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人的梵文碑铭_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

契丹人的梵文碑铭_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

在滇西大理、鹤庆、丽江、保山一带地区发现元明代的墓志中，有不少刻有梵、汉两种文字。而在丽江九河的“白王塔”残碑中，却出现蒙古文、梵文、八思巴文、汉文几种文字合刻在一块碑石上。今天在大理、鹤庆的庙宇中，都陈列着众多梵文碑铭。而大量梵文墓碑，却在施甸大红帽山（当地百姓称大红墓山），埋葬着元明时期的火葬罐的墓地。由于盗墓者经常盗墓，致使许多墓碑散落在山林的墓地上，从被破坏的几块石碑上清晰地看出用梵文书写并夹杂有八思巴文字的墓志铭，墓碑高1米、宽0.66米，碑文正面是梵文，左右两侧用汉字书写坟墓主人的姓名及时间；背面碑文则用汉文书写，碑两面上部还刻有佛像，佛像中还有一尊四手佛像，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每座碑下面都埋葬着陶罐，陶罐内有骨灰和炭灰相混，在稍大的骨骼上，也雕刻着一个八思巴文，并用金粉涂之，掘出时还闪闪发金光。

图31﹣2　施甸大红帽山陶罐上的汉梵文碑

据史料记载：八思巴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第一个被封为帝师（国师）的萨迦派僧人。忽必烈初封八思巴为帝师的起因，历来有两种说法：一是西藏宗教界认为因八思巴为忽必烈传授大灌顶；二是忽必烈为表彰八思巴创新文字，即蒙古新字（八思巴文）之功。(www.guayunfan.com)八思巴的谥号，是汉语、藏语、梵语、蒙古语的结合，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创造，它是元代多民族统一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反映。［8］

八思巴造字经过6年时间，凭其渊博的知识和对蒙古语的精通，克服了汉文、西夏文、畏兀儿文同时使用的不方便，于元世祖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造出了八思巴文。这种文字的字母主要由藏文字组成，也有一些梵文字母。字母形体多呈方形，共有57个。

由于八思巴文只是元代官方文书所用文字，学会使用的人很少，而它又与蒙古日常生活用语脱节，很难被广大蒙古人掌握，15世纪以后即不再在蒙古族中通用，已变成历史的遗迹。

至今，我们还无法知道施甸县契丹梵文碑铭的含义。

注释：

［1］［4］那顺乌日图：《施甸“本人”语言否定副词“i”》，《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

［2］刘岩：《濮说三题》，《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3］陈乃雄：《（施甸）本语中的契丹语成分遗存》，油印本。

［5］《辽史》卷71《后妃传》。

［6］《金史》卷9《章宗纪一》。

［7］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村、邢复礼等：《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8］张羽新：《有关八思巴事迹考略》，《中国藏学》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