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清代四大镇_清朝的历史

陆 清代四大镇_清朝的历史

历史探微

壹　八旗的兴衰

贰　清初三大疑案

叁　漫谈清代文字狱

肆　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纪略(www.guayunfan.com)伍　清代前期的西洋风

陆　清代四大镇

历史探微　壹 八旗的兴衰

八旗制度建立于满洲入关以前。随着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及建立后金政权，逐步形成了八旗组织。八旗组织有军事、行政、生产三方面职能，“以旗统兵、以旗统人”，把原来相对分散的女真人组织起来，“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纪律严格，使女真人作战力加强，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迅速促进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在皇太极时期又形成了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正是依靠八旗劲旅，清政府攻入中原，夺取了最高统治权。入关之后，在“首崇满洲”（或称“满洲根本”）的基本国策下，八旗制度得到强化，成为单纯的军事组织，形成了驻京八旗和驻防八旗。有清一代，八旗劲旅在维护地方治安，痛击沙俄侵略军、收复雅克萨城等反对外来侵略、保卫祖国的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成为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强大支柱。

满、蒙、汉八旗的形成

女真族人一般按自然村居住，满语称自然村为“嘎山”，这是女真社会的基层单位。女真人早在原始社会氏族制度时期，就存在着一种叫“牛录”的组织。出猎或行军时，参加者每人持1套弓箭，按族寨“嘎山”结合，10人为1“牛录”，其中1人为首领，称“牛录额真”(牛录是箭的意思，额真是主的意思)。 “牛录”作为一种临时的组织，出行则合，归寨则散。这既是当时女真部落涣散条件下的产物，又反过来延续了女真族的分裂。

在统一女真各部的军事行动中，努尔哈赤把不断合并的诸申、伊尔根编入“牛录”，并把它加以扩大。规定300人为1牛录，每1牛录设置1名牛录额真，下面配置代子2人作为副手。5个牛录组成1“甲喇”，设1名甲喇额真为首领；5个甲喇组成1“固山”，设1名固山额真为首领，2名梅勒额真为辅佐。每1固山以1旗为标志，所以固山为旗，固山贝勒就是旗主。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正式建立黄、白、红、蓝四旗。后来随着战争的不断取胜，队伍不断扩大，万历四十三年（1615）又增设镶边的黄、白、红、蓝四旗，这样就形成了满洲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八旗之间，各树己帜，互不统属；努尔哈赤为八旗最高统帅，亲领正黄、镶黄两旗，其他六旗，由努尔哈赤的子、弟掌领。

●八旗军旗帜

八旗制度不仅是军事制度，还兼有征赋、服役的职能。后金国筑造城寨、运输物资等力役，都按旗分派各牛录人丁担任。官用谷粮、战时急需的战马和舟船，也由各牛录备办。同时，八旗制又是后金进入辽沈之前特殊的政权组织形式。八旗的各级额真既要执行汗的命令，佥派人夫屯田服役，统率士兵作战；又要尊奉汗谕，统辖下属人员。

●北海冰嬉图 反映了八旗士兵滑冰的场景。

八旗壮丁平时耕猎放牧，战时披甲出征。努尔哈赤、皇太极从八旗壮丁中抽丁组建了八旗劲旅，从开始的五六万发展至十一二万。努尔哈赤、皇太极平素重视军队操练，严格军纪，屡颁军令，奖勇惩懦，经常举行操练和检阅，还以身作则，奋勇冲杀。在君汗的激励和带动下，八旗军队成为一支骁勇善战、屡败强敌、所向披靡的劲旅，先后大败明兵于萨尔浒、平阳桥、松山，多次入边，千里突袭，直抵北京城下，为进取中原奠定了坚实基础。

努尔哈赤时，不断将俘虏及归顺的蒙古人编为蒙古牛录，列入满八旗。后金天命六年（1621）喀尔喀蒙古部的台吉台尔布什、莽古勒率领600户族人归顺后金，努尔哈赤令其辖满、蒙牛录各一。随着后金走向强大，前来归附的蒙古部众越来越多，到天命九年（1624），已经扩编形成了5个蒙古牛录。天聪元年（1627），扩编成为两个蒙古旗。天聪九年（1635），漠南蒙古诸部归顺清朝，太宗皇太极将原来的蒙古牛录和新归附的蒙古各部统一组编，形成了蒙古八旗，其编制与满八旗完全一致。入关之后，清政府对蒙古八旗亦分成驻京蒙古八旗和驻防蒙古八旗。

努尔哈赤时，将投降归顺的汉人编成16个牛录（汉名佐领），隶属满八旗。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为平衡八旗旗主诸贝勒的军事实力，以汉人精于火器，拨出汉人别置一军，名“乌真超哈”（“乌真”，汉语意思为“重”；“超哈”，汉语意思为“兵”或“军”。），佟养性为昂邦章京（总管）。崇德元年（1636），将汉人分为二旗，石廷柱为左翼一旗固山额真（汉名都统），马光远为右翼一旗固山额真。崇德四年（1639）分为四旗，石廷柱、马光远、王世选、巴颜为固山额真。崇德七年（1642），增编为八旗，以祖泽润、刘之源、吴守进、金砺、佟图赖、石廷柱、巴颜、李国翰为固山额真，计129个牛录，2.45万人。入关后，因形势剧变，汉军八旗陆续编进了新投降和改编的汉人官兵，发展为270个牛录，兵额2万人。编制扩大一倍多，兵额却少于初建。官多兵少，体现了笼络汉降官的政策。康熙中期以后，为加强对其控制，甲喇额真（汉名参领）以上员缺，每以满洲八旗、蒙古八旗补授。

顺治元年(1644)，摄政王多尔衮统领满洲八旗军4万余人，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兵共5万人，恭顺王孔有德等汉兵2万人与包衣兵、外藩蒙古兵，总共约12万人，与大顺农民军决战于山海关，大败农民军。此后，八旗军在摄政王多尔衮和顺治帝福临的调遣下，由几十万绿营官兵辅助，屡经鏖战，终于在顺治十六年（1659）基本统一了全国。

八旗制度的强化

入主中原之后，清王朝加强了八旗军队的建设。

●镶铁把金桃皮鞘腰刀 刀长104厘米，宽5.8厘米。

1.确定北京八旗军制。顺治年间，北京八旗设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步兵营，分别统辖骁骑(又称马甲、马兵)、前锋、护军、亲军和步兵。其后又设火器营、健锐营、内府三旗护军营、前锋营、骁骑营以及圆明园八旗护军营和三旗虎枪营等。

2.设立驻防八旗。为了削平各地反清武装，牢固控制全国1700余府、厅、州、县，清王朝陆续派遣八旗军在一些重要城市驻防，称之为驻防八旗。清代的驻防八旗，大体上可分为畿辅驻防（也称直隶驻防）、东三省驻防、各省驻防和新疆驻防四大系统。这一系列改革强化了八旗制度，使八旗职业军队化了。

3.发给将弁俸禄和士卒月饷，给予种种优待，使八旗军成为维护清王朝统治的主要支柱。这也是清帝“满洲根本”国策的体现之一。

●清军入关 顺治元年（1644）五月二日，摄政王多尔衮率八旗将士威风凛凛地开进北京城。多尔衮昂首策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4.增编佐领，确保兵源。将黑龙江索伦、达呼尔等族成员，迁入盛京、北京，编入满八旗；将包衣佐领或者佐领下的余丁，改编为满八旗的分佐领；允许包衣因战功而免除包衣身份，冒充正身旗人的包衣可作“领户”登记入册，继续做其原来差使。包衣原本隶属家主，不得独立列户为八旗正身壮丁，不能披甲当兵和做官；八旗官兵不得收养、过继汉民之子和包衣之子，不许汉民之子随母改嫁旗人而入旗籍，以上这些男丁都不得列入八旗正身男丁册。但是时日久远，许多旗人收养汉民或包衣为义子，还有许多汉人和包衣幼子随母改嫁旗人而入旗籍，结果这些人得以当兵为官。仅乾隆元年（1736），在正红、镶红两旗中，就查出冒充旗人的官员、兵丁多达2700多人。清政府将他们打入另册，允许其继续当兵为官。通过以上措施，确保和稳定了八旗的兵源。

●团城演武厅 团城演武厅建于乾隆十四年（1749），位于峰峦连绵、风景秀丽的香山南麓，是北京仅存的城池、殿宇、亭台、碉楼、教场为一体的武备建筑群。其主要建筑为团城、演武厅、东西朝房（已毁）、西城楼门、碑亭、放马黄城（已毁）等。 演武厅阔五楹，前出轩，并有月台，乾隆帝曾多次在这里阅兵。厅前即昔日的教场。西城楼门，青白石砌成，拱形门洞，南北两端各有青石踏道。健锐云梯营在 此演练架云梯攻城。

除了加强八旗军制外，针对八旗兵力的有限性，清政府设立“绿营”，补其不足。清军入关后，其主力八旗部队的兵力仅有20余万，且有大半驻守在北京，这对于清政府镇守和治理广阔的疆域是远远不够的。清廷为了弥补八旗兵力的不足，加强在全国的统治，便开始招募汉军，并将明朝的降军进行改编，以营为单位建制。为了和八旗部队有所区别，汉军使用绿旗，因此称为绿营，史称绿营兵。绿营兵分为马兵、战兵、守兵、水师四种，分驻于北京和各省。驻守在北京的绿营兵称为巡捕营，由步兵统领统辖。驻守各省的绿营兵有督标（由总督统辖）、抚标（由巡抚统辖）、提标（由提督统辖）、镇标（由总兵统辖）、军标（设于四川、新疆，由将军统辖）、河标（由河道总督统辖）、漕标（由漕运总督统辖）。标下设协，由副将统领；协下设营，由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分别统领；营下设汛，由千总、把总统领；绿营兵制建立后，经过数次改良，到康熙帝时已相当严密。绿营的将官由兵部管理，将官不能直接统兵，只到战时临时拨给部队。而统兵之将多由文官担任，文臣不知兵，以文制武，很好地防止了武将专擅。但另一方面，由于将不知兵，兵不知将，遇到战时临时抽调成军，上下不相习，号令不一，各自为战，极易引起兵败如山倒的惨状。绿营的建立，补满、蒙、汉八旗力之不足，成为维系清王朝统治的另一支重要的军事支柱。

清王朝入关以后，为保持尚武功、重骑射的传统，将太宗皇太极确立的大阅制度立为定制，顺治年间定为每3年举行1次大阅典礼。届时，皇帝全副武装，亲自检阅王朝的军事装备和士兵的武功水平。参加大阅的满、蒙、汉八旗（共24旗），按旗列队，依次在皇帝面前表演火炮、鸟枪、骑射、布阵、云梯等军事项目。清代统治者通过大阅，来训练八旗军队，同时也借大阅向各族首领炫耀武力。

八旗的功绩及其衰落

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初期，由于八旗兵丁安逸日久，缺乏战斗历练，加之选帅非人，致使战争初期清军连连受挫，士气低落。康熙帝果断擢任能臣图海、赖塔为大将军，任用穆占等勇将，八旗军士气再度振作；康熙帝又重用绿营将领，使之与八旗军配合作战，由此战局迅速改观。绿营兵发挥了重要作用，八旗军也再显雄威，于康熙二十年（1681）十月攻克昆明，削平了三藩之乱。

平定“三藩”后，康熙帝将吴三桂藩下人丁编入内务府三旗，分遣到辽东各地；尚之信藩下15佐领（即牛录）兵丁，改属驻防广州的汉军旗；耿精忠藩下15佐领兵丁，改属福州的汉军旗；原属孔有德藩下的兵丁，也编入汉军旗。

康熙帝又三征准噶尔汗噶尔丹，先后授其兄裕亲王福全、三等伯费扬古为大将军，调动八旗士卒近10万名，辅以绿营和蒙古军，大败准军，消除了北方威胁，拓疆2万余里。他又遣皇十四子允为抚远大将军，统领八旗兵、绿营兵和青海蒙古兵2万余名，进入西藏，驱走准噶尔新汗策妄阿拉布坦之军，安定了西藏，将西藏纳入清朝版图。针对沙俄军 队对东北地区的侵扰，康熙帝命原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领八旗兵3000，两次击败侵占黑龙江的沙俄殖民军，与俄国政府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这样以八旗军为主力的清军，在康熙朝安定西北、西南，拓土辟域，保卫领土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雍正朝时，准噶尔部发动叛乱，雍正帝任命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统领以八旗兵为主的北路军3万余名进攻准噶尔。傅尔丹于雍正九年（1731）六月，听信准部伪降之将的谎言，率兵1万(半系满兵，另为蒙古兵、索伦兵)轻骑追袭，结果在和通泊遭2万余名准兵的伏击。清军大败，副将军、参赞大臣、前锋统领10余员大臣阵亡，士卒大半被斩杀或俘虏，只剩下2000余名残兵败将退回大营。这次惨败，固然有主师傅尔丹指挥不当的责任，但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八旗军由于开国日久，人习安逸，将弁懈怠，战斗力已经削弱。

乾隆帝继位以后，整饬戎务，组建健锐营，擢用能臣勇士，贬斥懦将庸帅。他先后擢用阿桂和勇将兆惠、福康安为定西将军、定边将军、大将军，以八旗军为主力，二征金川，两征准部，平定回疆，彻底消除了准噶尔部对西北的威胁，安定了西北和川西地区，统一了新疆。八旗军为最后奠定中国版图，建树了不朽功勋。

●清代趸船（模型） 趸船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于中国 东南海面，进行鸦片走私的西方帆船。

乾隆后期，八旗军的战斗力已大大削弱，失去了先辈威风凛凛、勇猛无敌的气概。嘉庆帝还是皇太子时，曾经随乾隆帝阅兵，所见到的却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乾隆帝远征廓尔喀军之战中，主要依靠海兰察带领的100余员御前巴图鲁（满语“勇士”、“英雄”之意）侍卫章京奋勇作战，以及三四千名金川藏兵、索伦兵、达尔木蒙古兵和2000名绿营兵，并未征调北京八旗和驻防八旗军。在嘉庆年间历时9年的平定白莲教起义中，北京八旗和西安等处驻防旗兵柔弱怯战，未能起到主力军作用，只是一些满洲将领和东北满兵索伦兵，尚在转战五省，奋勇冲杀。

此后，八旗军更不断衰弱，最后于宣统三年(1911)清朝灭亡后全部解散为民。

历史探微　贰　清初三大疑案

“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夺嫡”，是传说清初发生在宫廷里的三件事。由于史料不足，史学界长期聚讼未决，诸说并存，因此多年来被称为疑案。

孝庄太后有没有下嫁多尔衮

孝庄太后，是蒙古科尔沁贝勒寨桑的二女儿，姓博尔济吉特氏，名布木布泰。她于后金天命十年（1625）二月，嫁给皇太极做侧福晋，后被皇太极封为庄妃。崇德三年（1638）正月，庄妃生下了皇九子福临。福临即位后，尊她为皇太后，谥号孝庄，史称“孝庄太后”。

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皇太极暴病身亡。朝中诸王争位，局面混乱，很快形成了两派势力。一派以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为首；另一派以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为首。两派势力各自手握重兵，针锋相对；但都有所顾忌，因为一旦打起来，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最终在亲王和大臣会议上，多尔衮拒绝了拥护者对自己的推举，提出由皇九子福临继位，他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多尔衮的建议得到各方认可，从而在明朝灭亡前夕的关键时刻，避免了清王朝内部的分裂与自相残杀。在多尔衮的辅佐下，不满六岁的福临于崇德八年（1643）八月二十六日登上了皇位，改元为顺治。

入关后，多尔衮指挥清军继续分兵南下，取得节节胜利。同时他以摄政王的身分总揽朝纲，借鉴明朝的制度，制定清朝各项制度。此时的多尔衮实质上已经成为清王朝的缔造者和统治者。可惜骁勇善战的多尔衮并不长寿。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他在塞外打猎时突然发病身亡，年仅39岁。顺治帝以皇帝的礼仪安葬了他，次年又追封多尔衮为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升 太庙。但是此后不到一个月，诸臣即攻击多尔衮生前曾谋篡帝位，于是刚刚亲政的顺治帝下令削去多尔衮爵位，撤出宗庙，开除宗室名分，没收家产，平毁陵墓。权倾一时的多尔衮，死后声名狼藉。100多年后，直到乾隆帝时，才颁诏充分肯定多 尔衮在清朝开国时“成一统之业，厥功显著”的重大功绩和对皇帝的忠心，为多尔衮平反昭雪，复还其睿亲王封号。上述即是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前后的历史背景。早在清初，太后下嫁之事便开始流传，但究竟有没有其事，官方的文献没有明确记载。史学界对此一直争论不休，有着种种解释，至今仍无定论。概而言之，有如下说法。

●皇后宝座

●琵琶襟马甲 长袍外面加罩一件马甲，是满族妇女十分喜爱的装束。这种马甲与男式马甲一样，也有大襟、对襟及琵琶襟等形制，长度多在腰际，并缀有各式花边。

权色交易说：顺治帝即位时，不到6岁，孝庄太后为了使儿子福临（即顺治帝）能够坐稳龙椅，就利用多尔衮对她的痴迷在关键时刻使出杀手锏，与他做了一次权色交易。

私通之说：孝庄太后与多尔衮年纪相若，早在入关之前就相识。后孝庄太后被皇太极纳入宫中，但位居五宫贵妃中的最末席，皇太极最宠幸的是她的姐姐海兰珠。于是，她与多尔衮私下就有了暧昧的关系。

报恩之说：皇太极死后，皇位的争夺非常激烈。多尔衮当时权倾朝野，但最终他没有夺取皇位，而是选择了当摄政王，辅佐孝庄太后的儿子福临为帝。孝庄为了报恩，下嫁多尔衮。

●缎钉绫凤戏牡丹纹高底旗鞋 清代满洲贵族妇女装有“花盆底”的旗 鞋，一般要比普通女鞋高出二至三寸。

保皇之说：多尔衮在清朝入关时立下大功，声威极盛。顺治帝幼年即位，根基不稳，多尔衮有夺取皇位之心。为了拉拢多尔衮，保住顺治帝的皇位，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

20世纪30年代明清史专家孟森曾发表《太后下嫁考实》，力辩太后下嫁仅是传闻而已。但近年又有学者论证“太后下嫁”说，许多专家都赞同“太后下嫁”极有可能，太后下嫁派的证据如下。

1.蒋良骥的《东华录》卷六说：“（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无疑是把太后置于妻子、把皇帝置于儿子的地位。如果太后没有下嫁，她和皇室亲王贝勒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奇怪的是此事却得到他们的默认，而且当多尔衮死后，竟破例追封为诚敬义皇帝。

●五彩仕女纹盘 盘中人物线条流畅，彩饰亮丽精致，是清朝瓷器中不可多得的一件精品。

2.《李朝实录·仁祖》卷五十，记顺治六年（1649）二月，清廷曾派遣使臣去朝鲜递交国书，朝鲜国王李 看见书中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便问：“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大臣金自点回答说：“臣问于来使，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云’”。右议政郑太和说：“敕中虽无此语，似是已为太上矣”。国王李 也说“然则二帝矣”。这说明朝鲜君臣也 发现所谓“皇父”的奥秘，无疑跟太后下嫁一事有关。

3.南明鲁王政权的大臣张煌言在《建夷宫词》中写道：“……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指的就是太后下嫁一事。张煌言以当时人记当时事，似有所据。慈宁宫是孝庄太后的寝宫，词中说慈宁宫中张灯结彩，喜气盈盈地举行婚礼，不是太后下嫁，谁人敢在太后宫中举行成婚大典？

4.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二月，孝庄太后病重，曾对康熙帝说：“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顺治帝的陵墓）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这种做法是违背清朝帝后丧葬制度的，可见她有难言苦衷。正是因为有了下嫁摄政王多尔衮一事，她才觉得死后再同皇太极合葬不妥。

5.《皇父摄政王起居注》中有1946年10月近代学者刘文兴所撰的跋，其中写道：“清季宣统初元，内阁库垣圮。时家君（刘启瑞）方任阁读，奉朝命捡库藏。既得‘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遂以闻于朝’”。如果没有“太后下嫁”在先，能有“闻于朝”在后吗？

反之，认为太后没有下嫁多尔衮的一派对以上各点都予以驳正：

1.张煌言是明遗臣而坚持抗清，写诗时人在南方，依据又是远道之传闻，邻敌之口语，难保不借此以渲染新朝的丑秽，攻击丑化敌人，故不能据此孤证作定论。

2.古代已有尚父、仲父之称，都是对功臣的尊称。多尔衮功高，所以皇父也是尊称，非父亲之父。

3.清代皇后与皇帝分葬，不只孝庄太后一人，如孝惠皇后之与顺治。而且当时已有孝端皇后（孝庄的姑姑）与太宗合葬，如果重新把太宗陵启开的话，时人认为就会惊动亡灵，诚为不敬。所以孝庄太后的陵墓置于清东陵，不能证明她曾下嫁多尔衮。

●养心殿正殿 养心殿是雍正帝以后历代皇帝处理政务 的地方。

4.《皇父摄政王起居注》跋中虽有记载，却没有发现能直接证明此事的诏令、敕书，因此是孤证。

迄今为止，没有一条过硬的材料证明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看来太后是否下嫁的公案还要争论下去，只有待新的史料发现，才能解开这个疑案。

顺治帝死因之谜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半夜，顺治帝在养心殿去逝。正月初八，玄烨即位，改元康熙。不久有关顺治帝出家的消息就在民间广为流传，演绎颇多，给顺治帝之死染上神秘色彩，成为迄今仍无法定案的历史之谜。《清史稿》、《顺治实录》、《清实录》等清官方的史册中，关于顺治帝之死仅有寥寥数字，语焉不详，更是给人讳莫如深之感。

据野史与民间传说，顺治帝因一代名妓董小宛去世而遁入空门。而据史书记载，不是董小宛，而是董鄂妃。她“年十八，以德选入掖廷”，备受宠爱。顺治十四年（1657），董鄂妃诞下皇四子，却于次年正月不幸夭折。董鄂妃伤心欲绝，不久后病逝。顺治帝接连遭受爱子、爱妃之死的重创，遂产生出家之念，剃度遁入空门。

一些非官方的史书则说顺治帝因病而逝。如当时人张宸的《平圃杂记》对此亦有详细记述：顺治十七年（1660）底，顺治帝染上天花，礼部奉旨宣布免去元旦大朝庆贺礼。正月初二，顺治帝为祈求佛法庇佑，把最宠爱的太监吴良辅送到悯忠寺剃度，作为自己的替身。正月初四，朝廷正式向文武大臣宣布皇帝患病。初五，宫殿各门所悬的门神、对联全部撤去；接着传谕全国“毋炒豆，毋点灯，毋泼水”，以祈祝皇帝康复。初七夜，顺治帝死于养心殿。明清史专家孟森也认为顺治帝死于天花，此说得到不少专家的认可。

而最近新发现了《延平王起义实录》手抄本，为顺治帝之死提供了新说。这份资料是泉州南安的郑成功宗亲郑梦彪从郑氏后人手中得来的。该书文字生涩难懂，郑梦彪将复印件委托郑成功研究专家张宗洽进行研究。张宗洽在研究过程中，意外发现了3段关于顺治帝死于厦门的惊世之言。

●镀金铜佛龛 西藏文管会藏清代佛龛。龛内供佛三 尊，整个佛龛造型严谨，金碧辉煌。

其一为：“有人密启藩主,以高崎之战伪帝顺治实在思明港被炮击没，达素密不敢宣。及京中查无下落，召达素回京，达虏惧罪自杀。至是太子即位，宣顺治于正月崩者，伪虏之伎俩也。藩曰：‘余亦计之，但当时恍惚未敢再信。’”译为今文即：有人密报郑成功，顺治帝是在厦门思明港被炮轰而死的，大将军达素不敢公布这一消息。京城中查不到顺治帝的下落，召达素回京，达素畏罪自杀。后太子即位，宣布顺治帝驾崩，这是朝廷掩盖的手段。郑成功说：“我也意识到了这点，但当时不敢相信。”

其二为：“初，太师在京屡以书谕藩招抚。藩不肯，然虏顺治亦不之罪也。至是顺治崩，执政者与太师有隙，遂对虏太子谏以藩能击崩主父，我皇岂不能杀害其父乎。虏太子纳之，至是新即位而太师遂遇害。”文中所说太师即南明太师郑芝龙。他是郑成功的父亲，降清后屡次写信劝郑成功投降，都以失败告终。但顺治帝只是将他软禁，没有治罪。顺治帝死后，辅臣苏克萨哈与郑芝龙有宿怨，向太子进谏：“郑成功可以用炮击死我们的先皇，皇上难道就不能处死他的父亲吗？”太子即位后不久就处死了郑芝龙。

●铜镀金嵌松石佛像 佛像中心为铜质，外层镀金，衣饰上多处镶嵌有绿松石做点缀。佛赤足、盘膝，端坐在莲花宝座上，左手拈花，右手自 然下垂，宝相庄严却又慈眉善目。

其三，除了这两段直证顺治帝死因的文字，还有一段相关文字，也为以往郑成功研究资料中所未见。其文为：“报伪朝顺治崩，太子即位，是为康熙。藩喜曰，伪朝大丧，且达素新败，虏必无暇南顾矣，我当速取公夷（即台湾）为根本地，然后再图北征。”张宗洽认为，这段文字解释了郑成功对攻台时机的选择，即与顺治帝之死有直接关联。

当然有人对此说表示怀疑，认为在史学界流传已久的《先王实录校注》和新发现的《延平王起义实录》二者区别仅在于，后者比前者主要多了和顺治帝死因相关的3段文字。由于可以肯定二者都是后来的抄本，那么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延平王起义实录》故意无中生有，增加了顺治帝之死的内容；另一种就是《先王实录校注》故意有遗漏。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么《延平王起义实录》的抄录者、郑成功的九世孙郑叔成为何要增加这部分内容；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么郑叔成是从何抄录而来。已发现的几个抄本（从纸质、保存程度来看，应该都早于郑叔成抄本）都是有遗漏的，毕竟经历了清王朝200多年的高压统治，何以到了1912年，他还能抄录到如此完整的版本呢？

虽然史料值得怀疑，但是此说却有一些流传在厦门民间的传说可为佐证。

厦门民间曾传说顺治帝曾询问五台山的和尚，被告知自己将会死在牛屁股，顺治帝当时大惑不解。后来，郑成功领兵在厦门港岸牛家村与清兵对决，一日，部下大将军点燃大炮正要发射，郑成功突然发现对岸有一人头上闪闪发光，当即调转炮位对准发 射。谁知那正是顺治帝冠上夜明珠发出的光芒。顺治帝当场被击中，死于牛家村，应验了五台山和尚的预言。

●“大清雍正年制”款斗彩龙凤纹瓷盘

另一相关传说是无鳔江鱼的故事，在福建民间文学丛书《郑成功的传说》和厦门文化丛书《厦门掌故》中均有记载。俗传明末清初，郑成功据岛抗清，顺治帝御驾亲征。郑军沿港岸与清军激战。清兵船驶入港，进退无路，遂成瓮中之鳖。顺治帝大惊，急命弃船登岸，却被郑成功军队的缺嘴炮击中，当场毙命落水。郑成功遂尊此炮为“缺嘴将军”。港中江鱼因食顺治帝的血肉而发生形变，厦门有句俗语“江仔鱼食皇帝肉，畅快无肚”，即从此出。此外，在厦门不少老渔民口中还流传着一种说法，即港内的文昌鱼是顺治帝的尸虫所变。

纵览正史，没有任何记载表明顺治帝曾到过厦门，但是厦门民间为何会生出这样的传说呢？确实耐人寻味。

雍正帝继位之谜

康熙帝共有35个儿子，大致分为3派。第一派以皇太子胤 为中心，皇三子胤祉在后支持。第二派以皇四子胤 (后来的雍正帝)为首，皇十三子胤祥、皇十七子胤礼随同。第三派的核心人物是皇八子胤 ，皇长子胤 、皇九子胤 、皇十子胤 、皇十四子胤 附 从。三派勾心斗角，实力最强的是第三派。

●景陵神道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因病去世，享年69岁。第二年（1723）九月一日，葬于景陵。康熙帝在位61年，其间殚精竭虑，勤于政事；用兵临戎，无所畏惧，曾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亲征噶尔丹，进军西藏，业绩可嘉。他平日力戒骄奢，节用爱民，不尚虚文，力行实政。他在位期间，社会经济相对发展，文化政策以怀柔为主，提倡程朱理学，兼容西方科技，整理文化 遗产，对清代文化影响卓著。

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十六日，太子被废，次年胤 被封为雍亲王，受命与皇长子胤 共同看管太子。康熙帝忧伤过度，于这年冬天大病一场。 皇八子胤 为人干练，康熙帝命其代理内务府总管一职。众皇子为角逐太子之位，各显神通，皇长子胤 找喇嘛诅咒皇太子胤 发疯，直接向皇帝建议立皇八子为太子，并表示愿意替皇帝处死废太子。子胤 则一直被幽禁于家中至死。不料太子仍然没有学会谨慎处世，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再次被废，被永远幽禁康熙帝大怒，将胤 关押起来，同时也对皇八子产生怀疑。不久即把皇八子革爵关押，附和皇八子的大臣勋贵，或被革职或被处死。而皇四子胤 却在父皇面前为废太子讲好话，康熙帝称赞他“深知大义”。康熙帝患病期间，他又处处体贴，与众兄弟进呈药方，大获父亲好感。

为根绝诸子间的夺位之争，康熙四十八年(1709)，康熙帝再次立胤 为太子，释放皇八子，并恢复其爵位。而皇长于咸安宫。此后直到康熙帝去世，也未明确太子人选。胤 二度被废以后，胤 的同母弟皇十四子胤 势力迅速上升。康熙五十七年(1718)，胤 被授抚远大将军职，主持西北军务，康熙帝称赞他“有带兵才能”，一度被公认为太子的当然人选。同时，胤 与父亲关系也颇为融洽，时常奉命代父祭祖陵，举行郊礼大典，处理政务也颇有章法。

●雍和宫建筑图 康熙三十三年（1694），康熙帝第四子胤（即后来的雍正帝）在北京城内东北隅原明代太监官房旧址筑建雍亲王府。雍正三年（1725）改建为雍和宫，成为特务衙署。雍正帝逝世（1735）后，因其灵柩停放在宫内，遂将各主要建筑的屋顶由绿琉璃瓦改为黄琉璃瓦。此后，雍和宫成为清代皇帝供奉祖先的场所，众喇嘛常年在此颂经，超度 亡灵。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康熙帝突发急病。十二日晚，诸王子齐集畅春园。次日，康熙帝病逝。康熙帝死后，步军统领隆科多（胤 的舅舅）宣布遗诏，皇位继承人为胤。雍正帝即位后，有关他的传闻广泛流传于民间。其中就有雍正帝毒杀父亲，阴谋篡改遗诏等说法。雍正帝曾编篡《大义觉迷录》一书颁行天下，本意是对自己篡夺皇位的种种传说进行辩解，然而事与愿违，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反而弄巧成拙，愈描愈黑。关于雍正帝即位，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说法：

1.合法继位说，即雍正帝遵照康熙帝遗诏合法继位。理由有三：一是胤 深得康熙帝的信赖。康熙帝病重的时候，派胤 代他到天坛祭天。国之大事在祀（祭祀）与戎（军事），代皇帝祭天，说明康熙帝有意传位于他。二是康熙帝临死之日，把皇七子和步军统领隆科多召至榻前，宣布了谕旨说：“皇四子胤 ，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三是康熙帝留有遗诏，明确指明皇四子胤继承大统。

●“正大光明”匾 北京紫禁城乾清宫内、皇帝宝座上方的 “正大光明”匾额即为存放立储秘诏之处。

2.改诏篡位说，即胤 篡改康熙帝遗诏，篡夺皇位。理由如下：一是康熙帝让皇四子代他到天坛祭天，却派皇十四子做抚远大将军，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说明康熙帝也有传位于皇十四子的意向。二是康熙帝临终前宣读口谕时，胤 在天坛祭天，所以没在场。但就在同一天，他曾3次奉召到畅春园去见康熙帝。上午第一次觐见的情景，《清圣祖实录》有记载，康熙帝对雍亲王说，“朕病势日臻”，这说明康熙帝此时并不糊涂，还能说话，但是为什么没有告诉胤 欲传大位给他之事。有人说康熙帝保密，但他跟皇七子和步军统领隆科多说了，怎么会跟继承人保密呢？所以有人认为康熙帝的这个口谕是伪造的。三是康熙帝遗诏在其死后3日才公布。在此期间皇四子胤 有篡改遗诏之嫌，即康熙帝遗诏就是传位十四子，胤 把 “十”字改成“于”字，等于篡了他弟弟的位。有人反驳说，征诸史实，此事不可信，因为 当时“于”字写繁体字“於”，“十”字难以改成“於”字；而且按清朝当时的行文习惯，当称皇十四子、皇四子，如果改的话，那就变成“传位皇於四子”，不通；再者传位的诏书用满汉两种文体写成，即使汉文能改，满文如何改？但是遗诏毕竟仅由隆科多一人经手，因此不能排除隆科多上下其手、伪造遗诏的可能。四是胤说知其继承皇位，是隆科多口传给他的，没有旁证。五是康熙帝死后，京城九门戒严，亲王和皇子没有胤 的批准，任何人不许进入皇宫。连自己的兄弟进宫吊唁自己的父亲都要限制，说明其中有鬼。六是皇十四子抚远大将军胤 入京奔丧，向雍正帝奏报，问先贺新君登基，还是先吊唁皇父？而雍正帝不让其进城，却派他到河北遵化守陵，实际是软禁了皇十四子。如果正大光明地继承皇位，何必如此？七是雍正帝死后，不葬东陵而改在西陵，说明雍正帝黄泉之下，不敢见其父。八是雍正帝得位之后，打击诸兄弟，从侧面反映其得位不正。他将一直想谋取皇位的皇八子和皇九子改名为“阿其那”和“塞思黑”（满语“狗”和“猪”的意思），直至将二人迫害至死；并将其同胞弟弟皇十四子幽禁。乾隆帝即位后，才下令恢复了“阿其那”和“塞思黑”的原名和宗籍，释放被软禁的皇十四子。九是雍正帝即位之后，杀死出力最大的年羹尧和隆科多，有杀人灭口之嫌疑，也说明其得位不正。十是雍正帝在其亲自编撰的《大义觉迷录》中，不厌其烦地为其即位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很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

如果康熙帝真是传位于皇四子，那么究竟原因何在？有人认为皇四子的次子弘历恐怕是问题的关键。弘历出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自幼聪明伶俐，深得祖父宠爱。康熙帝时常将弘历带入宫中，亲自调教。因此为了传位给心爱的孙子，而选择孩子的父亲为皇位继承人，自在情理之中。但有人以为此观点纯属猜测。因为征诸史实，康熙帝初次认识弘历，是在康熙六十年（1721）春天，一年之后康熙帝便去世了。康熙帝虽然喜欢弘历，但未必因此便将天下交给弘历的父亲。

不管雍正帝如何得位，他继位之后，吸取清初以来没有行之有效的立储法从而引起诸皇子争储、致使骨肉相残的教训，决定实行秘密建储制度。雍正元年（1723）八月十七日，雍正帝在乾清宫召集王公大臣，宣布了他的秘密立储法，即把指定储君的诏书藏于匣内，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皇帝晏驾之后方可开启，以便预定的新君继位。此前储君是谁，一概保密，已被立为储君的本人不知，王公大臣亦不晓。此法得到王公大臣的一致赞同，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秘密立储制度由此建立。

历史探微　叁 漫谈清代文字狱

有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清朝有个书生，把家中发霉的书搬到太阳下晒。一阵风吹来，将书页掀开，书生突然来了“灵感”，写了首“打油诗”，其中有一句是“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结果有人向朝廷告密，说这个书生讽刺清朝皇帝是 “不识字”的昏君。书生因此被打入死牢，含冤九泉……故事在今天听起来显得荒唐可笑，却从一个角度折射出了清代“文字狱”罗网之严密。

所谓文字狱，就是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有意从文人的作品中寻摘字句、罗织罪名而构成的冤狱案件。文字狱自古就有，如最早的文字狱发生于鲁襄公二十五年（前548），齐国权臣崔杼杀死国君齐庄公，当时太史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招来杀身之祸。太史之弟接替兄职，仍秉笔直书，又遭崔杼杀害。太史另一弟袭兄职后，再度秉笔直书。崔杼害怕了，不敢再杀。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儒生议论朝政，反对设郡县，秦始皇遂下令焚书。次年，又以“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坑杀了400多名儒生，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场浩劫。秦以后，文字狱随着君主专制主义的加强而时有发生，如东汉末年曹操杀崔琰、孔融，崔浩编修北魏史书《国记》而五族被夷，北宋迫害苏轼的乌台诗案等，都是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前期的典型文字狱案例。而到封建社会后期，尤其在明清时期，封建君主专制的集权程度登峰造极，文字狱也愈演愈烈。明朝初年是文字狱发生非常密集的年代。明太祖朱元璋罗织文网，百般挑剔，对触文网者动辄即兴大狱，甚至采取瓜蔓抄式的株连方式，把与当事者有关的人一网打尽，异常残酷。

而清代文字狱尤胜于明朝。据统计，从顺治五年(1648)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140年间，顺、康、雍、乾四朝共发生各类文字狱多达82起，其中顺治朝2次、康熙朝2次、雍正朝4次、乾隆朝74次。清代文字狱所打击的主要是官民中的反清思想、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以及与党争有关的人物。除了少数案件事出有因外，绝大多数都是捕风捉影、望文生义，纯属冤假错案。每兴一狱，一人获罪，株连极多，斩杀流配，惨不忍睹。

清代文字狱开始于顺治朝，顺治二年（1645），发生两起文字狱案。一为“黄毓祺诗词”案。黄毓祺写有“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被指为反清复明，抄家、灭门、戮尸。一为河南乡试案。在河南乡试中，有个考生将“皇叔父”写成“王叔父”，触犯时忌，结果被揭发。主考官两人被押至刑部治罪。

●军机处内景 军机处位于紫禁城内右门西侧，是军机大臣办公的地方。军机大臣在此协助 皇帝处理军政要事。

●康熙帝楷书墨迹

康熙一朝的大案有庄廷 《明书》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

庄廷 为浙江湖州富商。他从明末大学士朱国祯孙子处购得朱国祯写的《列朝诸臣传》稿本，请人补了朱国祯书中缺的崇祯朝和南明的历史，书成后易名为《明书》，并署上了自己的名字。但是未及刻印出版，庄廷 便去世了。由于书中涉及明末天启、崇祯两朝史事，如实叙述了满洲祖先与明王朝的隶属关系，其中又多有指斥满洲的文句，指责孔有德、耿仲明等叛明降清，触犯时禁，于康熙二年（1663）被人告发。结果庄廷 被开棺戮 尸，庄氏家属及参与编纂或卷首列名、为书作序、校阅、刻字、印刷、卖书、买书者，被株连达200多人，其中有72人被处死。

康熙五十年（1711），发生《南山集》案，又称戴名世案。戴名世，安徽桐城人，官至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在未中进士之前，曾搜求佚文和野史，访求故明遗老，著成文集，以其故里南山冈命名其文集为《南山集》。书中采用了同乡方孝标所著的《滇记闻》中的材料，记南明史事；叙述明末清初的抗清事实；并用南明弘光、隆武、永历年号，认为清朝应从康熙元年算起，因为此前南明尚存在，所以顺治朝不算正统。结果被左都御史赵申乔告发，戴名世身被寸磔，戴明世同族16岁以上者皆被处斩，并株连作序、刻印、售卖者，计数百人。

雍正时期，由于康熙末年诸皇子争夺皇位斗争的影响，雍正帝极力镇压异己势力，文网更加严密。

雍正帝的文字狱，首拿年羹尧开刀。年羹尧，字亮工，汉军镶黄旗人。年羹尧在雍正帝登基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被雍正帝视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年羹尧战功卓著，又是雍正帝的心腹，累迁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封爵一等公。然而年羹尧功高震主，却不知收敛，终于招致杀身之祸。雍正三年（1725），天上出现“日月合壁”、“五星连珠”的奇观，是为祥瑞之天象。众臣照例要上表称贺，年羹尧也不例外。但是雍正帝却从年羹尧的贺表中指出两处毛病，一是字迹潦草，二是把成语“朝乾夕惕”写成“夕惕朝乾”。雍正帝以此大做文章，指责年羹尧有“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其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一些大臣或者迎合皇上，或者出于对年羹尧的嫉恨，趁机发起攻击。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十一日，议政大臣议定年羹尧罪状共92款上奏。雍正帝遂命年羹尧自裁。结果年羹尧被赐死后，家产被抄没，家族、门生、故吏，或被杀，或被贬斥。

雍正朝时文字狱以查嗣庭案最为出名。查嗣庭官至内阁学士、礼部侍郎，雍正四年（1726）出任江西主考，选用《诗经》上的“维民所止”为考题，结果被人告作要去“雍正”之头。雍正帝恐就此题处分引起朝野的非议，就搜查查嗣庭的寓所，结果获其日记。日记中有为戴明世案鸣不平的文字，又记载了热河发大水淹死官民800人的事，雍正帝遂以此抓捕查嗣庭。不久查嗣庭尚未结案便病死狱中，但是仍被开棺戮尸枭首，儿子被杀，家属被流放。雍正帝还因此迁怒于浙江士人，认为浙江士风不正，专门派了官员去浙江整顿风俗，并停止浙江的乡试和会试2年，作为惩罚。

雍正六年（1728）发生的曾静、吕留良案，是清代最大的文字狱。吕留良（1629～1683），浙东著名的道学先生，曾作诗“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暗寓拒清复明的思想。顺治、康熙时，吕留良归隐山林，削发为僧，拒绝康熙帝博学鸿词的征召。雍正时期，湖南永兴人曾静赴京应试，见吕留良之文极为钦佩。回乡不久就派弟子张熙赴浙江吕留良家求教索书。其时吕留良已死，其子吕毅中便以父亲的诗文集赠送于曾、张。

雍正七年（1729）川陕总督岳钟琪两次要求觐见雍正帝而不得。曾静乘机派张熙前往岳钟琪处策反，并列举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耽酒、淫色、怀疑、诛忠等罪状十款，要岳钟琪起兵反清。岳钟琪假意迎合，探知张熙是受曾静的指示，于是抓捕张熙，并向雍正帝报告，接着逮捕了曾静。经审讯，曾静供出其反清思想出自吕留良华夷有别论，于是雍正帝下令搜查吕留良著述及日记，亲自撰文批驳吕留良华夷有别论。雍正帝认为这些人的“悖谬”，“谅宇宙内断无第二人”，下令将吕留良之子吕毅中斩首；刊刻、私藏吕留良诗文以及附会其诗文者统统连坐；吕留良和其另一子吕葆中、其学生严鸿逵早已去世，也被开馆戮尸；吕、严直系亲属16岁以上男子皆斩，其余家属或被杀或充军为奴。曾静、张熙在狱中的供词和雍正帝所撰文章、历次的谕旨，一并编为《大义觉迷录》刊行。雍正帝派曾静、张熙亲自到东南各省学府宣讲，当众认错，以平息东南各省文人的反清情绪。最后，雍正帝将其释放回乡，指示地方官加以保护，并说：“就是我的子孙，将来也不得以其诋毁了我而追究杀害他们。”然而雍正帝死后不久，乾隆帝即将他们处斩，《大义觉迷录》也作为禁书收回。

乾隆一朝，文网尤为严密，动辄罗织罪名，大兴冤狱，竟有70余次。

乾隆朝时张廷玉、鄂尔泰两派朋党势力，互相攻讦，于朝政大不利。乾隆帝决心打击两派势力，于是“御驾亲征”发起了一场文字狱案。时翰林学士胡中藻是鄂尔泰的门人，著有《坚磨生诗钞》，其中有句诗曰“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帝看后故作大发雷霆，说：“加‘浊’字于国号‘清’字之上，是何肺腑？”诗中“与一世争在丑夷”、“斯文欲被蛮”等句，因有“夷”、“蛮”字样，被指责为诋骂满人。“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等诗，则被扣以“南北分提，别有用心”之罪，结果胡中藻被杀，族人年16岁以上者全被斩首。鄂尔泰的灵位被撤出贤良祠，他的侄子鄂昌，因和胡中藻交往，以“比昵标榜”问罪。后来，又因为他的《塞上吟》一诗，称蒙古为“胡儿”，论他“忘本自诋”(鄂尔泰为蒙古族)，话中又有怨恨之意，遂令其自杀。乾隆帝借此案打击了鄂、张两党的声势。

●《风竹图》 《风竹图》绘狂风大作时，竹竿仍挺拔有力。顶天立地的竹叶秉笔直扫，如风驰雨骤。画家打破了一般画竹叶的常规，用秃笔画叶，叶尖成扁方形，造成被疾风狂吹的动势。此为“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59岁花甲之年的作品，无疑也是其一生傲岸不羁、不阿谀求宠的自我 写照。

“明月清风”本是吟诗作赋之口头禅，但入清帝之耳，则被认为是有反清复明的意图。乾隆四十三年（1778）发生徐述夔一案。徐述夔死后留下《一柱楼》诗集，时值清朝搜查“禁书”，将该书缴出。江苏藩司陶易、幕僚陆琰承办此案，开始未能查出“悖逆”之处，后来被人检出“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一句加以告发。乾隆帝认为：“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言‘去清都’，显然有兴明朝、去清朝之意”，遂定为“大逆”之罪，将徐述夔家族及列名、校对人尚在人世者处死，已死者开棺戮尸枭首，连查办此案的陶易及陆琰等人也均身首异处，以惩其“负恩玩法”之罪。已故尚书沈德潜曾为徐述夔作传，其生前官衔、谥号皆被撤销；加之他生前把替乾隆帝写的诗收入自己的遗诗集中，又因其《咏黑牡丹》诗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暗含讥诮，因而也被开棺戮尸。

●徐述夔案 徐述夔案因一句诗而起，牵连族人、校对者、作序者，甚至查办此案的官员甚多，用刑极重，充分显示了乾隆朝 文字狱的力度。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文人士子因为只字片言，动辄招致祸患，连累家人、师友。

乾隆四十二年（1777)，江西新昌举人王锡侯注改《康熙字典》，遂以“大逆”治罪。巡抚海成因奏请只将王锡侯革去举人，遂被指为包庇，拟监斩候，布政、按察诸使俱被革职。乾隆四十三年，赣榆县生员韦玉振刊刻其父生平文中，有“于佃户之贫者，赦不加息”，将“赦”字误刻为“敕”字，被人告发，韦玉振即被打100杖，判了3年徒刑。乾隆四十七年(1782)，方国泰企图以孝求荣，在考场献出自己七世祖方有度的《陛辞疏草》一本和五世祖方芬的《涛浣亭诗集》一册，请求奖为“孝友”。不料方芬集中有“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两句，安徽巡抚于是告发方国泰的祖宗“厌清思明”，结果方国泰的祖宗被锉尸，他自己则挨了100大棍、判了3年徒刑。

清代文字狱，堪称历朝文字狱之最，它是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族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这固然有利于加强思想统治，但也严重禁锢了思想，堵塞了言路，窒息了文化和学术的生机，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反映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日趋腐朽和没落。

历史探微　肆 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纪略

土尔扈特部源出历史上的克烈惕部，约在12世纪末易名为土尔扈特。从元亡后的15世纪到康熙三十七年（1698）土尔扈特部回归前的300年间，土尔扈特部一度驻牧于塔尔巴哈台山南侧，由于该地狭小贫瘠，且受到蒙古族准噶尔部压迫，于是在17世纪初开始西迁。在驱赶了诺盖人之后，土尔扈特部越过哈萨克草原，于天聪二年（1628）来到乌拉河上游，天聪四年（1630）挺进到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草原，占领了额济勒河中下游，形成了土尔扈特汗国，亦即俄国所称的卡尔梅克汗国。

额济勒河下游丰美的大草原，并非土尔扈特人理想的“乐园”。土尔扈特汗国的北面就是沙皇俄国，正在不断地向额济勒河流域扩张，沙俄以军队驱赶进入额济勒河流域的土尔扈特人。但是英勇剽悍的土尔扈特人也不是好惹的，沙皇军队要完全征服他们恐怕得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沙俄政府打拉并用，在军事威胁的同时，加强了政治上的威逼利诱，通过同土尔扈特部签订的6个条约，获得了优惠的政治、经济特权，逐渐地控制了土尔扈特人。

土尔扈特人一方面同俄国的扩张势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不断起而反抗沙皇政府的残暴统治。17世纪60年代，俄国顿河流域爆发了著名的农民领袖拉辛发起的起义，额济勒河两岸的土尔扈特人和当地各族人民纷纷响应，积极参加了起义。17世纪末，土尔扈特人又在首领阿玉奇汗的领导下，起而支持巴什基尔人发起的起义。另一方面虽然不得不暂时屈服于俄国的压力，在形式上臣服于沙俄，但在实际上仍然保持着内政基本独立的状态。

土尔扈特部人想尽一切办法加强与祖国内地的联系，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加强与内地蒙古各部的关系。二是加强与西藏达赖喇嘛的关系，寻求其在宗教上对土尔扈特部的支持，以抵制东正教的侵染。三是寻找各种机会加强与清王朝的联系，向清王朝寻求支持，以抵制沙皇政府对土尔扈特部的控制和压迫剥削。

●进贡图 这幅图表现了清代官府收受少数民族贡 品的情景。

崇德三年（1638），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建都博克塞里，自立汗国，自封巴图尔珲台吉。崇德五年（1640），巴图尔珲台吉在塔尔巴哈台召开喀尔喀与厄鲁特蒙古各部首领大会，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领其子书库尔岱青和伊勒登参加了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蒙古各部首领共同制定了《喀尔喀·厄鲁特法典》。会后和鄂尔勒克拜会了厄鲁特各部首领，并向他们介绍了土尔扈特部落在额济勒河流域的情况，和鄂尔勒克与巴图尔珲台吉进一步调整了双方的关系。顺治元年（1644），俄国政府派使团去准噶尔部企图诱骗巴图尔珲台吉，共同出兵攻打土尔扈特部落。巴图尔珲台吉及时识破了俄国的阴谋，说和鄂尔勒克不是他的敌人，不可能攻打，明确表示了对土尔扈特部的声援。和鄂尔勒克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巴图尔珲台吉，而他的孙子朋楚克又娶了巴图尔珲台吉之女为妻，从而使两部的关系得以改善与加强。但是两部的关系并非一直友好，随着准噶尔部的强大，其首领野心日益膨胀，不断侵扰袭击其他蒙古诸部，土尔扈特部也屡受侵扰。土尔扈特部在加强同其他厄鲁特蒙古诸部的联系的同时，对准噶尔部的侵扰进行了抵制。后来准噶尔部发动叛乱，土尔扈特部还参加了清政府平定叛乱的军事活动。

●粉彩八吉祥瓷塑 八吉祥又称“佛八宝”，是佛教中的八件宝物，分别为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肠。瓷塑共8件，下设莲花座。

土尔扈特部落的首领们在西迁的140年间，一直保持并不断加强着同西藏格鲁派喇嘛的联系，取得了藏传佛教领袖有力的支持。在参加喀尔喀蒙古和厄鲁特蒙古诸部王公联席会议期间，和鄂尔勒克即拜会了跟随达赖喇嘛当经师、诵经整整22年的札雅班第达，并邀请其去土尔扈特部落传经。札雅班第达于顺治二年（1645）春到土尔扈特部落，并为和鄂尔勒克、达优额尔和台吉们的亡故做法事。书库尔岱青、衮布伊勒登、罗卜藏、桑杰达等人，分别邀请札雅班第达经师为他们讲诵经典，转抄佛经，广传妙法。直到次年六月，札雅班第达一行才起身回到中国。和鄂尔勒克及其子和札雅班第达的联系，加强了格鲁派喇嘛在土尔扈特部落的正统的宗教地位，增强了部落同祖国的思想联系，求得了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在神权上对部落最高统治权的承认与支持。此后土尔扈特部历代首领均加强了同西藏喇嘛的关系，借助藏传佛教有力的支持，稳定了部众，有力地抵制了俄国东正教的扩张。

书库尔岱青继位后，努力加强了与清政府的联系。顺治三年（1646）他与其弟罗卜藏诺颜随青海和硕特部首领固实汗，向清政府进表贡。顺治七年（1650），书库尔岱青又派使臣与清政府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此后土尔扈特使臣不断来往于土尔扈特汗国和清政府之间。顺治八年（1651），土尔扈特首领博第苏克等“贡马”，清廷赐以“银币等物”。顺治十二年（1655），书库尔岱青遣锡喇尼鄂木布向清廷奉表贡。次年，和鄂尔勒克另一个儿子伊诺登诺谚，也遣使锡喇尼和硕齐“入贡”。顺治十四年（1657），罗卜臧诺颜也遣使向清廷“贡驼二百只，复携马千，乞市归化城”，得到清政府的允准。与清政府联系的加强，使土尔扈特汗国得到了清政府政治上的支持。

●土尔扈特部游牧图

土尔扈特部在阿玉奇汗执政期间，继承了先辈与祖国清政府不断联系的方针。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阿玉奇积极参加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割据势力的斗争。康熙三十五年（1696），清军于昭莫多大败噶尔丹后，为防噶尔丹余部窜至伊犁，康熙帝命阿玉奇在额济勒河积极配合。阿玉奇率军千人与一线防堵的策妄阿拉布坦会合于阿尔泰。康熙三十七年（1698），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纵兵洗劫了赴北京向清政府朝贡的土尔扈特汗国使团并杀害了使团一行人，进而绑架了赴祖国西藏朝拜达赖喇嘛的阿玉奇之侄阿拉布珠尔一行人。阿玉奇企望和准噶尔部改善关系，曾把女儿嫁给策妄阿拉布坦，但策妄阿拉布坦出于扩张的需要，竟然时时制造磨擦。策妄阿拉布坦，一度阻隔了阿玉奇汗政权与清政府的联系。

康熙四十八年（1709）阿玉奇又派出以萨穆坦为首的使团，取道西伯利亚，经库伦、张家口，历时两年有余，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春抵达北京，商洽如何营救被策妄阿拉布坦绑架的阿拉布珠尔等人的问题。阿玉奇给康熙帝的奏文中称：“所差之使，乃吾心腹小役，圣祖若有密旨，请赐口谕。”实际上磋商机密有二：一是如何联合起来，对付日益强大并威胁双方安全的策妄阿拉布坦；二是探求土尔扈特部落重返祖国的可能性。同年四月，康熙帝也派遣以殷札纳、图理琛为首的使团借道俄国回访土尔扈特。康熙五十三年（1714）四月十二日，图理琛率使团到达阿玉奇汗的驻地马奴托海。次日阿玉奇汗举行了隆重的迎宾仪式，殷札纳向阿玉奇递交了康熙帝诏书（《康熙谕阿玉奇敕书》），随后转达了康熙帝的问候。阿玉奇和部落人跪接，之后举行盛大宴会。席间阿玉奇详细询问了祖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并说：“满洲、蒙古大率相类，想起初必系同源，蒙古衣服帽式略与中国同，其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流露出与故乡亲人息息相关的真情，含蓄地表达了愿意归附祖国、成为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的真挚愿望。这次使团出使洽谈的主要问题，是土尔扈特部落东返故土和对付准噶尔部落的问题。但回归祖国一事，不久因为清政府对准噶尔部的征伐而被拖延下来。

策凌敦多克执政后，土尔扈特部落与祖国的联系，出现了更多的困难。南路通道因清政府和准噶尔部时战时和，处于梗阻状态。阿玉奇逝世后，俄国对土尔扈特部落的控制日益加强，使团假道俄国北路又处处受阻。尽管如此，策凌敦多克仍排除重重困难与祖国联系。雍正八年（1730）初，策凌敦多克派遣使团前往清朝向雍正帝请安，呈递奏书并敬献礼品。使团在御前表明不自认为是俄罗斯帝国之臣民。而清政府亦认定土尔扈特部落为蒙古所属之一种族。下半年雍正帝派出托时为首的使团，赴彼得堡祝贺俄皇彼得二世即位，随团前往的还有以满泰为首的另一个使团，主要任务是回访并慰问土尔扈特部，该团于次年抵达了土尔扈特部驻地，受到了土尔扈特部众热情的欢迎和盛情的款待。

土尔扈特部敦多克达什执政期间，努力保持了同清政府的联系，以求获得清政府的帮助，抵制沙俄政府控制和剥削压迫。乾隆二十一年（1756），敦多克达什派出吹札布为首的使团，冲破俄国的重重阻挠，历时5年，到达承德避暑山庄朝觐乾隆帝，并请求去西藏礼佛。乾隆帝热情款待了使团并允其所请，派官员护送其到西藏拜谒达赖喇嘛。次年，吹札布返京，乾隆帝再次召见，并询问部落与俄国的关系及处境。吹札布向乾隆帝道：“俄曾经与雪西洋（瑞典）及西费雅斯克国（土耳其）战，土尔扈特部落出兵助俄，因而部落的实力被削弱，兵弱不足以抵沙俄压力，后才被沙俄控制。但附之，非降之也，非大皇帝有命，安敢为人臣仆”。吹札布还建议清政府谕令哈萨克，允许土尔扈特部落以后纳贡经过其领地。这样一来路途就近便了许多，且不必再假道俄国而遭到阻难。吹札布详细地说明了他们所居住的疆域，并绘制草图献给乾隆帝。

●青花赶珠龙纹大瓶 敞口、束颈、圆腹，器形硕大、端庄。主体图案为赶珠龙纹。青花色泽浓艳。同类器多见于乾隆官窑，但像此雍正年间 的制品罕见。

乾隆二十六年（1761）渥巴锡继汗位时，已是准噶尔汗国灭亡之后的第四年，土尔扈特部落通往祖国的障碍基本扫除。渥巴锡采取了一些秘密措施，策划东归。他和厄鲁特各部的联系日益频繁，多次派人赴西藏熬茶礼佛，并通过辉特部的巴达诺颜、杜尔伯特部的鄂勒登告知清政府：“土尔扈特部落准备回归祖国。”还进一步派人秘密和清政府驻伊犁的官员联系，提出要求东返。清政府同意了他们这一合理要求，表示随时准备迎接土尔扈特部落回归，内迁的时机成熟了。

渥巴锡汗年轻有为，胸怀坦荡，心地善良，为人正直，待人友好，很受部众的拥戴。这时俄国变本加厉地奴役和压迫土尔扈特人，不仅将他们视为“丑陋、愚笨和肮脏的野蛮人”，而且强迫土尔扈特人服兵役，参加俄国对外侵略扩张的战争，数万人为此丧生。土尔扈特人不堪忍受俄国当局的歧视和压迫剥削，纷纷要求渥巴锡汗率领整个部族重返祖国。

乾隆三十六年（1771）正月，渥巴锡汗召开部落大会，号召部众起来反抗，发动起义，回归祖国，得到了部众的一致支持。整个部族的17万多人，一起烧掉了自己居住的村落，决心离开居住长达170多年的额济勒河地区，回归祖国，不再回头。俄国政府得知土尔扈特部回归中国的消息后，立即派出大批的哥萨克士兵前去追赶堵截。在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形势下，土尔扈特部人赶着数以万计的牛羊，一路上且走且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经艰难险阻，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行程万余里，在六七月间，土尔扈特部终于到达中国伊犁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这次震惊世界的东归事件中，土尔扈特人付出了惨痛代价，离开额济勒河时，有17万人之众，沿途由于战争、饥饿和疾病，抵达故土时仅余七八万人。到达伊犁后，渥巴锡向清政府献上了土尔扈特部祖先于明朝永乐八年（1410）受到敕封的汉篆玉印，表明了土尔扈特部人忠贞不渝、热爱祖国的赤忱。

乾隆帝得知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的消息后，立即命人前往伊犁做好迎接和安置的准备工作。清政府对归来的土尔扈特人做了妥善的安置，让他们在新疆伊犁一带放牧，并且及时拨给马、牛、羊20余万头，粮食4万多担，棉花近6万斤，还有大量的毡庐等物资，帮助归来的亲人尽快安居下来，恢复生产和生活。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帝在热河木兰围场接见了渥巴锡汗等部族首领，并一同观赏了围猎，然后在承德避暑山庄宴请诸位首领。乾隆帝颁布封爵谕令，对归来的土尔扈特大小首领均予封爵，封渥巴锡为卓里克图（蒙语英勇、刚毅之意）汗，并在普陀宗乘之庙内建立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石碑。碑高5米，用满、汉、蒙、藏4种文字刻写，记述了土尔扈特部众不远万里回归祖国的动人故事。

土尔扈特部返回祖国的爱国主义行动以及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的妥善安置，使俄国恼羞成怒。沙皇政府竟然致国书给清政府，蛮横要求清政府将土尔扈特部交回俄国，甚至以发动战争相恐吓。针对沙俄的无理行径，清政府义正词严地指出：“土尔扈特渥巴锡等，与尔（俄罗斯）别一部落，原非属人”，只因“尔国征调繁苛，不堪其苦”，才返回祖国。针对俄国的战争恐吓，清政府明确表示“或以兵戈，或守和好，我天朝惟视尔之自取而已”，表示是战是和，可由沙俄政府自己选择，大清朝惟有奉陪到底，决不会妥协。

至此，土尔扈特部在国内分居三处：一在新疆，一在青海，一在额济纳。在国外，还有一部分土尔扈特人东归时受阻，永远地留在了异国他乡。土尔扈特部反抗沙俄，发动起义，跋涉万里，回归祖国的壮举，震惊了当时的世界；也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写下了反抗外来压迫、维护祖国统一的可歌可泣的辉煌篇章。

●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

历史探微　伍 清代前期的西洋风

早在明代，就有大量的传教士来华传教，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艺术传入中国。清代前期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也达到了新的境界，不仅许多传教士来华，带来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绘画、音乐、建筑等艺术，给中国的知识界吹来了一股清新的西洋风；就连康熙帝本人也对西学有浓厚的兴趣，而且精心钻研，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西方传教士，以其杰出的才艺，倍受清帝礼遇，且居高官显位，在中国历史上尤为罕见。

洋人执掌钦天监

明天启二年（1622），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来华。由于徐光启的推荐，他在崇祯三年（1630）七月到北京，在历局任职，翻译书籍并推测日、月食。《崇祯历书》是他和徐光启、李之藻以及几个传教士编成的。

清朝入主中原后，汤若望于顺治元年（1644）五月上书摄政王，请求保护天文仪器和已刻成的书板，得到批准。同年十一月，汤若望被授职钦天监正，两年后加太常寺卿衔。

顺治帝亲政后，对汤若望宠遇“迥逾常格”，封通议大夫，加“通玄教师”号（康熙时因避帝讳，改“玄”为“微”）。孝庄太后认这位洋人为义父，顺治帝更尊称其为“玛法”（满语爷爷的意思）。顺治帝还常将汤若望请入内廷；或屈尊降贵，亲至汤寓请教。据汤若望记述说，在顺治十三至十四年间（1656～1657），皇帝曾到其居处多达24次，并且在那里吃饭、喝茶。顺治帝不仅重其人，而且也礼其教，为天主教堂御题“通玄佳境”的匾额，并写下《御制天主堂碑记》，以示恩宠。洋人执掌钦天监，中国采用洋人的历法，自然引起一些盲目自大的朝臣的嫉恨。顺治时，吴明煊诬告汤若望，顺治帝未加理睬，让他碰了一鼻子灰。

鳌拜专权时期，“率祖制、复旧章”。新安卫官生杨光先，趁机告汤若望等人编修的时宪历是依西洋新法编制的，分明是让中国人奉西洋为正朔；攻击新法有错误、不准确，即使准确也断不容许洋人酣睡于大清国的卧榻之侧；攻击洋人借历法而打入庙堂，借机刺探朝廷机密，居心叵测；洋人用金钱收买人心，挟大清之人尽叛清而从邪教；时宪历只造200年，是欲使大清国祚不享无疆……种种怪论，不一而足。杨光先甚至提出：“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杨光先的诬告，正中鳌拜借此排除异己的下怀，于是逮捕审讯汤若望等洋人和其他中国钦天监官员。这时汤若望已73岁高龄，适患痹症，口舌结塞，过堂审讯都由作为“同案犯”的比利时籍耶稣会士南怀仁在旁代为申说。所谓汤若望潜谋造反之事，查无实据，便以邪说惑众的罪名定监绞候。但杨光先意犹未足，又指控说，数年前顺治帝幼子荣亲王夭折，汤若望主持的钦天监所选殡葬时间大为不吉，以致殃及顺治帝之死。这样“罪同弑逆”，因议加重处死刑。

●天主教南堂 位于北京宣武门，是北京最早的一座天主教堂，为利玛窦于明隆庆六年 （1572）所建。

●少年康熙帝便服像

康熙四年（1665）四月一日，朝臣200余人会同定案，突然发生地震。朝臣惊惶失色，及至震止方入堂坐定；地复大震，屋宇摇荡，墙壁倾颓。朝臣们惧为上天示警，遂议减轻“案犯”刑罚，将汤若望改判斩监候，南怀仁等3名传教士释放。然而，大地仍是屡震不已，一连3日，人皆露宿。并且京城上空又出现彗星，人们更加惴惴不安。鳌拜等人亦畏天意，不敢擅断，只好向孝庄太后请示。孝庄太后谕令开释，汤若望这才幸免于难，但羞愤、惊惧交加，加上年老体病，次年便去逝了。

汤若望罢官后，杨光先和吴明 （吴明煊之弟）分别担任钦天监正、监副，以“大统术”治历，错误屡出。康熙七年（1668），南怀仁向康熙帝奏报吴明 所推算的七政历、民 历有严重错误。康熙帝令南怀仁和杨光先在午门广场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各用自己的测算方法，测算正午时间日晷表上所显示出日影的长度。结果南怀仁的计算准确无误，杨光先等人的测算却有误。康熙帝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不久又升为监正。从此，钦天监遂用洋人修历，直至道光帝时止。

南怀仁为清政府设计铸造了新式大小铁炮120门，轻便炮230门，还撰写了造炮和造铳技术的《神威图说》，为平定三藩作出重大贡献，被授予工部侍郎衔。新式大炮也为清军击败入侵黑龙江流域的俄国侵略军起了重大作用。

康熙帝研习西学

康熙帝聪敏好学，不仅于理学造诣颇深，而且喜好西学，并进行了深入地学习研究，将其应用于实际。

●珐琅彩婴戏纹双连瓶 清代珐琅工艺的杰出成就是引进西方珐琅技术并加以改造，采用中国传统青铜器、瓷器、漆器的器形与纹样，创烧出中国自己独特的画珐琅与錾胎珐琅。由这两种工艺制作的工艺品器形厚重端庄，纹样精致典雅，色彩含蓄秀丽，具 有浓厚的民族特色。

杨光先和汤若望之间的历法之争，使康熙帝深受震动。为使自己能明断西方科学和传统科学的优劣，平息争论，康熙帝决定向耶稣会士学习西方知识。康熙七年（1668），康熙帝向耶稣会士询问西洋风俗，利类思(1606～1682)、安文思(1610～1677)、南怀仁便编成《御览西方要记》进呈。南怀仁还向康熙帝介绍《穷理学》和其他科学知识。由于康熙帝当时年纪还轻，国内尚未平定，因此尚无暇集中精力学习西方科学。

●铜镀金嵌广珐琅龙吐水法钟 钟高98厘米，钟面40厘米见方。此钟开启后，水柱转动，恰似龙口吐水，并 能作八仙庆寿的表演。

从康熙二十八年（1689）底开始至康熙三十年（1691），法国耶稣会士白晋(1656～1730)、张诚(1654～1707)及比利时耶稣会士安多(1644～1709)和葡萄牙耶稣会士徐日升(1645～1708)，开始向康熙帝介绍西方几何和代数知识。传教士每天早上4时到内廷，日落而归。上、下午给皇帝各上2小时的课，讲授西方数学、哲学、天文学、历法以及炮术实地演习等课，由此康熙帝学习西学达到了一个高潮。

康熙帝不仅努力学习西方科学知识，还积极推广和应用所学知识。康熙五十二年（1713），正式设立算学馆于畅春园之蒙养斋，培养了一批数学家，如陈厚耀、明安图等人。康熙帝在此主编了《历象考成》等书，尤其是钦定《数理精蕴》53卷，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当时传入的西方数学知识。康熙帝学习西学，带动了一批朝臣，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形成了一股学习西学的新风气，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促进了清朝前期科学技术的进步。

康熙四十七年（1708），康熙帝命传教士分赴蒙古和内地，绘制一幅较为详细的全国地图。担负这项工作的主要是法国传教士，参加测量调查的有法国人张诚、白晋、雷孝思、杜德美、冯秉正、德玛诺等，还有一名日耳曼人和中国学者何国栋。他们采用西方先进的科学仪器和绘制技术，费时近10载，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完成各省地图的绘制。最后由雷孝思、白晋等人汇成总图一幅。康熙帝命名为《皇舆全览图》，此图绘制精细，测量准确，是当时中国最科学的一幅全国地图。

康熙帝虽锐意学习西学，但到雍正朝时，由于对传教士实施严禁，因此对西洋科技不再重视。随着清王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到了乾隆朝中后期，清朝朝野上下又出现了复古倾向，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天文、算学类，以收录中国古代算书为主，就是有力的证明。

●慧贤皇贵妃像 慧贤皇贵妃是乾隆帝的妃子，姓高佳氏，满人，乾隆二年（1737）被封为妃，乾隆十年（1745）晋封为皇贵妃，同年因病去世，追谥慧贤。此画笔触细腻柔和，人物五官清晰，注意体面结构和立体效果，面部解剖十分准确，衣服的质感也很强，是 郎世宁人物画的典范之作。

西洋画师郎世宁

郎世宁（1688～1766），意大利人。郎世宁幼学绘画，师从许多著名艺术大师，接受了广泛严格的训练，1707年加入了耶稣会。康熙五十三年（1713），他被派往中国传教，次年来到北京。在马国贤的引荐下，蒙康熙帝召见，康熙帝对他甚为礼遇。针对郎世宁欲在中国传教的设想，康熙帝说：“西方的教义违反中国正统思想。只因为传教士懂得数学基本原理，国家才予以聘用。”又表示诧异道：“你怎能老是关怀你尚未进入的未来世界而漠视现实的世界？其实万物是各得其时的！”不久康熙帝任命郎世宁为宫廷画师，而没有给他传教的机会。自此郎世宁便以其画艺供奉中国的皇室，开始了他宫廷艺术家的生涯，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郎世宁擅长写实，描绘人物逼真酷肖，深得几代皇帝的喜爱。雍正帝、乾隆帝以及他的嫔妃、子女等，都曾通过郎世宁的画笔，留下生动逼真的容貌。《平安春信图》画中的一老一少，分别为雍正帝和皇子宝亲王弘历，二人着汉装，生活气息浓郁。尽管画上没有郎世宁的款印，但从绘画的风格及画上乾隆帝的一段题诗，可以确定该图出自郎氏手笔。乾隆帝的诗曰：“写真世宁擅，缋我少年时。入室皤然者，不知此是谁?” 赞扬了郎世宁的画艺。

雍正年间，郎世宁在内廷行走，除了奉命作画外，还主持设计了圆明园西洋水法楼，并为水法楼内壁画了大量的油画。这是他一生绘画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西洋水法楼中郎世宁的绘画亦化为灰烬。

雍正朝推行禁教政策，很多传教士都遭到了清政府的打击，而郎世宁由于其高超的画艺甚得皇族的宠幸，不但安然无恙，反而在乾隆帝即位之后，更见重用。据说乾隆帝登基时年方24岁，每日必去画室看郎世宁作画。这时郎世宁已47岁，谙习内廷事务，于是教会高级人士令他向皇帝呈递奏折，此举甚是危险。某日乾隆帝照常来看他作画，郎世宁匍匐跪下，说了几句有关“我们的神圣教律遭受谴责”之类的话后，就从怀中掏出一卷用黄绸包裹的耶稣会奏折呈上。当时内廷太监看见郎世宁的大胆举动，都吓得心惊胆战，乾隆帝却温和地说：“朕并没谴责你们的宗教，朕只是禁止臣民皈依罢了。”从此以后，郎世宁每晨入宫必受搜查，以保证他的确没有怀带什么奏折。虽然如此，郎世宁还是多次恳求乾隆帝弛禁天主教的传播，为维持天主教当时在华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

●弘历雪景行乐图郎世宁所作《弘历雪景行乐图》绘乾隆帝在雪景中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情景，设色鲜艳，人物众多。该画以西洋画法为主，略参 以中国技法。

●桃花图 《桃花图》取碧桃一枝，枝干虬曲，粉红复瓣，一双羽燕栖于枝上，神形颇为悠然。画面设色浓丽，注重明暗效果，体现了郎世宁扎实的写实功力和中西 合璧的绘画特色。

郎世宁创作了不少以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的画作，描绘的大多是当代发生的大事件，具有重要的历史纪实价值。其中著名的绘画如《乾隆大阅图》，描绘了乾隆帝检阅八旗兵时的英姿。大阅之后，乾隆帝亲率王公大臣、八旗官兵至塞北皇家围场（即今河北围场县），与蒙古八旗会合打猎。郎世宁奉命随军作画，以大手笔描绘了这位年轻君主居安思危、习武练兵，在侍卫大臣前后簇拥护卫下，不顾鞍马劳顿，继续转向新围场游猎的情景。《乾隆围猎聚餐图》是其中一幅，描绘了乾隆帝一行狩猎时休息、煮食鹿肉的场面。乾隆帝盘腿坐在黄色的座垫上，近臣侍卫分列两边，有的人站立，有的人半跪，大多数人手中持有弓箭、腰刀和虎神枪；再外面一圈人，中间正在准备野餐的食品，就是刚刚被猎杀的鹿。画面左边有3人正在剥鹿皮，切割鹿肉；另有3人燃烧起炭火在烩鹿肉汤。画面的中下部还有三人在炭火上烧烤鹿肉，旁边有人捧果品盒和酒具，另有数人手持虎神枪警戒。最下方有一个人背着一只中箭的狍鹿走来。帐篷的背后为起伏的群山和参天的古松，山坳处几匹马和骆驼在休息，其中一只骆驼背上还搭着一头死鹿。整幅画面结构严谨，刻画形象极其生动逼真。

郎世宁还是“战图”这一新型院画的领衔画家。郎世宁所作战图《平定伊犁回部得胜图》共16幅，其中《阿玉锡持矛荡寇图》，描绘了在平定西域战斗中立功的将士阿玉锡。郎世宁以其擅长的“写真”技艺，逼真地刻画了阿玉锡全身戎装、持矛跃马的形象；生动地表现出了阿玉锡坚毅勇敢，冲杀敌阵如入无人之境的英雄气概。

郎世宁在宫廷供职期间，做了许多有益于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工作。他曾将欧洲的油画、铜版画以及天顶画、焦点透视画的技法，甚至连制造油画颜料的技术， 也毫无保留地教给画院画家。郎世宁的徒弟先后共有十几人，在皇家画院内形成了实力雄厚并得到皇帝信任的郎世宁新体画集团，使清朝的宫廷画形成了一种“中西合璧”的新颖绘画风格。他不但把西方绘画技法传入中国，而且帮助和指导淮关监督年希尧完成了《视学》一书，此为中国第一部关于西洋绘画透视法则的专著。郎世宁还为当时的天主教堂创作了不少宗教油画，如东堂的耶稣圣心像等。

乾隆三十一年（1766）郎世宁去世，享年78岁。郎世宁的丧礼备极哀荣，乾隆帝特下谕旨，追赐侍郎衔，御赐离京城不远的一块土地为其下葬之地，并赏赐葬银300两，以示怀念。

历史探微　陆 清代四大镇

清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镇经济的繁荣。全国许多城镇都普遍存在着木作、铜作、漆作、磨房、油坊、酒坊、机坊、糖厂等大大小小的手工业作坊，商业贸易兴盛。在众多城镇之中，湖北的汉口镇、广东的佛山镇、江西的景德镇、河南的朱仙镇，以其发达的手工业生产和繁荣的商业，在明末清初迅速崛起，成为著名的“天下四大镇”。

九省通衢—汉口镇

汉口镇（今属湖北武汉），在清初迅速兴起，为四大名镇之首。汉口处于长江中游，水运便利，地处天下之中，有“九省通衢”之称，因而商业贸易极其繁荣。乾隆时的《汉阳府志》中说：“汉镇一镇耳，而九州之货备至焉。行户数千家，典铺数十座，船泊数千万，九州诸大名镇皆有让焉。”

清代汉口是中南地区淮盐最大的集散地、米粮贸易中心、布匹销售市场和木材集散地。自汉口出发的粮道有二条。一条从汉水至陕西，如雍正十一年（1733），共有粮船1500只经汉口转运至陕西，每船载重300～500石，共约60万石。另一条顺长江把四川、湖南的米转运到江浙。雍正年间，湖北、湖南之米运往江苏年约1000万石。湖北盛产布匹，布匹品种繁多，有扣布、线布、椿布、边布、梭布、条布诸种。湖北布匹以其优质行销滇、黔、秦、蜀、晋、豫诸省，成为湖北省巨大的利源。当时不少产区的布匹通过农村市集转贩汉口，再运销全国各地，汉口遂成布匹销售市场。乾隆年间，汉口布匹贸易甚旺，“四方来贸者，辄盈千累百，捆载以去”。此外，汉口还是一个木材的集散地。清人姚鼐《汉口竹枝词》称道汉口盛况说：“扬州锦绣越州醅，巨木如山写蜀材。”由此可见木材贸易的兴旺。清中叶时，汉口镇的年贸易额达到白银1亿两左右，堪称当时中国各大工商城市之首。

清前期，汉口镇有数千户商贾人家，数十处盐商典库，会馆公所，四处林立。据民国《夏口县志》卷五的建置志记载：道光以前建立的会馆公所有39座，建馆年代不详的有56座。各省商人在汉口活动的街巷，至今仍保留着反映其地域的名称，诸如：新安街、新安巷、徽州巷、安徽街、宝庆街、金庭巷、元宁巷、江苏巷、广东巷等。由此可见，汉口的商业在中南数省中占着首屈一指的地位。

汉口的街区随着入清以后商业的繁兴而不断修建扩大。乾隆四年(1739)，增建接驾嘴、三善巷、艾家嘴等街道。到嘉庆年间，接驾嘴已是“上下数里，商贾云集，五方杂居，尤为汉口市盛之区”。汉口的堤外，昔时是“荒沙一片”的襄河故道，这时竟“居民丛聚，渐成街市”，“民居鳞比，十倍于前”。到道光初年，汉口已发展为“东西三十里有奇”的江畔巨镇。

冶铁中心—佛山镇

佛山镇（今广东佛山市），明代就以冶铁业而闻名；清代成为广东省的冶铁中心。乾隆年间，佛山计有“炒铁之炉数十，铸铁之炉百余”。乾隆十五年（1750），估计炒铁行业工人约有一二万人，整个冶铁行业工人不下二三万人。康、雍、乾年间，估计佛山整个冶铁业的生铁消耗量约为5000万斤，产值超过白银100万两。佛山镇的丝织业也非常发达，清初发展为十八行。石湾陶瓷业入清以来发展更快，共“有缸瓦窑四十余处”，所制产品发展为日用、美术、建筑、手工业、丧葬五大类，产品在千种以上。金属加工业在乾隆以后有制箔行、打铜行、打银行、金花行、一字铜行、铜器行等十余个行业。成药业仅参药行就有27家。民间手工艺也有陶塑、塑扎、剪纸、门画、爆竹、雕刻等行业。此外还有与之相适应发展起来的手工行业，如染纸业、食品制造业、造船业、泥水建筑业、砖瓦灰炉业、印染晒茛业、成衣业、骨角皮毛筋器业、涂染料业、漆器业等。据乡志记载，佛山镇衰落之时的光绪年间，手工业行业还有178行。

清代佛山铁锅行销吴、越、荆、楚等地，铁线则“无处不需”，四方商贾皆来贩运，佛山乡民“仰食于二业者甚众”。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放海禁后，佛山铁锅竟大量销往外洋。雍正年间，外国船只购买佛山铁锅，每船少者2000～4000斤，多者达二万斤。石湾陶器则行销两广，甚至远销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丝织品也大量出口海外。康熙年间，佛山镇已成为外省商贾必至的贸易中心，市面之繁盛甚至超过广州。从进口方面来说，佛山镇则是一个巨大的发销中心。乾隆年间，佛山镇“商车洋客，百货交驰”。道光初年，佛山市面上充斥着珍奇洋货，尽是玛瑙、玻璃、珊瑚、翡翠、火齐、木难、方诸、阳燧、鹤顶、龟筒、犀角、象鼻等物。同时，佛山镇还是广东最大的米粮贸易中心，佛山镇的米价也成为全省的标准价，即所谓“广东各以佛山镇报价为准”。由此观之，从清初至鸦片战争前，佛山镇的商务（不包括外贸），执全省之牛耳。

乾、嘉、道年间，“佛山一镇，绅衿商贾，林林总总”，外省商人云集佛山镇，在此建立了山陕会馆、莲峰会馆（福建纸商所建）、江西会馆、楚北会馆、楚南会馆等。据统计，道光以前佛山镇共有商业会馆25所，手工业会馆26所。全镇的工商店号在3000家以上，铺户贸易和转运贸易成为主要的贸易形式。

●佛山梁园 佛山梁园为岭南四大名园之一，占地2.13万平方米，建于嘉庆、道光年间。佛山梁园布局精妙，宅第、祠堂、园林浑然一体，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康、乾年间，佛山镇已基本形成了手工业区域和商业区域。冶铁业主要集中在镇西南部地区；陶瓷业主要集中在石湾一带；纺织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东南部的乐安里、舒步街、经堂古寺、仙涌街一带。商业闹市区则集中在北部、中部地区。乾隆至道光年间，佛山镇铺区从25个增加到27个；街巷从233条扩展到596条；墟市从3墟6市发展为4墟11市；码头津渡从11个发展为28个；编户人口则从20万发展为27万，若加上蛋民（水上居民）和外地流入佛山镇的谋生者，实际人口不会少于30万，发展成为方圆三四十里的繁华大镇。

举世闻名的瓷都—景德镇

景德镇（今江西景德镇市），向来以产瓷器闻名，生产瓷器已有1400多年历史。它是四大名镇中惟一不靠水运起家的城镇。雍正、乾隆之际，景德镇“商贩毕集，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嘉庆时，“镇广袤数十里，业陶数千户”。当时景德镇的生产窑有烧柴窑、烧槎窑、包青窑、大器窑、小器窑等；窑户有五种类型：烧窑户、搭坯窑户、烧囵窑户、柴窑户、槎窑户；各窑内又根据工序分为23个工种；各户间又根据所作之器分为18作；此外附属各专业户如柴户、槎户、匣户、白土户、青料户等又共有16个户种，分工极为细密。当时全镇官窑、民窑每年总产值约在610万两白银以上，其中民窑年产总值约在600万两以上。景德镇陶瓷行销海内外，成为举世闻名的陶瓷之镇。

●清代景德镇 制陶图中的交易场面反映了清代景 德镇制瓷业的繁荣。

●康熙年制米色地五彩花鸟瓶

景德镇的瓷品在明代已有广阔的市场，清代进一步扩大。在国内，“景德镇陶器行于九域”；在国外，“江西瓷器、福建漆器果品，皆夷所好”。甚至法国、俄国的皇室也曾在景德镇订制瓷器。景德镇也就成为商人云集之所。康熙年间，“豪商大贾咸聚于斯，事陶之人动以万计”。清代前期，景德镇有都昌、抚州、饶州、徽州、苏湖等会馆20余个。

景德镇的街区在清初也有很大发展，时称：“列肆受廛，延袤十数里，烟火近十万家。”到嘉庆年间，景德镇街市的范围“自观音阁江南雄镇坊至小港咀，前后街计十三里”。景德镇从此成为天下瞩目的泱泱巨镇。

华北交通枢纽—朱仙镇

●康熙年制五彩花鸟纹花盆 五彩和三彩一样，都是在烧成的陶瓷素胎上进行彩绘，然后再低温烘烤而成的釉上彩瓷器品种。五彩用色以红、黄、绿、紫等5色为主。清五彩以康熙朝最为精彩,不但比明五彩色彩种类有所增加，还出现了釉上蓝彩、黑彩、金彩，因此色彩更加娇艳、富丽堂皇。其彩绘多以单线平涂，线条刚劲， 多画历史故事（古典小说情节）或刀马人物，也有耕织 图、渔家乐等题材。

朱仙镇，位于河南开封西南，贾鲁河穿镇而过，唐宋以来成为水陆交通要冲和繁华的商业集镇。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朱仙镇商业有很大发展。鲁河沿岸，码头林立，长达5里。朱仙镇输出货物以西北山货、本省牲口与土特产为大宗，输入货物以木材、瓷器、茶、盐、糖、纸、布匹、粮食、京广杂货为大宗。当时聚集在朱仙镇的商人有山西、陕西、甘肃、安徽、福建诸省人。其中以山西帮商人势力最大，山西票号独揽全镇金融权，设有山西会馆。陕、甘帮多经营山货、皮毛。安徽帮多经营典当、茶业；福建帮多经营米、糖业；本省商人则多经营酒馆、饭店及一般工商业。朱仙镇还有回族小商贩和手工业，镇中建有清真寺两所。清代前期，朱仙镇不仅是河南，而且也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水陆交通联运码头。

朱仙镇的制曲业、酿酒业、年画业、染纸业素称发达。创始于明代、著闻于清代的“西双泰”竹竿青酒，色味俱佳，盛销于河南各州县及安徽等地。清代朱仙镇有年画店300余家，年产年画300余万张，行销各省。榨油业在清前期共有70余家。此外，朱仙镇的“玉堂号”豆腐干，也是远近闻名的佐膳佳品。

●商业会馆 商业会馆为商人自行组织的商业公所，图为清代旅居苏州的山西商人兴建的 “全晋会馆”。

“天下四大镇”城市经济的发展，不仅吸收了大量的农业劳动人口，而且促使许多原事农耕的乡民成为半工半农者。例如佛山镇的铁钉业，景德镇的白土业，大量的产品就是由附近的农民利用农闲时制成。这样，就逐步分解了农业的自然经济结构，改变了农民的习惯职业。在“天下四大镇”周围的辐射圈内，出现了许多以商品生产为主的乡村经济，它们以城市经济为其依存条件。这样，就把许多千年不变的乡村纳入城市经济的发展轨道。

●中秋佳节 杨柳青年画，绘出了节日的娱乐活动，展现出了清代的民俗民风。

“天下四大镇”的出现和发展，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先政治，后经济”的郡县城市的发展模式，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潮流和趋向，开辟了一条中国封建城市发展的新道路。它说明清代异乎秦汉，别于唐宋，而成为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而且是社会经济发生了某些质的变化的新阶段。即使与当时西欧中世纪的自治城市相比，四大镇在城市人口、城区规模以及工商业水平等方面也都毫不逊色。它们以其突出的经济功能对周围地区的经济起到了明显的刺激作用。因此，天下四大镇在中国封建城市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