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士，天子之士为元士。“天子之士所以称元者，异于诸侯之士也。”（《周礼》）“公侯伯之士，虽一命不得称元士。”（《礼记》孔颖达疏）“天子之士独称元士何？士贱不得体君之尊，故加‘元’以别诸侯之士也。”（班固《白虎通》）
春秋时，一个叫子贡的学生称他“夫子”；西汉时，一个叫王充的经学家奉之“素王”；东晋时，隐士陶渊明赞他“先师”；北宋时，皇帝赵恒谥其“至圣”。如果用西方社会学标准，孔子是一个“圣哲”，是一个以“儒道”为知识、思想和信仰之士人团体的创立者和看护人。作为创立者，他创立了儒学知识体系，并组成了一个理性化的研究、实践团队；作为看护人，他在与其他派别的斗争中系统阐释了儒学的现实意义，使其知识团体合法化。孔子之所以被称为“圣哲”，根本是其学问属于“善”知识而非科学。一切关于“真理与谬误”的真假问题，在他这里统统被纳入“正确与错误”的是非问题来解释。[1]孔子不问“什么是人”这个哲学问题，而是问“什么是君子与小人”这个道德问题，所以儒学是一门伦理学。孔子第一个提出做上等人的标准，培养士人的目标是周朝贵族那样的王官，就是具有高尚精神的高等人，就是博雅之士、全识之才。高等人是具有通才的绅士或贵人（君子），标志是拥有建立在全才基础上的美德，即自我完善的绅士；绅士的反面是职业人，职业人是通过片面化知识获得财富的人。[2]
为什么孔子对后世的影响贯穿古今，文化成就巨大？关键在于其建立了永恒性的教育。君王普及教育也只能照顾当时当世，而孔子的永恒性教育则建构了一个学派，有一套完整学说，这个学说又存在于中国的师徒教育系统中，后代后世一以贯之。尧舜不可谓没成就，却并没有留下什么著作。文化这个东西，是谁有著作并且可传世给予后人影响，谁就是巨擘。人生怎么回事？人应该往哪里走？前人说没说不知道，但孔子办私学，系统地通过其举止言行教育弟子。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后又补充“舍生取义”，以后儒家学派以这一套“仁义”学说传世，给后人指出光明大道，影响至今不湮灭。
孔子（前551～前479），名孔丘，字仲尼，远祖是宋国贵族，更早是殷商王室的后裔，后迁至鲁国。至孔子时已经在鲁国生活了好几代。鲁国是个礼文化厚重的知名小邦，位于神圣的泰山脚下。孔子三岁丧父，家境贫寒，十五岁立志于学。及长，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管理牛羊的“乘田”。[3]他虚心好问，学无常师，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三十岁时，已博学多才，成为当地较有名气的学者，并在阙里收徒授业，开创私人办学之先河。三十五岁时，因鲁国内乱而奔齐，做了齐国贵族高昭子的家臣。五十一岁时，任鲁国中都宰（今汶上西地方官），五十二岁时升为鲁国司空、大司寇，五十六岁时，受季桓子委托，摄行相事。
孔子早年游历天下，晚年定居著述。孔子一生分两个时期：上半期是游历时期，率弟子团游历天下；下半期是著述时期，增删典籍传于后世。孔子的天性，就是讲求高尚的人格和高尚的政治，所以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有学者认为，孔子曾以门徒七十子为核心，组织过一个强大的教士团，游说列国，志在代周而兴。[4]在无功而返之后，退而典守周礼，一是开坛授徒，开创了一门“内圣外王”的人格学；二是在课余著《春秋》，又留下了一部“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学。(www.guayunfan.com)孔子在世时不得志，权臣轻蔑，野人嘲弄。游历中暴民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真可以相信的人也只有一个人。[5]有一天，夫子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6]这消极的打算，可窥见那时的窘状。孔子授徒有四科：德行、语言、政事、文学。最先者为德行。学生德行中最先者为颜渊。有人问：何以独赞颜渊？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7]他看重颜渊是其做人。舍之则藏、用之则行，有其德、有其才，颜渊做到了。所以，孔子还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孔门的内容，初级班是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高级班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六经”，这些都取自王官学。所以，孔子又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对门下高足，特别传授“先王之道”或王道的理想。比如讲《易》，孔子特别讲如何在残酷权力斗争中趋吉避凶的政治学，这就与后来魏晋玄学家王弼讲玄学易、北宋理学家程颐讲道学易、今天哲学家熊十力讲哲学易不一样。讲究政治伦理学，这是王官学的原始精神。所以，孔子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历史的吊诡往往是这样，学术上有大名望大表现者，当时均不曾在政治上获大用。[8]孔子在世时百无一用的人格学和政治学，死后成为原典，成为历代君王项上的达摩克利斯剑。
孔子学习过历史、礼仪和音乐，访问过洛邑的周王室档案馆，也在鲁国做过一阵子官。五十五岁时，鲁国君臣接受了齐国所赠的文马美女，终日犬马声色。孔子大失所望，遂弃官离鲁，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干七十余君”，[9]为弟子另寻施展才能的机会。孔子游历达十四年之久，鲁国季康子听了孔子弟子冉有的劝说，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才派人把他从卫国接回来。回到鲁国时，孔子已经六十八岁，尊以“国老”身份问政。因此，他有条件阅读鲁国档案，也不再外出求仕。一方面继续从事教育，一方面更集中精力编纂、整理《春秋》等“六经”，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留给后人效法。
“六经”是王畿散佚民间的六部“三代”时期经典著作。孔子编撰中“述而不作”，[10]却在删述中浸入了自己的政治批判和理想。由于孔子“信而好古”，故《春秋》等“六经”中蕴含有“既谈仁义，也谈杀伐”[11]的原儒气质。孔子死后，“儒分为八”。[12]孔子儒就与后来的儒家，比如孟子儒的斯文气大不一样。如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但孟子就反对杀人。又如《诗经·郑风·溱洧》宋儒断为“淫诗”，孔子删述《诗三百》就予以保留。比较而言，孔子原儒有弹性得多。所以，司马迁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教出的学生习性气质也不一样，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且以高大健硕为美，不喜欢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美一人，硕大且俨”。[13]弟子各有风采仪表，各有秉性擅长，各有风度：
闵子骞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14]
孔子看闵子骞谦恭，子路威武，冉有、子贡温和，很高兴。评点子路说：像他那样的人，将来死也会非同凡响！孔子教子夏做人，曰：“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15]何谓君子儒？君子即雅人，雅亦通，就是要做个通儒。君子之道并不异于人，乃通于人；旁通四海，上下通千古。[16]孔子培养的士人能文能武、风流倜傥、一通百通，各有所长。还有一个，君者群也。君子儒求淑世，有社会理想，不求出世。孔子的社会理想不是向前看，他既没有拟议背离传统的制度，也没有预想周朝的灭亡。孔子选择向后看，自谓“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17]，着力于对贵族生活进行道德改革，提出一套西周贵族那样的君子人品标准。
有超凡洞察力的哲人能打破传统，孔子能把贵族精神教育引向平民，这也是开放。为什么孔子在春秋诸子中最具影响力？因他能给人以希望：人都有成为贵族君子那样的潜能。[18]
孔子生前“述而不作”，了解孔子的观点只有通过旁人的作品。故要区别孔子本人的学说和后人的附会，这并不容易，但也很有意义。
《春秋》是孔子以贵族精神为士人修订的道义标准。[19]东周时期，士的地位由贵族堕落为臣仆，士人的地位由平民崛起为臣仆，《春秋》可以重振这个新兴阶层的精神人格，以贵族传统精神唤醒士人阶层的主体性。孔子理清历史，以礼释春秋，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20]他看来，周礼是从夏殷之礼损益而来的，是完美的。修订《春秋》以“复礼”，这“礼”就是贵族传统精神，这是一。第二，孔子修订《春秋》还有更高伦理，有人类整体意识。他进一步用“仁”（这是孔子的创造）充实“礼”（这是周代的继承），丰富贵族精神。这就从精神上与其他诸子拉开了距离，儒士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正是源于此。第三，《春秋》使士人有了一个善恶标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21]“仁义”二字是比生命更高贵的价值。这样，礼失求诸野。在历史贵族消亡之时，孔子为后人葆存精神贵族，即贵族精神——讲道义。[22]
孔子贵族精神背后，是浓浓的现世关怀，是人与人之间的现实人道关系。孔子不善于形而上沉思，思想里是三样看得见的东西：一是道，君子忧道不忧贫；二是仁，仁者爱人，这是孔子的核心理念；三是礼与乐，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不善于抽象设想未来，就回望一个过去的时代。孔子凝视“尧舜禹三代”——一个消逝的黄金时代。那时人们和谐生活在一起，人人理解道德要求。黄金时代逝去后，人开始堕落。但可以教育挽回道德，关键是上层统治者的道德示范，所有的人都将受到教化感染，这就是“立教”的含义。所以，一个有着高等人良好道德示范的社会是理想社会。而这良好道德示范落实在五种关系上：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23]这是人道之极，是原初的孔子。
注释
[1] （波兰）弗·兹纳涅茨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第二章 技术专家和圣哲》，郏斌祥译，译林出版社，2000
[2]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
[3]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中华书局，2006
[4] 陈强：《再论孔子与〈春秋〉——答韦政通先生》，《中国文化月刊》（台湾），1996年第200期
[5] 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 （春秋）孔子：《论语·公冶长第五》，中华书局，2006
[7] （春秋）孔子：《论语·宪问第十四》，中华书局，2006
[8] 钱穆：《国史新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三联书店，2001
[9]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中华书局，2006
[10] （春秋）孔子：《论语·述而第七》，中华书局，2006
[11] 参见王风：《儒家还是六经，是传统社会的主导思想》，豆瓣网，http://www.douban.com/note/52855693/
[12] （战国）韩非子：《韩非子·显学第五十》，徐翠兰译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
[13] （春秋）《诗经》：《国风·陈风·泽陂》，中华书局，2006
[14] （春秋）孔子：《论语·先进第十一》，中华书局，2006
[15] （春秋）孔子：《论语·雍也第六》，中华书局，2006
[16] 钱穆：《国史新论·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教育》，三联书店，2001
[17] （春秋）孔子：《论语·述而第七》，中华书局，2006
[18] （英）凯伦·阿姆斯特朗：《轴心时代》，海南出版社，2010，第236页
[19] （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0] （春秋）孔子：《论语·为政第二》，中华书局，2006
[21] 杨连生：《浅论先秦士阶层的文化构成及其价值取向》，豆丁网，http://www.docin.com/p-727300291.html
[22] 刘绪义：《刘绪义读春秋（用现代价值解读春秋大义）》，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
[23] 鲍大可（A.Doak Barnett）、毕汉思（Bielenstein，Hans H.A.）、根兹勒（J.Mason Gentzler）：《哥伦比亚大学版世界史（中国部分）》，张镔译，道客网，http://www.doc88.com/p-77580446301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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