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原因_中国士人的故事

政治制度原因_中国士人的故事

自汉代儒学独尊之后，儒学逐渐占据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合法性地位，乃至于成为社会伦理及生活意义解释的唯一精神资源。任何人和事，只有利用或拥护儒学才能获得合法性支持。士人是儒学知识的承传者和应用者，一直有效地为人们解决政治、文化生活中不断出现的新困惑。但西学东渐以来，传统儒学出现应对危机，士人的地位因之摇摆。

士人在清代的展开，是士绅。士绅掌握儒家经典及其思想，作为其文化话语权的基础。士绅区别于地主，在于“志于道”，后者仅依靠经济利益而生存。西学东渐以来，士绅集团存在的根本是对文化权的争夺。西方工业革命东来，士绅集团有三次变化。第一次在鸦片战争后，部分接触西学较多的士绅出现，如王韬等人，成为部分西化士绅的代表。第二次分化在洋务运动时期，一些与西方打交道较多的士绅，从本集团中分化出来，通过科举获得官僚职位。在接触西方文化中，他们的儒家知识体系没有发生改变，却能够以“中体西用”的框架容纳西学，如张之洞等人。但与西化的士绅相比，他们具有保守性。第三次分化在甲午战争后，更多的士绅迫于国家生存危机的压力，开始接受西学，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其以儒家今文学派的基本套路和经世致用的基本理念为基础，试图打通中学和西学。[1]对士人而言，儒学具有超乎寻常的意义。对内，儒学与文化政治经济一体化，与士人群体间构成一个互为因果的封闭结构，成为他们全部生活的凭借和依靠。对外，儒学知识体系作为一个解释系统，是传统中国社会、政治及生活合法性资源及意义的唯一来源。但西学东渐以来，尤其是洋务运动以来，西学知识以“中体西用”的模式，逐渐融入中学的解释体系。现代性价值体系，如自由理性、平等人权、市场经济、民主法制等构成，被中国社会渐渐引入并认同。传统社会的政治合法性及日常生活意义开始动摇。换言之，儒家修齐治平文化与价值观念，只契合宗法农业社会，并不适用建立在个体契约上的近代商业社会。最终儒学价值失效，导致科举制度废除。这就根本上瓦解了士绅文化权力基础，士绅集团也失去了生存基础。

当然，一种文化传统的有效性，不能否认另一种传统文化的合理性。儒学作为协调社会与国家、调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社会政治学说，某些观念与近代文明并不对立。换言之，儒家文化传统并不一定是其负载者接受新知的障碍。有一个例子，是日本幕末及明治初年的维新志士，他们都受过儒学教育，一样转向“洋学”，接受近代新知。学者曹聚仁说，中国先秦儒学尤其是理学，最具革命性。“理学门徒才会成为社会革命志士。”[2]清末民初，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们，也多是从理学出发走向社会主义的。[3]

在前近代社会，中国士人是一个具有独特的社会地位与多种社会功能的群体，既是知识精英集团，也是政治精英集团。士人属于知识集团的成员，又作为国家官吏的来源，享有法律、政治及经济等方面的特权，且与皇权有共生互利的一致关系。

作为知识文化的传承者，士人置身于教育与政治的一体化结构中，享有学而优则仕的特权，与书院和科举为代表的正统官学有一致的利害关系。换言之，所谓“教育与政治的一体化结构”，就是士人社会精英、科举教育制度、传统文化价值、选官体制与王朝政治合法性的一体化结构。首先，在这种与专制主义体制相连的一体化结构中，儒学不只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知识体系与意识形态，而且也是可以发挥多方面功能（如读书做官、经济俸禄、光宗耀祖，衣锦还乡等）和价值意义（不仅提供政治、文化地位和经济保障，还给人生在世提供意义）的万能工具。其次，科举教育制度处于这个一体化结构的核心地位，提供士人学而优则仕特权。第一，科举是一种教育制度，整个社会的道德文化与之息息相关。第二，科举是一种选官制度，功名利禄是最吸引读书人的所在。朝廷之于读书人“雷霆雨露，莫非天恩”，[4]是赏罚名器，是天下向心。第三，科举体制是一个士绅阶层与王朝之间的联系通道。士绅阶层通过它获得向上流动的社会合理化机制，王朝依于科举制度获得社会支撑力、文化向心力和政治凝聚力。一九○五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标志着一体化的解体。这一年，清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5]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分离。士子士绅或出洋留学深造，或去新式学堂再教育，学成做教职员，形成新式学绅；有的进入半官方商会、农会及各类新式经济组织，形成新式商绅；另一些获得了宪政筹办、地方自治研究及自治机构组建的机会，形成新式法绅。由此，士绅从传统阵营中分离出来，变身为近代开明人士，聚集在城市，发挥政治影响，致力于新式教育及文化事业、近代企业、立宪运动及地方自治，形成清末的“城市社会中形成有进取精神的压力集团”。[6]由此，士绅开始向近代精英转向。(www.guayunfan.com)作为传统社会一体化结构的核心，科举制度继儒学价值体系消亡而消亡，这是士魂的消亡。随后，当家族宗法制度和封建土地所有制度消亡时，士人也就彻底消亡了。

传统中国的重心，在政治是君权，在文化是礼教，在社会阶层是士人，在经济基础是农耕文明。这就导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7]的金字塔社会结构，“诗书礼仪”的社会风俗，“耕读仕进”的社会流动主渠道和“士农工商”四大社会分层。士人是社会的重心。

晚清政治生活中的一对主要的矛盾，是改革开放与守旧排外。官僚士大夫守旧排外，坚持农耕经济思维，维护“上国中心”地位。守旧士大夫在清末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占据着主导、支配地位；而开明士人处于外围和劣势，改革开放的举措难以施展。直到孙中山等革命派倡言革命后，作为另一支新的政治势力出现，守旧士大夫攘夷的喧嚣才趋于沉寂。这时，距离清朝覆灭只有一步之遥。野蛮“部族专制”守旧派，拒绝工业文明，使近代“君主立宪”、“光荣革命”成为幻想。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在新体制中，传统士大夫作为一个阶层已无特权可言。士大夫阶层不与时俱进，拒绝从经济、文化、外交上转型，也被抛弃在近代社会主体之外。[8]随之，连带士人阶层特权被取缔，移向社会边缘。

如果说，社会革命沉重削弱了士人阶层的社会地位，那么给予士人阶层釜底抽薪毁灭影响的，则是之前的废除科举制度。废科举受冲击最大的则是“四民之首”的士人这一阶群，直接从根本上改变了读书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切断了“士人”的社会来源。废科举兴学堂，新教育制度培养出的已是社会上“自由浮动”的近代知识分子。继之，以“士农工商”为要素的社会分层结构解体，“四民社会”成为历史。“四民”社会解体最重要的社会意义，是使一些原先处于边缘的群体，如商人、军人和庶民英雄，历史性地逐渐进据社会中心。[9]

最后，近代社会是一个建立在产业化基础上的商业化、专业化社会，满足的是资本市场，解放了个体欲望。近代经济学、法律学，以及各项技术知识，还有为政府决策部门服务的实用学科，由于其能满足社会人心的功利之需，从业人员占据或靠拢社会中心。而传统士人学习的是“修齐治平”的博雅之学而非博闻之识，不能满足资本欲望和个体幸福；其所拥有的经史子学诸人文学科知识，也不能满足经济活动目标中的效率、效益。总之，传统文科知识连同意境知识、经学知识、玄学知识和天理知识等，已经失落了其传统中拥有的社会价值，拥有人文博雅知识的读书人经济上贫困化，地位上边缘化，即便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也不得不陷入边缘人这一尴尬处境，唯有在“道”（社会的良心）上传承和持守着以往的梦想和光荣。

说到底，仅依凭传统文科知识的中国士人，靠参政议政的功能，位居“社会重心”的历史特权，再难重现了。

注释

[1] 李成军：《晚清士绅的文化权力与近代政治运动》，《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22卷第3期

[2]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第四部分·二　老庄》，三联书店，2003

[3] 李冬君：《日本明治精神的构造》代序，载《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松元三之介著、李冬君译），东方出版社，2005

[4] （清）汪楫：《崇祯长编·卷之十四·崇祯元年十月·癸丑故左副都御史杨涟》，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

[5] 周正云：《晚清湖南新政奏折章程选编·请立停科举、推学校并妥筹办法折》，岳麓书社，2010

[6] 贺跃夫：《晚清士绅与中国的近代化》，《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3期

[7] （春秋）孔子：《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北京出版社，2006

[8] 任复兴：《晚清士大夫对华夷观念的突破与近代爱国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

[9] 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读书人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载《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