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与日本的交往_唐宋民族史

渤海与日本的交往_唐宋民族史

一、渤海与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

第二代渤海郡王大武艺即位不久，日本即遣使前来联络。大武艺为对抗新罗、黑水和唐王朝，于唐开元十五年（721年），派宁远将军高仁、德周、舍那娄、高齐德等二十四人出访日本，争取日本的支持。高仁等一行，海上遇险，飘到虾夷，高仁等十六人被杀，高齐德等八人幸免，于当年十二月抵达日本京城平安京（今日本奈良）。第二年正月初三，圣武天皇在太极殿，接受王臣百僚和渤海使节的朝贺，十七日于中宫召见高齐德，设宴款待，授高齐德等正六位上，赐彩帛绫绵诸物。高齐德向天皇进献貂皮三百张及渤海国书，表示“永敦邻好”之意。渤海仁安九年（728年）四月，高齐德等一行返回渤海，日本赠送渤海郡王彩帛十一匹、绫二十匹、丝一百绚、绵二百屯，派引田虫麻吕为渤海使，携带国书护送并回访，表示“沧波虽隔，不断往来”的亲善愿望。从此，渤海与日本建立了政治联系，到渤海末代郡王大醔时，在二百余年间，渤海访问日本三十五次，日本访问渤海十四次。

渤海出访日本的三十五批使团，最少的由二十二人组成，最多的达三百五十九人，一般在百人左右，乘船少则一艘，多则十几艘，最初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日本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援。随着渤海实力的增长及与唐朝关系的改善和密切，渤海派出的访日使团，政治和军事的色彩逐渐淡化，经济、文化的交流逐渐成为主要内容，渤海使团在相当程度上成了贸易商团，双方通过使团互通有无，建立经济联系，发展到后期文化交流又成为主要内容。

日本以大国自居，企图迫使渤海成其藩属。渤海坚持自主立场，拒不称藩，在国书体式等方面屡有争议。随着日本经济的衰落，日本对外采取锁国政策，认为接待渤海使团是得不偿失，所以不仅不再回访渤海，而且限制渤海访问日本的时间，先是规定六年通聘一次，后又规定十二年通聘一次，以后干脆违约拒不接待。(www.guayunfan.com)渤海使团每次到日本，总是进呈方物土产，贡品有貂皮、虎皮、罴皮、豹皮、人参、松子、蜂蜜等地方特产，日本朝廷则对来访使节按级别各给予赏赐，赐物有彩帛、绫、罗、绵、绢、丝、锦、布等。双方的贡赐关系实质是宫廷间互通有无的贸易。

渤海派往日本的使臣大多是颇有造诣的文人学士，他们能诗善文，到日本后即起到传播和交流文化的作用。他们与日本的文人学士吟诗作赋，相互唱和，留下不少名篇佳作，是中日文学史和文化交流史上的珍品。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渤海使己珍蒙第一次在日本演奏渤海乐，引起日本的兴趣。日本派内雄到渤海学习音乐，十年而归。渤海乐传入日本后，成为宫廷音乐，丰富了日本的音乐舞蹈。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渤海使乌孝慎向日本进献长庆宣明历。宣明历在日食计算方面提出时差、气差、刻差三项改正，把因月亮周日视差而引起的改正项计算向前推进一步，简化了历法的计算步骤。日本贞观四年（唐咸通三年，公元862年）天皇批准，颁行长庆宣明历，一直使用到德川时代。元授时历传入日本，日本在此基础上制定新历，于灵元天皇贞享元年（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宣布长庆宣明历废止。长庆宣明历在日本使用八百二十余年，对日本历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渤海和日本交往二百余年，加强了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传播高度发展的唐朝封建文化，渤海与日本的交往，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篇章。

二、日本道的开通

渤海在与日本的交往中，开辟了“日本道”。日本道分陆路和海路两段，陆路是从国都上京龙泉府出发，到达东京龙原府，从龙原府南行三十里穿过长岭子山口关隘，循海岸东行，抵毛口崴。海路，即由毛口崴乘船，横渡日本海。初期由于缺乏经验，经常飘着到出羽一带（今日本北部山形、秋田县），随着航海经验及航海知识的增加，渤海人逐渐掌握了航行这条海路的规律，即从秋天到结冰前，利用大陆吹来北风和西北风时自北而南形成的寒海流，扬帆赴日，在能登、加贺、越前（今日本石川、新澜、福井）等地登陆，到了夏季，渤海使者，乘海上吹起的南风和东南风，驾船北归。日本道的开辟，为渤海与日本，中国与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创造了更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