,随后即燔柴告天。这种柴册仪,是以原始社会残存的民主选举形式,达到酋邦可汗世袭的真正目的。自阻午可汗起,契丹酋邦的世袭酋长制度就完全确定了下来。从此,三年一选的旧制已不复存在,酋邦大首领均世出于遥辇氏氏族,同时,部落酋长也开始实行了世袭制。如涅里为迭剌部的酋长,掌握着军马大权,并世袭相传,有的是父子相传,有的是兄弟相继。

在遥辇时代,军事首长不仅统领军马,握有联盟的实际权柄,而且执掌刑辟,握有裁判权。从涅里起,军事首长有了专门的称号,即“夷离堇”。但也需要经过八部的选举才能取得合法地位。

遥辇氏酋邦时期,契丹的统一有了新的发展。首先是按照古八部传统,在酋邦内部进行调整,重新划分成八部。不久,又把酋邦以外的各部落全部统一到酋邦中,形成遥辇阻午可汗二十部,统一的巩固和发展推动了契丹社会的进步与兴盛。

七、契丹原始社会的解体

契丹属游牧民族,以畜牧业为主,渔猎在社会经济中也占有一定比重。“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逐水草,人仰監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4]到阻午可汗时,农业已占重要地位,手工业和农业开始有了分工。涅里教民耕织,发展盐铁之利,十分关心农工之事,使社会经济有了明显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耕织的发展,使契丹改变了逐水草而居、靡有定所的游荡生活,逐渐以部族为单位,各自在分地内从事小范围的游牧和定居的农耕生活。为适应这一变化,阻午可汗与涅里改组了原有的亲族部落组织,实行“分营置部”,即把原来适宜游牧的“营”改组为适宜于定居生活的“部”。“营”是以氏族为单位,以血缘为纽带。“部”的划分是“分地而居,合族而处”[5],是占有一定地域的一个畜牧业和农业的生产单位,部内成员在划定的“分地”内实行土地共有,共同畜牧,共同耕作。“部”同时也是按照氏族、部落组织起来的军事单位。部的首领——夷离堇,既是生产管理者,又是军事指挥官。部的成员,既是牧民、农民,也是作战时的武装士卒。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日益增长,使契丹社会产生了贫富分化,形成阶级和阶级对立。早在大贺氏时代,社会上已出现了家内奴隶,孕育着奴隶制的因素,到遥辇氏前期,氏族公社成员之间,由于阶级分化进一步加深和牛马死损引起的财产纠纷日益增加,以至词讼不断。从鲜质可汗开始,又利用对外战争,掳掠邻族大批的牲畜和奴隶。在战争中掠获的牲畜和财富主要由部落贵族所占有,数量不等的奴隶,又为他们创造出更多的财富。随着商品交换的频繁,撒剌为夷离堇时,开始铸造钱币。货币的出现和广泛使用,加速了阶级分化。随之,法律、法官和监狱等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相继建立。到痕德可汗时,籍没同族人的犯罪者为奴隶的事例也已屡见不鲜,并制定了“籍没之法”。它标志着将本族人沦为奴隶已成为普遍现象和公认的法定规范。

与奴隶出现的同时,酋邦的上层即发展成为特权阶级。在遥辇氏时期,酋邦首领(可汗)与军事首长(夷离堇),由世选制变为世袭制,成为高居于民族部落之上的显贵。为保护贵族财产,防止奴隶逃亡,进行正常的商业活动,在述澜为夷离堇时,已开始兴建城邑。自阿保机为夷离堇后,到处可见具有防御设备的城镇。城镇的出现,是原始氏族制度崩溃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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