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亲们的留恋与牺牲_桂平大藤峡的故事

乡亲们的留恋与牺牲_桂平大藤峡的故事

在中国传统的古诗词中，留恋故土、歌颂乡愁，是个永不落幕的主题。故乡的朝晖落日、青草繁花、小桥流水、老井人家，都是难舍难分的对象。古人在对这些对象的描摹中，完成了对乡愁最永恒、也最久远的怀想。

有一首新诗是这样写的：

我爱炊烟缭绕的黄昏

挑亮茅屋中昏黄的灯盏(www.guayunfan.com)思恋、相思、怀念……

他们都行走在心灵的琴弦

而在近似疯狂的演奏里

酒的声音剔透

蹦跳成乡下的乐章

睡梦里的手

总要伸向那个地方

那满蕴乡情的老井、辘轳、槐树

还有那篱笆围绕的土墙……

这场景显然是北方的，尽管与南方相去不知几千里，但那份乡情、忧思，却可以穿越时空，可以同感相通。大诗人艾青很著名的那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就足以表达我们对故乡那份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

云遮雾罩的大藤峡深处（潘大林摄）

大藤峡的乡亲父老，同样对自己脚下那片土地饱含着不离不弃、难舍难分的感情。

如果是一个外来人来到这里，很容易就会看到这里的短处——贫穷、落后、封闭、荒凉，落日西斜，疲惫的阳光懒洋洋地照下来，拖下古树长长的身影。那些泥砖垒起甚至是泥土夯墙的房子，不知有多少年头了，墙体断裂、墙皮斑驳，灰黑的瓦面长着青苔，数缕昏黄的光线从隙缝里漏下来，照到灰黑的地面上。村道狭窄，有的地方坑洼不平，偶有猪屎牛粪落在其间，散发出阵阵臭味……

然而，这里的人们却不这么看，因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结婚生子于斯，其他地方，任你是高楼华屋，任你是天堂美景，与他们都没有关系。他们在这里生活了不知几个世纪，他们祖父的祖父的祖父，就生活在这里。他们本以为，自己孙子的孙子还会生活在这里，但大藤峡这个巨大的工程改变了这一切，要将他们搬到别的地方，尽管那些安置点离这里不太远，但毕竟是个全新的家了。在那里，道路肯定更宽阔，楼宇肯定更高大，房子也肯定更漂亮，只是肯定再也闻不到自己熟悉的那种气味了。

早在2011年，大藤峡工程的准备工作就已紧锣密鼓地开展。自治区人民政府发了通告，禁止在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范围内新增建设项目和进入人口，因为说不定哪一天工程就要上马，那样的话，搬迁的难度就更大了。

就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却有极少数的个别人认为，大藤峡工程是永远不可能搞起来的。有这种观念的人，他就会大着胆子，顶风硬上，在村头地尾盖起了自己的房子——这些违章建筑，工程一旦上马，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强拆。强建当然就要强拆，这是不容置疑的。

幽静的村中小路不知铭记着多少人的回忆（潘大林摄）

更多的人，他们尽管不相信工程会上马，但他们也不愿与政令相抗，因而都住在老祖宗或者自己早些年建起的老房子里。许多年轻人到广东打工，或者到桂平跑船去了，有的人在外面买了房子，有的人则租了房子，村子里显得空空落落的，那些老房子更像是一尊尊沉默不语的塑像，默默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

庞钦坤组负责的村民小组，现在大家仍然按以前的习惯，叫生产队，队里26幢房屋，36户人家，74人，但有人居住的只有一半，18户。由于政府提前介入，提前宣传，老百姓早就知道，只要大藤峡工程一开始，就肯定要搬迁的，只是到了真正要搬迁的日子，心里还是难舍难分、难离难弃。这也是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传统，更是对故土深情的眷恋与守望。

比如村里的祠堂，属于集体用地，队长担心群众对自己有意见，一直不敢签征地协议。队长每天都拉着一辆板车，到村里各处卖猪肉，与群众的接触很广，人脉也很活，但他就是担心，怕自己签了字，会被人骂为叛徒。工作组一次又一次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副组长张明鉴推心置腹地对队长说，你为共产党服务了几十年，看到共产党要做的哪一件事是做不成的？实话实说，这种重大工程，靠的就是说服兼自愿，作为队干部，你就别顾虑那么多，别再当群众的尾巴了。

队长低着头，一语不发。

他其实不是不答应，而是在飞速地思考着，盘算着自己的利害得失。宗祠用地涉及不同生产队的同姓一族人，涉及队与队、户与户、户内兄弟之间的众多利益纠葛，这些人，有的人户口不在村里，有的户口在人却不在。集体财产该如何分解分配，确实不是一天两天、三言两语能够弄得清楚的。

工作组了解清楚他的顾虑，就帮着他想办法，帮着登记人口、分类注册，再统计财产，平均到人，然后拿给群众看，让大家讨论是否合理。开始时大家争得很厉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明白了道理，就慢慢地通情达理起来，最后一个两个都签了字，认可了拆迁协议。

纪念先人的宗祠不知屹立了几代人（潘大林摄）

村里有的住户很特殊，如一位20多年前嫁到村里来的越南妇女，她就像一个生育的工具，不管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如何宣传，也不管村干部如何做工作，明里暗里，生了五个孩子，为的只是最后有一个儿子。由于她结的是没有正式手续的跨国婚姻，自己几个儿女都落了户口，她的户口却无法办下来。她最大的女儿得了“富贵病”，只能好生养着，全家生活十分困难。弩滩19队有一位老人，有两个儿子，娶了两位残疾的媳妇，一位勉强能做饭，一位连饭也不会做。全家人只有一个小孙子是正常的，老母亲形象地形容自己的一家是“蚂作一窿”（方言，意谓不好的人都到了一起）。母亲说，就是出去租房，也不会有人愿意租给他们这样的家庭。

秀美如画的大藤峡风光（潘大林摄）

像这样的家庭，在村中毕竟只是极少数，对于这一类家庭，指挥部也做了预案，准备为他们在工地周边搭建简易棚屋，以供他们在回建房建好之前居住。

其实分析起来，近年在外面租了房子的人约占三分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村中有许多旧房子一直空着的缘故。有三分之一的人正在到处找房子，要租起来也不算太难。有三分之一是困难户，其中只有极少数是需要指挥部帮助解决困难的。

从拆除船闸部位的房屋到住上回建房这段大约一年时间里，指挥部为了解决临时过渡搬迁村民的生活问题，也制定了有关补助方案。除了春节前同意拆迁的每人奖励1万元外，按被拆迁主房建设面积每月每平方米发放安置过渡费8元，发放生活补助150元，每亩租用土地每年补偿2000元，等等。这几年，由于村里的年轻劳动力大量出门去打工，许多土地早已丢荒，根本没产出什么经济效益，反而是大藤峡工程的上马，让这些土地重新生出利润来。如此一来，即使村民们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也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

即使如此，算起来村民们还是要做出不少的牺牲。拆迁房子，如果是钢筋水泥结构，每平方米补偿826元，如果一幢房子有300平方米，大约补偿近25万元。现在要拿这点钱去建回同样大的一幢房子，恐怕就不现实了。原来房子装修每平方米花去60～70元，现在按照国家标准，每平方米只能补偿15元，算起来就只够装修的人工钱。所有这些，政府和村民心里都十分清楚，但他们都只能认了，哪怕心里流着血也得认，因为这就是牺牲，是对国家重大工程的支持，是个人利益对国家利益的巨大让步。

地方政府和工作组就处于国家利益与村民利益之间，它既代表着国家利益，又代表着当地百姓的利益。在与国家谈判的时候，它站在百姓一边，要为百姓一分一厘地争取；在与百姓谈判时，它又站在国家那边。它既要保证大藤峡工程按时组织实施，又要保证群众利益不受到太多的损害。

像这样漂亮的房子也在拆迁之列（潘大林摄）

村民王永凯的家，是2006年建的一幢楼房，全家14口人，就住在这300平方米的房子里。他有两个儿子，四个女儿，三个孙子孙女，他的儿女显然都是当年在计生风潮里生下来的。这是个典型的大家庭，大儿子在外面为人家开船，小儿子到广州打工，家里堆满了家具。房子拆迁，算来会给他们赔上20来万元，但所做的牺牲，还是个不小的数目。

他们是直到最后关头才在拆迁协议上签的字，看到人家都陆续签了，自己也不好意思再坚持下去了。再说，这是国家重点工程，到时开来轰隆隆的大铲车，铁臂一摇一摆，任你是多坚固的房子，三下五除二就给你弄成了一片平地，你就是有三头六臂，也会抵挡不住那种气势。

王永就今年71岁了，爱人叫莫容芳，今年67岁，是当年油麻水库的搬迁户。说起当年的搬迁，她记忆犹新。那时她才十来岁，当时的政策是不搬就没有饭吃，只好搬了，搬到新地方，两家住一户。新房子直到她18岁那年才建成，让移民们到新房子参观，想搬哪里、住哪一幢，任由自己选择。到了这一步，大家心里的石头才总算落地。也就是说，当年他们搬迁的牺牲，直到多年之后补偿才总算落实到位。说起当年的情景，她依然历历在目，她只是担心同样的情况会重演一遍，但她没有想到，社会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无论是国家的经济能力还是人的认知水平，都是当年远远无法比拟的了。

王泰坤夫妇的情况要比许多人好多了。王泰坤的妻子叫何映秀，夫妻双双到广东打工，平均月收入有五六千元。他们膝下有一子一女，也都参加了工作。他们一家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生活已有近20年，家里也建起了一幢占地75平方米的小楼，只建到二楼，后来听说要准备建大藤峡，工程就停下来。现在尽管只有半幢楼，他们也打扫得干干净净、收拾得井井有条以迎接过年。接到动员拆迁的电话，他们就赶回家来，顺利地签了拆迁协议。他们十分理解，也大力支持大藤峡的建设。出门打工这20年，他们尽管是打工一族，但看到了时代的飞速发展，看到了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也看到了自己家乡未来的希望。他们只是觉得，补偿金额只有10万元左右，离自己理想中的目标还有较大的距离。只是人的欲望是没有限度的，到底要赔多少才能满足呢？不足的，就算是为国家工程做贡献了。

王泰坤（右二）与工作组组员交谈（潘大林摄）

就连村委副主任王伟安内心也有一本账。他是最早签署拆迁协议的，父亲今年69岁，做过教师，也做过村里的治保主任。他们家1993年最早在村里建起钢筋水泥楼，有370平方米，高大，气派，但连同旧房子一起算，也才补偿不到20万元。他跟我们说起这一切的时候，脸上带着笑容，但我看得出，这种笑的背后，掩盖着自己的隐痛与无奈，也掩盖着对国家的大爱与牺牲……

而对那些只是村民们自己认可、却很难得到科学认证的损失，算起来就更大了。比如搬迁坟山，一块村民自认为是飞鹅落垌的“宝地”，说前些年人家给了3万元，他都舍不得卖，现在只补偿了2000元。这种损失，如果说是物质上的，倒不如说是感情上的。对于先人，中国人强调入土为安，葬下土中，坟山往往请风水先生看过，都说是什么吉穴宝地，定出什么达官贵人，尽管很难为事实所证明，但由于葬的是自己的先辈，就维系着一脉相承下来的感情。这份感情，恐怕无论用多少钱，都是难以衡量的。

需搬迁的先人坟茔都被编上了号码（潘大林摄）

总之在搬迁补偿的问题上，村里的情况千差万别，各家各户大不相同。屋宅的高低错落、房子的新旧好差、装修的高档低档、屋主的各自诉求等，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对大藤峡工程的真诚奉献，是各自不同程度的让利与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