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人与汉族的亲密友谊_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

契丹人与汉族的亲密友谊_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

宋元时期，契丹将士随蒙古军征战蜀滇后，便着籍滇西南和中老、中缅边境，由于经济、政治、地域、文化等因素，七百年来，部分契丹人已逐渐融合于百濮、百越、氐羌系统的各民族，而聚居于坝区的契丹人，除与汉族有婚姻关系外，仍保留契丹后裔的族群。

元末，征战云南的契丹将士和后裔，被元朝分封于鹤庆、永昌、腾越三重镇担任宣慰使，史称“土官”。而汉族则世居中原，多系东汉、隋唐、元明以来，征战云南的将士和随军家属，也有少数是因经商或充军抵达云南，多居住坝区，与契丹后裔杂处。因而两族人民在政治、经济、劳动生产、婚丧习俗、宗教、语言等方面互相交往，世代和睦相处。据史籍记载：滇人入滇，是在两汉时期，便有汉人不断进入云南，落籍于洱海区域。西汉时在云南设置益州郡，既有滇东区迁来的僰族，也夹杂着汉族人口，随后有隋唐前迁来的汉人。

据《通典》载：

西洱河从州西千五百里，其地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据山川，不相役属，自云其先本汉人。［1］(www.guayunfan.com)此外，在唐天宝年间，南诏和唐朝发生多次战争，被南诏俘虏的汉族人口很多，如南诏军进据四川时曾掠夺大批汉人入滇。据《南诏野史会证·大理国》载：在初唐攻南诏时期，居住在洱海区的汉人，已与当地人民融合为洱海民族……但也有个别的还可以区别得出是汉人的后裔。

大理国时，不断有中原的汉人被迫迁入云南。元代，移入云南的汉人不会很多，只有少数汉人参加蒙古军、探马赤军（按：为色目人），继得宋兵，号新附军（指南人），大理蒙古军，探马赤军戍中原，汉军戍南土。大量汉族移居云南是在明代，汉人从沐英征滇，至清代二百年来，因战争、游宦、商贾、工匠而落籍云南者更多。据上所述，原居中原、华北的汉人，是历代随军进入云南的。他们和契丹人一样，从中原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艺，两族互相杂居，语言相通，习俗相同，尤其表现在互通婚姻，凡属契丹血缘，不论是阿、莽、猛、蒋、杨、李、赵、何、茶、花等诸姓，都是同宗共祖，严禁与其他民族通婚，即使无子嗣，也不能招外民族女婿，双方缔约的婚姻，主要是与汉族。

在宗教信仰上，居坝区契丹人与汉族共同学习儒学，信仰佛教和道教，并设经堂、讲经和洞经会，共同过宗教节庆。只是在对祖先祭祀上始有差别，凡古老的契丹村寨，都建有宗祠，汉族亦建有宗祠，每当契丹人和汉人祭祖时，都邀请对方参加。如长官司契丹人于每年二月初九日，接蒋氏女始祖城隍娘娘时，附近小河边、沙墩、热水塘各村的汉族，都要准备舞狮、舞龙、抬阁、高跷、武术队和洞经会前往朝贺，热水塘村每年农历二月初六醮会，附近村寨契丹人都参加，通过民间共同传统文化的媒介，促进契丹人和汉人的深刻友谊。

婚丧上，契丹人与汉人之间的婚仪上基本相通，只在丧礼中，汉族由祭司杂理祭祀，契丹人无杂理先生，而请汉人祭司来做。丧葬方式都行土葬，而契丹人在元初是实行土罐葬，之后才改土葬，契丹墓多为斑筒坟（俗称蒙古包坟），汉族多为轿子坟。

七百年来，契丹人和汉人无论在劳动生产和物质生活上都互相帮助和支持。近代以来，两族人民的教育、文化、艺术都互相交流。如语言文字，契丹人除保留极少阿尔泰语言和极少的契丹小字外，多使用汉语和汉文字。在文化教育上，契丹人因长期接受汉文化的薰陶和教育，曾出现不少秀才和私塾教师，为培养本家族子弟，也要拿出村公田、公租，支持子弟求学。

此外，关于神话、民间传说、音乐舞蹈、民间工艺都具有共同的特点。音乐中的洞经音乐和民族曲谱，都是一致的。乐器中的打击乐器，如鼓、锣、钹、镲等和管弦乐器中的二胡、三弦、笛子、唢呐等也都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两族人民无论在住宅结构、饮食、服饰等方面，近百年来都更加接近。在遇到困难时，契丹人和汉人都互相提供无私和无偿的援助和借贷，亲如兄弟。

尤其是明清以来，两族人民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共同抗击缅酋及英、日帝国主义的入侵，修筑滇缅公路，都是同仇敌忾、浴血奋战，为捍卫祖国神圣领土立下了不朽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