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的云南儒学文化_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

蒙元的云南儒学文化_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

自蒙古汗国统一中国后，云南便成为元王朝的一个行政省份，随蒙古军来自北方和中原的汉军、回回军和契丹军、女真军等军民，给云南带来封建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来自吐蕃以及东南亚、中亚以至欧洲的各种宗教流派，与其他文化艺术也先后传入云南，使云南这块曾经闭塞的疆土，吸收了不同渊源、不同风格的文化形态聚结于云南，促使云南展现出一片文化繁荣的景象。

《云南简史》一书中，曾做过详细介绍。自唐、宋、元朝以来，中原文化即源源不断地传入南诏。到宋朝时，曾统治云南的大理国君臣和各族人民渴望得到内地儒家的经典，诸子百家著作及历史、文艺、医药学等书籍。例如宋崇宁二年（1103年），大理国主派遣使臣高泰运到宋朝廷求书，“求经籍得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1］。

一些平民商贾为能阅读更多的经典，也通过民间贸易出省去求购书籍。大理国利贞二年（1173年），大理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到广西横山卖马，趁机开列书单，购买了《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初学记》《广韵》《切韵》《玉篇》《百家书》等书籍。［2］凡是经、史、子、集等以及佛教经典都尽量购置，成为云南人热爱中原文化的盛况，也使大理国及元以后的历代政府和官员、平民诵读儒家经典蔚然成风。

当时的大理国，虽然热衷于儒家学说，尚不知道尊孔子，《云南志略》云：“云南尊王羲之，不知尊孔子。”［3］《元史·张立道传》亦云：“先是云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为先师。”［4］此时，云南尚未出现“独尊儒术”的局面，而是广泛地吸收内地的文化，读儒书只能在僧院道观里进行。(www.guayunfan.com)在元朝建国前，蒙古大汗窝阔台立即采用契丹儒臣耶律楚材的建议，实行科举制度，先在汉人俘户中考选文士，中试者放免为儒户，但还不是科举制度，直到至元六年（1269年），元朝便制定一套完整的教育制度，规定中央设立“国子学”，地方设立“路学”“府学”“州学”“县学”；并在中央及地方分别设立“国子监”及“儒学提督司”，着重开展以儒学为宗旨的文化教育事业，大力提倡尊孔读经活动。元朝在云南首建行省后，便直接在中央王朝管辖之下，通过宣扬封建大一统、三纲五常、“教化以提防之”的孔孟之道，以巩固云南的统治地位。

关于云南儒学的开展，功绩卓著者首推张立道总管和赛典赤平章政事。据《元史·张立道传》记载：至元四年（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封子忽哥赤为云南王，镇守云南。诏立道为王府文学，立道劝王务农，王即委任立道为大理等处劝农官兼领屯田事。立道曾三次出使安南（今越南），以德感召，官云南最久，颇得各族人民之心，后卒于官。云南人民为之立祠于善阐城（今昆明）西，立道所著有《效古集》《平蜀总论》《安南录》《云南风土记》《六诏通说》若干著作。［5］

张立道虽重视儒学，但真正在云南推行儒学的还是回回人、儒家学者赛典赤·赡思丁。至元十三年（1276年），赛典赤奉元王朝之任命，赴省接任云南行中书省长官之职，赛典赤初到云南，立即“询父老诸生利国便民主要”，首次开展尊孔读经活动。反对“蛮夷不可以仁义化”的谬论，他根据孔子修文德以服远人的思想，提出“力攻不如德降”，对边疆民族采取教育和安抚的方针，致使当地部落酋长“望风屈膝”。

同年，赛典赤和张立道针对云南少数民族“俗无礼仪”“子弟不知读书”的情况，认为必须建立学校、推崇儒术，才能巩固元王朝在云南的统治，首先在中庆路（今昆明）、大理等地首建孔子庙，置学舍，劝土人子弟以学。［6］供奉孔子牌位。每年春秋二季进行岁礼。从此，“云南始知尊孔子”，儒家的地位得到提高。接着创建学校教育制度，首在中庆路设“庙学”（路学），购置经史书籍，向外省聘请儒者来云南执教。“择蜀士之贤者，迎以为弟子师。”［7］设立“学田”制度，保证办学经费来源，并筹措资金，接着将学校制度推行到各路、府、州、县。如在大理、永昌（今保山）、丽江、鹤庆、楚雄等地设立学府，建盖孔庙，各地庙宇圣像一新。为便于管理这些学校，元朝于延祐元年（1314年）六月，设置云南行省专门的教育管理机构——儒学提举司。［8］为实行科举，仁宗即位后，于皇庆二年（1313年）十月，“敕中书省议行科举”，以经学取士，规定“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即重视考者之德行，科目主要为经术，词赋则属次要。

考试时间为全国每三年考一次，共录取三百人，而云南会试时，每榜限取五名，其中“蒙古二人，色目二人，汉一人”［9］。试卷内容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经。而到明朝时则扩大取士名额，由景泰年间录取二十名到万历年间录取五十名，取士考题是“初场经义一篇，四书一篇；二场论一篇，诏诰表内科一篇；三场策一篇，中试十日后，试骑、射、书、算、律五等”［10］。

元明以后，云南各地儒庙大力宣扬儒家学说，以“正三纲，明五伦，教跪拜”为其重要内容。云南地方官员每年一次率领儒生们举行“释菜礼”，并旌表一些“读书尽孝”的士人。“尊孔读经”的文化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影响，一些地区出现了“人习礼让，风俗稍变”［11］的气象。

儒家学说既然被历代封建王朝确定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因而就出现了较为系统的学校教育制度，这对于中原的封建文化逐渐向云南边疆的传播，实现内地中原与云南在文化领域成为统一体，发挥了重要作用。［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