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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郎探母》的主旨

时间:2022-06-27 历史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否定者的主要观点是:杨家将满门忠烈,但作为杨家将的一员,《四郎探母》中的杨四郎的所作所为与这种荣誉大不相称。甚至有人提出,杨四郎的行为是变节行为,《四郎探母》是歪曲杨家将、美化叛徒的戏。《四郎探母》写出了丰富的、多层面的人情味。《四郎探母》是成功的,这就够了。而杨四郎的行为引起争议,这本身恰恰是作品成功的一个标志。很显然,改编者参考了《雁门关》,把《四郎探母》潜在的主旨点明了。

四郎探母》的主旨

《四郎探母》这出戏,许多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都演过,晚清的张二奎、余三胜、杨月楼、谭鑫培、梅巧玲、时小福,后来的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马连良、谭富英、姜妙香等,都演过这出戏。而且是常年盛演不衰,很受观众欢迎。

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1842—1882)扮演的萧太后

梅兰芳扮演的铁镜公主

但另一方面,对这个戏的不同评价,围绕这个戏产生的争论,也一直不断。即便是到了改革开放后的二十世纪80年代,也还是有人写文章,否定这个戏。

否定者的主要观点是:杨家将满门忠烈,但作为杨家将的一员,《四郎探母》中的杨四郎的所作所为与这种荣誉大不相称。甚至有人提出,杨四郎的行为是变节行为,《四郎探母》是歪曲杨家将、美化叛徒的戏。

我个人不太同意这种激烈的批判,因为人都有多面性,一部戏既写出了人的坚强、勇敢、忠贞的一面,又写出了人内心彷徨、进退两难、痛苦伤感的一面,这样才更真实,更感人。传统戏曲中的多数作品,非黑即白、泾渭分明,好人身上没有缺点,坏人身上没有优点。但《四郎探母》是个例外。

杨四郎不是英雄,他不是杨业、佘太君、杨六郎、穆桂英这样的英雄。而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大义凛然的英雄的。在元、明两代的杨家将戏曲中,杨四郎逃奔番邦、杨五郎出家为僧,这两个人都有贪生怕死的弱点。贪生怕死是弱点,也是常态,更何况杨四郎隐姓埋名,成了辽国的驸马,这也是无奈之举。正如汉代的李陵,在弹尽粮绝、援兵不至的情况下,投降了匈奴。司马迁为其辩护言:“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他们虽不值得歌颂,但也不应当受到批判,重要的是要看他以后做了什么。《四郎探母》的重点是写杨四郎对母亲的思念,所以他才冒着生命危险回宋营探母。

其实杨四郎性格中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吃软不吃硬”。他初被俘时,也是准备慷慨赴死的。但萧太后和铁镜公主“软化”了他,于是他就半推半就地、不无痛苦地做了十五年的辽国驸马。但是他对故乡的思念,对母亲、对兄弟姐妹、对结发妻子的思念却日益强烈。他回宋营探母,是冒着极大风险的。事实上,若不是铁镜公主用儿子打动萧太后,他必会因探母之事而被斩首。

在宋营,与亲人瞬间的团聚,顷刻间又再分离,这是最感人的一幕。年迈的老母亲泣不成声,结发妻子独守空房十五年,刚和丈夫见上一面,就要面对终生守活寡的命运。造化弄人,《四郎探母》写出了许多人的无奈。而这一切,都是战争造成的,所以我从这个戏里读出来的是——诅咒战争。

杨四郎“回令”之后,知道了事情真相的萧太后也面临两难的抉择。宋、辽互为仇敌,特别是杨家将,更是辽邦最惧怕、最仇恨的对手,所以理应杀了杨四郎。但这个“木易”,又是自己一手招赘的乘龙快婿。杀了他,女儿成了寡妇、外孙没了父亲。在女儿、儿子的劝说下,她顺坡下驴,给了自己一个台阶下,决定赦免女婿杨延辉。

但这件事就完全风平浪静了吗?不会!著名学者钱穆对《四郎探母》评价很高,他分析说,萧太后虽然赦免了杨四郎,“但四郎内心自此以下,将永不得安静欢乐之一日”(钱穆《中国近代学术论衡》)。这虽是对戏外故事的推量,但作为观众的体悟,却不无道理。只要宋辽战争不结束,只要两国依然互为仇敌,那杨四郎就不可能心安理得地做辽国的女婿,佘太君对儿子的牵挂,结发妻子孟氏对丈夫的思念,萧太后和铁镜公主对杨四郎的芥蒂,就永远不会终止。

《四郎探母》写出了丰富的、多层面的人情味。母子情、夫妻情、兄弟姐妹情,个个动人。那么杨延辉探母之后为什么不留在宋朝呢?不是他不敢,而是他不能。因为铁镜公主和他也有夫妻情,而且他们还有儿子,增加了父子情。所以即使杨延辉可以在宋朝和家人团聚了,他也不能离开他生活了十五年的辽邦,不能拆散另一个家庭。作品深刻地展示出杨四郎的双重人格和他进退两难的处境。这就是《四郎探母》的高明之处,它把一切矛盾纠葛,都置于宋辽战争的大背景中展开。

晚清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四郎探母》

退一步说,就算你不喜欢杨四郎、不同情杨四郎,甚至鄙视他的变节行为,但也可能会喜欢《四郎探母》这个戏;你不喜欢杨四郎,但你可能喜欢扮演杨四郎的演员,可能喜欢铁镜公主和扮演铁镜公主的演员。为什么呢?因为戏剧中的人物和戏剧作品是两码事。《四郎探母》是成功的,这就够了。它独特的矛盾冲突与心理起伏、强烈的情感表现、婉转而凄厉的音乐唱腔,加上演员的精彩表演,使这部作品充满迷人的魅力。而杨四郎的行为引起争议,这本身恰恰是作品成功的一个标志。回到刚才讲过的,难道作品中的人物非黑即白就好吗?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小说《九三年》,结尾写共和军司令郭文放走了冒着被捕的风险从大火中救出三个孩子的叛军首领朗特纳克,郭文认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小说中人物的做法引起了争议,但一点儿也不妨碍作品的伟大,它留给人们的思考是意味深长的。

可惜的是,以往多数人看到了杨延辉的性格矛盾、两难处境,分析了这个戏所写的“人情”“人性”,但并没有对造成这种矛盾和处境的根本原因进行深入分析。2005年,中国戏曲学院新排演的《四郎探母》增加了一个情节,就是四郎返回辽邦之前,佘太君要杨四郎向萧太后转达:“宋辽战争几十年,两败俱伤甚惨然。若能议和免征战,黎民百姓得平安。”(海震《杨家将探母故事的形成及演变》)很显然,改编者参考了《雁门关》,把《四郎探母》潜在的主旨点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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