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溪人民抗“征粮”、“征税”的斗争_岑溪人民抗日史

岑溪人民抗“征粮”、“征税”的斗争_岑溪人民抗日史

国民党打内战，一要有兵源，二要有粮饷，三要有军费。在内战爆发前后，国民政府出台《新兵役法草案》，在全国（国统区）实行普遍征兵制度；颁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增加征粮任务和赋税征收。内战期间，“征兵、征粮、征税”就是架在广大劳动人民头上的“三把刀”，随时被砍得头破血流，身首分家。积极追随蒋介石打内战的桂系军阀集团，更是不顾广西人民的死活，疯狂实行“三征”政策，把各族人民抛入水深火热之中。

从1946年起，广西实行田赋征实征借制度。全省征实粮200万担（担为50公斤），征购粮100万担，征借粮60万担。发布命令：要求1941年以来欠交的田赋仍旧照征；同时，追缴1944年和1945年日军占领期间的田粮赋税。年征粮达500多万担。农民普遍骂广西省政府为“二鬼子”。至于征税方面，更是税种多如牛毛，名目繁杂，苛捐奇特。

按国民党广西省政府规定，岑溪县从1946年起，每年征粮2.3万担。当时岑溪全县田地面积1.63万公顷（1935年统计数）。按2.3万多担征粮任务分摊到田亩，每亩征粮差不多半担（亩均22.5公斤至24公斤）。当时粮食产量非常低，好年成与好土质的田块，亩产最多100公斤（2担）；碰上水灾、旱灾、虫灾和土质不好的田块，亩产仅几十公斤，甚至颗粒无收。再加上农民每年需交总收的4成至5成甚至6成至7成的田租粮食，所剩无几了。1946年与1947年，岑溪先是大旱灾（1946年）后是大水灾（1947年）。百分之六七十的田地颗粒无收或歉收。绝大部分农民吃木薯、红薯等杂粮和野菜、草根（俗称黄狗头）、树皮度日。借高利贷度日有之，逃荒逃难有之，卖儿卖女也有之。然此时的国民政府，不仅在受灾时没法救灾赈灾，只管征粮征税，甚至从中敛财营私，吸人骨髓，引发人民的反抗。

自内战爆发（1946年）起，岑溪人民抗“征兵、征粮、征税”斗争，可谓连绵不断，声浪一年高于一年，直至岑溪县获得解放时止。较为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起。(www.guayunfan.com)筋竹旧县寨农民集体抗“征粮”　筋竹旧县寨（又叫旧县村）位于筋竹街西南面，距乡政府约两三里路的一个村寨。是古代永业郡、永业县县治所在地而得名。民国时期有百来户人家六七百人左右。1946年，因天大旱，多数农民家庭稻谷歉收，有的颗粒无收，挣扎在贫困线上。当年10月的一天，村长在村民月会上公布征粮任务，要求各户在11月中旬前如数缴纳，将粮谷挑到乡政府。与会农民当即表示，连自己吃的都没有，拿什么去“纳粮”（土话，纳即是缴交之意）。会后，一位陈姓的中年人（据说是医生）找了几户受灾较重的农民商量说：你们受灾最重，颗粒无收，可以“抗征”。这些农民问：“怎么抗征法？”陈医生小声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先找田东（即租田给他们耕的田主东家）说，今年歉收，租我们可来年补，但‘官粮’（即征粮）我们确实交不出，请你到时帮我们讲几句好话”。这几个农民听了，认为此法可行。后来，接连几天，多户田东家都有租田农民来找，把上述话说给田主听。田主怕租户来年不补交田租，都答应了。此事一传十，十传百，许多租田农户都找田东家帮忙说情。临近交征粮日期的前几天，陈医生又找来几户农民说：你们准备点吃的，拿上几件衣服，到亲戚家也好，到山里头也好，躲过这几天才回来，就无事了。就这样，旧县寨的佃户，十有六七都在征粮缴交日期前外出躲避。待乡长带着乡丁到村里催交征粮时，只见几户田东家有人在家，其他人家不是老人就是孩子或病在床上的病人。乡丁们闯进农民家进行搜查，发现米缸、谷箩空空，镬头挂壁，灶面满是灰尘，只得报告说，这些人都逃难去了。乡长见此情景，只得空手返回乡政府。事后，乡政府在村抓了几个人去问话，但他们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扣押一天之后，就放回来。

北梨乡百禄村李三的抗“征粮”斗争　1946年某月一天下午，北梨乡自卫队一行十来个人突然闯入百禄村潭架坑李三家中。只有李三母亲一人在家。一自卫队员问：“李三那里去啦？”李母说：“去山上烧炭了”。“快去叫李三回来，政府要征收军粮”。李母说：“我身体有病，走不动了，叫隔离屋（邻居）王二大去叫吧！”自卫队一队员即唤王二大去把李三叫回来。一个多小时后，李三回来，看见几个自卫队员正在杀自家的猪（约15公斤重的小猪），又杀自家的狗和鸡。怒火冲上心头，抓住一个自卫队员的衣襟，一拳重击。问：“为什么杀我家的猪和狗？”这时，几个自卫队员围上来，把李三捆绑住。说：“你家欠前2年的军粮还没交，今天政府叫我们来收征粮的，快把你家的谷交出来。”李三骂道：“你们这帮狗杂种，向我要粮，就不怕我到浔梧师管区告你们？我的拜把兄弟梁辉是梧州保安队的军官”（其实这是李三威吓自卫队的话）。此语一出，自卫队带队人先是惊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凶相。大声说：“把证据拿出来”。随后松了李三的绑，李三走进内屋房间摸索了一回，把一个浔梧师管区保安部队的襟章拿出来，襟章上写着某部某班，班长梁辉的名字。自卫队领队人用手拿过来看了一下，说这个不算，你是从那里偷来的。李三说：我细佬阿四就在梁辉班里当兵（这倒是事实），是他拿回来给我的，是我们结拜兄弟的证据（这是李三应对自卫队编来的），不信你们就去调查。这时，站在旁边的王二大说：“不错，我还见阿四带梁班长到家里来坐过”。（这也是王二大为帮李三编造来的话）。有两三个自卫队员也胆怯地说，算了吧，我们到别的家催粮好了。但自卫队领队不肯，坚持要在李家搜。李三死活不准，自卫队员就砸门撬锁，逐个房间进行搜查。搜出稻谷有五担（这是李三用卖炭的钱买来，专供烧炭时请人帮忙食用的），米一斗五升。经一翻驳辩争斗后袁自卫队横蛮地把粮食连同李家的夹被、棉被、部分衣物、镬铲、菜刀等和已经杀好的猪、狗、鸡一起掠走。李三也被捆绑送乡政府扣押。

水汶街民的抗税斗争　1945年4月3日，水汶乡乡长梁某手执县长黄炳桐密令，以水汶街某店铺老板黄七有奸匪重大嫌疑为名，由警察带走解押县城。此案惊动水汶街。因为黄七在水汶街既不是富商，又不是社会活跃分子。他为人老实诚信，经常接济平民百姓，乡里发动修路搭桥等公益活动，带头捐资做善事。虽经营小店铺，常为百姓赊账，从不追讨还账。自家过着“朝粥晚饭”的普通日子。谁都不相信他会有什么“奸匪”之疑。半个月之后，他获释返回，街坊问他何事被抓，他忿忿地说一句：“扯淡，乱捉人，捉错人，总有一天会受报应！”其他事他并不多言，继续他的小本经营。1946年1月，黄炳桐被免县长职务，李伟诗接任县长。这年春节，黄七烧半箩筐的鞭炮庆祝。出了正月，他又对街坊说：“国民党换汤不换药，县长一个比一个坏”。

1946年6月，国共内战爆发，黄七一度沉寂，只管做他的小生意。又过了些日子，岑溪县政府公布新税政策，除加高原各种税税率外，还有什么和平建国捐（建设税）、自卫捐、治安维护捐、公民公约保费、修建工事费等等，名目奇特，都是鱼肉百姓之举。自此，黄七的牢骚话多起来，逢人就说：“国民党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一点也不错”。有时晚上还会到商家朋友屋里坐坐，倾倾（谈心里话），商议对策。1947年八九月间，县乡税警到水汶街各店铺收税。税警到黄七店铺时，黄七先是十分恭谦地说：“税警大哥，你们辛苦了，可我们水汶街去年受旱灾，今年受洪涝灾，根本无法做生意，那有钱交税？暂且缓缓吧！”税警不允，黄七就大声地说：“你们是人不是人，还让不让人生活过日子？”还说：“我就是抗税不交，有胆你就捉人！”街上其他商铺的老板、店员闻声，也都围了过来，说：“这个时候你们来收税，我们确实交不起。”一时间，水汶街热闹起来，大多数商家店铺都表示，无钱交税。几个税警见众人反对，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过几天，黄七又被县警察带走，这次黄七被捉后，就没见他回来过。是否被判刑坐牢或被打伤打死，无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