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的社会经济状况_唐宋民族史

金朝的社会经济状况_唐宋民族史

一、畜牧业

公元10世纪末叶前，女真族完颜部的主要生产方式是狩猎与畜牧，到建立金国前畜牧业已经有所发展。畜类主要有猪、马、牛、羊、骆驼，养猪较为普遍，数量较多。畜牧方式以逐水草迁徙、游动放养为主。建立金国后，朝廷极为重视畜牧业的发展，在水草丰美之地，设置“群牧”，以加强国家对畜牧业的管理，当时共有“群牧所”十二处，分布在今三江平原、汤旺河流域、嫩江流域、黑龙江中下游等广阔地区。海陵王在对宋战争中，曾征调战马达五十六万匹，在战争中大批散失，使畜牧业受到很大影响，到金世宗初年，原有的“群牧所”仅剩下四个，马一千多匹，牛二百八十余头，羊八百六十余只，骆驼九十峰。世宗下令在杭州、临潢府、泰州等地又设立了七个“群牧所”。大定八年（1168年）下诏禁止屠宰牛马，不准商贾和舟车使用马匹，偷盗群牧马匹者处死，告发者奖励钱三百贯。朝廷还经常派出官员到各群牧所核实牲畜数字，如发现短缺，不仅司牧官要严加惩处，放牧者亦需如数赔偿。民户饲养的牲畜要由官府登记数额，按贫富造簿籍，如遇到战争，则按籍征调。对各部族的牛、羊、马、骆驼，禁止官府随意强取。经过二十年的“励行牧政”“蕃养滋息”，畜牧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到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马增加到四十七万匹、牛十三万头、羊八十七万只、骆驼四千峰。[14]章宗明昌三年（1195年），南京路有牧地六万三千多顷，陕西路三万五千多顷。宣宗以后，由于与南宋、蒙古的频繁战争，牲畜头数大量减少，战马供不应求。宣宗兴定元年（1217年），朝廷专门制定“收溃马亡马之法”，凡以马送交官府者，上等马给银五十两，中等马给银四十两，下等马给银三十两。不愿取银钱为酬者，上等马二匹，中等马三匹，下等马四匹，可补给一个官职，杂班任使。派官吏到各地买马，买到五百匹马者赏上钞千贯，买千匹马者加官一级，买到二千匹以上者赐两个官职。[15]这些规定，说明金朝末年的畜牧业已走向衰落。

二、农　业

公元10世纪初叶，女真人开始定居，从事农业生产。金建立时，农业已发展为最重要的生产部门。阿骨打率军攻占黄龙府后，将获得的辽之耕具几千件分发给猛安谋克，给缺畜力的人户配备耕牛。占领泰州后，派完颜昱、宗雄察视土地情况，当得知该地能够从事农业耕作后，阿骨打便派宗人婆庐火统领万余户猛安谋克，前往屯田垦种，赐婆庐火耕牛五十头。收国二年（1116年），将原居于宁江州的拾得、查端、阿里徒欢、奚挞罕等四谋克，挈家属耕具，迁到泰州屯垦。天辅六年（1122年），阿骨打攻占山西诸州后，以上京（辖境约当今西辽河、西拉木伦河流域，老哈河中下游一带）为内地，从辽西、燕云地区迁徙大批民户前往屯垦，并将这些被迫迁至内地的大批移民，分别置于各个女真族的猛安谋克之下，或以猛安谋克进行组织。垦殖移民带来的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为大面积开发东北土地，迅速发展女真的农业和手工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繁荣了金朝初年的社会经济。(www.guayunfan.com)女真南下，在辽、北宋旧地所推行的掠夺和杀戮政策，严重地破坏了北方社会经济。黄河南北荆榛千里，“两河之民，更百战之后，田野之务，所至一空”，[16]淮南地区，农民被迫放弃本业，十室九空，荒芜的田地，千里相望。金太祖即位后，对恢复农业生产已有所认识，天辅七年（1123年），他下诏明确规定：各部典兵之官，不准纵军士骚扰人民，以影响农业生产。金太宗在位时，统治区域已扩展到中原，对恢复农业生产的要求也更加迫切。天会元年（1123年），诏令各级官员要轻徭薄赋，劝谕稼穑。天会四年（1126年），诏令所有长吏，务必敦劝农功。天会九年（1131年），派出使臣到各路劝农；对刚迁徙到边地屯垦戍守的农户，也委派官员劝督田作。

世宗在位时，金朝的统治相对稳定，更加注重农业生产。即位之初，就下令“凡宫殿张设毋得增置，无役一夫以扰百姓”。[17]并诏令将被官僚贵族冒占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分配给贫困农产。多次下诏给灾区百姓减免租税，如大定十九年（1179年）二月，就诏令减免了前一年遭受水旱灾害民田的租税。整顿日趋溃败的猛安谋克，进行计口授田法，令其亲自耕种，并严禁农时饮酒。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猛安谋克部拥有垦田已达一百七十余万顷。东京路的婆速府路、西京路的丰州、北京路的兴州等地均开垦了大量土地。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人口增加到七百六十八万余户，四千四百七十万人，出现“家给人足，仓廪有余”[18]的繁荣景象。

章宗时，于明昌五年（1194年）制定了发展农业生产的法令，规定：能劝农田，谋克每年赏银十两、绢十匹，猛安增加一倍，县官升级；三年不怠惰者，猛安谋克迁升一官，县官升一等。如农田荒芜十分之一，猛安谋克都要鞭笞三十；严重荒芜者，判刑一年；连续三年荒芜者，猛安谋克降一官，县官降级。由于各族劳动人民的努力，全国常平仓积粟达三千七百八十六万石，米八百一十余万石，足见农业之发展。泰和七年（1207年），人口又增加到七百六十八万多户，四千五百八十多万人，成为金朝人口最多的一年。

金朝使用的农具已接近宋朝的工艺水平，种类也相类似，其中铁犁铧与洛阳铧相似，分大小两种，犁上附有铁锳头，能疏松两侧的土壤，清除杂草，向苗根培土，较辽铧进步。铁镰有直刃细柄、曲刃裤柄、曲刃拔镰式三种。此外还有锄、、锹、鱼形铡草刀、双股垛叉、渔叉等，使农业生产由粗放经营转为精耕细作。

三、手工业

矿冶业是金朝手工业中重要而较为发达的部门，建金之前已重视炼铁，金建立后，冶铁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著名的产铁区有云内州（今土默特左旗西北）、真定府（今河北正定）、汝州鲁山（今河南鲁山）、宝丰（今宝丰）、邓州南阳（今南阳）等地。云州出产的青镔铁在当时颇负盛名。20世纪60年代初，在黑龙江阿城县五道岭发现金代铁矿井十余处，炼铁遗址五十余处。矿井呈阶梯形，最深处达四十余米，分采矿和选矿两个作业区，有铁锤、铁钻等工具。估计从矿井中可采出四五十万吨铁矿石。在铁矿东、南、西三面的山坡上散布着五十多处冶铁遗址。冶铁炉由炉门、炉膛、炉篦、烟囱组成，高二至三米。在上京故城也发现过冶铁炉的遗址。这些遗址表明，金朝已拥有一些较为完整的冶铁基地，可以制造农具、兵器、炊具、工具、刑具等生产和生活用品。在已经发现的金代铁器中，有铸铁件和锻铁件，表明冶铁作坊中有较为严格的分工。

煤的开采和使用已较普遍。河南渑池地区有露天煤矿，军卒、百姓随时可开采，不仅用于冶金、烧瓷，也用于炊事、取暖。

金代的铜产量较少，主要用于铸钱和制造武器。朝廷禁止民间铸造铜器，民间旧有的铜器除腰束带、鱼袋、神佛像以外，其余均须卖给官府和官营作坊，以铸造官用铜器或钱币。尽管官府铜禁甚严，民间仍私铸出许多铜器，尤其是腰带和镜子。

金银矿在金代允许百姓随意开采，官府从中抽取产品的百分之五为税。仅坟山西银山的银坑，就多达一百三十处。近年在黑龙江等地出土了大批金代的金银器，有金耳坠、金带胯、金牌、金串饰等。这些器物制作精美，有鲜明的女真族特点。

手工业中另一发达的部门是印刷业。印刷技术在辽、宋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稷山竹纸、平阳白麻纸是闻名当时的好纸。中都、南京、平阳、宁晋是刻印中心，官府在当地设置专门的出版行署，管理民营书坊和书铺。平阳地区的官僚贵族几乎每家都有书楼或文库。绛州平水县的著名书坊“晦明轩”，曾刻宋人文同《丹渊集》四十卷及《通鉴节要》等书。中都国子监刻印的经史称为“监本”。官营或民营的刻书作坊均能刻印大批书籍，如著名的赵城《大藏经》共七千一百多卷，由民间集资雕版印刷，前后共二十多年。

纺织业在金朝也有较大的发展，朝廷在真定、平阳、太原、河间、怀州等五处设置绫锦院，派官员专门管理织造及常课诸事。除绫锦院外，各地还有许多私营的纺织作坊，其纺织品各具特色，如相州的“相缬”，河间府的“无缝锦”，大名府的皱毂和绢，河南南路平阳府的卷子布，山东西路东平府的丝绵、绫绵、绢，东京路辽阳府的“师姑布”，中都路平川的绫，涿州的罗等。其中中都大兴府的锦绣在金朝初年就以精美居全国之冠。

制瓷业，女真族在建国前的生活器具多为木制，金建立后，原辽、宋境内的瓷窑陆续恢复生产，女真族内地也开始建窑烧瓷。著名的瓷器产地有钧州、耀州、真定府等。钧州瓷器以“钧红”出名，犹如玫瑰一样红艳，间以紫、青，色彩鲜明。耀州瓷窑以生产青釉器为主，纹饰大多印制。抚顺大官屯窑主要烧制黑釉器，产量很大，行销东北各地。奉圣州永兴县西南的磨石窑，窑内可容纳五百余人。烧瓷技术可与宋朝媲美，今存耀州窑的一处遗址，面积达五百平方米，分为工作间、晾坯场、窑炉。朝廷准许民间经营瓷窑，官府派官员抽税。

金继承了辽的火药制造技术，在对宋、蒙的战争中，发明和使用了铁火炮，杀伤力在半里地以外，因威力巨大，被称为“震天雷”。另一重大发明是飞火枪，用十六层纸做成筒，筒中装有柳炭、铁屑、磁末、硫磺、砒硝，用绳缚在枪头上，临阵时点着，火焰夹着铁屑喷射出十多步。“飞火枪”与“震天雷”的发明，在我国兵器史和科技史上都具有重要贡献。

四、商　业

金建立初年，女真族故地是以物易物，没有集市贸易，而燕京等城镇的贸易已相当发展。随着畜牧业、农业、手工业逐步发展，各地的商业贸易也相应发展起来。

金的商业城市是以中都和汴京为中心。中都大兴府（今北京）在海陵王正隆年间成为国都后，水陆交通发达，人口猛增。中都皇城方圆九里三十步，外城三十多里，居民有二十二万九千多户，以每户五口计算，约有一百万人。内城北面，是商业中心，各海陆百货，皆聚集于此。

南京开封府本是北宋都城，市场繁荣，交通便利，街内有店铺、酒楼、茶坊和各种手工业作坊，居民达百万人以上。金夺取此地后，社会经济曾遭到极大破坏，后来又有所恢复和发展。到天德四年（1152年），居民达二十三万五千多户，泰和年间，增加到七十四万多户，约三百七十万人。

东京辽阳府是商旅汇集的地区之一，河北相州（今安阳）和河东上谷是繁华的商埠，城内食店、酒楼甚多，是商品集散的主要地区。

金朝在商业繁盛的城市设置市令司，委任市令一员，正八品，市丞一员，正九品，职责是调节市场价格，监督商人使用的度量衡。在中都设都商税务司，正、副使和都监各一人，负责征收商税、巡察逃税等。大定二十年（1180年），制订商税法，凡金银百分征一，其他货物百分取三。此后，商税率逐步提高。中都的商税额，世宗时为十六万四千多贯，章宗承安初增加到二十一万四千多贯。泰和七年（1207年），小商贩贸易的货物征钱百分之四，金银征百分之三。

金与宋、西夏的通商机构，称为榷场，一方面可以杜绝私贩，垄断贸易；另一方面可以征收关税，增加财政收入。设置在宋、金分界线上的榷场，有泗、寿、颖、蔡、唐、邓、凤翔、秦、巩、洮、息等州府，还有专为海上贸易的密州胶曲县。设置在北边的榷场，最初有燕子城、北羊城，后来有庆州朔平、净州天山、丰州、东胜州、辖里尼要等。设置在金、夏边界的，有绥德、保安州、兰州三处。各处榷场以和战为转移，时置时废，通商亦时置时作。榷场设专门的官员管理，其任务主要是掌管边界贸易。一方面官自为市，另一方面监督商民交易。其管理办法，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禁止私渡，法令规定，私渡入境者罪当死；建造房舍，供商旅住宿及安顿货物；杜绝私贩，榷场以外，不准贸易，为金国的不移法度，私渡有禁，私贩不许。

金建立之初，未尝铸钱，一直都使用辽、宋旧钱，直到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年）才开始铸造铜钱，文曰“正隆通宝”，轻重如宋小平钱，与辽、宋旧钱并行流通。正隆三年（1158年）设置“宝源”“宝丰”“利用”三监，负责鼓铸铜钱。世宗时，又铸造大定通宝钱。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代州阜通、曲阳利用二监，岁铸铜钱十四万贯，因铸钱不敷成本，不久停铸。泰和年间（1201—1208年）又铸钱，并铸造了折十大钱。总的来说，金朝铸钱数量不多，而且时铸时罢。

全国流通的主要货币是纸币，始于贞元二年（1154年），比铜钱的铸造早四年，所印纸币称为“交钞”。纸币交钞作为国家正式发行的货币进入流通领域，是金王朝的首创，在我国货币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印造、兑换交钞的管理机构，始于同年，中央设有交钞库，有使、副使、判官各一员，都监二员。同时设有印造钞引库、抄纸坊及交钞物料场等机构。在地方的一些府路也设有相应的机构，管理兑换钱钞事宜。贞二年，（1214年）在上京、西京、北京等十四府，瑞、蔚、平等七州设有随处交钞库、抄纸坊。

交钞有大钞、小钞之别。大钞的面值，初行时有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种，小钞的面值，有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七百文五种。至贞二年（1214年）又印制二十贯至一百贯的交钞，甚至发行二百贯至一千贯的大面值交钞。此后，交钞的名称屡变，有贞宝券、贞通宝、兴定宝帛、元光重宝、元光珍货（以绫印制）、天兴宝会等，折其面值，较初行时已大至千倍以上。金代交钞仿照宋朝的交子，用分界的办法实行更换，即以七年为界，界满时旧钞换新钞。

交钞最初只通行于黄河以南，其目的在于吸收宋朝的铜钱，所以黄河以北，就使用铜钱而不用钞。但是到世宗时（1161—1189年）交钞行使的范围已扩及于河北及辽东，而逐渐成为流通领域最重要的货币。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末废除交钞七年一届的更换制度。从此，交钞不再立定年限，而建立了无限期流通的制度，使民得以常用，对提高交钞的信誉，方便流通均起到积极作用。这是交钞发行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使我国的纸币制度更趋完备。

在章宗在位的最初几年间，纸币的发行量受到朝廷的控制，大致与铜钱数量相差无几，币值尚能保持稳定。后来，因军费大幅度增加，财用不足，只得大量印制交钞，使交钞急剧贬值。承安二年（1197年），一贯以上的大钞便发生不易流通的情形。当时，官兵俸给边戍军需的供应多以银、钞相间，而民间也已使用白银，因此在这一年的十一月便铸造“承安宝货”银币。银币分一两至十两五等，银币一两值钱二贯，允许公私同现钱使用。不久，便发生掺杂铜锡、盗铸银币的情况，到承安五年（1200年）末，“承安宝货”便不再流通。泰和六年（1206年）四月，宋、金发生战争，交钞的流通更为阻滞。在陕西，交钞竟至不能使用。于是，朝廷拨现钱十万贯收换回部分大钞；同时又大量发行小钞。由于钞法屡变，交钞发行失去控制，加上无法回收货币，出多入少，造成通货膨胀，交钞贬值，难以流通。泰和七年（1207年），金廷下令民间交易、典质，一贯以上者均用交钞，而不得用钱；商旅携带现钱，不许超过十贯。宜宗以后，交钞急剧贬值，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最后，民间交易已不再用纸币，而普遍使用白银。

五、土地、赋税制度

女真族原来的土地分配和占有形式主要是“牛头地”（亦称“牛具税地”），土地为国家所有，贵族和各家族，依据占有人（包括奴婢）、耒牛多少，领受田地。耒牛三头为一具，一具耒牛，占民二十五口，受田四顷零四亩。牛头地的授给，只限于女真族或被征服的一些猛安谋克户，汉人、渤海人不包括在内。接受牛头地的女真贵族依据占有民口，耒牛多少来确定对土地的占有权。金初，大小贵族将俘虏的人口和牲畜，变为私产，民口与耒牛的迅速增加，使土地占有急剧扩大，但不得超过四十具，即一百六十余顷。熙宗皇统五年（1145年）颁行“计口授田”制，每口授田三十亩、五十亩不等。在实行计口授田的同时，并未废除牛头地分配制度。世宗虽继承计口授田制，但禁卖奴婢，不准猛安谋克与汉人杂处，提倡猛安谋克自为保聚，只有力不赡者方许佃人，结果影响了计口授田制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土地私人占有的出现和发展，金太宗在位时，下诏正式颁布牛头税征收制度，其依据和基础是牛头地，即二十五口，一耒具，四顷四亩有奇的土地。征收数额，天会三年（1125年）为每耒赋粟一石；天会五年（1127年）规定，内地诸路猛安谋克户，每耒赋粟五斗；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为每一牛具土地止令各输三斗。牛头税的征收不视其土地收获如何，均根据朝廷规定缴纳的税粟进行。征收牛头税，主要为了储积，以备饥馑、灾年、歉岁赈给之用。每谋克设有专门储藏牛头税粟的仓廪，以与郡县的常平仓相区别。仓廪由谋克监管，亏损亦由谋克负责。这种为公共而储税的税粟，很明显是从原始公社时期的贡物转化而来的。

社会经济的发展，使牛头地占有关系逐渐遭到破坏，贫富分化日益明显，出卖耕牛、奴婢和土地的现象日趋普遍。随着计口授田向独立的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的土地转化，猛安谋克屯田户的合产聚种的经营方式被破坏了，封建的个体农民成为主要的生产者。女真族的土地国有制在中原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烈影响下，逐渐转变为私人所有制，女真人通过将土地租给汉人耕种的途径完成了封建化过程。金章宗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于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二月，下诏宣布放奴婢为良。明显二年（1191年），颁布禁止把良人诱为奴婢的法令，制定种种条律以废除猛安谋克世袭制，取消其特权，废除猛安谋克的土地制度，推行封建的租佃法。经过金章宗的一系列变革，女真牛头地制度和牛头税制度彻底瓦解，而为封建制所代替。

在汉人地区，沿袭辽、宋旧制，分征正税和杂税两种。正税，即夏、秋二税。夏税每亩征粮三合，六月到八月缴纳，秋税每亩征粮五升、秸十五斤，十月到十二月缴纳。

官僚贵族以各种办法隐瞒财产，逃避赋税，其负担都转嫁到人民身上。金世宗大定四年（1164年），以贫富变更，赋役不均，始行“通检”，清查人户的人口、驱奴、土地、车马、资财，核定财产总额。由于标准不一，一些官吏又以苛刻多取为功，造成诸路不均，百姓无法承受的弊端。第二年，金世宗又发布了“通检地土等第税法”，使轻重不均的现象有所缓解。大定十五年（1175年），世宗又命济南尹梁肃等二十六人分路推排。大定二十年（1180年，）底，在猛安谋克人户内开始进行推排，先自中都路起，然后于二十二年（1182年）八月在外路推行，办法是“集耆老，推贫富，验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分为上中下三等。”[19]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分路推排。泰和八年（1208年），进行全国性推排。此外，在一些受水灾和兵荒的地区则随时遣官推排，以济贫乏。通检推排制度的实行，虽不免有官吏苛增物力，危害百姓的事，但对均乎赋役确有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