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个侠客_关于民国的故事

中国最后一个侠客_关于民国的故事

侠之大者

1932年4月29日。这天是日本皇帝裕仁的生日。请注意，是“皇帝”，不是“天皇”。“天皇”是日本皇帝糊弄日本人、同时给自己壮胆的名称，我们中国人没有必要跟着用。叫他“日本皇帝”已经足够尊重其人格了。中国官方和媒体向来都是跟日本皇帝叫“日皇”的，但随着时代变迁，竟然也大咧咧流行起“日本天皇”来，这在素来注重“义例”的中国文化里显得太过突兀。其实，“日皇”已经足够中性，“天皇”未免太过自损人格。

日本皇帝的生日当然和中国人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但日本偏要跟中国人扯上关系。日本总是这样，就像一个女人，为了得到自己心爱的男人，不惜打他、害他、毁灭他，甚至只要和他产生一点联系就很满足。不久前，日本军队刚刚在上海打赢了中国军队。靠着这个胜利，他们提出了一系列蛮横的条件。——就像一个悍妇打了架之后经常做的那样，而中国的国民政府竟然全部答应了。这就是让中国人快要窝囊死的《淞沪停战协定》。

《淞沪停战协定》内容很多，但中心思想就一句话：日本军队可以正大光明驻扎上海，中国军队不行。(www.guayunfan.com)《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现场

日本人总是不满足于在战场上打赢中国人，他们还想从心理上征服这个他们曾经的崇拜对象。因此，一些彻底击碎中国人的自尊心的办法出来了，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在皇帝生日这天炫耀国力，逼中国人承认现实。这在所有办法里面自然是最愚蠢的一个。

我们都知道上海是一个因为租界地多而乱出名的地方。但在上海的各国租界地里面，本来没有日本的份儿，这让日本人在“列强”行列里似乎显得很没地位，于是靠着移民、买地、蚕食，硬是在虹口附近占了好大一块地。说白了，这块“租借地”是死皮赖脸“蹭”来的。日军的庆祝大会自然选在了位于这块“租借”的虹口公园。大批的日本军队和侨民涌向这里，报纸上也大肆报道。中国人简直就像被人打成重伤后还要被当众扇几个耳光。

不用说，全中国都怒了。但这口气憋几亿人的肚子里，怎么也出不来。这时的中国，连站出来向日本人瞪一眼的人都快找不出来了，还有谁能站出来给国人出气呢？

让我们盘点一下当时中国所有的势力，看看谁能最终站出来。

中国最大的势力——国民政府——没有站出来。

国民政府不久前才因为“不抵抗”丢了整个东北，现在如法炮制，又丢了上海。国民政府为了避免和日本政府开战，几乎用尽了一切妥协，又怎么能指望他站出来给国人出气呢？

中国最激进的势力——中国共产党，这时正被国民政府压缩在江西的大山里，他们就算最愿意站出来，也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远水不解近渴。

上海滩最大的民间势力——青帮，也没有站出来。上海滩的“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一贯是“西瓜偎大边”的典型黑社会，他们的“业务”是欺压百姓、勾结官吏，谁有势力就投奔谁，指望他们不惜血本来支持民族大义，真是痴人说梦。

说明白一点，当时的情形就是“黑白两道”都当了缩头乌龟，老百姓干生气没有办法。

正是看透了中国人的懦弱无能，日军更加肆无忌惮。日本在中国的全部要员几乎都来到了虹口公园，他们是：

白川义则，日本派遣军总司令；

河端贞次，日本驻沪留民团行政委员长；

重光葵，日本驻华公使；

野村吉三郎，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大将；

植村谦吉，日本第九师团长，中将；

……

日本人总是自诩最了解中国人，可他们往往把真正的中国精神忽略掉了。是的，中国的黑白两道都缩头乌龟了，但中国还有一个人，他在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站出来了，他就是：

王亚樵。

日本人大概早就忘了上海有个王亚樵，但十九路军的精神领袖陈铭枢没有忘记。

陈铭枢，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淞沪警备司令，十九路军的龙头老大。在十九路军的抗战中，他是中心人物，也是最窝火的人。蒋介石能咽下这口气，他陈铭枢可不能。眼看日本人要在虹口公园公开耀武扬威，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不能再忍了。这一刻，他想起了自己的朋友王亚樵。

王亚樵是何许人？他是一个侠客，一个真正的侠客，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他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更不是黑帮老大，他什么势力都不依附，他永远都是他自己——王亚樵——一个让所有势力都既厌恶又惧怕，但又拿他没办法的名字。

如果王亚樵站到我们面前，大概没人会相信他有什么了不起——他个子矮小，也就一米五多一点，身体瘦弱。偶尔从深陷的眼窝里射出几道狡黠的目光，仅此而已。但是，王亚樵的对手们输就输在根本看不透这个小个子的心机。政客以为他要高官厚禄，商人以为他要钱财，黑帮以为他要争地盘，当他们以各自擅长的方式和王亚樵打交道时，他们发现自己完全错了。这位大爷眼里根本没有这些小儿科的东西，他玩的是心跳，是千百年来侠客们“替天行道”的老理想。

他是上海滩唯一专治各种“不服”的人。他几乎以一己之力，让上海滩上上下下，上到蒋介石、下到流氓无赖都心惊胆战的人。他经常被人称为“暗杀大王”，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因为他每一次暗杀都以正义为前提，和职业杀手有本质的区别。

陈铭枢找到了王亚樵，而王亚樵也早就想找陈铭枢了。作为一个真正的侠客，他早就想给骄横的日军来个王亚樵式的斩首行动。

王亚樵存世不多的相片之一

我们已经不知道两个人究竟如何见面的了，但王亚樵从陈铭枢那里得到了他最需要的东西——炸弹。要想混进戒备森严的日军，武器必须要非常小，但威力需要非常巨大。

王亚樵有一种只有侠客才有的魅力，这让他在上海一声招呼，马上就有门人弟子前来舍命帮忙。这是杜月笙、张啸林这些黑帮老大永远不会有的魅力。一般来说，黑老大一死，所有人都惦记着赶快分家产，会不假思索地忘掉那个死人。而侠客，是那种越来越被人怀念的人。

很快，王亚樵的弟子就把日军核心人物的行动规律摸清了。斩首行动的最佳机会正是4月29日，虹口公园的日军阅兵式。

一个几乎万无一失的斩首计划被设计出来……

日军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感受到了弥漫在上海空气里的巨大仇恨。他是日本关东军的前任司令，又是前陆军大臣，从甲午战争的时候就开始和中国人打仗。他太了解中国人了。为了安全，他干脆下令虹口公园阅兵式禁止中国人进入，只允许日本人、朝鲜人以及外国使节参加。此时的朝鲜已经是日本的殖民地，朝鲜人已经被日本看做“本国人”了。

对日军的这一禁令，王亚樵有些措手不及。他王亚樵再厉害，也得人进去才行，人进不去，斩首行动无从谈起。

但是，眼看4月29日越来越近了。

计谋多端的王亚樵想到了流亡在上海的“大韩民国”政府。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大韩民国”政府实际上是在中国成立的。这是一个一直在中国南方流亡的政权。王亚樵找到了这个地下政府的负责人安昌浩。安昌浩当然知道这位上海滩大侠的名头，双方一拍即合。王亚樵已经制定好了周密斩首计划，也准备好了充足的资金和武器，只需要大韩民国流亡政府出一个懂日语的朝鲜人去执行这个任务。

这个人很快就找到了，他叫尹奉吉。

尹奉吉刚刚24岁。从长相看，他是一个典型的韩国人：平脸、高颧骨。和中国人相比，他对日本人的恨一点也不少，甚至更多。当接到斩首行动的命令时，他兴奋极了。

尹奉吉足够聪明。没有刺杀经验的他很快就把王亚樵设计的斩首计划领会得一清二楚。王亚樵也很欣赏这位韩国小伙子，与他经历的多次斩首行动相比，这一次难度最大，但也最刺激，最能让他青史留名。

4月29日到了。

上海“日租界”一片欢腾。日本侨民个个喜气洋洋，为了入侵中国，日本已经向中国输送了大批侨民，包括能执行各种特殊任务的日本浪人、和尚，以及形形色色的流氓。虹口公园的门口戒备森严，日本士兵认真检查着每一个参加阅兵大会的人。

阅兵式的主角白川义则已经离开住处了。日本的皇帝除了是皇帝，还是日本人的神，对这位大神的生日，白川当然是每个毛孔都透着尊敬，但他似乎预感到了一丝危险，于是连续四次无预警地让司机改变行车路线，在他看来，上海的街道就是战场，每个窗口都在飘出中国人的仇恨。但是，出乎预料的是，一路上竟然完全平安无事，白川松了一口气。

白川哪里知道他的对手王亚樵的风格呢？王亚樵眼里不是只有这一个白川义则，他要干就要干一票大的，在路上弄死一个白川也太便宜日本人了。

执行斩首计划前手拿炸弹宣誓的尹奉吉

虹口公园的门口，检查仍在严格进行。尹奉吉衣着光鲜地出现了。他下身穿笔挺的西裤，上身穿风衣，一口流利的日语，看上去像一个日本公司的年轻职员，和其他进入公园的日本侨民一样的是，他左手拿着一个饭盒，右手拿着一只暖壶，这丝毫没引起警卫的注意，因为阅兵仪式之后还有庆祝大会，所有人都被允许带着饮食入场。既然是皇帝过生日，怎么能让人饿肚子呢？

尹奉吉成功地进入了虹口公园。

虹口公园庆祝大会主席台上的日本要人

白川义则也顺利地进入了公园。公园是日本人的天下，他一点也不紧张了。看着已经提前到场的各国使节，他心满意足。

庆祝大会开始，盛装的日本政要们气势昂扬地来到主席台上，先恭敬地祝他们的大神皇帝生日快乐。出于外交礼仪，各国驻华使节们坚持着听完了这些祝词。但当庆祝告一段落，阅兵仪式准备开始的时候，各国使节纷纷起立离场。这是怎么回事呢？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不会喜欢这些蛮不讲理的强盗，更何况日本的侵略已经严重影响到各国的利益，各国都要求使节在中日关系上保持“中立”，因此，政治意味很浓的阅兵仪式当然是不能参加了。

日本政要们对各国使节的离场有些愤愤。在日本人的内心中，小国的自卑感一直存在着，他们渴望欧美列强们尊重他们，甚至不惜以自大来掩饰这种自卑。当各国使节对他们的军事胜利不屑一顾时，这可触动了他们的自卑神经，作为最高军事指挥官，白川义则颇不是滋味。

各国使节的离场让现场发生了一阵小小的混乱。尹奉吉趁着这股混乱自然而然地挤到了靠近主席台的地方。从表情上看，他就是一个日本大神皇帝的忠实粉丝，谁也没怀疑他的身份。当然，不管走到哪里，尹奉吉都拿着那个暖壶。王亚樵准备的炸弹就放在里面。

白川义则呜里哇啦地讲话完毕，阅兵仪式正式开始。军队一入场就要把普通日本人和主席台隔开，机会转瞬即逝。尹奉吉按照既定计划，把暖壶用力掷向了主席台——

巨大的爆炸声和随之而来的气浪震呆了所有人。主席台上的日本政要哪个不是见过世面的？但他们刚刚意识到危险，炸弹就爆炸了。炸弹正好扔到了日本驻沪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的脚下，河端贞次当场毙命，同时，伴随着巨大的烟雾和轰鸣，主席台上飞起几只胳膊和大腿，血肉和弹片抛洒一片。

一个摄影记者正好记录下了这个画面，记者本人也当场重伤昏厥。

爆炸后的一瞬间

白川义则没想到万无一失的虹口公园成了他的失败之地，他实在不甘心就这样死了，他用力撑着没有倒下。

惊愕过后的日本人反应过来的时候，主席台上只剩下白川还站着，当侍卫们冲上前去抢救时，他再也撑不住了，一个趔趄栽倒。

这时候，王亚樵在住处焦急地等待消息。这一次，毕竟是韩国人在执行斩首计划，能不能成功真不好说，如果失败，葬送的不仅是尹奉吉本人，还可能是韩国流亡政府，更葬送的是他王亚樵的一世英名。

虹口公园。惊慌的日本士兵把尹奉吉抓住，血肉模糊的要人们被急忙送往医院。在场的媒体记者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全世界头号的大新闻。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上海的大街小巷。

王亚樵听到街上一乱，就知道事情十有八九是成了。战果很快出来：在场的日本要人中，河端贞次当场毙命，白川义则在送往医院后身亡，重光葵炸断一腿，其他人都负重伤。

王亚樵微微一笑。中国人心头这口恶气，被他王亚樵吐出来了。

这时的他还不知道，这次斩首行动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消灭的日军指挥官中级别最高的。在面对面的战斗中，中国军队往往需要损失几千、几万人才能得到这样的战果。这是尹奉吉的胜利，更是王亚樵的胜利。当然，这在国民政府看来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所以在之后的历史书写中，这一笔大胜利，总是被有意无意地忽略。

阴差阳错的成功

虹口爆炸案惊动了全世界。当然也惊动了国民政府的首脑蒋介石。蒋介石本人也当过刺客，他知道策划这样周密并最后成功的斩首行动是多么不容易。蒋介石当然知道王亚樵的名头，但他从没把这位安徽大侠放在眼里过，觉得他不过是个头脑简单的江湖大哥。虹口爆炸案让蒋介石对王亚樵彻底刮目相看，这么强大的民间力量若不能为他所用，真是巨大的浪费。他决定出重金让王亚樵为自己服务。

蒋介石错了。王亚樵如果要钱，早就是民国一流的富豪了，如果要官，也不会等到今天。在王亚樵心中，最重要的是“义气”，这包括朋友之间的义气，也包括民族大义。救国无能的蒋介石不仅不是王亚樵的尊敬对象，还早就成了王亚樵的斩首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王亚樵还能为蒋介石服务吗？

虹口公园的斩首行动大大提高了王亚樵的士气。“曾经沧海难为水”，在完成这么大的胜利后，很难想象一个人还会去干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蒋介石派去收买王亚樵的人纷纷失败而归，他猛然意识到王亚樵拒绝他的真正原因。在王亚樵对他动手之前，他要认真考虑消灭这个最难以捉摸的对手了。

于是，近代历史上一次最惊心动魄的斩首与反斩首行动开始了。

让我们看看双方的阵容：

反斩首方：蒋介石、戴笠，手下有整个国家机器、遍布各个角落的特务系统，充足的资金储备。

斩首方：王亚樵，手下只有一帮愿意舍命相助的兄弟，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这个力量对比太悬殊了。

双方开始秘密收集对方的一切行踪。王亚樵的兄弟提出了一个个刺蒋方案，他们把蒋介石的安保漏洞都想了一个遍，甚至想在蒋介石的假牙上下功夫。蒋介石贵为“无齿之徒”，假牙要在美国定做，如果买通美国厂商，就可以做手脚了，但这个方案太天马行空了，成本太大，最后只好作罢。

想来想去，唯一可以接近蒋介石的方法只能是伪装成媒体记者。

1934年11月，一家名为“晨光通讯社”的媒体在南京成立了。这在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并不是一件多出奇的事情。通讯社有经理、编辑、记者等全套人马，其中最出风头的要数记者孙凤鸣，不到半年的时间，他出入各种新闻现场，成了有名的记者。

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掩人耳目。孙凤鸣是王亚樵集团选中的刺客，每一次出门都是在为刺杀蒋介石寻找机会。

在暗杀成为家常便饭的年月，暗杀自然变得越来越不容易。孙凤鸣的枪口一次又一次找到了蒋介石，但一次又一次在转瞬之间放下。这一枪不是轻易可以开的，开就要毙命。

机会一天天流逝，转眼之间来到了1935年。

这一年，中国人已经很累了。丢失在日本人手里的大片国土没有希望收复。国共内战没有停息的迹象，国民党内部也四分五裂。想杀掉蒋介石的人越来越多。

1935年的重要政治事件是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蒋介石面对各路反对诸侯，自然想把这个会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所以颇费了心思。各路诸侯出于各种居心，也大都给了面子。

11月1日的清晨。国民党100多位中央委员浩浩荡荡前往南京中山陵谒陵。这是国民党凡是聚会必然要进行的保留节目。与此同时，中央党部的大门外，媒体记者正接受着最严格的安检。晨光通讯社的孙凤鸣也在安检的人群中。此时，他非常焦急，因为检查部门似乎觉察到了什么，不给他们这样的小通讯社办入场证。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他的战友用尽了一切力量在和检查部门周旋。好在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拿钱就好办事的人情国家，在入场的最后一刻，孙凤鸣拿到了入场证。

为了保持绝对的镇定，孙凤鸣见时机已到，服用了事先准备好的鸦片烟。一把精巧的左轮手枪拆散了藏在掏空了照相机里。和所有的记者一样，他大大方方地通过了安检。为了能秘藏，手枪和子弹都选择了小号的。这是不得已的，但影响了后来的刺杀效果。

谒陵归来的中央委员们谈笑着走进了中央党部的礼堂。国民党特务部门完全没想到刺客已经混进了大院，他们的注意力都被另一个通讯社的记者吸引走了。在谒陵的路上，有两个记者一直开车尾随着蒋委员长，下山时也寸步不离，行迹实在是可疑。其实，这只是两个具有专业精神的真记者，阴差阳错之中，孙凤鸣安全得到了机会。

中央委员们在礼堂里举行了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开幕式上的一个情景让蒋介石相当不悦，当山西军阀阎锡山进场的时候，全场鼓掌，而当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进场的时候，竟然无人鼓掌。汪精卫是蒋介石的老对手，但此时和蒋正联合，而阎锡山却仍在和蒋介石作对。中央委员如此差别对待二人，不是给他蒋委员长下马威吗？想到这里，蒋介石很恼火，加上这几天牙龈还发炎了，一阵阵说不清的疼折磨着他，让他更加烦躁。

开幕式草草结束了。因为本来也没有什么好表演的。汪精卫一声令下，全体中央委员到礼堂门前的台阶上照相。

孙凤鸣等了半年的机会来了。

中央委员是各路诸侯，都带着自己的保镖，人群一动，保镖也跟着动，记者们也涌上前去，抓拍各种有意思的细节。

孙凤鸣趁着混乱，早已经把那把小左轮手枪重新装好了。他在人群中寻找着蒋介石。但人头攒动，就是没有蒋介石。

蒋介石呢？还在生气呢！牙疼真是越生气越疼。他根本没跟着人群下楼，而是走进了自己的休息室大骂。手下人被骂了进来又骂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他心情稍稍平静，但楼下的喧声让他警觉起来，他侧眼一看，楼下的人吵吵嚷嚷，保镖和记者们正挤来挤去。

正在这时，等得不耐烦的中央委员们推汪精卫上来请委员长下楼照相。汪精卫毕恭毕敬地上来邀请。这位孙中山当年身边的革命元老，在老对手蒋介石面前现在只有作揖打拱的份儿了。

蒋介石感觉到了危险，声明不照相了，也劝汪精卫不要去。汪精卫面有难色。好好地开一个中央全会，一号人物和二号人物都不去合影，这也太不像话了。他勉强蒋介石不得，只好苦笑一下，独自下楼。

孙凤鸣比汪精卫更失望。就在汪精卫坐好，摄影师按动快门的那一刹那，孙凤鸣知道蒋介石不会再出来了。他当机立断，决定改杀汪精卫。就在汪精卫要起身的那一刻，孙凤鸣掏出手枪，对着汪精卫的头就是一枪。汪精卫下意识地一躲，子弹击中了左颊。人群大乱，但还没等警卫有反应，孙凤鸣的第二枪和第三枪接连响起来了。一枪中汪精卫前胸，一枪中后背。

孙凤鸣在最后一枪响起的时候大喊：“消灭卖国贼！”

这支枪只有三颗子弹。孙凤鸣带着遗憾结束了这次刺杀。他拿出怀中的烟土准备自杀，但是，反应过来的中央委员张继和张学良早已上前，把他扑倒在地。惊慌失措的汪精卫警卫朝着已经失去还手能力的孙凤鸣胸部开了两枪。

孙凤鸣死了。而汪精卫却活了。王亚樵策划的这场暗杀虽然轰轰烈烈，但仍然以失败告终。当然，他们来不及知道，汪精卫后来真的当了彻底的头号汉奸卖国贼，而孙凤鸣那颗子弹让汪精卫还没来得及把国家颜面都丧尽就一命归西了——最后一颗子弹卡在肋骨之间，这虽然没有在当时要了汪精卫的命，但成了他日后丧命的根源。从这一点来说，孙凤鸣和王亚樵仍然是胜利者。阴差阳错逃过一命的蒋介石，倒是领导了后来的全面抗战。

汪精卫遇刺后的媒体报道

孙凤鸣纪念碑

最侠客的死法

汪精卫的遇刺让蒋介石比自己死了还难受，倒不是他心疼汪精卫，而是地球人都知道他和汪精卫不合，他令人奇怪地没参加合影，偏偏就在这时汪精卫遇刺了，就是傻瓜也知道蒋介石是最大的犯罪嫌疑人。

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也顾不上看自己奄奄一息的丈夫，径直抓住蒋介石大声质问：“蒋先生，要我们不做，可以，何必来这一套？！”

蒋介石平生第一次百口莫辩，他面容扭曲，尴尬得无地自容，还好有几个元老来替他解围。蒋介石把戴笠叫到身边，恨不得把这个没用的特务头子一口吞了，他咬着牙要求戴笠七天之内破案。否则他蒋某人就是窘也窘死了。

刺客孙凤鸣没有招供任何人。但是，他身上的记者证提供了所有线索。“晨光通讯社”，戴笠顺藤摸瓜，很快就把幕后推手王亚樵追了出来。而且，也把刺客的本来目的搞清楚了：他们的目标本来是蒋介石，汪精卫只不过阴差阳错当了替死鬼而已。

王亚樵在和蒋介石的较量中，大大占了上风，但正因为便宜占得太多，也加速了他自己的死亡——王亚樵如果当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还好，但他偏偏是一个侠客，耐不住寂寞，要冒出头来管一些不平事，蒋介石和戴笠要除掉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王亚樵躲过了军统头子戴笠组织的一次又一次暗杀。生死对于王亚樵这样的侠义之人来说，早就置之度外，这种洒脱让他并没有因为被追捕而成为狼狈的丧家之犬，反倒让他在各路反蒋势力中颇受重视。

直到1936年的秋天。

已经安住在广西梧州的王亚樵见到了一个女人。王亚樵在梧州过得正大光明，因为梧州的李济深正在依靠他来对付蒋介石。这个女人是自己兄弟余立奎的妻子——余婉君。

王亚樵在见到余婉君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死期临近了。他知道，戴笠终于发现了自己的致命弱点——这也是所有侠客的致命弱点——义气。不管遇到什么情况，王亚樵都不会不管自己的兄弟，即使有明显的危险在前面。

此时的余立奎已经被捕，余婉君能平安找到王亚樵，显然有戴笠的影子在背后。精明的王亚樵再清楚不过了。但是，他还是微笑着接待了余婉君。

余婉君神色慌张，她千里迢迢过来，只不过是请王亚樵资助些钱，却并没有说营救余立奎的事情。王亚樵更加起了疑心，但身在梧州，他有些放松，以为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

余婉君请王亚樵到住处再聚，王亚樵答应了。当他推门进去的时候，戴笠埋伏的人马一拥而上，将这位暗杀大王暗杀在黑暗之中。

为了邀功，也为了证明杀死的真的是王亚樵。特务们将王亚樵的面皮剥下带走。当手下们看到王亚樵的尸体时，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侠客已经血肉模糊成一片了……

严格地说，王亚樵是死在“义”字上。如果没有这个字，他不会和蒋介石结仇，也不会那么轻易地死在戴笠手下。这是中国千百年来侠客们的标准死法。如此说来，王亚樵更配得上“侠客”这个称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