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大师辈出的奇异国度_关于俄罗斯的历史

文学大师辈出的奇异国度_关于俄罗斯的历史

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之间的碰撞塑造了俄国人的性格和文学。俄罗斯文学是俄罗斯文化中瑰丽的奇葩，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不可缺少的宝藏。俄罗斯文学凝聚着俄罗斯民族的精神追求，体现了俄国人民的智慧信心和力量，从中可以领略到俄罗斯精神与民族风情。

由诗人普希金开创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到19世纪中叶得到了发扬光大。对沙皇制度下的黑暗现实予以无情的鞭挞，越来越成为俄罗斯作家的创作主流倾向，形成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新流派。

尼古拉·果戈理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先驱，他在19世纪30年代创作的喜剧《钦差大臣》和小说《死魂灵》对腐朽的专制制度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讽刺。尼古拉一世看完《钦差大臣》以后，谈了他的观后感：“所有的人都受到了惩罚，但对我的惩罚最重。”果戈理的讽刺艺术在萨尔蒂科夫·谢德林那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在作品中对那些专横跋扈而又愚昧无知的当权人物竭尽嬉笑怒骂之能事。

19世纪50~60年代，伊凡·屠格涅夫创作了《罗亭》《贵族之家》《父与子》等长篇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多余的人”的形象。从而揭示出贵族阶层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趋势。(www.guayunfan.com)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积极参加革命，差点被处死。19世纪60~80年代，他接连写了《罪与罚》《白痴》《卡拉玛佐夫兄弟》等名扬四海的小说。他的创作采用了明显的现代主义手法，他个人的社会哲理思想深寓其中。

安东·契诃夫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主力军，他的创作高峰期是19世纪80年代。他以短篇小说和剧本创作饮誉文坛，代表作主要有《第六病室》《套中人》《海鸥》《樱桃园》等等。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文学走过了十分曲折的发展历程。尽管遇到了种种困难和挫折，苏联的作家还是以自己辛勤而真诚的创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争得了应有的地位。

十月革命对俄国文坛的两大流派——现实主义小说和现代主义诗歌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和冲击，前者的代表作有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和法捷耶夫的《毁灭》等；后者的代表人物有勃留索夫、勃洛克、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等。他们都是蜚声俄国乃至世界的诗人，他们对十月革命持欢迎态度，却对革命引起的巨大变化不完全理解，因此心里十分矛盾。除勃留索夫1924年病故以外，勃洛克41岁时屈死冤狱；1925年叶赛宁自杀身亡，年仅30岁；5年后，37岁的马雅可夫斯基也朝自己开了枪。

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社会政治生活极为不正常，文学界也显得相对沉闷。影响较大的有阿历克塞·托尔斯泰的历史小说及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但最杰出的作品还是肖洛霍夫创作的《静静的顿河》。

《静静的顿河》以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两次革命、三年内战等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集中描述了顿河地区哥萨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的兴亡经过，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哥萨克社会动荡生活的画卷，小说对哥萨克风土人情的描写给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1965年，肖洛霍夫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卫国战争时期，苏联对文学的控制有所放松。《星》和《列宁格勒》两家杂志经常刊载“有争议的作家”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的作品。战后，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决定对这事进行清算，结果连作家带刊物，都成了攻击的靶子。1946年8月14日，联共（布）中央做出处分两家杂志的专门决定，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被作家协会开除。从此，粉饰太平的“无冲突论”创作在苏联文学界风行一时。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犹太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把他在1948年撰写的文章《谈作家的工作》发表在《旗帜》杂志上。文章鲜明地反对对文学创作滥施行政干预，批评人物脸谱化的创作倾向。接着在1954年5月号的《旗帜》杂志上，爱伦堡发表了中篇小说《解冻》。小说内容以反映社会黑暗面居多，写得也比较粗糙，不过爱伦堡在小说中喊出的“解冻了”的呼声，鲜明地反映出苏联作家的心声，而且“解冻”这么一个书名也恰如其分地标志苏联文学新时期的开端。《解冻》的发表不仅在文学界，而且在整个苏联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随后，一个名曰“解冻文学”的新流派在文坛崛起，其主旨在于揭露黑暗面，倡导人道主义。

“解冻文学”打开了苏联文学界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对社会的思想解放也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随着解冻文学的兴起，苏联的文学创作出现了新的活跃气象，许多比《解冻》一类作品内涵更深沉、艺术感染力更强烈的优秀作品相继问世。几年后，“解冻文学”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逐步消亡了。

继“解冻文学”之后，苏联文学界各种流派纷纷登场，无论在创作题材还是在表现手法方面，都呈现出逐渐多元化的趋势。

1941—1945年卫国战争的题材直到70年代还是热门。1956年，肖洛霍夫发表《一个人的遭遇》，开创了战争文学的新阶段。小说描写了战争带给人们的肉体摧残和心灵创伤，也刻画了主人公坚不可摧的刚毅精神。

1959—1971年，西蒙诺夫创作了著名的战争三部曲：《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和《最后一个夏天》，这部史诗式的作品不仅描绘了宏大的战争场景，而且颂扬了苏联人民在最紧急关头爆发出来的精神力量。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给战争造成的悲剧注入了浪漫主义情调。

这个时期苏联文学界还出了一批“有争议”的作家。帕斯捷尔纳克50年代写出了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以同情、感伤的笔调描写了一个知识分子在革命时代的坎坷命运，流露出悲观绝望的情绪。这本书在国外出版后轰动一时，但在国内遭到批判，导致作者不敢去领取诺贝尔奖。诗人叶甫图申科也是一个屡遭批判的人物，其《斯大林的继承者》等作品反映出“持不同政见者”倾向。

直接卷入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作家是索尔仁尼琴，并且因此于1974年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他写了好几部像《古拉格群岛》这样的以劳改营囚徒生活为题材的著名小说。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后，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等专门暴露斯大林时期问题的小说也相继问世。

下面，择要介绍几位俄罗斯历史上的著名文豪以飨读者。

1.“文学泰斗”列夫·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的名字不仅在俄罗斯家喻户晓，而且也为世界各族人民所熟知。他的皇皇巨著《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已成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品并多次被搬上银幕、荧屏、舞台。后人研究托尔斯泰及其作品的著作不计其数。

列夫·托尔斯泰于1828年9月9日出生在图拉省的雅斯纳雅·波良纳一个世袭伯爵的家里，这个贵族之家拥有数处大庄园和300多个农奴。虽然父母早逝，童年的列夫·托尔斯泰在姑妈的照料下仍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托尔斯泰从小就多愁善感，当他听到伤心的故事，或看到被打死的鸟儿时会情不自禁地哭泣。他很早就觉察到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了解到农民的沉重负担，真诚地同情他们的疾苦，并在以后的岁月里为帮助他们而尽心尽力，四处奔走。

1841年，13岁的托尔斯泰来到喀山，认真学习各门课程，阅读各种书籍，准备进入大学。在这一时期，他还接触了不少民间的诗歌神话，这些作品中的精彩语言把这位未来的作家迷住了，他对俄罗斯语言的喜爱一直持续到他逝世。1844年春，16岁的托尔斯泰由于历史和地理不及格，未能考入大学。同年秋天，他再次报考，终于被喀山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录取，从此开始了他的上流社会生活。他参加城里所有出色的晚会、野餐，在一次舞会上他见到了席娜伊达·莫洛斯特沃娃，并对她产生了初恋的柔情，这一段时期的生活后来被作家写进了自传性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之中。

在进大学一年后，他决定转到法律系，认为法学对社会更有裨益。与此同时，他还津津有味地阅读文学名著，从普希金到果戈理，从歌德到卢梭，并且写下了大量读书笔记。1847年，托尔斯泰在大学的最后一年辍学离校，返回故乡雅斯纳雅·波良纳，在兄弟间分家产时他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开始以全部热情力图改善农民的生活，但他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农民的理解和信任。后来他当上了一个十四品的文官。

1851年，由于厌倦上流社会的生活与环境，托尔斯泰跟随正在服役的哥哥尼古拉一起去了高加索。托尔斯泰在那里以志愿兵身份服役两年半，并成为一名中尉。他在军旅生活中开始了文学创作，1852年，处女作《童年》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随后《少年》《青年》也相继问世，合为自传性三部曲。主人公尼科连卡·伊尔坚里耶夫的独特思想、感情、感受和情绪，他生活中的许多经历与托尔斯泰很相像，而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在生活中也有原型，它概括了作家所见所闻的艺术作品，描绘了19世纪中叶贵族家里孩子的生活。

1854年冬，托尔斯泰到达塞瓦斯托波尔，那里俄军正在与土耳其人交战。托尔斯泰参加了战斗，并在炮弹的呼啸声中写作了《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弹子房记分员笔记》等作品。作家意识到普通人比其他人更爱国，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没有任何夸耀的神情，镇静地为祖国和人民捐躯。他还在作品中斥责战争毫无意义，认为战争与大自然的美格格不入，它给所有的人带来苦难和不幸。

1855年1月，托尔斯泰回到彼得堡，作为一个有点名气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等名作家的欢迎与热情款待，后来他又结识了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作家和批评家。1856年托尔斯泰退役，为了扩大视野，他于1857年出国旅行，先后游览了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比利时，不断充实着自己。在瑞士，作家遇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矮小的第罗尔人站在旅馆凉台前弹唱，身着燕尾服的贵族老爷们心不在焉地听着。当歌手摘下帽子，请求听众给予帮助时，那些文雅且衣着华丽的人们毫无怜悯心地哈哈大笑，谁也没给他一文钱。他为此不知所措，仿佛变得更加渺小，渐渐消失在黑暗中。托尔斯泰目睹了这一切，深为人们的冷漠而痛心，他邀请歌手一起在旅馆里用餐。托尔斯泰的这一举动当然冒犯了贵族老爷们，连餐厅洗碗的帮工和旅馆服务员都感到惊讶。人们不准作家带着歌手进入英国人所在的大厅，这使托尔斯泰极为气愤，这件事促使他创作了一个以四处流浪的提琴师为主人公的中篇小说《琉森》。

1857年8月，托尔斯泰回国。在故乡雅斯纳雅·波良纳他酝酿着怎样解放农民的方案，并在那里植树造林，扩大牧场，以此为收入以减轻农民的沉重负担。在进行经济管理的同时，他仍继续着文学创作和阅读。

1858年冬天，作家去猎熊，受到熊的反击，被压在狗熊的身躯之下，头部受了伤，留下了一道永久的伤痕。这一惊险的遭遇被托尔斯泰写进了短篇小说《心甘情愿》中。

除了文学和经营工作，托尔斯泰还热衷于教育事业。他在自己的家中开办了学校，教农民的孩子读书。刚开始，农民们还有些担心，不久之后，他们就放心地让孩子们到那儿去上学了。上课时，孩子们用心地听着托尔斯泰给他们讲解课本；下课时，托尔斯泰还常常跟孩子们一起去散步，并把他们一个个送到家里。为了了解国外学校的情况，1860年托尔斯泰第二次出国，获得了许多信息。他反对西方那种“棍棒纪律”，认为这会扭曲孩子的心灵，使他们变成沉默的小奴隶。回国后，托尔斯泰仍推行原来的教育方法，并获得其他学校的承认，成为教区的人民教师。学校的声誉不仅遍及图拉省，还传到莫斯科、彼得堡甚至国外。托尔斯泰先后开办了20多所学校。但是，这些“异乎寻常”的学校招致政府的不满，警察趁他出门之际对雅斯纳斯·波良纳的学校进行了搜查。事后，托尔斯泰向政府表示强烈不满，政府对他的抗议置之不理，坚持扼杀他的办学。没有办法，他只好潜心于文学创作。

在1856—1857年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托尔斯泰曾爱慕过一个名叫瓦弗·阿尔谢尼耶娃的女士。尽管他竭力追求，但最终未获成功。1862年夏天，托尔斯泰尽管全身心地投入写作，但仍感到孤独忧愁。他频繁地去莫斯科，到著名御医安德烈家做客，认识了医生的三个女儿。在那里，他感到温暖舒适，热恋着医生的二女儿索尼娅，不久，即向索尼娅求婚并获得允许，作家十分欣慰，索尼娅成了托尔斯泰家能干的女主人，掌管所有经济账目，给作家的生活带来了生气和安适。作家一门心思投入到卷帙浩繁的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的创作之中。这部长篇小说通过对库拉金、保尔康斯基、别竺豪夫和罗斯托夫四个贵族家庭生活的描写，反映了1805—1820年期间俄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描述了战争与和平生活，展示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提出和回答了一系列社会和道德等方面的问题。

1866年，发生了一起令作家沉痛的悲剧。兵团文书希布宁因不堪忍受军官的虐待、侮辱而给了军官一巴掌，因此被判死刑。托尔斯泰立即给姑母写信，请求她设法赦免，并在法庭上极力为希布宁辩护。但他忘了在信上写明希布宁所在兵团的名称，这个失误使得文书最后命丧黄泉。托尔斯泰不能原谅自己的过失，从这件事他明白了，法官们对任何乞求都不会动心，必须在整个俄国、在全体人民面前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抨击和审判。他在后来所写的剧本《活尸》和长篇小说《复活》之中就是这么做的。

19世纪70年代初，托尔斯泰开始创作他的代表作之一《安娜·卡列尼娜》，他以巨大的艺术力量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后俄罗斯广阔的社会生活和错综复杂的矛盾，形象地反映了19世纪下半期俄国社会的历史特点。作者通过贵族妇女安娜为爱情而离开家庭，遭到上流社会鄙弃，又受情人冷遇，最后卧轨自杀的故事，对当时的贵族上流社会作了一定的批判与揭露。

到了80年代，托尔斯泰已有了7个孩子，为了给他们良好的教育，决定举家迁往莫斯科，但他们都想念着心爱的故乡。在城里，托尔斯泰看到了可怕的贫困景象，他说：“臭气、石头、豪华、贫穷、放荡、掠夺人民的恶棍聚集在一起，招募士兵和法官来保护他们的放纵和享受。人民除了利用这些人的情欲把他们抢走的东西骗回来，其他什么也不能干。”作家对于这种城市生活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他宁愿投身大自然的怀抱，与工人农民一起劳动。

在莫斯科生活的这段时间里，托尔斯泰转向东方民族哲学的探索。他饶有兴趣地阅读孔子的书，并摘录了一些谚语，如“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勿临渴而掘井”等。他在中国哲学里学到许多东西。

1889—1899年，托尔斯泰写就了名著《复活》。小说叙述了贵族聂赫留朵夫出席法庭陪审时，发现被诬告杀人被错判罪的妓女正是他10年前诱骗过的少女玛丝洛娃，于是他良心发现，极力为她申冤。最后两人在精神和道德上“复活”了。小说首先暴露了法庭的不公正，毫无公理正义可言，政府的各级官吏都以人民为敌。

进入新的世纪，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变革，托尔斯泰敏锐地感到暴风雨即将到来，他更加激烈地抨击政府、暴虐者、官办教会。1901年，东正教开除了托尔斯泰的教籍，他受到了一连串的打击、恐吓，然而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托尔斯泰更多地从事政论文的写作。

托尔斯泰多次表示放弃自己作品的出版权，他希望他的作品能成为全民的财富，然而妻子和儿子们并不赞同，因为这将意味着损失一笔可观的收入。在托尔斯泰生命的最后一年，他立下放弃自己著作出版权的正式遗嘱。但是妻子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使得托尔斯泰在家里的处境更加困难。他与妻子，应该说与世俗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他的出走。1910年深秋的一个夜晚，托尔斯泰悄悄地离开了家，途中他突患肺炎于11月20日在一个小站上与世长辞。遵照托尔斯泰的遗嘱，他的遗体安葬在故乡的森林中。

2. 讽刺主义文学大师果戈理。

1852年冬春之交，莫斯科一所阴冷的房间里，一位40多岁的病人用力将一叠厚厚的手稿扔进了炉火之中。他怀着沉痛与绝望的心情，看着心血与火焰一起舞蹈。这位中年人就是伟大的俄国作家果戈理，刚刚焚烧的手稿就是《死魂灵》小说的第二部（传世仅有残卷）。

果戈理（1809—1852年），1809年4月1日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米尔戈罗德县大索罗庆采村一个地主家庭，1852年3月4日卒于莫斯科。果戈理从小喜爱乌克兰的民谣、传说和民间戏剧。1821—1828年就读于波尔塔瓦省涅仁高级科学中学，受到“十二月党人”诗人普希金的诗篇以及法国启蒙学者著作的影响，并在业余演出中扮演过讽刺喜剧的主角。1828年底，抱着去司法界供职的愿望赴圣彼得堡。次年发表长诗《汉斯·古谢加顿》。1829—1831年，先后在圣彼得堡国有财产及公共房产局和封地局供职，亲身体验到小职员的贫苦生活。在此期间，他还到美术学院学习绘画。

1831年夏，果戈理有幸结识了普希金，从此过从甚密，在创作思想上受到其重大影响。此后发表了《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集和第二集，这两部小说集展现了富有诗意的乌克兰民族生活，作品里占主导地位的是浪漫主义倾向。

1834年秋开始，果戈理在圣彼得堡大学任世界史副教授，对乌克兰史和世界中世纪史进行过研究。次年底离职，从此专事创作。同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集《米尔戈罗德》和《小品集》表明，果戈理批判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已开始形成。

在写作中篇小说的同时，果戈理于1833年开始从事讽刺喜剧的创作。1836年4月，《钦差大臣》首次在圣彼得堡亚历山德拉剧院公演。剧作以普希金所提供的一个趣闻为情节基础，将俄国官僚社会的全部丑恶和不公正的事物集中在一起，淋漓尽致地进行了嘲笑。故事发生在俄国某偏僻城市。以市长为首的一群官吏听到钦差大臣前来视察的消息，惊慌失措，竟将一个过路的彼得堡小官员赫列斯达科夫当做钦差大臣，对他阿谀、行贿。正当市长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这位“钦差”、做着升官发财的美梦时，传来了真正的钦差大臣到达的消息，喜剧以哑场告终。果戈理以卓越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刻画了老奸巨猾的市长、玩忽职守的法官、不顾病人死活的慈善医院院长、愚昧的督学、偷拆信件的邮政局长——所有这些形象都异常真实地反映出俄国官僚阶层贪赃枉法、谄媚钻营、卑鄙庸俗等本质特征。赫列斯达科夫是一身染上彼得堡贵族官僚习气的外省青年，轻浮浅薄、爱慕虚荣、自吹自擂、厚颜无耻，在当时俄国社会具有典型意义。它对俄国戏剧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钦差大臣》上演后，遭到以尼古拉一世为首的俄国官僚贵族社会的攻击和诽谤。183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彼得堡大剧院正在上演一出戏，戏名是《钦差大臣》。这是一个讽刺喜剧，剧本写得精彩极了，演员的表演也非常出色，观众完全被征服了，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欢快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这时，从一个豪华包厢里站起来一个人，他是沙皇尼古拉一世，只听他恨恨地对身边的王公大臣说：“这叫什么戏！我感到它在用鞭子抽打我们的脸，其中把我抽打得最厉害。”

说罢，他出了包厢，气呼呼地回到了宫中。贵族大臣们早就感到不痛快了，戏好像专门讽刺他们似的，沙皇走了，他们一个个都溜掉了。戏还在上演，观众们还在热烈地鼓掌和欢笑。

1836年6月，果戈理离开俄国到了德国和瑞士，写作上一年开始的长篇小说《死魂灵》。1837年3月迁居罗马。1842年5月，《死魂灵》第一部问世，继《钦差大臣》之后再次震撼了整个俄罗斯。书中主人公乞乞科夫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社会中从小贵族地主向新兴资产者过渡的典型形象。他在官场中混迹多年，练就了投机钻营、招摇撞骗的“天才”。当时俄国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登记，而在两次登记之间死去的农奴在法律上仍被当做活人，有的地主曾经拿他们做抵押品向国家银行借款，乞乞科夫决计到偏僻的省份收购“死魂灵”来牟取暴利。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展现出一个又一个地主形象，如懒散的梦想家玛尼罗夫，愚昧、贪财的柯罗博奇卡，喜爱撒谎打架的酒鬼、赌棍诺兹德列夫，粗鲁、顽固的索巴克维奇，以及爱财如命的吝啬鬼普柳什金等等。果戈理以辛辣的讽刺手法，对这些人物的生活环境、外表、嗜好、言谈、心理等等进行了极为出色的描绘，使他们成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不朽的艺术典型。小说又通过残废军人戈贝金大尉反抗沙皇政府的插曲，反映了人民反对专制农奴制统治的情绪。在小说的抒情插叙中，果戈理把俄罗斯比做一架飞奔的三驾马车，以表达对祖国光明前途的信心。

《死魂灵》第一部发表后，果戈理在继续写作第二部的同时，发表了中篇小说《外套》和喜剧《婚事》等。《外套》描写彼得堡一个小官吏的悲惨遭遇，发出了保护“小兄弟”的人道主义呼吁，对俄国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潮产生过强烈影响。

果戈理在《死魂灵》出版时曾暂时回国，1842年6月重又出国，其他时间大多住在罗马，但经常往来于意大利、法国与德国之间，主要为了治病。他始终希望通过人道主义、通过道德的改进来改造社会，晚年更陷入博爱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他在《死魂灵》第二部中虽然继续对专制农奴制社会作了一些批判，却塑造了一些理想的、品德高尚的官僚、地主以及虔诚的包税商人形象。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果戈理感到这些正面形象苍白无力后愤而将手稿烧毁。1847年发表的《与友人书简选》，宣扬君主制度、超阶级的博爱和宗教神秘主义，并为专制农奴制的俄国辩护。同年，别林斯基写了《给果戈理的一封信》，严肃地批判了果戈理的思想错误。1848年春，果戈理在朝拜耶路撒冷之后回国，定居莫斯科。1852年3月4日，果戈理病逝，怀着极度矛盾和痛苦的心情长辞人间。

果戈理同普希金一起奠定了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是俄国文学中自然派的创始者。果戈理对俄国小说艺术发展的贡献尤其显著。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他为“俄国散文之父”。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谢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杰出作家都受到果戈理创作的影响。自20世纪初叶起，果戈理的创作相继被翻译介绍到中国，鲁迅称赞果戈理的作品“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1935年他翻译了《死魂灵》。20—30年代，中国左翼剧团屡次演出喜剧《钦差大臣》（译为《巡按》），曾引起广泛的影响。果戈理的创作对“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学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3.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

如果要列举19世纪俄国一系列批判现实主义的著名作家，—定不会漏掉这样一个名字——屠格涅夫。他所创作的六部长篇小说被誉为“艺术编年体”，还有大量的中短篇小说、特写、戏剧、抒情诗、叙事诗、散文诗等各式各样体裁的作品也广为人知。他所撰写的文学评论、回忆录、文学书简等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让人扼腕赞誉。

1818年，屠格涅夫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从伊凡雷帝时代始，他祖辈的名字就多与一些历史事件相关，他从小生活在树木掩映、景色优美的斯巴斯科耶庄园，在这里度过了童年。他的父亲只管享乐，不问正事，母亲独断专横，性格暴戾，是个残暴的农奴主。有一次，屠格涅夫的母亲只为一个女仆没有按她规定的时间内换好她要穿的衣服，她就将这个女仆狠揍一顿，还不准她吃饭。不仅是对仆人，就是对待屠格涅夫，也是动辄就处罚。屠格涅夫从小惧怕母亲，有一天，屠格涅夫讲错了一句话，母亲就对屠格涅夫进行体罚，让他站立半天。屠格涅夫小声问：“为什么因为一句话就打我？”只听得母亲尖厉的声音回荡在大厅里：“这点你应该更清楚，自己想想，想不明白就多站会儿。”

应该说他的母亲也有对他温柔的时候，但屠格涅夫说：“母亲以一个草原女地主的全部热忱在教育我，我的童年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快乐。”正是这样的家庭环境使屠格涅夫察觉到了贵族专横的一面，并产生了对农奴的深切同情。与俄国一些进步作家的交往，使屠格涅夫的社会政治和美学观点产生深刻变化。这位“有教养”的“贵族分子”在进入平民知识分子的圈子时，已融入了平民世界。

1827年屠格涅夫全家迁往莫斯科。他被送往一所寄宿学校读书。1833年进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学习，后由于全家又迁至彼得堡，他又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的语文专业读书。大学时代他就结识了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并开始文学习作。1837年他大学毕业，翌年去瑞士和德国，在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历史以及希腊语、拉丁语等外文。旅德期间他结交了正在德国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巴枯宁和哲学家、诗人斯坦克维奇。1841年回国后到内务部办公厅供职。这时他开始了真正的文学活动，历年笔耕不止，到名作《猎人笔记》（1847—1852年）发表之前，他陆续写有诗歌《傍晚》《秋》《花》，长诗《斯节诺》《巴拉莎》《地主》，中短篇小说《安德烈·柯洛索夫》《三个肖像》《好决斗的人》等许多作品。

1842年，屠格涅夫与著名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相识，后来又认识了批评家周围的文学界人士。受他们的影响，屠格涅夫坚定地反对农奴制，在创作上促进了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

1843年是屠格涅夫终生难忘的一年。这一年意大利歌剧院出访彼得堡，屠格涅夫认识了随该团来演出的法国著名女歌唱家波里娜·维亚尔多，两人一见如故，频繁交往。渐渐地维亚尔多成为屠格涅夫的红粉知己，在作家一生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并在他的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1847年屠格涅夫再度出国，并与也在国外的别林斯基相遇。在批评家的影响下，他开始创作《猎人笔记》。也是在这一年，他担任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与现实主义美学的《现代人》杂志的撰稿人。《猎人笔记》就是在《现代人》上陆续刊出的，这是屠格涅夫的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由25个短篇组成。作品以一个猎人外出打猎时所写的笔记形式反映农奴制度下俄罗斯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农民的生活；描绘俄罗斯农民的淳朴、善良；刻画他们的智慧和坚韧的性格。例如在《霍尔和卡里内奇》里，作者通过猎人与霍尔和卡里内奇两个佃农的交谈，揭示俄罗斯农民聪明、淳朴和知识丰富的特质。作家对农民的赞颂使处在农奴制下的广大农民十分感动，有一次，屠格涅夫在一个小站上等车，身旁有两位青年农民认出了他，他们立即脱帽向作家致敬，并深情地说：“我们以俄罗斯大众的名义向您表示敬意和感谢。”屠格涅夫在作品中对农民的同情和颂扬以及对农奴主的无情暴露，实际上是对农奴制度的强烈谴责。

19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俄国解放运动由平民知识分子取代贵族革命家的时期，也是屠格涅夫创作的高峰时期，他连续写了多部长篇小说。《罗亭》是作者第一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856年。作品中的主人公罗亭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里又一个“多余人”的典型，并赋予了时代的特色。罗亭这个“多余人”并非一无是处，他不安于现状，积极宣传现代启蒙思想。但他脱离实际，缺乏毅力，使他的行动难有实际效果，他曾想办实业，在农村进行农艺学教育，疏通河道以利于通航……但都在困难面前低了头，一无所成。而在爱情问题上罗亭同样表现出缺乏胆识。评论界指出，罗亭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而这正是三四十年代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通病。1859年屠格涅夫发表了《贵族之家》。这是作者为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贵族知识分子唱的一首挽歌。

屠格涅夫反对农奴制，批判沙皇统治下的社会现实，他持有贵族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观点，拥护自上而下的改革，他因此与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决裂，终止了与《现代人》杂志的合作。在《父与子》中，屠格涅夫也看到“民主主义对贵族的胜利”，但他仍同情贵族，最后让巴扎罗夫死去。小说出版后引起评论界的强烈反响，两大阵营都对作品有所不满。自由主义者认为作者不该让巴扎罗夫在精神上压倒贵族，而民主主义者批评作者歪曲民主主义者的形象，而这正是屠格涅夫世界观矛盾的结果。

屠格涅夫由于与法国女歌唱家的特殊关系而长期侨居国外，但他始终关注着俄国所发生的一切，还经常回国作短期逗留。1883年他因患脊椎癌病逝于巴黎。屠格涅夫的文笔优美，写作技巧高超。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还是一位卓越的语言大师。

4. “民粹主义”创始人赫尔岑。

赫尔岑是俄国作家、政论家、哲学家。列宁在其著名论文《纪念赫尔岑》中这样评价他：“在俄国革命的准备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

赫尔岑于1812年生于莫斯科。父亲是名门贵族，母亲是德籍家庭女教师，由于没有在俄国进行婚姻登记，这桩婚姻终未合法化，父亲借用德语“心”的俄文谐音当作儿子的姓，表示名义上虽然只能称其为“养子”，而实际上是心爱的昵称。

童年的赫尔岑在家中虽然备受宠爱，但由于长期处于与社会隔绝的深宅大院里，没有年岁相近的同伴，显得十分孤独。他喜欢翻阅家中丰富的藏书，听家庭教师和一些亲戚给他讲述古罗马希腊的英雄故事，这些使他受到1812年以后俄国高扬起来的民族意识的熏陶。后来他回忆说，“莫斯科大火、波罗丁诺战役、别列津纳河战斗、占领巴黎，这些故事都是我的摇篮曲，我的儿童故事，我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爱国观念萌发较早。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被残酷镇压，惊醒了他“心灵中的孩子之梦”，给他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它越来越成为我的整个精神生活的中心”。1826年7月，赫尔岑和挚友奥加廖夫在莫斯科城郊麻雀山上发誓要为这些“从头到脚用纯钢铸成的英雄”报仇。列宁指出，“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唤醒了他”，而用赫尔岑自己的话来说，把他这个贵族子弟“洗净”了。

1829年，赫尔岑进入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数理科后，与奥加廖夫等人组织小组，研究社会主义问题，谈论法国七月革命与波兰起义等重大政治事件，宣传资产阶级启蒙主义、圣西门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共和政体或君主立宪的思想。1833年，赫尔岑完成了题为《哥白尼太阳学说的分析》的毕业论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1834年7月，赫尔岑—奥加廖夫小组的许多成员相继被捕。1835年他被押解出莫斯科，当做“对社会极端危险的自由思想者”，流放到靠近西伯利亚的彼尔姆。1839年，赫尔岑获准返回莫斯科和彼得堡。在此之前，即1838年5月，赫尔岑同娜塔丽娅·扎哈利娜结婚。

1842年，赫尔岑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后，立即投入新的战斗。早在他发表的毕业论文中，就已显露出他自发的唯物主义倾向。随着俄国农民运动的日益高涨和唯物主义思想的熏陶，赫尔岑形成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开始转向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他同别林斯基一起领导着俄国进步的舆论，先后同保守的斯拉夫派和自由主义的西欧派展开了斗争。在哲学上，他批评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强调自然和人、物质和意识的统一。正如列宁所说，“他领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懂得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他超过黑格尔跟着费尔巴哈走向唯物主义”，“他在19世纪40年代农奴制的俄国，竟能达到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

1847年1月，赫尔岑和妻子一起到了法国，认识了欧洲各国具有不同倾向的革命者和活动家。1848年，他目睹当局在六月事变中镇压民众的血腥暴行，在当时就痛苦地感到，“我一半的希望，一半的信仰，被杀死了，否定的念头和绝望萦绕脑际，埋下深根”。列宁就此指出，1848年以后，“赫尔岑的精神悲剧，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已在消亡（在欧洲），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尚未成熟的那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的产物和反映”。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赫尔岑开展了紧张的创作活动。赫尔岑说：“凡是失去政治自由的人民，文学是唯一的讲坛，可以在这个讲坛上向公众发出自己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唤。”赫尔岑的文学创作活动是同革命实践紧密相连的，并日益趋于现实主义，写出了《一个青年人的札记》（1840—1841年）、《谁之罪》（1840—1841年）、《克鲁波夫医生》（1847年）和《偷东西的喜鹊》等作品。《一个青年人的札记》是赫尔岑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标志，具有自传色彩。书中的主人公描述的那个外省小城马利诺夫，实际上就是赫尔岑在维亚特加流放时的种种印象，是俄国外省许多城市生活空虚无聊的真实写照。别林斯基赞扬这一引起“普遍注意”的札记是充满“才智、感情、独创性和机智”的作品。

《克鲁波夫医生》通过医生克鲁波夫在小城的见闻，描绘出专制农奴制统治下俄国社会的丑恶图景，讽刺了“普遍疯狂”的现象。高尔基认为《克鲁波夫医生》是一篇“辛辣刻画农奴制度”的作品。《偷东西的喜鹊》回答了“斯拉夫派”和“西欧派”关于俄罗斯为什么几乎没有好的女演员的争论，讲述了农奴出身的出类拔萃的俄罗斯女演员安涅塔抑郁而死的悲惨身世。作品深刻揭露了贵族对农奴的压迫和虐待。高尔基说：“在40年代，赫尔岑是第一个在他的小说《偷东西的喜鹊》中大胆抨击农奴制度的人。”

《谁之罪》开创了被称为“问题小说”的先河，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特殊地位。小说的中心故事是在三个人物之间展开的，平民知识分子克鲁齐费尔斯基来到退职将军家里当家庭教师，爱上了主人的私生女柳邦卡，他们结婚后生活美满，克鲁齐费尔斯基并在一所中学任教。四年后，拥有3000农奴的年轻地主别尔托夫到该城参加贵族选举，同柳邦卡产生了恋情，终于酿成悲剧：别尔托夫永远出走国外，克鲁齐费尔斯基颓丧酗酒，柳邦卡重病，即将死去。作者通过这场纠葛提出了“这到底是谁之罪”的问题。它所指出的不仅限于婚姻问题，而是就当时屡见不鲜的社会现象广泛提出了家庭问题、妇女问题、教育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等，抨击的矛头直指不合理的俄国专制农奴制度。

在人物刻画方面，别尔托夫的形象丰富了俄国文学中“多余人”的画廊，是奥涅金、毕巧林发展到罗亭之间的中介，为屠格涅夫历史地、全面地评价“罗亭式”的人物提供了条件，在俄国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谁之罪》在俄国文学史上又被称为政论式小说，它深刻的分析精神，嘲讽的叙事风格，以及善于写人物传记的技巧，对后世广有影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较好地继承和发扬了《谁之罪》的艺术经验。

1855年，赫尔岑着手创办文艺和政治丛刊《北极星》，引起极大的反响。1857年又与奥加廖夫合办《钟声报》，赫尔岑产生了自上而下的改良幻想，引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批评。然而，列宁曾这样评价他，“尽管赫尔岑经常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钟声报》的宣传方向使赫尔岑成为“俄国式的社会主义”，即俄国民粹主义的实际创始人，这些在《往事与随想》（1852—1868年）中得到反映。《往事与随想》是一部包含日记、书信、散文、随笔、政论、杂感的大型回忆录，他曾把它称作“历史在一个偶然出现在它道路上的人身上的反映”，全书出现了从俄国沙皇、官僚、平民知识分子到农奴、社会活动家甚至巴黎革命中的普通工人等各种历史人物，囊括了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至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前夕数十年间俄国和西欧的重大历史事件。沙皇尼古拉一世黑暗统治下的俄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活都得到了广泛的体现。高尔基认为，在赫尔岑之前，没有任何人这样多方面地和深刻地观察过俄国生活。

5. “天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1821年10月30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医生的家里。父亲性情暴躁，是一个极易动怒的人，对周围的人要求十分苛刻，并且嗜酒成癖，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他后来这样说：“至于我父亲，我压根就不愿意提他，我也希望别人不要询问他的事。”母亲玛利亚则是一位心地善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她是孩子们的第一位老师。作家总是怀着爱慕的心情谈到自己的母亲，他后来在作品中塑造的那些温文尔雅、命途多舛的妇女形象时，想必经常回忆起自己母亲那怏怏不乐的面容。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所受的文学影响，主要来自母亲用以教他读书认字的旧约和新约故事汇编。1827年，父亲升为八级文官，获得了贵族身份并拥有世袭领地的特权。1831—1832年，父亲以1.2万银卢布购得了500俄亩土地从而跻身于俄罗斯帝国的统治阶级，但这却造成了他的死亡。他明目张胆地对农奴滥施淫威，使农民们非常恨他，伺机报复。1839年6月8日，他去田庄巡视，再也没有回来，后来人们在半路上发现了他的尸体。他被人用马车上的坐垫堵住嘴巴窒息而死。据说当作家获知父亲的死讯后，发生严重的惊厥，昏了过去，很久以后被医生确诊为癫痫病。这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彼得堡高等军事工程学校，盼望尽快毕业，以摆脱学校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严格制度。他以攻读世界文学作品来对抗各门技工课程，地形测绘学和建筑学无法转移他对哈姆雷特和浮士德的兴趣，碉堡和炮垒相筑理论也不能改变他给自己定下的崇高目标——为“人类的精神需求”服务。

1842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晋升为陆军工程兵中尉。1843年，他修完了所有课程，但由于热衷于文学创作，他的毕业考试成绩不理想，只在彼得堡工程兵分队得到一个微不足道的职位。然而这反而使他感到未来是属于他的，他是未来的主人。

1844年，23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一位自由的文学家，他从法文翻译的《欧也妮·葛朗台》发表，这是一次真正的锻炼，是磨炼长篇小说写作技巧的实际课堂，表明这位文苑新秀正娴熟地掌握文学语言，有可能从事巨大的文学创作活动。1845年陀斯妥思夫斯基完成了第一部中篇小说《穷人》。他的第二部中篇小说，《双重人格》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书中所描写的主人公是一个有精神分裂症的人。而当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常出现难以诊断的昏厥或头昏现象，这是癫痫症的初期症状，他大概就是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来观察和描述精神分裂的复杂过程的。这部作品未受到好评，被人冷嘲热讽，使作家十分敏感的心受到打击。

184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加入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这是一个致力于解放运动的社会主义小组，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在集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但主要是文学问题的讨论。在政治气氛达到白热化的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革命的主导思想第一次采取了同情态度，并准备参与实现那些思想，他并不想亲自拿起武器去实现，而只是想用印刷机去为起义的人民服务。然而，1849年4月22日，政府签署了逮捕38名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命令。第二天凌晨，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宪兵逮捕，关进彼得堡要塞。

经过近半年的审问调查，12月19日，21名被告被判处死刑，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1849年12月22日早晨7点多钟，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被送往刑场。执法者宣读执行死刑的命令，随后行刑者一声令下：“装弹药！”“瞄准！”但隔了半分钟还不见开枪，广场上突然传来疾驰的马蹄声，一名武官把一封密封公文交给在场的将军。一阵急促的击鼓声打破了死一般的沉寂，步兵一齐将瞄准囚犯的步枪向上举起。检察长宣读新的判决，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发配到西伯利亚服苦役4年，后贬为普通士兵。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白痴》中通过梅什金公爵之口对自己被判死刑的情景作了回忆。以后的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度过的，这也成了他以后的作品《死屋手记》的素材来源。狱中囚犯及其生活习俗，经他的精心加工，渐渐变为他晚期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十年后，这些宏伟构思均被写入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罪与罚》。

获得自由以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到塞米巴拉金斯科，在那里发生了他的第一次恋爱。他爱上了一个税务员的妻子玛丽娅。在作家眼中，她是一位内心充满痛苦又易于冲动、风度优雅又热情洋溢、情趣高雅又英勇果敢的漂亮女子，当时她才26岁，但患有肺结核病。同时，有一位中学教师也爱着玛丽娅，玛丽娅不知选择哪一个才好。最后，中学教师让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想感谢对方的牺牲，把他看做“亲如手足的情敌”。1857 年2月15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当时已是寡妇的玛丽娅结婚。

12年后，他的这次婚恋在自己的小说《白痴》中得到反映，小说描写一个罪孽深重的女人爱上一位品行端正的公爵，最后毁死在一个淫棍手中，小说的结尾是两个情敌在她的尸体旁见了最后一面，相互充满深厚的同情，接着他们俩消失在疯狂的黑夜中，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他就是为了这个结尾才写那部小说的。它是作家根据自己第一次恋爱期间所受到的精神刺激写出来的，他认为这次恋爱使他受的精神刺激比死亡还要强烈。

1864年4月，玛丽娅因病去世。在这一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了中篇小说《舅舅的梦》，并与长兄合办《时报》，连载长篇小说《被欺凌与被侮辱的》。1879—1880年写的《卡拉玛佐夫兄弟》是作家最后一部重要作品。卡拉玛佐夫兄弟一家的复杂关系和人物的刻画，揭示了旧俄的社会和精神危机。作者在作品中充分施展了他擅长的心理描写。

1881年1月28日晚8时38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长辞。

6. 苏联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苏联杰出作家高尔基在其散文名篇《海燕》中的这句结束语早已脍炙人口。高尔基笔下的海燕，是俄国社会新兴革命力量的象征，其实，高尔基本人何尝不是一只劈风破雨的矫健海燕呢！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年3月16日生于下诺夫哥罗德市一个木工家庭，1936年6月18日卒于莫斯科。高尔基一生创作了大量各种体裁的作品，为苏联文学宝库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

高尔基由于父母早亡，他10岁时便出外谋生，到处流浪。他当过鞋店学徒，在轮船上洗过碗碟，在码头上搬过货物，给富农扛过活。他还干过铁路工人、面包工人、看门人、园丁……

在饥寒交迫的生活中，高尔基通过顽强自学，掌握了欧洲古典文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只上过两年小学的高尔基在24岁那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作品，那是刊登在《高加索日报》上的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小说反映了吉卜赛人的生活，情节曲折生动，人物性格鲜明。报纸编辑见到这篇来稿十分满意，于是通知作者到报馆去。

当编辑见到高尔基时大为惊异，他没想到，写出这样出色作品的人竟是个衣着褴褛的流浪汉。编辑对高尔基说：“我们决定发表你的小说，但稿子应当署名才行。”高尔基沉思了一下说道：“那就这样署名吧：马克西姆·高尔基。”在俄语里，“高尔基”的意思是“痛苦”，“马克西姆”的意思是“最大的”。从此，他就以“最大的痛苦”作为笔名，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而他的原名是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希可夫。

青少年时期漂泊流浪的生活，使高尔基亲眼看到并亲身体验到俄罗斯劳苦大众在沙皇统治下的艰难生活。高尔基对腐朽的旧制度充满厌恶和憎恨。他在作品中抨击了沙皇制度的黑暗，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他的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但沙皇政府对此十分害怕，曾几次监视、拘禁和逮捕高尔基，并将他流放。镇压不但没有使他屈服，反而更加坚定了他斗争的意志和决心。

1884年，高尔基流落到喀山，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次漫游俄国各地，广泛了解民情；其间因参加秘密革命组织于1889年被捕，获释后行动仍受宪警监视。1892年发表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不久开始在地方报刊当编辑、记者。1898年出版两卷集《随笔和短篇小说》，从此蜚声俄国和欧洲文坛。

早期创作多为短篇小说。其中，《马卡尔·楚德拉》《少女与死神》《伊则吉尔老婆子》和《鹰之歌》等作品以黑暗与光明的强烈对比，歌颂向往光明及为人民大众的利益献身的英雄人物，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切尔卡什》《柯诺瓦洛夫》和《因为烦闷无聊》等小说，则着力真实具体描写下层人们的苦难生活，表现他们对现实的愤怒情绪，艺术上属于现实主义。收入两卷集的短篇小说《读者》和评论文章《保尔·魏尔兰和颓废派》等，还表现了作者一开始就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和鲜明的反颓废派艺术立场。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完成的《福玛·高尔杰耶夫》和《三人》两部中篇小说，通过较广阔的现实画面，着重揭示青年主人公人生探索的主题。

从1900年起，高尔基参加并主持知识出版社的工作，通过出版《知识》丛刊团结了当时俄国大批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作家。1901年，他在圣彼得堡写传单揭露沙皇政府镇压示威学生的暴行，号召推翻专制制度，同年发表的散文诗《海燕之歌》，充满革命激情，被认为是“革命的宣言书”；这一年他还受革命政党的委托建立秘密印刷所，为此第二次被捕、遭流放。

20世纪初高尔基接连写了几部剧本，其中的《小市民》揭露了资产阶级保守派与自由主义者的矛盾，塑造了活生生的工人形象；《底层》深刻批判对幸福的消极等待思想，剧中的一个人物宣布：“人这个字听起来多么自豪”。《避暑客》《太阳的孩子》和《野蛮人》三剧则及时揭示了当时俄国知识分子的分化，鞭笞抛弃革命理想的人。1905年革命爆发初期，他曾以目击者的身份写了讨伐沙皇政府枪杀请愿群众的传单，号召人民奋起斗争，同时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工党的《新生活报》和《战斗报》的出版，多方努力为起义者筹集经费和武器。这期间他还发表大量政论，其中《谈谈小市民习气》一文深刻分析小市民习气的社会根源、心理特征及其对革命事业的危害。

1906年初，高尔基秘密离开俄罗斯到美国，在那里宣传革命，为党募集经费。同年在美国写成剧本《敌人》和长篇小说《母亲》。前者通过一个工厂的工人群众同工厂主面对面的激烈冲突，成功地表现了工人阶级不怕牺牲的团结战斗精神；后者取材于1902年索尔莫沃工人五一游行事件，突出塑造了自觉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巴维尔及其在现实的教育下由逆来顺受转变为坚定的革命战士的母亲尼洛夫娜的形象。两部作品都渗透着对历史进步的坚定信念，体现了在现实的革命发展中表现现实的创作原则，是公认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在美国期间，作家还写了揭露和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政论《我的访问记》和特写《在美国》。

革命暂告失败后，高尔基于1906年秋从美国到意大利，定居卡普里岛。翌年5月，和列宁一起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此后几年里，他创作了《没用人的一生》《夏天》和《奥古洛夫镇》等中篇小说，《最后一代》和《瓦萨·日烈兹诺娃》等剧本，以及《意大利童话》和《俄罗斯童话》等一批优秀作品。在此期间，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他同当时担任党中央委员的鲍格丹诺夫比较接近，参加了以后者为首的前进派活动，并受其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他的中篇小说《忏悔》宣扬明显的造神论思想，当时他发表的一些论文以及专著《俄国文学史》等，也包含不同程度的“观念复合”、“经验组织”和造神论等错误观点。经列宁的批评帮助，他逐渐提高了认识，脱离了前进派集团。

1921年夏天，因病复发出国就医，直到1928年基本上住在意大利索伦托。他一边治病休养，一边通过书信和会见来访者尽力抵制拉普等一些团体的极“左”和宗派主义错误，为培养青年作者及团结不同风格的作家做了大量工作。他还努力创作，发表了回忆录《列夫·托尔斯泰》和特写《列宁》，完成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描写了作家从生活底层走向革命道路，劳动者寻找真理、追求光明的历程。1924—1925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在从19世纪中叶俄国农奴制改革到十月革命的广阔历史背景上描写一个家庭三代人的变迁，从心理和道德角度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必然衰落。

1928年回国后，高尔基曾两次到全国各地旅行参观，写了长篇报告文学《苏联游记》。1931年起定居莫斯科。晚年的创作中，剧本《耶戈尔·布雷乔夫等人》和《陀斯契加耶夫等人》表现了资本主义的没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写了十月革命前俄国社会40年的历史变迁，以一个个人主义知识分子为中心人物反映出革命力量的壮大。他还发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一系列论文，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高尔基既是大作家，也是反对沙皇制度的坚强革命者，一生中曾经多次被捕，长期流亡国外。1902年，高尔基被推举为俄罗斯科学院名誉院士，但被沙皇否决。1934年，在高尔基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高尔基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

高尔基的作品从20世纪初开始陆续被介绍到中国。他的许多小说、剧本和论著都不仅有了中译本，而且还被编选成单卷、多卷的《高尔基文集》出版。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观点，对中国“五四”以后新文学的发展有过重要影响。

7. 索尔仁尼琴与《古拉格群岛》。

2007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颁发俄联邦2007年国家奖的总统令，《古拉格群岛》《癌症楼》的作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获得人文领域杰出成就奖。

苏联伟大的自由作家索尔仁尼琴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37年后，88岁的他终于在自己的祖国获得了肯定。索尔仁尼琴一生大起大落，他上过前线，当过教师，立过战功，也曾沦为阶下囚，曾在苏联的劳改营中度过8年，并流亡海外长达20载，1994年才重返祖国。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18年出生于俄罗斯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大学期间参加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函授班。卫国战争期间应征入伍。1945年2月，索尔仁尼琴因“批评斯大林”而被捕，监禁在劳改营整整8年；1953年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75年他被平反恢复名誉，并在梁赞省的一家中学担任数学教员。1962年，索尔仁尼琴发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得到赫鲁晓夫的肯定，并获列宁文学奖提名。1965年，他又因小说揭露社会阴暗面而遭到批判，1969年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但是他却于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自此，他的一系列遭禁长篇小说，如《古拉格群岛》《癌症楼》《1914年8月》等作品陆续在巴黎出版。特别是1973年他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说《古拉格群岛》在法国巴黎问世，轰动了世界文坛。索尔仁尼琴用该书的全球版税成立了索尔仁尼琴基金会，给科学和艺术界人士发放索尔仁尼琴奖金。

1974年，他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先是在西德的法兰克福，接着前往斯德哥尔摩补领诺贝尔奖金，1976年定居美国。1994年6月，索尔仁尼琴结束长达20年的流亡生活返回俄罗斯。

索尔仁尼琴代表作之一是《癌症楼》，小说主人公的原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作者本人。索尔仁尼琴从流放地到塔什干治病的坎坷经历和所见所闻，构成了《癌症楼》这部小说的基本素材。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在部队里待过7年，又在劳改营里待过7年，之后是在流放地度日。就在这时他得了癌症，直至奄奄一息才好不容易住进了“癌症楼”，经X光照射他病情好转。但是下一步的“激素疗法”将使他“失去体会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的能力”，这代价在他看来“是太残酷了”，他愤而反抗。表面上看来，科斯托格洛托夫过于粗鲁，喜欢嚷嚷，实际上他比较随和一点也不傲慢，只是他生活中充满了不幸，以致性格扭曲、性情暴躁。作者正是通过典型人物性格的扭曲，揭露和抨击了极权主义和一次次政治运动的罪恶，及其对千千万万人心灵的损害。

索尔仁尼琴最著名的作品是《古拉格群岛》，这部小说在全世界引起过巨大轰动，也为他赢得了伟大思想家的荣誉。人们为索尔仁尼琴铸造塑像，用音乐歌唱他，用芭蕾舞演绎他，用诗歌赞颂他。他是许多讽刺喜剧、长篇小说和数十部科研著作的主人公，是美国各种学位论文钟爱的研究客体，他曾在无数不可思议的组合中被援引和诠释。如果不看影响的深度，而单从广度来说，索尔仁尼琴的影响是其他任何一位现代作家都无法比拟的。索尔仁尼琴及其作品是极为复杂的一个突出现象，目前，仅就其文学作品来说，他无疑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他继承和发扬了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传统。就索尔仁尼琴的深沉、阴郁、悲怆的创作基调和力度来说，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颇为接近。

所谓“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原是苏联劳改制度的象征。作者将其比喻为“群岛”，意在指出这种制度已经渗透到前苏联政治生活的每个领域，变成了苏联的“第二领土”。全书分监狱工业、永恒的运动、劳动消灭营、灵魂与铁丝网、苦役刑、流放、斯大林死后7个部分，既以“群岛居民”的经历为线索，又穿插了苏联劳改制度发展史中的大量资料，结构宏大，卷帙浩繁，充分显示了其驾驭材料的能力。

追溯“古拉格”的历史，它产生于20个世纪20年代初期。1923年，苏联政府在索洛维茨基群岛上建立了第一个特别劳改营，用来关押那些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政治犯、不同政见者或政治异议人士，其中包括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及宗教界人士。自此之后，这种“古拉格的模式”在全苏各地越建越多，1935年已有14所，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已达85所。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许多犯人戴罪上了前线，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古拉格的数量减少了30所，只剩下58所，但到1947年又升到了70所。1953年斯大林去世前夜，古拉格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全国共有170所，遍布各个地区和角落，织成了一张大网，罩在苏联的版图上。1954年，斯大林去世之后，极权统治结束，很多人被平反，离开了集中营，古拉格的数量一下子减少了102所，只剩下68所。另外，在1948—1953年期间，苏联内务部还建立了12个政治犯特别集中营，这些集中营的监狱管理制度更加残酷。

古拉格里的犯人们生活在严酷的条件之下，没有自由，但又无法逃离这个岛。作家借以来比喻苏联人民生活在失去自由的残酷制度下，从而抨击苏联政府的极权统治。

古拉格群岛虽是虚构的，但前面提到的索洛雅茨基群岛却是实在的，岛上修道院中古拉格遗址今天依然阴森森地矗立在那里，散发出一阵阵潮湿的霉味。索尔仁尼琴的另一部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就是以这里为蓝本写的。这里曾流放过十二月党人，关押过社会民粹党人。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苏联于1920年2月攻下阿尔汉格尔斯克，两个月后攻占了索洛维茨基群岛，关于在岛上建立集中营的想法是当时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党的领导人伊凡·波戈沃依提出来的，紧接着就送来了第一批犯人。在索洛维茨基集中营里关押的犯人数量，从1923年的3000人上升到1927年的1.3万人。犯人们在这里被强制劳动，他们从事木材采伐、泥炭开采、建筑生产、渔猎和海产品加工、修筑道路等等。1937年在集中营的基础上建立了索洛维茨基特别监狱，将一些重要政治犯人关在城堡的地下室里，其中就有著名的苏联科学院院士德米特里·利哈乔夫。犯人们的生活环境极其苛刻和恶劣，只要被关了进去，就很少有人能活着出来，哪怕是十几岁的无辜少女。

莫斯科市中心特维尔大街12号，这就是索尔仁琴住过的老房子，当年他在这里被驱逐，如今他和夫人娜塔利娅·索尔仁尼琴娜安静地生活在这所老房子里。他们极少接受外界的采访。索尔仁尼琴曾告诉来访者：“大家说，我活着是一件好事，不仅可以听到大家说什么，还可以跟大家一起承受痛苦。可惜，现在没多少人愿意听我说话了。所以，只要我活着，就要给国家开药方。”如今，索尔仁尼琴的《关于二月革命的思考》一文以单行本形式在俄罗斯发行，并被收入地方行政官员必读书目。这篇文章尽管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初，但被认为在今天仍然极具现实意义。

8. 帕斯捷尔纳克与《日瓦戈医生》。

1958年，世界上最有影响的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了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但是这位作家却拒绝领奖。原因何在？原来《日瓦戈医生》的问世在苏联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帕斯捷尔纳克原是位诗人和翻译家。他的诗作和译作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国外也颇有影响，国外曾有人数次建议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均因苏联当局的阻挠而被否定。1948年他开始写作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历时7年，于1956年成稿，当时正值苏联在文艺领域乃至政治社会生活的“解冻”时期，思想、言论等意识形态方面的环境比较宽松，作者也许以为《日瓦戈医生》在此时发表应无障碍，因而他与《新世界》《旗》等苏联的大型文学杂志联系，希望刊出。然而出乎他的意料，得到的答复却是不能发表，理由是小说“对俄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和人民一起投身革命的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也就是说小说在思想政治方面有问题。而在这之前已有外国出版商得悉帕斯捷尔纳克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曾表示愿意为他在国外出版。

帕斯捷尔纳克在国内遭到拒绝的情况下决定在国外出书。1957年，《日瓦戈医生》首先以意大利文在意大利的米兰出版，后来西方许多国家先后以15种文字出版，并为小说叫好。1958年瑞典皇家学院有意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而苏联当局则建议给肖洛霍夫，但瑞典方面最后还是给了帕斯捷尔纳克。消息传来，帕斯捷尔纳克表示高兴和感谢，而在苏联则开始了对获奖者及其作品展开批判并把矛头指向国外，称将诺贝尔奖授予《日瓦戈医生》的作者，是敌对国家“怀有敌意的政治行动”。《日瓦戈医生》及其作者实际上已卷入了东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冷战”。随后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了帕斯捷尔纳克会籍。在政治思想上的批判和组织处理的强大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表示拒绝领奖并向当局做了检讨。在此后的二三十年中《日瓦戈医生》一直被禁止在作者的祖国出版，而在国外却被译成近30种文字出版。

32年后，即1998年，《日瓦戈医生》终于首次以俄文在苏联发表，那已是作者去世后的第28个年头了。那么这部在苏联遭到批判的小说到底写了些什么呢？

尤里·日瓦戈是一位西伯利亚富商的儿子，但很小便被父亲遗弃，10岁丧母成了孤儿。舅父把他寄养在莫斯科格罗梅科教授家，教授一家待他很好，让他同女儿东尼娅一起受教育。日瓦戈大学医科毕业后当了外科医生，并同东尼娅结了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瓦戈应征入伍，在前线野战医院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日瓦戈从前线回到莫斯科。他欢呼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一下子就娴熟地割掉腐臭的旧溃疡！直截了当地对一个世纪以来的不义下了裁决书……这是从未有过的壮举，这是历史上的奇迹！”但革命后的莫斯科供应极端困难，日瓦戈一家濒临饿死的边缘，他本人又染上了伤寒症。这时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叶夫格拉夫·日瓦戈劝他们全家搬到乌拉尔去，在那儿至少不至于饿死。

1918年4月，日瓦戈一家动身到东尼娅外祖父的领地瓦雷金诺村去。这里虽然能维持生活，但日瓦戈感到心情沉闷。他既不能行医，也无法写作。他经常到附近的尤里亚金市图书馆去看书。他在图书馆里遇见女友拉拉。拉拉是随同丈夫巴沙·安季波夫到尤里亚金市来的。巴沙·安季波夫参加了红军，改名为斯特列利尼科夫，成了红军高级指挥员。他躲避拉拉，不同她见面。日瓦戈告诉拉拉，斯特列利尼科夫是旧军官出身，不会得到布尔什维克的信任，他们一旦不需要党外军事专家的时候，就会把他踩死。

不久日瓦戈被游击队劫去当医生。他在游击队里待了一年多之后逃回尤里亚金市。他岳父和妻子东尼娅已返回莫斯科，从那儿又流亡到国外。随着红军的胜利，党外军事专家已成为镇压对象。首当其冲的便是拉拉的丈夫斯特列利尼科夫，他已逃跑。拉拉和日瓦戈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他们躲到空无一人的瓦雷金诺村去，坑害过他们两人的科马罗夫斯基律师来到瓦雷金诺，骗走了拉拉。斯特列利尼科夫也到这儿来寻找妻子，但拉拉已被骗走。斯特列利尼科夫悲痛欲绝，开枪自杀。瓦雷金诺只剩下日瓦戈一人。他为了活命，徒步走回莫斯科。他在莫斯科又遇见弟弟叶夫格拉夫，弟弟把日瓦戈安置在一家医院里当医生。日瓦戈上班的第一天心脏病发作，猝然死在人行道上。

小说中主人公日瓦戈由赞同革命到厌恶和背离革命这一过程，使苏联当局严禁小说出版并对作者严词批判直至组织处理。而作者则解释说，日瓦戈对革命的态度的转变并无政治、经济和宗教目的，他后来虽对革命抵触和不满，但他没有任何政治行动，也没有参加任何政治组织，他在经济上也没有任何要求。评论界把日瓦戈的转变归结为他的世界观、人生观。日瓦戈深受舅舅给他的宗教理念的影响：个人的自由、人格的尊严至高无上，因而他与革命暴力格格不入。他向往个性自由的平静的生活环境，对暴风雨般的变革难以适应。毋庸置疑，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对他的主人公是同情和肯定的。因为日瓦戈所追求的人性自由、人格尊严以及人道主义正是作者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反映。

鲍里斯·列昂尼德维奇·帕斯捷尔纳克于1890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犹太血统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美术学院当教授，是一位颇有名气的肖像画家，曾为托尔斯泰的作品《复活》等作过插图。母亲是一位钢琴家，是著名的俄罗斯音乐家安东·鲁宾斯坦的学生。受家庭的熏陶以及受父母所交往的文化人的影响，帕斯捷尔纳克自幼喜爱艺术，无论是诗歌还是音乐他都喜爱，尤其酷爱他们的邻居、著名作曲家斯克里亚宾的作品，他因此而学了6年作曲，但因成绩不理想而放弃了音乐。1909年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后转入历史哲学系。1912年去德国攻读哲学，当年回国转而投身文学事业。1914年帕斯捷尔纳克发表第一部诗集《云雾中的双子星座》，1917年出版第二部诗集《在街垒之上》。十月革命后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图书馆工作。1922年发表诗集《生活啊，我的姐妹》。他的早期诗歌受象征派和印象主义等流派的影响，主要抒发对人的命运、对爱情和大自然的感受，但文句晦涩难懂。20年代中又发表多部长诗，如《施密特中尉》等。

帕斯捷尔纳克也写小说，如《摘自中篇的三章》、短篇小说《空中路》，中篇小说《柳威尔斯的童年》等。1929—1931年完成自传体小说《安全证书》，小说回顾他自己20年代前后的生活，其中谈到了与马雅可夫斯基的交往。

30年代初帕斯捷尔纳克的私生活发生变化。他与当画家的妻子离了婚，又再婚，后与第二个妻子一起去了格鲁吉亚。在那里他写下了描绘高加索风光的诗集《第二次诞生》，也是在格鲁吉亚，他开始翻译当地诗人的作品。据说他的译作曾得到斯大林的赞赏（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

帕斯捷尔纳克不仅翻译格鲁吉亚的诗作，而且还翻译莎士比亚的名作，如《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奥赛罗》《李尔王》等。他不仅能翻译英文，还能翻译德、法等文字。他翻译了歌德的《浮士德》以及席勒、裴多菲等人的作品。从1933年到1943年的整整10年里他主要以翻译为生。他的译文准确优美。作为翻译家他在俄罗斯受到广泛好评。

1943年他发表了组诗《在早班车上》。卫国战争期间他曾赴前线采访，1945年发表诗集《辽阔大地》，50年代又写有组诗《雨霁》，1957年发表自传性随笔《人与事》。

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性格孤僻、颇有争议的作家。他自幼崇敬托尔斯泰，4岁时第一次见到了托尔斯泰，以后托尔斯泰在精神上对帕斯捷尔纳克产生了重大影响。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以及不以暴力抗恶等思想都在帕斯捷尔纳克的思想上打上了烙印。帕斯捷尔纳克还受到宗教的影响，儿时他的保姆常带他去参加东正教的各种仪式，青年时代又被《福音书》所吸引。他在作品中追求的自由、纯洁、良善、人的尊严等等大都是他自己的宗教世界观的表露。而帕斯捷尔纳克的思想观点与他生活的那个社会有不少地方是格格不入的，例如他不承认文学应有教育作用，他写他所喜欢写的题材，自由地选择形式。他写大自然、写爱情、写寂寞……他因此而受过迫害。于是他逐渐远离当时的社会生活，离群索居，甚至不读书，不听广播，几乎不问政治。然而由于《日瓦戈医生》而掀起的一场风波又把他抛进了政治旋涡。1960年他因病去世，终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