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十八世纪的“中国热”

欧洲十八世纪的“中国热”

在西方工业革命发生前夕，欧洲曾经掀起过长达百年的“中国热”，时间大约从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前期，正是中国的“康乾盛世”。如果不是欧洲人自己的介绍，我们大概很难相信，古老的中华帝国，我们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竟然在欧洲人的心目中，曾经拥有过如此神圣和崇高的地位。在那个时期，欧洲人好像突然发现，在远东，有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文化发达的大国，值得他们顶礼膜拜。

当时，欧洲人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了解中国：商贸和传教。欧洲的“中国热”也在两个层面上表现出来：直观的物质层面和较深入的文化认知层面。先说物质层面。

通常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但你可别看不起“器”。回想一下，我们认识现代化、认识西方文明，不也是从“器”开始的吗？改革开放之初，谁家里要是有一台进口的彩电、冰箱、洗衣机，准保让人羡慕死。那年头外汇、外汇券、友谊商店购物，都是一般人的梦想。在二三百年前，中国货在欧洲，就是这么一种情况，人人都为自己能够拥有一件原装进口的中国货而感到自豪。

瓷器传入欧洲，最早是王公贵族们显示身份的艺术品，一般平民根本用不起。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英国女王玛丽二世，波兰国王约翰三世，普鲁士国王腓特列都在宫殿里或别墅里专设陈列中国瓷器的厅室。当时中国瓷器在市场上价格昂贵，购买和收藏瓷器，也成了有钱人财富的象征。王公贵族们收藏瓷器的数量，通常不是几件、几十件，而是几百件、几千件。这种风气影响到民间，收藏中国瓷器蔚然成风。由于进口瓷器满足不了社会需求，仿制瓷器的作坊和工厂便应运而生，到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瓷厂几乎遍布欧洲。(www.guayunfan.com)中国的丝绸和刺绣品在十八世纪成为欧洲的时尚。法国路易十四时代，连贵妇们的高跟鞋面都是以中国丝绸、织锦为面料，再以刺绣图案为装饰。在伦敦，绣着麒麟、龙、凤等图案的中国刺绣服装被认为是最时髦的服装。贵妇们披上精致的中国刺绣披肩、围巾，穿上中国刺绣服装，口袋里还有中国刺绣手帕，甚至还别出心裁地请中国刺绣工匠精心绣制丝绸名片，以“东方美人”自诩、炫耀。这种情况，使得假冒伪劣的“中国货”也出来了。当时，欧洲生产的丝绸质量比不上中国，所以他们往往绘上中国式图案并注明“中国制造”，冒充中国丝绸出售。

家具也是中国的好。中国进口的木料，中国式的橱柜、桌椅、床都成为身份的象征。所有的家具、轿子、车子、手杖，要么涂上中国图样，要么雕成中国式的纹饰，比如龙、凤之类。据说路易十五的情妇就特别喜欢仕女图、牡丹花之类的纹样。中国漆器很受追捧，有一些英国人甚至将英国的木制家具运往广州请漆工加工之后再运回英国出售。在某些贵族豪华的水族缸中，中国金鱼在畅游。中国的园林艺术、中国画的技法，多少渗透到法国乃至欧洲的建筑和美术作品中。1670年，路易十四在凡尔赛为自己的一位宠妃建造了一座“中国宫”。一时间，欧洲出现了许多中国风格的代表性建筑，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普鲁士“无忧宫”中的中国茶亭。

总之，欧洲十八世纪的“中国热”，以过全方位的中国式生活为最高理想。饮中国茶，用中国瓷器，穿中国丝绸，在室内贴中国壁纸，用中国家具，逛中国园林，等等，这都是当时欧洲贵族向往的生活方式。

在非物质文化认知层面，中国的历史、制度、思想、法律，通过传教士的翻译、介绍，也被欧洲学术界、思想界所认识。但对“道”的认识，显然比对“器”的认识要复杂得多。欧洲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评价，有正确的一面，也有肤浅和过度追捧的一面。

他们分不清楚孔子、孟子和朱子，就把他们的言论统统都当成是孔子的学说。他们以谈论中国、谈论孔子为时髦，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为贵，君为轻”等格言津津乐道。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理想国度”，孔子更是一位受人崇敬的思想领袖。哲人波维尔在1769年写道：“只要中华帝国的法律成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可能变成什么样子提供一幅迷人的景象。到北京去！瞻仰世上最伟大的人，他是上天真正完美的形象。”在法国的流行歌曲中有过这样的歌词：“中国是一块可爱的地方，它一定会使你喜欢。”

在文学界，为了赶时髦，不少作品冠以“中国”字样。例如《中国间谍在欧洲》《中国公主》《归来的中国人》《中国的节日》《中国君子在法国》等。但是这些作品往往只借用“中国”或“中国人”这个单词，实际内容却和中国毫无关系。例如勒纳尔的喜剧《中国人》。此剧写一个名叫奥克塔夫的男人追求丽莎贝勒，与此同时也有三个男子向她求婚，其中一个便是中国文士。丽莎贝勒的父亲从未见过这三个人，于是奥克塔夫便乘机叫他机灵的仆人依次乔装成三个求婚者，来表现他们的愚蠢无知，以此击败竞争者，获取丽莎贝勒的爱情。此剧于1692年首演，由法国皇室的意大利喜剧团演出。仆人扮演中国文士时，极尽取乐之能事，这个假想的“中国人”在舞台上时而以哲学家出现，时而以伦理家出现，时而又以理发匠、工匠、作家出现，闹尽了笑话。

据耶鲁大学著名汉学家乔纳珊·D．斯宾瑟教授的讲述，就在法国的“中国热”持续升温的1694年（清康熙三十三年），在巴黎的法国宫廷还上演了这样一幕“喜剧”：

一天，一个女人来到宫廷，用不太流畅的法语讲述她的身世。刚开始也没人留意，可是她说她是中国人！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中国人，而是当今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康熙皇帝的女儿！她说她被父皇嫁给日本王子，在海上航行时被荷兰海盗劫持，当时法国正和荷兰交战，劫持她的海盗船被法国船只打败，她就这样辗转来到了法国。

这是欧洲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见到“中国女人”。所以这个消息传开以后，立刻产生了轰动效应。不少有身份的贵妇人，甚至是皇族争相来认她作干女儿，有人给她赠送漂亮的衣裳，有人主动奉献美味佳肴，有人上门教她最高贵的宫廷礼仪，有人劝她放弃中国宗教而皈依天主教。当时还有一批自学中文的“中国迷”们，老想往上凑还凑不上去。

这时，一位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精通中文的耶稣会神父听说了此事，在一位贵妇人丈夫的引荐下，得以拜见这位“康熙的女儿”。神父见了“公主”，用中文跟她搭话儿，没想到这位“公主”却用一种很古怪的语言来回答他，并坚称她说的才是纯正的“汉语”。神父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个女人说的根本不是中文。旁观者无法判断谁是谁非，只冲着她是“中国公主”这一点，多数人认为神父说得不对。神父回家抱来了一堆中文书，请“公主”来读。“公主”还真不含糊，拿起书就响亮地朗读起来。神父一下子傻了，这个女人读的压根儿就不是中文！但是在场的人中根本没有第三个懂中文的人能够做裁判，神父百口莫辩，徒唤奈何。

当然，纸里包不住火。时间长了，这位“中国公主”的马脚露出得愈来愈多，“康熙女儿”的西洋镜终于被揭穿了，原来她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法国人。那么，一个好好的法国女人，为什么要冒充中国女人呢？直到她风烛残年，才给予了痛切的回答：“我是一个十分贫寒的法国女人。如果我是法国人，没有任何人会关心照顾我。但只要我摇身一变成了中国人，我所有的好年景都会来了。”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令人怀疑，但路易十四时期，法国贵族纷纷以中国服饰为时髦出现于宫廷舞会却千真万确，连路易十四本人也不例外。当时作为西方文化先锋代表的法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是多么景仰和崇拜。同时，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是多么可怜，他们的中国知识，又是多么贫乏。一般人连中国人是黄皮肤、矮个子和每人长着一个扁平的鼻子都不知道。

在法国的这股“中国热”“中国时尚”风潮中，耶稣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们，扮演了重要角色，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往往在中国一待就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精通汉语，熟悉中国文化，有的成为著名汉学家。这些人有的用邮寄的方式把中国的典籍、瓷器、书画、茶叶和他们研究中国的成果寄回法国，有的则受康熙皇帝的派遣回到法国，将上述物品、书籍等带回法国。这对于向法国社会介绍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甚至进行更深入的汉学研究，都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元杂剧《赵氏孤儿》被耶稣会传教士马若瑟翻译成法语，成为传入欧洲的第一部中国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