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士徐继畲_“兀兴腾（华盛顿）异人也”

异士徐继畲_“兀兴腾（华盛顿）异人也”_中国士人的故事

异士，杰出人才。“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南史》）“而我独迷见，意求异士知。”（唐·孟郊《答姚怤见寄》）“余因出余文一编示萧君，萧君大奇之，以为异士，非天下所有也。”（清·戴名世《赠萧端木序》）

李自成推翻明朝，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后来清统一中国。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从汉族传统来看，叫做中原陆沉、乾坤反复。千百年来形成的华夏正统思想，是不能用武力夺得的。汉族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识，对清朝统治者无疑是一种潜在威胁。雍正说：“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1]在对各族上层分子笼络利诱的同时，大兴文字狱，对思想言行严厉钳制和残酷镇压。一切文字著述，只要认为触犯了君权，便视为“异端”、“悖逆”，置之重典，往往一案株连数百人。鲁迅说，清王朝这样做是要“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2]

清代文字狱罕见的一件大案，是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龙明史狱。庄廷龙是浙江湖州有名富户，双目皆盲。史载“左丘失明，厥有《国语》”，[3]他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明史》。在叙明末史时，仍然信奉南明的正统，还提到建州女真与明朝关系。书刊刻后，知县告到北京。清廷兴起大狱，剖棺戮尸（庄廷龙已经去世），庄氏全族和为此书写序、校对以及买书、刻字、卖书、印刷的计七十余人被杀，几百人充军边疆。雍正继位后，文字狱到了谈字色变的程度。

文字狱还禁毁篡改书籍。乾隆修《四库全书》，全国图书都要检查。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4]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5]写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膻腥”犯忌，改作“凋零”。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6]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刘裕小名，“奴”字与“胡”、“戎”、“夷”、“虏”等一样犯忌。不仅汉族文献被禁毁，连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与明修《永乐大典》均未删改不同，清修《四库全书》所收大部分古籍经过篡改，禁毁书籍与《四库全书》所收书籍一样多。以至于后世很难再见先人史实事迹的真实记载。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在本土湮灭，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章太炎痛惜史料，说：“乾隆焚书，其阴骘不后于秦也。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辩种族……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植不萌。俄罗斯灭波兰易其语言，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洲灭中国而毁其历史。”[7]对清王朝以文字狱销蚀中国人的精神、搞愚民政策这一点，鲁迅更有感触地说道：“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8]“文字狱”杀尽了读书人的骨气，“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中国读书士子的气节在有清一季，每况愈下。

今天，分析清代考据学产生的原因，文字狱成因说几成定论。在文化高压下，清季学者不能读“离经背道”之书，只能对古籍进行整理。有思想的士人，不再研究现实，不再议论朝政。在文化高压下，那些真正有志于儒家思想正统之“道”的薪火传人，只有从整理经典着手。考据学臻于极盛，正是在清文字狱顶峰的乾隆、嘉庆时，后世称之“乾嘉学派”。清代士人有自己的考据精神。他们看似不食人间烟火，皓首穷经，埋首于几部古书的考据整理，而故纸堆下隐藏着浓浓的现世关怀，潜藏着现世经世的动机。对社会有意义的政治、道德课题，士人学者披着复古外衣，均予以曲折的关注和表达。清代士人有自己的考据内容。首先，反思中原陆沉，意识到危机的根本是文化危机，不仅“亡国”更是“亡天下”，要明道救世，重建正统儒学。学术的方向，是对宋元明以来七百年国家兴亡历史作总结。其次，上述时代和学理背景，是考据学的生长点，治学注意力放在读书博闻、考证求实上。第三，清代有专属的问题意识，关键是摆脱宋明理学形上思辨的哲学形态，转向社会形态，落实到“如何在经验界重整社会秩序”[9]，便形成了一套“实事求是”的理论思维。感性直观经验是“实”，合理的社会道德与社会秩序是“事”，汉学、实学和礼学是“是”（义理），考据则是“求”。胡适评价说：“浅学的人只觉得汉学家斤斤的争辩一字两字的校勘，以为支离破碎，毫无趣味；其实汉学家的功夫，无论如何琐碎，却有一点不琐碎的元素，就是那一点科学精神。”[10](www.guayunfan.com)郭沫若说：“经学家搞考据，在当时是对政治的消极反抗。”[11]在文化高压下，清士人学者借经学文字考据学的外壳，“回到原始儒学”[12]，承续文化“道统”，对所处时代的各种问题提出解释和解救的方案，每种方案几乎都能从原典中找到其立论和行动的根据。[13]考据学成果一是今文经学的复兴，二是边疆史地学的兴起，三是经世思想主张。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清季的学术主体，决定了清代未来的发展和方向。所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14]清季考据学确保了在清入主中原的情况下传续儒家文化的历史使命。到了晚清，经学研究发展出公羊学派，托古改制说带上了政治改革的色彩，这是考据学的必然逻辑。

“考据学实在是一种渐进式的革命。”[15]其后，西北边疆研究的兴起和记闻之作的出现，又对于更后的魏源、徐继畬辈开辟瀛环历史地理研究产生影响。

西学东渐是有清一代的重要主题。西学传播的先锋和主力是传教士，继续助推中国士人世界观嬗变的历史。自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华传教始，明朝万历时期到清朝顺治、康熙时期，中国对传教持开放态度。雍正、乾隆时期，开始禁教，京城宫廷只留下少许天文、数学等知识的传教士效力。嘉庆十六年（1811）禁教更严，朝廷服务仅限“推步天文”和翻译，中西沉寂。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前后，传教士登陆香港和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东南沿海城镇，重开民间传教活动。

清代西方传教士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一是创办新式期刊，组织出版介绍西方文化的图书。一八三三年八月传教士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是中国境内第一份新型中文期刊，“介绍西方知识以填补中国人知识的缺失”[16]。一八三四年十一月，广州商人、传教士和领事联合组织成立“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利用“知识的大炮”传递“西方近代发明与发现的丰硕成果”，“将古往今来累积的丰富知识宝藏奉献到这个伟大民族面前”。至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出版了九部书籍。如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的《古今万国纲鉴》与《万国地理全集》等。这些期刊和书籍意在为中国传播“福音”，却以西方史地知识介绍为主，囊括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风土人情等内容，发行时间长，接触者众多，向国人展示了繁荣文明的西方社会，打破了中国社会的闭塞状况。

二是做学堂的教习，组织翻译并出版西方经典。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一八五GA996年到中国，一八六七年被京师同文馆聘用，讲授经济学，一八六九年升任总教习长，任职同文馆达二十五年。丁韪良担任总教习期间聘任的教习，几乎都是教中人士。他翻译了英国经济学家法恩德的《政治经济学提要》，以《富国策》为名出版，第一次向中国系统介绍西方政治经济思想。他还组织翻译出版了自然科学、国际公法经典《万国公法》《公法会通》《公法便览》。

三是开启了“开眼看世界”的中国近代思潮，“西风压倒东风”序幕由此拉开。首先，国人始知域外有文明，传统的华夏中心观崩溃。其次，“重道轻艺”传统观念被否定，科技实用知识得到承认。第三，重商思潮和工商立国观念确立，重农抑商传统观念被抛弃。最后，西方近代政治理念输入，专制体制受到怀疑，政治民主化成为有识之士的追求。

“天下观”是古代中国一种人文与政治构想，并不是具体自然地理的描述。“天下观”由“天下”、“畿服”、“四海”等概念构成，没有准确的空间范围，更无地理疆界实际的对应物。“天下观”体现的是“空间观念”延伸出来的象征意义，体现“天下一家”、“王者无外”的一元文化观，界定中心和外围。“天下观”体现严格尊卑等级，建构出一元性等级体制下内优外劣的世界秩序。“天下观”的内优外劣空间观与华夷之辨的文化观相联系。[17]“畿服”理论是“天下观”的阐释，讲天下空间如何划分，各有什么内容，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亲疏关系排列。伦理上内优外劣，贵华贱夷；文化上华者文明有礼仪，夷者行蛮俗不知信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18]二是周边对中心的义务。政治上，“天下”四方，华夏是中心。中国是“天朝”，“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9]天子是“天下”的共主。中国负有教化蛮夷的责任，蛮夷则有朝贡的义务。在经济上，中国“富有四海”，与四夷通商，是天朝抚恤外夷的一种手段。

“天下观”意味着“华夏上国，怀柔万方”，中国之外是未开化民族。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20]即使如此，他心目中依然只有天下，没有国家，眼睛周围不外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此，在国际关系中，还是“夏夷之大防”，世界除了“藩属之邦”，就是“八荒岛夷”，如此而已。一八三九年八月三日（道光十九年），林则徐代皇上起草给英国女王的信函《拟颁发檄谕英国国王稿》。信中以天下共主自居，慈爱地说：“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21]还居高临下，安抚地讲：“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又威而不怒地说：“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这封信只有治边思想，没有外交思想，不但腾笑外邦，甚至为船上的水手、医生所嗤。与林则徐同时期的中央朝廷官僚士大夫们，一样心目中只有天朝，没有世界。在清代士大夫笔下，对于长相迥异的洋人也因文化自负，满是矮化。

紫禁城宫廷深深，依然三千年梦中。“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徕之，既来之则安之”。[22]在林则徐之前，这“天下观”从来是中国读书人看世界的全部知识。

与传统王朝国家天下观对立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世界观。什么是国家？什么又是民族国家？什么是国际竞争？所谓“国家”这种形式，自古就已存在，只是存在的范式和观念有一个发展过程。以欧洲历史为例，古代国家是“城邦国家”，中世纪是宗教意识下的“神权国家”，进入近代是“民族国家”。在传统中国，由于天下观意识，国家的本质不在于主权而在于文化，属于“文化国家”。几千年来，中国几度陆沉于异族，最终异族同化于华夏文化，改变的只是朝代，国家之间的政治、文化和商业竞争局面在中国并不存在。

与以往城邦国家、神权国家和文化国家诸本质不同，民族国家是一种新兴的民族本质下的国家存在范式和观念形态。如果说城邦国家、神权国家构成的是古代世界、中世纪，民族国家构成的则是现代世界。现代世界的本质乃是世界各民族纷纷卷入“世界历史”的过程，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内部共同体方便进入“世界历史”的需要而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带来商业活动的全球化与技术工业的集约化，扩张了国家在世界的活动空间，增加了国家之间竞争的频率和强度。外部竞争导致内部民众动员的需要也发生变化，驱动了各种政治体的结构性变化。民族国家的价值和意义，一是在固定的疆界内享有完全的主权，可以把政令有效地贯彻至境内各地和社会各阶层的行政系统，维系国家统一和社会凝聚力。二是在上述基础上，动员和集中全民族的资源，向内保护本国的根本利益，向外展开民族利益最大化的国际竞争。所谓国际竞争，就是国际商业秩序下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竞争。民族国家的诞生就是这种“世界历史”（国际间政治结构）形成的主要标志。[23]

在十九世纪末期“现代化”追赶进程中，民族国家的构成依赖“（产业）商业—政治权力—军事力量结盟”的模式，方便进入对外扩张，达到实现现代化制度的可能性，在世界历史中占据足够的份额。在这场抢占世界份额的游戏之中，两套话语规则——前现代农业文明与近现代工业文明——不对榫而发生冲突，传统中国独语性的“天下观”无法介入对话性的“世界观”，在“世界历史”面前又聋又哑。这导致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中国君主政治的正当性、经学知识的合法性及儒家文化的有效性，开始受到深深怀疑。清末士绅“开眼看世界”，从天下观渐渐向世界观转变。事实上，一种国家观念的改变必然导致一种国家形制的消亡。这个结果，是清末最早一批开明士绅们没有预料到的。尽管开始的时候，士绅们只是把“开眼看世界”作为一个应对策略。

天下观与世界观，这两个观念对立背后，是东西两个规则体系的碰撞和冲突。在这场对立中，开明士绅的天下观穹顶开始出现裂口，撕开天穹裂口的两道闪电，一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二是徐继畬的《瀛环志略》。

二千多年来的“华夷”观念，中国人定义了天下四方的结构和质性。而魏源、徐继畲等一批清末士绅的思想和知识突破了同质时代，逸出了常规。他们在传统之外发出异质之声，表现出自由化倾向。魏源《海国图志》于一八四二年写成，长达五十卷；徐继畲《瀛环志略》一八四八年刊刻，是一本付印十卷本的著述。二者同为“开眼看世界”，徐著较魏著更具近代气息。魏源《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24]策略是技术性的，开了“中体西用”折中之道的先河；《瀛环志略》则放弃以“夷”称异国，从文化上改变“天下观”叙事，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阶段，建构是本质性的，是传统中国近代化第一步。后来，徐继畬主政同文馆期间，在《万国公法》一书序中，完全认同“今时所谓公法者”，[25]思想开始逸出传统祖制。

中国士人历史发展到明清，士向绅转变，文化功能及其社会作用随“日用”旨趣变化，讲求“经世致用”的士绅阶层形成。士绅阶层原本就有“不拘一格”的传统，又在清末随西方船坚炮利而来的西器、西艺“实事”面前，大受震撼，开始接触、接受西学，思想转变悄悄发生。主要表现在，士绅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开明分子推动着思想自由化运动，从“开眼看世界”到了后来的“中体西用”、“变法自强”，是这场清末自由化运动中的一串闪光点。其中，徐继畲就是这场运动中的第一个自由思想亮点。不过，清末士绅的文化身份根基仍然是儒家思想，不会反对儒学，只是认为西学会深化儒学。何况，“西学东渐”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已经有了应对策略。在西学和儒家文化之间，折中以“中体西用”的模式“会通”之。于是，儒学仍然是“道统”，西学只是“器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26]换言之，儒学有超越性价值，西学仅限于实用价值。这样，开明士绅将西学融入中学的解释体系，既坚持了儒家道统，又推动儒家解释系统的发展。[27]

近代以来，每每出现中西文化碰撞，都以这种融通西学器技来深化儒学超越性价值的策略，满足新解释需要。实质是将世界“中国化”，而非中国世界化。

徐继畬（1795～1873）字健男，号松龛，别号康田，出生在山西代州（今山西忻州）一个士宦之家。“继畬父润第，治陆王之学。继畬承其教，务博览，通时事。”[28]自幼受到家风影响，徐继畬崇尚“心灵自由”。与“道德自觉”不同，“心灵自由”较之更多自我超越，积极安顿生命和心灵，不排斥异端。这对徐继畲后来眼光开放看待瀛环，考察异国时抛弃华夷观念，接受近代地理学、世界历史观，认同多元文明埋下伏笔。

嘉庆十七年（1812）徐继畲十八岁，时年入县学。次年中举人，十四年后及进士第，朝考第一，选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七年（1827），丁忧在籍时，整理完成父亲著述《敦艮斋遗书》。道光十年授翰林院编修，十六年（1836），补陕西道监察御史。其间上《陈政体宜崇简要》疏，提议简政。“疏入，上嘉纳。旋召入对，论时事至为流涕。”旋即擢广西浔州知府，从此青云直上，开始了官绅人生。作为官，徐继畲身膺疆寄，分忧其君；作为绅，他与接异邦，乐其新知。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徐继畲调署汀漳龙道道员抗英。道光二十二年（1842），继畲第二次承蒙召见，帝询各国风土形势，奏对甚悉。次年，升迁福建布政使，以专派大员身份办理开放厦门、福州两口通商通行事宜。在厦门期间，结识了美国传教士兼翻译雅裨理，开始编撰《舆地考略》一书。一八四八年《舆地考略》出版，更名《瀛环志略》，是一本详述各国地理、历史、器物与军事财政情况，大力张扬西方各国社会制度和英雄人物的书。咸丰元年（1851），“英吉利人僦居会城乌石山神光寺，士民大哗”，引发“神光寺事件”。徐继畲因对事件“初不力拒，终不慊”的居中调停立场，被弹劾“身膺疆寄，抚驭之道岂竟毫无主见，任令滋扰”[29]，革职回京任太仆寺少卿。后又遭吏部追议，罢官归里。《瀛环志略》一书在其罢官之后，也遭禁。在家乡，徐继畲主持超山书院以自给。

十五年后，同治元年四年（1865）重召入京，徐继畬以三品京堂候补，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次年，《瀛环志略》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重印刊行，成为京师同文馆教学用书。同治六年（1867）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徐继畬是中国第一所近代高校的首任校长。次年，给同文馆教习、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格物入门》一书作序。其间，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出版，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权利”、“民主”等近代概念。“民主”这个词上古就有，《尚书》出现四次，如“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30]《左传》出现两处，如“齐君之语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31]等。所以古代“民主”一词为偏正结构，指帝王。《万国公法》转换为主谓结构，即“民主之”，指民选。传教士丁韪良新概念移用旧词，照顾到民族习惯，有利于新观念的传播和接受，功不可没。[32]

一八六七年前后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以美国总统的名义，函赠徐继畬一幅华盛顿画像，对《瀛环志略》一书钦赞华盛顿表示感谢，信中说：“《瀛环志略》一书，详明各洋国之地势民俗，著此鸿篇，必有大勚，而且胸怀透澈，非华国之博学鸿才，何以能成此书？”徐继畬回函自励励人，写道：“因思贵国中兀兴腾首建奇勋，创为世法，以成继往开来之功，其必传于世无疑也。”[33]

同治八年（1869）以老病乞休，同治十二年（1873）徐继畲卒，年七十九。

徐继畬以《瀛环志略》载于历史，《瀛环志略》以一段与美国传教士雅裨理的交往而成书。道光二十二年（1842），在南京下关江面英舰“皋华丽”（Coruwallis）号上，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偕同两江总督牛鉴等签订了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条约同意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五口通商”。徐继畲出生山西，派往南方任官多年，曾任福建省道员和广东按察使。这次升任福建布政使，专属负责福建口岸“夷务”的司道人员，为识交雅裨理埋下伏笔。由于他对外妥协的倾向始终很明显，耆英推荐他“历办夷务，素为诸夷所信服”。[34]

鸦片战争是一个开放性的大事件。一度被后人定性为“有对外妥协的倾向”的徐继畬，在一八四三年负责厦门、福州两个开放口岸的通商通行事宜。在厦门，他结识了“米利坚人雅裨理者，西土淹博之士，挟有海图册子”。[35]雅裨理（David Abeel，1804～1846），一八二九年来华，是美国第一批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一八四四年担任英国驻厦门领事记里布翻译时，与徐继畲相识。徐继畬自言“曾为史官”，有地理爱好，对西方之所以然充满询究之意。雅裨理是学者旅行家，乐于交友，更加上传教士的天职，想以地理知识诱其入耶教世界。一个中国官绅与一位美国传教士天缘巧合，彼此有愿，从此开始了一段历史性的“厦门对话”。每次面见毕，雅裨理回头做回忆性记载，原稿迄今留在母校——新拔兰士威神学院（New Brunswick Theological Seminary），例如：

1月27日。为了交涉平常事件，一位钦派专员来到厦门。[36]

5月13日。我付出一下午时间给他进行地理知识教授。我和他一起专心探究。他制作的地图是很准确精密的佳作。在他视野中，十分看重的是世界的概要的观念——疆域、政治重要性、商业贸易，尤其是与中国的贸易。——相比其他平常国家，他对英吉利、米利坚、佛郎西的知识予以最深切特别的关注。

在与雅裨理交往中，徐继畬了解、收集并询证了大量西方政治经济制度文化讯息。加上以前收集的资料，不久动手编撰《舆地考略》一书。五年数易其稿，一八四八年更名《瀛环志略》出版。全书十卷，十四万五千字，插图四十二张，一个完整清晰的世界展示在国人面前。“四海地形，得其大致，就其图摹取二十余幅，缀之以说，说多得自雅裨理……曰《瀛环考略》。”[37]一介山西开明乡绅的徐继畲，以官绅之身份与国交往，公务之余收集整理异邦资料，备夷务之询。优点是介绍世界知识文化的开明态度，亦无狭隘的民族主义。能借雅裨理之口，清晰介绍西方近代制度，乃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在图册《米利坚合众国》处，按语极赞华盛顿之人格：

兀兴腾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38]

显然，从“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创为推举之法”和“天下为公”等修辞中，可知道徐继畬把华盛顿当成中国自古圣人豪杰了。他的“中国化”解释，对西方近现代“民主”作中国式寄托，说明有了解也有隔膜。他膺服华盛顿开国之英勇，居国之谦逊，传国之民主，立国之为公，实是比附于东方君主国家，寄托了圣君明主的理想，骨子里是“引西救儒”。从称赞这个国家达致了“三代之遗意”可知，“他从米利坚联邦民主制的辽阔土地上看到的却是‘大同’曙光。”[39]徐继畬“开眼看世界”，看到的不仅是“富国强兵”实效，更有一种政治正义。不过这正义不是“西方价值观”，而是“西洋国政民风之美”中孔孟“礼仪之邦”的愿景。故而，徐继畬对美国的评价比英国更高，美国共和制“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英国与之相比，毕竟国王世袭，仍有家天下的痕迹，不如美国更合乎儒家理想主义、合乎“三代圣贤之遗意”。[40]

徐雅厦门对话的成果是《瀛环志略》，实质是具有代表性的一场中西文化碰撞的结晶，时代的进步与局限都在其中，供后人借鉴。徐继畬借助传统儒学解读近代民主、共和，误读难免，却表明了晚清自由化士大夫的开明态度。尽管世界观仍是儒学，徐继畬已没有鄙陋陈腐的“天下观”和“华夷之辩”。他能在万国并立中看中国，对美国有“三代之遗意”的评价，流露出儒教文明不及之的钦服之意，也暗含了对鸦片战争之因果的思考。这是后来洋务运动的先声。

徐雅厦门对话后，雅裨理当年离开厦门回国，两年后病逝于出生地新泽西州。然而，他在东方海岸线上这一段传教漫游，翻开了中国近代士绅“瀛寰述异开新”[41]的新篇。这是一段中国近代转型史的序言，至今在中美交往中不断被重叙。

鸦片战争前，清帝国是天朝体系，在大半个亚洲完善并实施了朝贡国制度。天下的中心是清朝本土，是宗主国。四方周边国家为附属、藩属国，由朝鲜、琉球、越南、暹罗、老挝、缅甸、尼泊尔、苏禄等朝贡国构成。至于那些四围之外知与不知道的西洋诸国，被天朝认为是茹毛饮血的化外夷狄，是无幸沾浸周孔教化的野蛮之地。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后，大清终于不得不接受“往来俱用平行”的规则。但这是一个古今未遇的陌生人：西方是谁？

一八四二年魏源的《海国图志》，一八四四年徐继畬的《瀛环志略》，以及后来一大批地理知识著述，这些都是对“西方人是谁”的回答。他不是“夷”人？又是谁呢？《海国图志》说西方人不陌生，英人就是英夷，英夷依然是大清四边的一群性近犬羊的夷狄；差别只是“船坚炮利，长于水战”而已。华夏文韬武略依然有效，只须“师夷长技”，恢复“四夷来王”的秩序。魏源著述的《海国图志》论证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否定了地球有欧、亚、美、非、澳五大洲的说法。与《海国图志》给出的答案相对应，《瀛环志略》在初稿中亦行华夷之辨，依然“天下观”成见。五年后正式刊行时，徐继畬已经脱胎换骨，对西人不再称“夷人”，国家分别，一一立传。“今西土论国势者，英吉利第一，佛郎西第二，峨罗斯第三，奥地利第四”。[42]尤其在文化上给予了足够的理解和敬重，承认西方政教的正义性、合理性。他介绍英国的议会制度时写道：

英国之制，相二人，一专司国内之政，一专司外国之务。此外大臣，一管帑藏，一管出纳，一管贸易，一管讼狱，一管玺印，一管印度事务，一管水师事务，各有佐属襄助。都城有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贵族院），一曰乡绅房（平民院）。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稣教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43]

另外，《瀛环志略》介绍欧美工商业和科学技术，认为远超中国。徐继畬理性提出，朝贡体系自明中叶以来渐渐坍塌，中国“君临万国”的地位已经受到挑战。唯有取法西方，变法自强，中国才能求得生存发展。书中警告：世界列强扩张大势，从西北欧罗巴诸国，向中国东南沿海诸省而来，中国从此进入多事之秋。“天地之气，由西北而通于东南，倘亦运会使然耶”，“然天下从此多事矣”。[44]总之，中国正处在“古今一大变局”之中。

《瀛环志略》吐纳万象，是中国第一本世界近代史书。书中罗列了自强、官商合作、务实外交等事项，背后涌动着借鉴西方“洋务”的近代化冲动。[45]徐继畬值此大变局时代，当之无愧乃中华开眼看世界第一人。

注释

[1] （清）雍正：《大义觉迷录·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三》，张万钧编译，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

[2] 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3]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中华书局，2006

[4] （南宋）岳飞：《满江红·写怀》，载《全宋词·卷四·岳飞》，唐圭璋编纂，中华书局，2009

[5] （南宋）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载《全宋词·卷三·张孝祥》，唐圭璋编纂，中华书局，2009

[6] （南宋）辛弃疾：《永遇乐·千古江山》，载《全宋词·卷三·辛弃疾》，唐圭璋编纂，中华书局，2009

[7] 章炳麟：《訄书详注·哀焚书第五十八》，徐复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8] 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9] 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绪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0] 胡适：《胡适文存（一集）·卷二·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外文出版社，2013

[11] 郭沫若：《郭沫若对〈辞海〉未定稿的审阅意见首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11-15

[12] 引自黄爱平：《百年来清代汉学思想性问题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7

[13] 王汪智：《论考据学与清人的精神家园》，甘肃社会科学，2008

[1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一、论时代思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5] 王俊义：《郭沫若对传统考据学的批判继承》，《青海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16] 引自张光琪：《传教士与晚清国人世界观嬗变》，《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17] 何新华：《天下观：一种建构世界秩序的区域性经验》，《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4年11月号

[18] （春秋）左丘明：《左传·成公四年》，岳麓书社，1988

[19] （春秋）孔丘：《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北京出版社，2006

[20] 引自陈其泰：《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开拓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年第6期

[21] （清）林则徐：《林则徐全集·卷五　文录·拟颁发檄谕英国国王稿》，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

[22] （春秋）孔子：《论语·季氏第十六》，中华书局，2006

[23] 苏长和：《中国模式与世界秩序》，《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24] （清）魏源：《海国图志·原序》，岳麓书社，2011

[25] 任复兴：《晚清士大夫对华夷观念的突破与近代爱国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

[26] （清）张之洞：《劝学篇·外篇　会通第十三·曰中学为内学》，陈山榜评注，大连出版社，1990

[27] 李成军：《晚清士绅的文化权力与近代政治运动》，《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22卷第3期

[28] （清）赵尔巽：《清史稿·卷四百二十二　列传二百九》，中华书局，1998

[29] 引自王龙：《徐继畬：“东方伽利略”的遭遇》，《同舟共进》，2014年第3期

[30] （春秋）孔子：《尚书·周书·多方第二十》，王世舜译注，中华书局，2011

[31] （春秋）左丘明：《左传·文公十七年》，岳麓书社，2001

[32] 孙大坤：《十九世纪中国对于“民主”概念的接受》，《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33] 任复兴：《吊诡的历史：放眼望那西方人的世界》，新浪，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42955b0100geyd.html

[34] 戴学稷：《鸦片战争人物传·耆英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

[35] （清）徐继畬：《瀛寰志略·序》，宋大川校注，文物出版社，2007

[36] （美）雅裨理：《雅裨理日记〈1844年〉》，载《徐雅厦门对话与中国民主思想的开端刍议》，任复兴撰，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网，http://www.cssm.org.cn/view.php？id=3093

[37] （清）徐继畬：《瀛寰志略·序》，宋大川校注，文物出版社，2007

[38] （清）徐继畬：《瀛寰志略·卷九　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宋大川校注，文物出版社，2007

[39] 李冬君、刘刚：《以先王之道看世界历史》，《中国经营报》，2012年11月5日历史版

[40] 秦晖：《不仁不义的帝制和亦道亦德的宪政——辛亥之变的价值观基础》，《南方周末》，2011-8-25

[41] 张中行：“山海传经稽古　瀛寰述异开新”，徐继畬二百年诞辰纪念题字。载《记与张中行先生交往中的几件小事》，马执斌撰，《中华读书报》，2014年12月17日15版

[42] （清）徐继畬：《瀛寰志略·卷五　欧罗巴奥地利国》，宋大川校注，文物出版社，2007

[43] （清）徐继畬：《瀛寰志略·卷七　欧罗巴英吉利国》，宋大川校注，文物出版社，2007

[44] （清）徐继畬：《瀛寰志略·卷四　欧罗巴》，宋大川校注，文物出版社，2007

[45] 任复兴：《晚清士大夫对华夷观念的突破》，《新华文摘》，199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