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贞观之治政治措施

唐太宗贞观之治政治措施

李世民即位之初，国家面临重重困难。首先，长期的大规模战争，造成了“率土百姓，零落殆尽，州里萧条，十不存一”的荒芜景象。其次，局部农民斗争并未停息，甚至唐统治中心关中地区亦“境多盗贼”。再次，唐王朝经济拮据，“每岁租米，不实仓廪，随即出给，才供当年”。在这种背景之下，贞观君臣认真探讨前代王朝尤其是隋朝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寻求巩固李唐王朝的方法，史称“贞观君臣论治”。吴兢所著的《贞观政要》，便是贞观君臣论政的重要记录。概括起来共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亡隋为戒。隋末农民战争推翻隋王朝，给予唐统治者以深刻的教训。唐太宗教诫太子、诸王时将君民关系比作舟与水，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而他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主张减轻对百姓的压迫，缓和矛盾，以利统治。据史籍记载，贞观君臣讨论隋亡教训达四十五次之多。

第二，慎择良吏。唐太宗认识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因为“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竟进矣!”鉴于此，唐太宗慎择良吏，基本做到了“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在他周围聚集着魏征、张玄素、李img2、高士廉、岑文本、刘泊、马周、戴胄等一批人才，形成了一个中央决策集团。太宗还意识到，地方上的都督、刺史等官吏，“实理乱所系，尤须得人”，他把都督、刺史的姓名写在屏风上，随时记下他们的善政恶迹，作为赏罚依据。贞观八年，太宗派遣十三名黜徙大使巡察各地，奖优惩劣。

第三，善于纳谏。太宗认为“好自矜夸，护短拒谏”是亡国之道，因此他在贞观初、中期，采纳魏征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谏言，认真听取大臣们乃至后宫嫔妃的意见，及时纠正错误。名臣魏征先后进谏二百余次，深受太宗赏识，被誉为“人镜”。

第四，采用“布德施惠”的民族和好政策。唐太宗认为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虽修长城亦无用，故他采纳魏征提出的“布德施恩”的民族亲和政策。太宗选择善于处理民族关系的官员充任边地长官，抚慰所在地少数民族，如张俭、李素立都是为少数民族拥戴的官员。对于破坏民族关系者严惩不贷，如立有大功的侯君集纵容部下抢劫高昌王宫，即被劾下狱。在收取赋税上，给予少数民族减半征收赋税若干年的优待。用和亲政策笼络吐蕃、薛延陀、吐谷浑等少数民族首领，缓和关系。对强悍的少数民族，则采用打击和怀柔的两手政策。唐太宗发兵攻灭东突厥，但仍委颉利可汗及大小首领各级官职。采取民族和好政策后，民族矛盾相对缓和，各少数民族经常往来于唐都长安，唐太宗亦被各族尊为“天可汗”。

贞观君臣论治的内容丰富，还涉及尊崇儒术，防止奢惰，严申法律等方面。这种君臣论治的风气对改善政局和吏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是形成“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之一。www.guayunfan.com

由于贞观君臣“励精图治”，广大农民辛勤劳动，在太宗统治的二十三年中，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总的说来，贞观时期政治比较清明，社会安定，人口增加，社会经济稳步发展，国力较强，是唐朝三百年中较好的一段时期。贞观三年后，“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者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人口从贞观初的不足三百万户，到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增加到三百八十余万户，为唐王朝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能够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制定适当的政治、经济、军事政策，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不失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英明皇帝。但由于历史上与阶级的局限，太宗在贞观后期逐渐滋长骄奢之气，抛弃了兼听纳谏的作风，对人民剥削日趋沉重，对外也开始屡兴战争，正如他临终前承认的，“居位以来，不善多矣”，只是“功大过微，故业不坠，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