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奉献的先行者_桂平大藤峡的故事

勇于奉献的先行者_桂平大藤峡的故事

转眼就是秋天了，秋天里，天空中不时飞过一行候鸟，它们在头鸟的带领下，飞过千山万水，飞过森林田园，带着自己的梦想，飞向温暖的南方，飞向幸福的彼岸。

在人群中，也总有那么一些像头雁一样的人，远远走在时代的前头，以自己的言行，引领着他人奔向既定的目标。这种人，在战争年代有，在和平年代也有。他们或者是先烈，或者是英雄，或者是模范，或者什么都不是，只是群众中普普通通的一员，但他们以自己不寻常的举动，引领大家成就了伟大的事业。

在天下第一难的拆迁工作中，也有那么一些乐于奉献、勇于牺牲的人，他们一般是党员或者村、队干部。他们懂得自己肩头的责任，勇于顾全大局，为了全局利益，不惜牺牲一己之私。更有那么一些村干部，他们在配合政府征地的同时，抓住了时代给予他们的新机遇，在另一个领域打开了新天地，成就了自己全新的事业。

南木镇渡头村的欧军丽就是这样一个人。(www.guayunfan.com)这是个身体高大、形象阳光、言谈开朗的女汉子，现任渡头村的党支书。渡头村的10、14、15、16、17、23队，都有征地拆迁任务。因为就在离城区不到两公里的黔江边上，有黔江大桥与城区紧密相连，加上交通方便，市里许多工作的检查都从这里开始，检查、督查特别多，村干部也就只能每天都来上班，尽管一个月的报酬除了给自己的车子加油，就所剩无几了。

张佩艺（左二）工作组在向村民发放征地补偿存折（杨一帆摄）

多年前，市里规划建设江北新区，一下在渡头村征了3000亩土地，当时很多人也想不通，认为补偿标准太低。但欧军丽却不这么想，她看到市里长安工业园、高铁站等处的征地，那些地方很快就繁荣起来。在那人流奔涌的地方，人们就是卖凉茶也都过得不错。树挪死，人挪活，马死落地行，人的活法有很多，不必死守着一亩几分地过日子。

那时还是2007年，欧军丽家里3亩地全征了，得到13万元，再向银行筹借了110万，买了一条1250吨的货船，总价190万，利用西江黄金水道跑起运输来。

刚好那几年碰上国家各行各业大搞建设，水泥、煤等大宗商品运量非常巨大。欧军丽的船请了一位船长，每月7000元，请轮机长，每月4000元，再请几位水手，每人月工资3000元，货船穿行于桂平到深圳、广州等地的航线上。从那时开始，每年创造的毛利有六七十万元，然后每年向银行还贷20万元。数年下来，银行贷款还得差不多了，他们一家的日子也犹如芝麻开花，一节比一节高起来。

欧军丽当村支书，工作任务相当繁重，她老公在南木供电所上班，按说也是工薪阶层，但他们却有一条不断生财的船，奔跑在黄金水道上，就像一个吃苦能干的儿子，积极工作，全力打拼，一年为他们挣回数十万元的进项。从这件事中，她感到，征地拆迁也没什么可怕的，只不过为自己换了一种活法而已。如今，她每天都要到村里来，和工作组、村干部一道，经常走村串户做百姓工作，或者拿起扫把，打扫街道卫生，为城乡清洁工程做贡献。

当然，像欧军丽这样思想超前、脑子灵活的人，毕竟只是少数。有的农户甚至钱到了自己的户头，还一直不知道，只知道去闹政府，说政府征了自己的地，却不给补偿费。同是渡头村就有个农户，总说自己没钱用，总说政府没给他征收土地的钱。大家也只以为他喜欢闹，都不怎么在意。

直到有一天，有人拿他的存折一看，上面确实没有钱，一分钱都没有。人家就说这是怎么回事？你拿去银行补登过吗？那人一下懵了，说什么补登？补登什么啊？有没有钱我难道看不到吗？人家笑了，说你不去补登，怎么知道里面有没有钱？怎么知道人家政府没有将钱打给你？那人这才急忙将存折拿去银行补登，结果一出来，连自己都吃了一惊：政府赔付的钱早就到了，已经到12年了，还生出了不少利息来。

这就是我们的群众，既认真，又纯朴，既可爱，又可恼，文化水平尽管不高，却又偏爱认死理。因而毛泽东主席有一句名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只要他们思想提高、认识到位，许多矛盾就会迎刃而解了。

渡头村的征地拆迁工作开始时，难度也是很大的。从2011年征进坝路用地开始，工作组长张林云就带组进村。渡头村是城乡接合部，群众见闻广，想法多，刚进村时，工作组组员们心里还不怎么有底，想与群众说话，群众都不理不睬。

群众围在桌子旁喝酒，有熟人叫工作组组员一起喝，他们还有点犹豫，人家就抛来硬邦邦的一句：连酒都不会喝，还想对话啊？

张林云他们一想，也是道理，欣然入席，和群众喝起酒来。一杯请，二杯干，三杯四杯敬大家，五杯六杯话如麻。如此一来，群众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都在酒桌上流露出来了。

其实，许多群众都没受过太多教育，有的尽管读过几年书，但长期在封闭的乡村环境中生活，根本没有写字的机会，现在连写自己的名字都感到困难。文化水平低，对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路线政策不理解，他们的认识就容易产生偏差，容易听信一些别有用心的谣言，说出的话就很难听了。他们说政府讲话不算数，用了多少钱收买了村干部，让村干部做“汉奸”“叛徒”，出卖老百姓利益。说建个大藤峡能用多少地，想留给开发商搞商业开发吧？说你们工作组也是受政府委派，下来帮助做工作的，说话也未必顶用……

工作组组员们都听着，等群众把话说完，再耐心解释。你们说政府拿了钱给村干部，你们能拿得出证据来吗？拿不出证据，就是污蔑，就是造谣，就是中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一说到要负法律责任，大家一下噤声了。

组员们说大藤峡是国家重点工程，有巨大的坝首，有巨大的运河，进场机械都有几百几千台，都是几十吨一台，比大坦克还大，你们见过那么多、那么大的施工机械吗？没有进场公路，这些机械怎么运进去？要运进去，要不要修一条进坝路？要不要这么多土地？修好了这条进坝路，大家进出是不是也更方便了？

张林云任组长的工作组与渡头村村干部一起研究工作（潘大林摄）

当然，话不是一次两次就能说得通的，酒也不是一次两次就能喝得够的。总之，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三次不行，四次；四次不行，无数次。每喝一次酒，大家的感情就加深一层。每对一次话，群众对工程的理解就增进一层。“为了这个工程，有的组员喝酒都快喝伤了！”张林云说。

他们也会充分照顾到群众的实际情况。渡头村14队吴福太一户，进坝公路就从他们的房子中间穿过，当房子准备拆迁之际，吴福太的媳妇却挺着大肚子，准备坐月子了。为了不影响孕妇的情绪，惹出其他事端，一直等到吴福太媳妇住进医院待产，拆迁才正式开始。

短短的六公里进坝路，从2011年10月工作组进村，到11月开工剪彩，再到2014年10月公路完工，工程用了三年。这三年，是征地拆迁牛刀小试的三年，是工作组组员磨炼意志的三年，也是工程稳步推进的三年。进坝公路完成之后，更大规模的征地拆迁工作就全面铺开了。

弩滩14队的吴国辉，今年75岁了，196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历经50多年磨炼的老党员了。他做过民办教师、信用社会计、工程队会计，在公社企办室工作过，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人之一。他50岁时的1991年，从外面回到老家，正当身强体壮的盛年，就学着自己做生意。

他坚信树挪死、人挪活，只有不停地运动，人才有可能获得更大的生存能量和空间。他贩竹子到南宁、北海、玉林、防城港等周边城市去，出去一趟就是十天半月。那时候，各地基建都很热门，建筑工地正需要竹子扎脚手架。他挣回来钱，养活了全家人：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后来又增添了七个孙子、五个外甥孙。

现在，吴国辉的两个儿子都在外面，大儿子自己买了船，小儿子则帮人开船，在外面都租了房子安顿下来，靠的是自己的智慧与力气，过着安定平和的日子。他的一个女儿嫁到中禾，在中沙镇开个农家乐。女婿也经商，开过百货店，卖过饲料，现在开油房。孙子、外孙一辈中有三个考上重点高中，读小学的一个孙子也很厉害，在班上经常考第一，那就是国辉老人更远大的希望。

这样的家庭，吴国辉老人自己也感到很满足，因而他早早就签了拆迁合同，他不想当群众的尾巴，他这个老党员，要为大藤峡建设做出自己的新贡献。

他在家里到处张贴上对联，表达了他对大藤峡工程上马的欣喜之情，也表达了自己的理解与支持：

吴国辉家门上张贴着自己撰写的对联（杨一帆摄）

喜迎大峡工程大动工，

欢庆新春佳节情更浓。

另一首是：

为建枢纽工程离家去，

等待建好新居再回乡。

厨房的对联是：

旺厨天天煮饭菜，

生活日日过小康。

右房门贴的是：

大藤峡水利枢纽，

早日建成大家好。

左房门贴的是：

欢迎家乡大建设，

带领全家到黎明。

黎明是移民安置点之一，那里设计了漂亮的安置房，建设完成之后，将成为新农村的新亮点，是许多群众望眼欲穿的新家园——这些对联，尽管还不太符合对联格律，但它们生动活泼，贴近现实，寄寓了一个老农民对大藤峡工程的淳朴感情与热切企盼。

这位老党员自认一直是社会的红人，感受着新时代的阳光雨露，感受着共产党的恩情与好处。尽管他的家是2005年建的700多平方米的房子，按规定补偿42万元，他自觉补偿得还是低了，这点钱到外面去，也就买得一套房。但他记着共产党的好，觉得自己没有理由不跟党走，并且相信，这么多年来，那么多艰难的岁月都走过来了，再走过拆迁移民这个坎，日子只会越过越好。

他自己签了拆迁协议，回到村里就对村民们大声宣布：我已签了协议，签协议不会吃亏，不签协议，到时候更吃亏的还是自己！同队的群众听了他的话，思量再三，都一个两个地到指挥部去，找到工作组，自己要求签协议——这就是榜样的力量。榜样的力量，胜过了无数的说教！

弩滩村13队的王伟安，是村里的治保主任，全家11口人，住在1993年建起的一幢楼房里，那也是全村最早的一幢钢筋水泥建筑，有370平方米，父母和他的兄弟、儿子住在一起。我们走进他家，他父亲王永芬老人正在喝茶，茶台是巴西花梨木做的，做工考究，木色温润雅致。近年人们时兴喝茶，这茶具在城里虽不算罕有，但在村里却还是罕见的奢侈品。他的家打扫得很干净，没有别人家里常见的鸡粪垃圾，可见老人过日子的利索与整洁。

王伟安个子不太高，但长得壮实，一看就知是个实在的汉子。他本来在桂平做工程，自从大藤峡工程准备上马，他就回到村里来，当上了村干部，工资尽管不多，但他跑头走尾，干得兴致勃勃的。他想着那雄伟的大藤峡工程，是自己终生难遇的大工程，他能够为这个工程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就觉得十分高兴了。

他一家先和指挥部签了协议，再帮助工作组做工作，动员父老乡亲们拆迁。于是，便有不少流言指向他，说他不过是为接工程来做，从中大捞一把，才表现得如此积极。他却只是笑笑，没做正面回答。他是个生性开朗的人，为人热忱，乐于助人，对于别人的流言蜚语，他根本没有心思去解释。就算以后真有机会能拿得到大藤峡的一些工程来做，那应该也是他力所能及的。一个农民能为大藤峡做些什么呢？能做点运沙搬泥的工作就很不错了，靠的也仍然是自己的力气，那些活，谁做不是做？如果大家都不拆迁，这些活，许多人想做也没得做呢！

王伟安（左）在他家门外接受笔者采访（黄丽华摄）

他说，我五六岁时就不停地听说大藤峡工程，听来听去，盼望了几十年，今天终于盼来了，作为大藤峡人，自己不去热忱地迎接它，难道还要起来反对它？这个那么大的国家重点工程，是少数人能够反得了的吗？都说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在这重大的国家工程中，自己能做出一点点奉献，也是应该的啊！他们家一旧一新两幢房子，算起来补偿总价还不到20万元，这20万元拿到桂平市，也就能买50平方米的房子，论起来，这就是他个人为工程所做的大牺牲啊！

伟安父子和我们一面喝茶，一面聊起了家常，说到个人利益，言谈中充满着不忍、不舍、不甘，但对国家政策也带着理解，对自己个人的牺牲则充满了隐痛，同时也充满着自豪——这就是一个农民、一个农村干部的胸怀，是不必夸耀也仍会发光的亮点。

邓坤兴任组长的工作组深入村民家中进行实物调查（杨一帆摄）

就在工作组顽强深入的工作中，在村干部和党员的大力配合下，春节前，村里大多数农民都陆续签了协议，许多外出打工的农民也都相继回到家里，办了征地拆迁手续。仍有那么一户人家，两兄弟在广东打工，打了几次电话，都说没空回来。临近春节了，他们又说想回家，但买不到车票，想回也回不了，如果确实想要他们回来，就必须想办法找辆车去接他们。要是他们不回来，没签下协议，不但影响了整个工作的推进，同时他们也会因为错过时间，无法享受到一人一万元的奖励。

这就像草原上的一群奔马，大家正朝着一个方向飞奔，却在马群中有几匹马，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无法与大部队同步，那就会大大影响整个马队前进的速度和力量，那几匹马也潜藏着葬身于马群洪流之中的危险。

王伟安二话没说，和对方打过电话，开起自己的柳微就往广东进发。天寒地冻，雾色阴沉，正是年关时分，公路上车流滚滚，都是回家过年的队伍。他小心翼翼地开着车，好不容易开到广州芳村，再好不容易找到了王纪坤两兄弟，将他们请上车，马上又开回来，直接将他们拉到指挥部，看着他们签了合同，他脸上才终于露出了放心的微笑。

弩滩20队的陈汉荣曾于20世纪70年代初在广东韶关当过兵，他虽然不是队干部，只是一名普通群众，但他不是队干部胜似队干部。指挥部一号召，他就带头签了协议，尽管自己的弟弟和儿子都一时想不通。他说你们想不通，我就自己签，共产党领导我们奋斗了数十年，才换来今天的好日子，现在自己做点牺牲，损失的是自己，得益的是国家，为什么不支持呢？

他全家13口人，有3个儿子、5个孙子，儿子都到广东打工。按政策，他家可补回三十五六万元，每个儿子可以得到90平方米的回建地，占天占地，设计每幢建四层半，一家人都可安安乐乐地住下来。至于家里的耕地，按长补算，前三年每亩补1500元，以后逐步增加到2000元，一补60年。全家有8亩地，收入就比较可观，还根本不用自己投入，算起来就比自己耕种还要划算。当然，要重新建起房子，还得吃苦多年。俗话说一年建屋，三年食粥，要完全建起新房，全家人还必须艰苦很多年，这就是他们所必须付出的。

这就是我们的先行者，是他们的理解、支持、牺牲和引领，让大藤峡工程征地拆迁工作顺利驶上了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