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赵世家》中的“搜孤救孤”故事

《史记·赵世家》中的“搜孤救孤”故事

下面，我们要讨论杂剧中“演”出来的这部分历史，就是《赵氏孤儿》杂剧中的核心事件——“搜孤救孤”的本事问题。

简单地说，“搜孤救孤”的本事基本上来自《史记·赵世家》，同时又做了艺术创造和艺术加工。

《赵氏孤儿》杂剧中的三个重要人物屠岸贾、程婴、公孙杵臼在《左传》《国语》等先秦史料中根本没有出现过。到司马迁的《史记·赵世家》，这三个人物一起出现，而“搜孤救孤”的故事也随之形成。

《史记·赵世家》先记载了赵氏被灭族一事：晋景公三年（前597年），晋国司寇屠岸贾为了追究灵公被杀一案，不顾韩厥的反对，“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将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左传》称赵婴，本书在提到《史记》或以《史记》为蓝本创作的人物时称“赵婴齐”，其他情况均称“赵婴”）等赵氏一家全部灭族，史称“下宫之难”。接着，就发生了“搜孤救孤”的故事：(www.guayunfan.com)在赵朔等人被杀之后，赵朔的妻子（成公的姐姐）当时怀有身孕，就到宫中藏匿起来，后来生下一个男孩。屠岸贾听说后在宫中搜索。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和赵朔的朋友程婴谋划救孤，用他人的婴儿假冒赵氏孤儿，“藏匿”在公孙处，由程婴出首“告密”。于是假孤儿与公孙杵臼被杀，真孤儿则由程婴藏在山中。十五年后，景公患病，让人算了一卦，说是赵氏的冤魂在作祟，景公这才从韩厥口中得知赵孤未死，于是与韩厥谋立赵武——赵孤已有了自己的名字，曰“武”，“攻屠岸贾，灭其族。复与赵武田邑如故”。到赵武二十岁时，程婴不顾赵武的一再劝阻，毅然自尽，以报答二十年前“下宫之难”的遇难者，包括长眠于地下之公孙杵臼。

很显然，《赵氏孤儿》杂剧的核心事件——搜孤救孤，就是在《史记·赵世家》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尤其是屠岸贾两次搜孤与公主藏孤，程婴与公孙杵臼商议救孤、合演双簧这两个情节，在《史记》中记载得十分生动，为杂剧的细节描写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蓝本。先看屠岸贾的第一次搜孤和公主藏孤的细节：

居无何，而朔妇娩身，生男。屠岸贾闻之，索于宫中。夫人置儿绔中，祝曰：“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及索，儿竟无声。

请注意，这里的“居无何”，指的是赵朔被杀后不久。也就是说，孤儿赵武是赵朔的遗腹子。而身为公主的赵朔之妻，是冒着极大风险藏匿起孤儿的。很显然，杂剧《赵氏孤儿》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将公主塑造成一个烈妇的形象的。

“夫人置儿绔中”的“绔”，与现在有裆的裤子不同，而是“胫衣”，只有两条裤管而无裆，拉根带子系在腰上。现在有些地方还穿套裤，与古代“绔”的款式相近，只不过穿在长裤的外面。如果现在穿这种“裤子”，而又无外衣罩住，简直难以想象。其实，古人在绔的外面，往往用一条围裙状的服饰将下部遮住。上古之时，人们用兽皮或树叶把腰部以下围住，用作遮羞，写作“”或“芾”，后来的“蔽膝”就是这种上古遮羞物的遗制。此外还有“裳”（cháng常），也就是下裙，用于遮蔽下体。衣、裳、绔三者并用，就可以将身体全部覆盖住。由于“绔”都穿在里面，所以常用质地较差的布制成。有钱人穿的绔称“纨绔”，纨是织造较为细致的生绢。“纨绔子弟”一词就由此而来，指富贵人家不务正业的子弟。

回到《史记》。赵朔妻把婴儿放在“绔中”，外面再用围裙盖住，躲过了屠岸贾的搜查。这个细节，在舞台上不好表现，杂剧中完全没有出现。再看《史记·赵世家》中程婴与公孙杵臼商议救孤的细节：

程婴谓公孙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后必且复索之，奈何？”

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

婴曰：“死易，立孤难耳。”

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

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赵氏孤儿》杂剧第二折中的细节，就是程婴先提出自己舍命舍子，让杵臼出首告密，杵臼以自己年岁太大为由，情愿自己舍命那场戏。所不同的是，《史记》中二人谋取的假孤儿是“他人婴儿”，而杂剧中，则是程婴自己的儿子。杂剧的改造，进一步突出了程婴的自我牺牲精神，渲染了悲剧气氛。

杂剧的这种改动，可能受到另一个历史事件的启发。西周时，厉王是个有名的暴君，搞得“民不堪命”，而他又不听谏臣邵公的劝告，终于引发了“国人暴动”。周厉王匆忙从镐京逃到周朝边境的彘（今山西霍县东北）避难。这一年是公元前841年，我国有准确的纪年就从这一年开始。厉王出逃时连儿子都没来得及带走，他的儿子此时尚年幼，被人带进邵公的家里。国人团团围住邵公家，要求交出皇帝的后代。危急时刻，邵公交出了自己的儿子，后者被国人杀死。十四年后，邵公在朝堂讲出当年真相，太子静即位，是为周宣王。宣王即位后，整顿朝政，使已经衰落的周朝一时中兴。杂剧将别人的儿子改为程婴自己的儿子，亦是将程婴与忠臣邵公相比，对赵孤寄予如同拯救周朝于衰落的周宣王一样重兴赵家的期望。

我们接着看《史记·赵世家》中程婴与公孙杵臼合演“双簧戏”、公孙杵臼与假孤儿双双被杀的场面：

程婴出，谬谓诸将军曰：“婴不肖，不能立赵孤。谁能与我千金，吾告赵氏孤处。”诸将皆喜，许之，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臼。杵臼谬曰：“小人哉程婴！昔下宫之难不能死，与我谋匿赵氏孤儿，今又卖我。纵不能立，而忍卖之乎！”抱儿呼曰：“天乎天乎！赵氏孤儿何罪？请活之，独杀杵臼可也。”诸将不许，遂杀杵臼与孤儿。

这个场面，描写得极为生动。特别是公孙杵臼充满戏剧性的两段“道白”，把场面写活了，把人物写活了，为后来的元杂剧提供了可资依据的文学蓝本。《赵氏孤儿》第三折，公孙杵臼正是这样骂程婴的：“是哪个昧情出告，元（原）来程婴舌是斩身刀！”又对屠岸贾说：“你杀了赵家满门良贱三百余口，则剩下这孩儿，你又要伤他性命！”从这里不难看出《史记》的影响。

但是，杂剧在史料的处理上又与《史记》有显著的不同。第一点就是赵氏被灭族的原因不同。前面讲过，杂剧所演的“历史”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屠岸贾在晋灵公的默许下迫害赵家，搜查孤儿，把假孤儿杀掉；第二个阶段是二十年后，悼公上台，孤儿报仇。至于晋灵公的下落，则完全没有讲到。其实晋灵公是被赵盾的庶侄赵穿杀掉的，这是春秋时期的一件大事，也与辨析《赵氏孤儿》的本事密切相关。

根据《左传》等先秦史料，赵盾被灵辄救下之后，继续出逃，还没跑出晋国国境的时候，赵穿发兵攻打灵公，将其杀死。赵穿是赵盾的伯父赵夙庶出的孙子，也就是赵盾的庶侄。他还有另一重身份，即是晋襄公的女婿，灵公的姐夫。也就是说，赵穿弑君，是姐夫把小舅子给杀了。但晋国的太史董狐在史书中却写道：“赵盾弑其君。”赵盾不服，董狐答道：“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你身为晋国正卿，逃亡未越出晋国边界，返回后又不讨伐弑君的贼子，这件事难道不应该由你负责吗？孔子对这件事表态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不隐盾之罪。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长期以来，这成为一桩聚讼纷纭的历史疑案。有人认为灵公被弑赵盾是主谋，是后台；也有人认为赵盾和此事无关，最多负“领导责任”；还有人认为董狐为暴君开脱罪责，根本不是什么“良史”。

《史记·赵世家》写屠岸贾灭赵，就是为追究“赵盾弑君”事件而起：

晋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屠岸贾者，始有宠于灵公，及至于景公而贾为司寇。将作难，乃治灵公之贼以致赵盾，遍告诸将曰：“盾虽不知，犹为贼首。以臣弑君，子孙在朝，何以惩皋，请诛之。”韩厥曰：“灵公遇贼，赵盾在外，吾先君以为无罪，故不诛。今诸君将诛其后，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诛。妄诛谓之乱。臣有大事而君不闻，是无君也。”屠岸贾不听，韩厥告赵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绝赵祀，朔死不恨。”韩厥许诺，称疾不出。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

很明显，在太史公笔下，屠岸贾灭赵完全是一桩非法事件。正如韩厥所说，赵盾当时并未被追究，而今欲诛其后人，是为“妄诛”；如此重大的事件不请示国君，是为“无君”。元杂剧的善恶是非观念完全继承了《史记·赵世家》，但却只说屠岸贾灭赵是因为“文武不和”，是屠岸贾对赵盾“心生嫉妒”。这是杂剧《赵氏孤儿》与《史记·赵世家》的第一点不同。

作品为什么要这样写？主要是由于杂剧容量小，不拟枝蔓。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帝王的面子，同时也是为了逃脱文网的追究，使作品能够流传。前面说过，《元曲选》是明万历年间编订的。而从明代洪武年间开始，官方就一再颁发律令，禁止在戏曲中装扮“历代帝王”（《大明律》卷二十六）。到永乐年间，还规定有关“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凡收藏传诵者送官究办，出榜后五天还有人收藏的，“全家杀了”（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十）。《元曲选》的编者当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触动敏感话题。所以剧本中晋灵公和后来的悼公都没有在明场出现。本来历史文献中一再迫害赵盾的是晋灵公，但作品一股脑儿全放在屠岸贾头上，他迫害赵盾的理由是“文武不和”“心生嫉妒”，且总是“诈传灵公之命”，只公孙杵臼在唱词中提到一次“无道的灵公”。总之，和史料相比，《元曲选·赵氏孤儿》对灵公的态度是相当暧昧的。此外前面说过，元刊本第四折有关屠岸贾篡位的唱词也被《元曲选》尽数删去。这除了人物塑造方面的原因之外，恐怕也和明代的戏曲政策有关。

《史记·赵世家》与《赵氏孤儿》还有一处不同。在《赵世家》中，赵家被灭族发生在晋景公三年，灵公与赵盾都已经不在人世，屠岸贾追究当年灵公被弑，只能加罪于赵盾的儿子赵朔及其同父异母弟赵同、赵括、赵婴齐等人。但在《元曲选》里，则把灵公时期发生的事与后来赵家被灭族放在一起叙述，于是赵盾与赵朔等人一起遭难，这明显与史实相违背。如上所述，杂剧中屠岸贾“讲”出来的历史基本采用《左传》，“演”出来的历史基本采用《史记》，而《左传》与《史记》差异很大，于是在衔接上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若全部采用《左传》，就没有赵氏孤儿的故事（详见后文）；若全部采用《史记》，则赵盾与灵公的矛盾就很难与赵朔及孤儿的被害搭上线。所以元曲的写法是二者兼取，以《史记》为主，将赵盾一家三代人的被害全算在屠岸贾的头上，而不提及赵同、赵括、赵婴齐等人的名字。从艺术上来看，这样的写法使冲突更激烈，矛盾更集中，正反面人物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此外，《元曲选》本很可能并不是直接从元刊本改编的，它直接的前身应该是内府本。也就是说，《赵氏孤儿》杂剧很可能在明代宫廷里上演过，明代的某一位皇帝很可能看过。这个考证过程很烦琐，不多讲了。我们看明人加的第五折，最后是“主公”搬下圣旨，为赵氏一门洗冤雪耻，全剧最后一支曲子唱道：“谢君恩普国多沾降，把奸贼全家尽灭亡。”写的是戏里的君主，看戏的皇帝当然也会十分高兴。

《史记·赵世家》与《赵氏孤儿》杂剧的另一处不同是对程婴结局的处理。在杂剧中，程婴最后得到“十顷田庄”的赏赐，可以颐养天年了。但在《史记·赵世家》中，程婴却在孤儿赵武二十岁后，不顾赵武的苦苦规劝而自尽了：

及赵武冠，为成人，程婴乃辞诸大夫，谓赵武曰：“昔下宫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后。今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赵武啼泣顿首固请，曰：“武愿苦筋骨以报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婴曰：“不可。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遂自杀。

这个结局突出了程婴的侠义，似乎更具悲剧性。但《史记·赵世家》中假孤儿是别人家的孩子，真孤儿则被程婴藏到山中；而杂剧中死去的假孤儿是程婴自己的孩子，真孤儿被屠岸贾收养为义子。这样，两者对程婴的褒扬就有所不同，前者强调程婴的侠义，后者强调程婴的自我牺牲、忍辱负重。更重要的是，在杂剧中，程婴处心积虑、苦口婆心，将二十年前的真相和盘托出。所以，杂剧中程婴的形象被塑造得更感人、更突出、更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