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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孤儿”故事的历史化

时间:2022-06-27 历史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赵氏孤儿”故事的历史化对于《史记·赵世家》所叙述的“赵氏孤儿”的故事是否真的发生过,自古以来就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怀疑、否定,另一种态度是相信。可以说,在当代史学界,对“赵氏孤儿”一事持怀疑和否定之说渐成主流。但是,相信“赵氏孤儿”为信史的,从古至今依然人数众多,势力强大。在汉代,“赵氏孤儿”的故事还被刻成画,铭于石。

“赵氏孤儿”故事的历史

对于《史记·赵世家》所叙述的“赵氏孤儿”的故事是否真的发生过,自古以来就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怀疑、否定,另一种态度是相信。

先说怀疑和否定的。

唐代学者孔颖达断言其为“马迁妄说,不可从也”(《左传正义》)。

宋代洪迈也将《史记》与《春秋》比对,认为《史记·赵世家》“乖妄”,程婴和公孙杵臼救赵孤“乃战国侠士刺客所为,春秋时风俗无此也”(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十“程婴杵臼”条)。宋代另一学者王应麟,信从孔颖达《左传正义》的说法,认为《史记·赵世家》记载有误(《困学纪闻·史记正误》)。(www.guayunfan.com)清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认为此事“妄诞不可信,而所谓屠岸贾、程婴、杵臼,恐亦无此人也”(《史记志疑》卷二三“晋景公三年”条)。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认为“屠岸贾之事出于无稽,而迁之采摭荒诞不足凭也”。

近世学者杨伯峻认为,《史记·赵世家》中的“赵氏孤儿”故事,“全采战国传说,与《左传》《国语》不相同,不足为信史”(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八年》)。可以说,在当代史学界,对“赵氏孤儿”一事持怀疑和否定之说渐成主流。

但是,相信“赵氏孤儿”为信史的,从古至今依然人数众多,势力强大。

西汉成帝时的学者刘向的《新序》一书,在基本上抄录《史记·赵世家》中的赵氏孤儿故事之后,说:“程婴、公孙杵臼可谓信义厚士矣,婴之自杀下报,亦过矣。”刘向的另一部著作《说苑》,再次叙述了程婴救孤的故事,只不过比较简略,没提到公孙杵臼。

刘向比司马迁的时代稍晚,司马迁死后十三年刘向出生,所以基本可以肯定《新序》和《说苑》中的赵氏孤儿故事来自《史记》。刘向是西汉著名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治学严谨,对春秋史相当熟悉。所以尽管《新序》和《说苑》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书,但还是大大增强了赵氏孤儿故事的可信度。

接着,班固的《汉书》,在《古今人表》中列有“屠颜贾”其人,唐代学者颜师古认为,“屠颜贾”就是屠岸贾。

在汉代,“赵氏孤儿”的故事还被刻成画,铭于石。在一块汉代的石碑上,画一妇人抱婴儿向左而坐,右一人拱手跪,榜题“杵臼”,并有题字称:“程婴、杵臼,赵朔家臣。下宫之难,赵武始娠。屠颜购孤,诈抱他人。臼与并殪,婴辅武存。”这就把“赵氏孤儿”的故事概括地叙述出来了。文中使用“屠颜”而不用“屠岸”,与《汉书·古今人表》相印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除《史记》之外,另有史书记载同样的故事,也就是说,“搜孤救孤”故事绝不是司马迁的杜撰;第二,《汉书》及汉碑的记载,无疑增强了可信度。

《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官修史书又屡屡提到程婴和公孙杵臼,表彰他们救孤之义举,不赘述。

唐开元时,张守节《史记正义》说:“今河东赵氏祠先人,犹别舒一座祭二士矣。”这里的“河东”,指的是唐代的河东道,大体上涵盖了现在的山西全省。据此可知,最迟在初盛唐时期,山西一带赵姓祭祀先祖,还要同时祭祀程婴和公孙杵臼。

中唐时期一部很有名的地理书《元和郡县志》卷一二河东道“绛州太平县”条的记载:“赵盾祠在县西南十八里。晋公孙杵臼、程婴墓并在县南二十一里赵盾墓茔中。”

到宋代,程婴和公孙杵臼不仅从传说中的人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人,而且还成了“神”,被朝廷正式封爵、立祠,每年受到祭祀,而且规格越来越高。

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一位叫吴处厚的官员上疏,“乞立程婴、公孙杵臼庙,优加封爵,以旌忠义,庶几鬼不为厉,使国统有继。是时适值郓王服药,上览之矍然,即批付中书”(吴处厚《青箱杂记》)。这是说,吴处厚上疏给宋神宗赵顼,请为救助过赵氏孤儿的程婴、公孙杵臼立庙封爵,他认为旌表忠义就可以使鬼魅不来作祟,国统就有人继承。很巧,神宗看到这封奏章的时候,正赶上他的孙子、徽宗的儿子郓王赵楷患病服药。当时神宗一惊,脸色都变了,即刻批复执行。于是当年五月,“封晋程婴为成信侯,公孙杵臼为忠智侯,立庙于绛州”(《宋史·神宗本纪》)。古绛州,一说就是现在山西省运城市的新绛县,一说涵盖了晋南的运城、临汾等市所辖的好几个县市。

还有一说是,吴处厚上疏请立祠祭祀程婴、杵臼之后,神宗“下诏搜访遗迹”,在绛州太平县的赵村立了一座“祚德庙”,来祭祀程婴和公孙杵臼。(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记祚德庙始末》)太平县,是现在临汾市的襄汾县。“祚德”,取《左传》中的“天祚明德”之意,“祚”是赐福、保佑的意思,同时“祚”还有皇位的意思,可见取名者煞费苦心。

元丰四年是朝廷首次正式封爵立祠来祭祀程婴和公孙杵臼。十九年后,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韩厥亦被立庙,随后封侯。

到南宋,随着赵宋王朝南迁,朝廷于绍兴十六年(1146年)在首都临安修建了一座祭祀程婴等人的“祚德庙”。第二年,高宗赵构委派宰相秦桧为“亲祠使”前往祭祀。

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七月,高宗“加封程婴、公孙杵臼、韩厥为公,升中祀”(《宋史·高宗本纪》)。“公”在“侯”之上,升格了。历代朝廷祭祀有大祀、中祀、小祀之别,“升中祀”,意味着以前是“小祀”,现在也升格了。《宋史·吉礼八》记云:

绍兴二年,驾部员外郎李愿奏:“程婴、公孙杵臼于赵最为功臣,神宗皇嗣未建,封婴为成信侯,杵臼为忠智侯,命绛州立庙,岁时奉祀,其后皇嗣众多。今庙宇隔绝,祭亦弗举,宜于行在所设位望祭。”从之。十一年,中书舍人朱翌言:“谨按晋国屠岸贾之乱,韩厥正言以拒之,而婴、杵臼皆以死匿其孤,卒立赵武,而赵祀不绝,厥之功也。宜载之祀典,与婴、杵臼并享春秋之祀,亦足为忠义无穷之劝。”礼寺亦言:“崇宁间已封厥义成侯,今宜依旧立祚德庙致祭。”十六年,加婴忠节成信侯,杵臼通勇忠智侯,厥忠定义成侯。后改封婴疆济公,杵臼英略公,厥启侑公,升为中祀。

宋代为什么对“赵氏孤儿”的故事如此热衷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宋朝的皇帝姓赵,自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期赵氏家族的后代。宋高宗就曾经自比“赵氏孤儿”,他在绍兴十二年(1142年)九月封秦桧为太师的制诏中,就把秦桧的辅佐之功,比作“程婴存赵孤”,将秦桧比作“程婴”,而将自己比作“赵孤”。

我们知道,宋代是一个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代。宋金交战的结果,是宋室南迁,“偏安”东南一隅。南宋与蒙元交战的结果,是赵宋政权完全垮台。一些民族思想浓厚的文人,也或明或暗地借古喻今,用赵氏孤儿的故事影射当下。例如辛弃疾在一首歌颂韩侂胄的词中提到韩厥:“君不见,韩献子,晋将军,赵孤存。”(《六州歌头》)这既是因为韩侂胄和韩厥都姓韩,也是因为当今皇上和赵孤都姓赵。文天祥在一首诗中说:“夜读程婴存赵事,一回惆怅一沾巾。”(《指南录·皮锡》)这是借“程婴存赵”的往事,抒发对南宋末年风雨飘摇的赵宋王朝的无奈。当年程婴还可以保护赵氏孤儿,最终使赵家东山再起,现在连这种可能都没了,怎么能不“一回惆怅一沾巾”呢?

总之,“赵氏孤儿”的故事,在宋代有了时代赋予的特殊意义。人们不仅相信它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确凿无疑的事实,而且还随时借它来触及人们敏感的神经,引发人们的各种联想。

清初,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将《史记·赵世家》中的“赵氏孤儿”事收录,谓此为“千古疑案”,《史记·赵世家》与《左传》两说可以并存,并推测说,《国语》里有个屠岸夷,曾经迎立晋文公,屠岸贾可能就是他的后代。

据雍正《山西通志》,到清代初年,山西各地不仅遍布程婴、公孙杵臼、灵辄、韩厥等人的墓和祠庙,还有藏孤洞、公孙杵臼窑、七烈士墓等各种“史迹”。此外,近年来不断还有新的“史迹”和传说被发现,物质的与非物质的遗产都有了。

吴处厚上疏神宗立下祚德庙的襄汾县是赵氏孤儿“史迹”与传说的重要产生地。襄汾县系1954年由襄陵、汾城(又名太平)二县合并而成。明成化《山西通志》记载:“二侯庙,在太平县故晋城北门外,祀赵朔客程婴、公孙杵臼。”清光绪《山西通志》引“旧通志”云:“(祚德三侯庙在)县南二十五里古晋城北门外。”光绪《太平县志》云:“祚德三侯庙在县南二十五里古晋城北门外。宋元丰间封程婴为成信侯、杵臼为忠智侯,建庙致祭,有敕碑。……崇宁三年,封韩厥为义成侯。国朝道光二十六年,北柴、小赵社人等募化重修。……赵宣子墓在县南十里汾阳村。程婴墓在县西十里程公村。公孙杵臼墓在县西四十里三公村。”新修《襄汾县志》:“赵盾墓在西汾阳村,公孙杵臼墓在三公村,程婴墓在程公村。”

襄汾县程公村的程婴墓碑。作者摄于2014年

襄汾县赵康镇东汾阳村的忠义文化广场,中为赵盾塑像,四周围墙壁画内容为“赵氏孤儿”故事

据说程公村在襄汾县汾城镇西北,原名芍药村,程婴死后,就埋葬在芍药村南,后人为了纪念程婴而改村名。据《襄汾县志》载,康熙年间太平县知县吴轸觉得当地人直呼“程婴村”是对古人不恭,为教化民众将此处改作“程公村”,沿用至今。村附近有程婴墓、赵氏三百余人墓、藏孤处。襄汾县城南的永固村传说是屠岸贾的封地,赵家昭雪后程婴、赵武带人攻杀屠岸贾,诛其全族,该族人隐姓为郭,以避其祸。至今,永固有不唱京剧《八义图》的乡规习俗。

晋中的阳泉市盂县是赵氏孤儿“史迹”与传说的另一个大本营。阳泉市盂县城北18公里处的藏山,据说以“藏孤”得名。后人为颂扬程婴、公孙杵臼等人舍身救孤的事迹,在“藏山”为他们立庙祭祀,代代香火不绝。

阳泉市盂县的藏孤洞,传说为程婴藏孤处

晋南侯马市凤城乡西赵村,因赵姓而得名。据该村村民讲,西赵村正西门砖字牌上,曾书有“成宣故里”四字。“成”指春秋时晋国卿大夫赵成子赵衰,“宣”指赵衰之子、晋国上卿赵盾,西赵村就是赵衰、赵盾父子的故乡。1949年前后,晋南乡村逢年过节经常请剧团唱大戏,西赵村也是如此。但西赵村也从来不唱《八义图》。

“赵氏孤儿”故事的影响不仅仅在山西。河北石家庄井陉县有“孤台村”;河南温县三家庄,传说是程婴抚养赵氏孤儿的所在,还留下了“孤儿冢”,并存有残碑,其附近不仅有赵盾的墓地,还有赵盾的父亲赵衰的墓地。

总之,千百年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把“赵氏孤儿”故事当作历史真实来看是一股主流。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简单地说,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是文学与历史双向互动造成的结果。人们从文献史料中选取题材,经过加工创作成为戏曲或者说唱文学,把历史“变成”了文学。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多数老百姓不识字,他们的历史知识从文学中来,从传说中来,从戏剧中来。看戏听书,口耳相传,三人成虎,文学又“变成”了历史。三国故事、隋唐故事、包公故事、岳飞故事等都是这样。总之,群众总是运用口述文学的形式,运用自己的道德标准、审美标准和历史观,认识“历史”,重塑“历史”。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戏剧起了历史教科书的作用。书写给识字的人看,戏演给识字的人和不识字的人同看。更何况,“赵氏孤儿”的故事在司马迁的《史记》里就有记载,在民众那里,就更是铁板钉钉的真事了。

不要说历史剧,就连一般的爱情戏,写得好,影响大,也会从文学“变成”历史,比如《西厢记》。山西省永济县境内有个普救寺,据说就是《西厢记》故事的发生地,寺内还“保留”着当年张生跳墙和莺莺幽会的“旧址”。这当然是赞扬《西厢记》的。但还有人伪造崔莺莺与郑恒合葬的墓志铭,是一些无聊的正统文人为《西厢记》翻案的,是诋毁莺莺和张生的爱情的。河南浚县崔庄还有所谓的“莺莺坟”,据说崔庄就是崔莺莺的故乡,当地人认为崔莺莺私订终身,大逆不道,从前谁也不能在崔庄演唱《西厢记》。要是相信了这些事,文学就又“变成”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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