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角色原因_中国士人的故事

社会角色原因_中国士人的故事

中国士人群体由士大夫精英和普通士体组成，是枢纽性的社会角色。士人角色与社会圣贤教化功能相关联，即垂范社会和教化万民。以士大夫精英为代表的中国士人群体，是中国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一个独特的阶层。在结构地位上，它是联系上层政治和下层社会的桥梁，是社会一体化的纽带；在精神思想上，它是“圣贤之道”和“内圣外王之道”符号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在知识规范上，它“把社会看做是一块有待文化的荒凉土地，它在这片荒地上面建立法律、选择政治模式，凝聚社会”，[1]是园丁文化的立法者和阐释者。士人承担着规范、指导和教化社会的作用。士人教化社会的合法性，源自儒家、道家的一种理念，即认为动物可以依照其本性平衡自己，唯独人类本能将恶性膨胀，没有这种能力，强调人类与动物的差别，故而有“人化于物”与“物化于人”的区分。“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2]儒家士人圣贤因为能创造，故称为“人文”；因为能教化，故称为“文化”；因其高明，因其境界，因其灿烂，因其悠久，故称之为“文明”。[3]只要天理不变，士人之教化角色功能亦不变。

而在清末，打碎士大夫精英“小桥流水人家”[4]之安尊处优诗意的，是隆隆机器轰鸣的西方工业革命。与中国传统观念中区别人与动物不同，“进化论”的西洋观念由生物学而来，故将人类与动物同一，连接为一线，认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原动力与动物的生存本能无别，故西洋社会文明发展之道亦即动物之道。将事实与价值分开，“从牛身上刮油，从人身上刮钱”。[5]当西方工业革命侵入，中国人为中西强弱之“势”所抑，守护的却是华夷善恶是非之“理”，传统士大夫合法性尚在，一息尚存；而当“进化论”、“天演论”的公理随后移入中国，中国士人天理之“理”也就烟消云散。原先支持中国士人价值的阐释，如夷夏之辨及其派生的种种观念，在“物竞天择”公理、“适者生存”公理面前失效。社会上“理”趣转而大变，西方哲学替代中国经学，实证压倒意境，科学扫除玄学，真理逼走天理，新旧消长和人心丕变，中国士人的阐释功能消失。在现实生活中，以言“势”言“理”获得存在价值的清末士人体制也就分崩离析了。近代化价值知识、人的行为和社会控制方式，是一种全新的观念形态，乃是商人社会主体以商业组织之原理加于国事之上。曰商业化，讲财富目的论；曰产业化，讲市场竞争论；曰市场化，讲人际关系契约论。“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它不仅仅是从商的精明（精明是世间再普遍不过的事），它是一种精神气质。”[6]这对于“自强”、“求富”意识中的国人具有极大吸引力。在中西社会意识形态争斗中，诗意教化一套失去说“理”的能力，士大夫精英也就失去了话语权，失去凝聚力和号召力。从此，那些在朝士大夫随着王朝消亡而消亡，另一个更大的绅士群体（地方士绅）也就改行转向。在清末社会，总会有些强梁之士、霸道之士、奢靡纵欲之士、拔尖冒顶之士、通吃之士，这些活络的下层士人中的精英，便是地方开明士绅。

清末地方开明士绅与官僚士大夫不一样，士大夫守旧，士绅趣新。清末最后十年间，有大约五分之一的士绅通过留学海外或国内的新式教育机构接受到程度不等的近代“再教育”。同时也有十余万士绅成为新式学堂与学务机构的教职员。这些人由“绅而为学者”，构成清末以新式教育或新的文化事业为职业的“学绅”。[7]与士绅裂变出学绅同理，又商绅、又乡绅、又军绅……成批转变为新式知识人、商人、地方领袖、职业军人等。就社会角色而言，传统士大夫最终被社会精英集团、专家顾问取代，士人阶层则转向近代各行各业知识人。

注释

[1] （英）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36页(www.guayunfan.com)[2] （汉）戴圣：《礼记·乐记第十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3] 张京华：《学术的极境是经学》，《南方周末》，2014-5-2

[4] （元）马致远：《［越调］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载《元曲一百首》，邓绍基选注，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5] 宁骚：《西部开发政策的文化分析》，载《在北大听讲座》，新世界出版社，2001

[6]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上篇　问题·第二章　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

[7] 贺跃夫：《晚清士绅与中国的近代化》，《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3期，第75—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