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军中的部将是滇西契丹人始祖

契丹军中的部将是滇西契丹人始祖_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

从上述所引史料中，无论是耶律氏和述律氏（萧氏）后族都难找到有谁留在云南并成为当地土司或土官（土舍），但肯定的是契丹将领忙古带、完颜石柱、石抹按只等所领的契丹内所属各级军官，这些军官中有不少是他们的子、弟、叔、侄等。灭宋以后，有功的军人就地升任行省长官、宣慰使、安抚使及万户长、千夫长、百夫长之职。《南迁》说：“在边疆地区，宣慰使又兼管军万户或都元帅之类军职，忙古带最后在云南就是担任这种职务，他的下属或任各级地方官。”《明史·土司传》中降明的阿凤，出任永昌府通判，后改任凤溪长官司长官，可能就是这类人。但《研究》断言阿凤是蒋氏族谱中凤溪长官司长官阿芽之父，缺乏根据，与《土司传》中施甸长官司的副长官阿干不仅名字不同、职务正副不同，而且《明史》说他是“土酋”，1327年忙古带一家仍定居四川成都，四十年后不大可能变成云南的世居少数民族。

在“本人”族谱中，如《蒋姓宗支叙》，声称吾祖“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并不完全可信。云南“本人”世代相传自己是契丹耶律氏的后裔。明朝以后有了“本人”读书人，得知辽朝耶律氏大有来历，其开国皇帝名阿保机，因此可能附会为自己的祖先。如果在元朝就有家谱，怎么会对远祖能举其名，而对当前的祖先却说不清楚呢？如果是耶律秃花、忙古带之后，怎么会对权倾一时的太傅家族一无所知呢？所以，我们还没有证据将云南“本人”断定为忙古带子孙。［12］

综合上述三种说法，对落籍于云南契丹后裔始祖究竟是谁，笔者经过多年实地考察，再次寻访各地契丹父老，查阅地方史和族谱，都排除了始祖是忙古带和阿育王的可能性，因为在《元史》、地方史和众多族谱中都查不到耶律世系或述律世系的排列。耶律秃花的世系只排到火你赤和旺札勒布哈两兄弟，至此世系中断。可以认定云南契丹始祖不是忙古带、秃满答儿及石抹按只等而是将帅旁系或是各级军职人员的后裔被元明时期分封的土司或土官，他们便是今天滇西各地契丹后裔的始祖。据《明史》和地方史料、族谱中得知：

其一，从各支契丹族谱中与史料相验证，在元末明初，各支系的一世祖，都是元末以来各地区的土司或土官。如永昌万户阿凤和其弟阿干被当地契丹后裔认为是一世祖，但他们的父辈则无可考。《研究》认为其父是火你赤，更无依据。我们从《施甸长官司耶律阿莽蒋氏族历史记事碑序》（俗称《大楼子祖碑》）中看到“姑祖阿凤，系随军将领，封为万户”。(www.guayunfan.com)清康熙《永昌府志》第二册载：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平定云南，前永昌万户阿凤率其众，诣指挥王（真）降附。

置永昌府，设知府一人，通判一人，推官一人，并立金齿卫。阿凤归顺明朝后，授他为永昌府通判。《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十二及《永昌志略》也言：“洪武十五年，平云南，前永昌万户阿凤，率其众诣指挥降附。……而阿凤官永昌府土通判也。”到明初，罢永昌府，改金齿卫为军民指挥使司，置凤溪长官司，以永昌府通判阿凤为长官。洪武十七年（1384年），置施甸长官司，以土酋阿干（阿苏鲁）为副长官，赐冠带。《大楼子祖碑》亦载：“有始祖阿苏鲁，任元代万户，至明代洪武十六年（1383年），大军克复，金齿各地归附，十八年（1385年）二月，始祖自备马匹，赴京进贡，蒙兵部官引奏，领准始祖阿苏鲁除授施甸长官司正长官职务。”而在此以前，阿苏鲁曾被明朝降为广邑寨火头，施甸长官司副长官。

从上面正史和族谱中得知阿凤、阿干都是元时的“随军将领”，曾被授予元代万户、通判，降明后，即封为明代土司或土官，并负本地区大小土官（或称土舍）之责。

其二，滇西地区各地契丹后裔，都将自己最早迁于当地的祖先奉为一世祖。如施甸长官司村和大楼子村奉阿苏鲁为一世祖，不仅《明史》与族谱记载相符，也与阿苏鲁《墓志铭》记载一致。我们在大楼子坡脚可找到一块由阿苏鲁后代子孙孝侄蒋国太于明天启六年（1626年）十二月十六日立的《追远勒碑》上明确刻有“始祖公阿苏鲁，曾祖公阿龙，曾祖公阿都鲁，太祖公莽八、莽贵等”。

施甸木瓜榔《蒋姓宗支叙》载：一世始祖是莽阿周，二世祖是莽阿芽。施甸中和村西山《蒋承统墓碑》记云：一世祖阿八，二世祖阿陀，三世祖阿罗等。姚关《世世昌》族谱记云：一世祖阿王，二世祖莽汤，三世祖莽朝宗。如此等等可见，各个村社契丹土官都崇信自己的始祖。

其三，绝大部分滇西契丹族谱和墓志铭中，都称他们原是辽皇后代，姓耶律氏，名阿保机，这是自元代随蒙古军征战川滇及东南亚一带然后戍边的契丹将士，他们在760年来的岁月中，都不忘怀他们是辽皇耶律阿保机的后代子孙。《南迁》在文中持否定态度，认为云南“本人”世代相传自己是契丹耶律氏的后裔，明朝以后有了“本族”读书人，得知辽朝耶律氏大有来历，其开国皇帝名阿保机，因此可能附会为自己的祖先。

我们从元、明、清时期的本传和云南地方文献中可知，契丹的将士们，不仅从北方带入先进的生产力和传统文化，还传入了儒学、佛学和道教。明代后，滇西的契丹土官在抗击外敌侵入、巩固边防及发展经济等方面都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释：

［1］杨毓骧：《施甸蒲满人（布朗族）社会文化调查》，载《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8页。

［2］［3］［11］［12］周清澍：《元桓州耶律家族史事汇证与契丹人的南迁（下）》，载《文史》2000年第1辑，中华书局出版。

［4］［5］［6］［7］［8］［9］温琪宏：《关于〈迷踪七百年的契丹后裔在云南〉的几点看法》（信札）。

［10］孟志东：《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