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清理民户和屯田建设_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

元代清理民户和屯田建设_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

元王朝建立云南行省之前，蒙古统治者曾没收了各部族部分封建主的土地，充作“官田”“绝嗣田”等，也有少数农民及其土地参与国家的“屯田”后，就认为是“己业田”。这些土地和人民不再属于该地部落封建主所有。在赛典赤为政时期，立即在中庆、大理、鹤庆等地建立了“民屯”，主要原因是元廷忙于与南宋作战，兵源缺乏，赛典赤在云南屯田时，就只能从清理编户人口和田土入手，采取民屯的形式。

这些民屯来源，一是清理漏籍民户，二是拨出少数在籍的农户口。共计屯户14271户，田地约3万多双（每双4亩），占云南民屯90%以上。这些土地大部分是无主荒田和官田，一部分是民户的“己业田”。至元十二年（1275年），赛典赤置立民屯时，是因蒙古宗王、贵族及各地豪户不仅隐占在籍民户，也隐占在籍之田，夺取了承担政府赋税徭役的编户及其田业，由云南行中书省从隐占者手中重新清理出来，以置立民屯形式，编为屯户，免除徭役，耕种屯田，缴纳屯租，纳入统一的国家田赋系统。这对屯户是有利的，可摆脱隐占者对他们无限度的役使和剥削；也对政府有利，因征收屯租可扩大国家田赋收入。对田租，张洪《南夷书》云：赛典赤初定田赋是每亩之半，比元代云南地主的平均地租3.1斗至5.8斗为低，为保证行省赋税收入，可据当地出产，用折牛、折马、折银缴纳。

元代，还建立军屯，以补云南戍军粮饷之不足。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三月，“立云南屯田，以供军储”。《元史》载武定路总管府军屯称：“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以云南戍军粮饷不足，于和曲、禄劝二州爨僰军内，签一百八十七户，立屯耕种，为田七百四十八双。”［6］可见置立民屯后再广泛置立军屯，是为解决驻军粮饷之不足。云南行省所辖民屯，据《元史·兵制》载，共十一处，其中有大理、金齿等处，立民屯于永昌、腾冲，立军屯于大理。

明王朝统一中国后，并沿用元代的屯田制，作为增加军事力量及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重要措施，建立了一套“兵自为食”的卫所屯田制度。明王朝把民屯作为军屯的一种补充形式，鼓励人民开荒种地，作为自己的“屯田”，并规定“永不取科”，这对民屯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明王朝还鉴于云南“兵食不继”，提出“盐商中纳”，作为解决军粮的一种办法，于是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实行“商屯”。［7］(www.guayunfan.com)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沐英提出军士垦荒屯田建议，立即得到明王朝批准和推行，并在洪武和永乐年间增调大批军队组织民众，在滇各地大力开展屯田。万历《云南通志·食货志》载有云南都指挥使司辖36卫所，并按相连府、州来划片。大理、鹤庆两府及北胜州为一片，永昌府及腾越州为一片，这几个地区戍边的契丹土官聚居区。明代卫所屯田规模之大，远非元代“军屯”“民屯”所可比拟。当时，全滇“军屯”人数约29万（包括旗军、屯军、舍丁、军余），军屯田土面积约130多万亩（包括职田、屯田在内）。

明王朝在实施“军屯”的同时，还广泛发展“民屯”，民屯是军屯的一种补充形式。明王朝鼓励人民开垦荒地，作为“己业田”，并规定“永不取科”。这对“屯田”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其次，“商屯”的施行，始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军进驻云南后，因“兵食不继”，傅友德提出“盐商中纳”作为解决军粮之法，朱元璋接受建议，“命户部令商人往云南中纳盐粮以给之。”据《明实录》记载云，滇东、滇中及滇西大理、保山、德宏等地都先后实行过“开中”。由于“商屯”带有经商的性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的广泛使用，“开中”由原来缴纳粮食变成用银钞来代替，“商屯”遂逐渐解体。

屯田制在云南的推行，招来了四五十万汉族劳动人民，促进了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工具得到提高和改进，土壤得到改良。汉族人民同时把先进生产经验和耕作技术带到云南，使耕作由“二牛三夫”进而为“一牛或二牛牵引，由一人或二人扶犁耕作”，内地的优良品种得到传播、水利灌溉工程得到兴建或修整。如昆明西坝闸工程的兴建、滇池海口的整修疏通、宜良汤池渠、保山九龙池灌溉系统等，使这些田地“珍畔相入，盈亏互察”，“军民俱利”，“夷汉利之”，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商屯”的实行，也给商品经济带来流通，由于手工业生产发展，盛产银矿的云南矿炼业也由此兴盛，特别白银和铜的冶炼为金属货币的广泛使用和流通，提供了物质基础，从而加速了云南封建农奴制的解体，封建地主经济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