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人与大藤峡的情缘_桂平大藤峡的故事

两代人与大藤峡的情缘_桂平大藤峡的故事

弩滩1队，正处大藤峡的出口处，如果沿着江边的小路走，距坝首只有约两公里。但如果想乘车，就得从洛连村那边绕个大弯，多走数倍的路，才能到达1队那头。

1队看似比较偏僻，且长满了绿竹树木，人走在竹丛中，但见阳光婆娑、花天草地，且四下阒静、凉雾侵人，让人感觉到这地方亘古以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也许甘王到广州担任大将军时是这样，侯大苟揭竿而起时是这样，徐霞客壮游大藤峡时是这样，周贤溯考察大藤峡时是这样，到了21世纪的今天，它还是这个样子。世界就是这样，有些事变化很快，有些事却似乎一直面目依然。

但大藤峡一旦开工，这里马上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桂平本土画家韦照明笔下的大藤峡

弩滩1队就在黔江边上，处于南渌江汇流于黔江的河口，古代陆路闭塞，只能依靠水路交通，因而这里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明代瑶民起义之际，韩雍率领明军进剿，曾带领军队驻扎在这里。直到今天，那浓密的丛篁之中，还可以看到巨大、方形的韩都城遗址，草丛中偶尔还可见到被农民挖去建房而遗留下来的一两块石块。江岸边，有一座矮小的韩爷庙，人们以简陋的方式，祭奠着这位当年大权在握、杀人如麻，在朝廷看来功高盖世的大将军。

江边是一大片草坪，名叫大炮坪，长着参天的榕树、高耸的木棉树和茂密的伏地草。不时有汽车开来，人们有来游玩的，有来烧烤的，有来拍婚纱照的，也有像笔者这样，是来寻访某些历史文化的蛛丝马迹的。

天地间很静很静，大概没有谁会想到，数百年前这里飞掠过的刀光剑影，飘荡过敌对双方的呐喊之声。一切都远了，尤其在太平盛世的今天，在白云悠悠的蓝天之下，在江水盈盈的峡口之间。

当然，这里少不了一位导游，他就是1队的老农民熊喜义，今年81岁，头发斑白，热情好客，腹中满是大藤峡的故事。喜义老人的妻子姓吴，叫金凤，本来是麻垌人，当年因为曾祖父和祖父都好赌博，将祖上的家业输得一干二净。金凤的父亲就跑到西山落脚，成了西山人。她当年因为看上喜义的老实憨厚，于1962年与喜义结了婚，现在膝下有四个儿女和八个孙儿，日子过得宁静而安然。

熊喜义老人夫妇在自己的旧居前留影（潘大林摄）

石狮子背后即为甘王庙（潘大林摄）

其实，弩滩这里的熊氏一脉，也是外来人，搬到这里定居不过百来年，是太祖公那一代搬过来的。到了熊喜义这一代，早就适应了这里的环境，成为资深的大藤峡人。说起大藤峡，说起瑶民起义，说起侯大苟和韩雍，他就像一个亲历者一般，可以滔滔不绝地跟你说上大半天。

喜义老人的房子就在村边，离他的房子不远，是甘王庙，他迈着蹒跚的脚步，将我们带到甘王庙前。他告诉我们，甘王是武宣人，五代十国时期被封为护国大将军，这个庙就是为纪念他而建的，至于他为什么“落户”弩滩，就不得而知了。

老人带我们在庙前庙后转了一圈，介绍了甘王庙的历史。甘王作为护国大将军，他可能尽力护持一方，因而据说此庙比较灵验，深受四乡群众的爱戴和膜拜。现在甘王庙有左右两殿，当年游神的时候，上里和下里的人都想抬着神主出游，结果一个村子抢到了神像，一个抢到了香炉，最后两村各不相让，干脆各立神殿，分开祭祀，到游神的时候，就各走一路，一边走上里路，一边走下江路。如今，一般人已不太懂得这段抢神的历史，进得庙来烧香，是两边都要烧到的。

庙的基础宏大，据说原来有三进，是明代所建，现在只剩下一进敞开的大殿了。大殿上的神像做得比较粗糙，神像旁刻着“积德行善、教子朝天”八个字。人们却不计较这一点，每年的正月十六，都会从四乡赶来祭奠参拜，成千上万人簇拥前来，祈求甘王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喜义老人那粗大的手拨开庙前的丛草，草丛中露出半截石头来，老人说这就是原先立在甘王庙两旁的楹联，经历过从明代至今的风风雨雨，埋藏在这里颇有日子了。我走上前去，看到石头上残留着几个苍劲的大字，只是全文已看不到了。

喜义老人告诉我，这石头上的对联全文是“灵飞鹿岭英毓象台，功成南汉德著北江”——赞颂的显然是甘王一生的功勋业绩。“旧时候，人们往武宣、柳州去都要坐船经过这里，人们都愿意停下船来，上岸给甘王庙烧烧香，以保佑自己一路平安，升官发财，那时的香火真是旺极了！”老人感慨地叹道，“当时庙门前还立有两只石狮子，高大威武，又十分生动，后来庙塌了，石狮子用船拉到了别处。桂平西山大门前的那两只石狮子，就是1970年从这里拉去的。”

老人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住了，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在这里设立弩滩乡政府，管辖一方秩序。国民党的乡长江明佳，为了剿匪，为了杀一儆百，不惜将自己涉匪的亲侄子也杀了。他说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占领了大炮坪，在甘王庙设了个点，安置下一小队日军，以确保大藤峡通航的顺利。

掩映在草丛中的甘王庙门联残存石刻（潘大林摄）

珠江水利局设置的水文标志（潘大林摄）

老人说到大炮坪旁边的那条南渌江，可以直通到江口镇，新中国成立前从黔江上下的货船，为了避开设在桂平城区那里的税收检查点，就在大炮坪将货物从船上卸下来，再装到小舢板上，晚上利用夜色掩护，偷偷地通过南渌江运到江口镇去，再装上大船，运下梧州、广东和港澳。说到20世纪80年代，生产队卖了队里的几头牛，到柳州买回一台水轮机，安装在南渌江上，带上一个10千瓦的发电机，既抽水，又发电碾米，一举三得。

老人说到清澈的河水被抽上江岸，让许多旱地都变成了丰产田，种上了优质的稻谷，又办起了糖厂、碾米厂。周边群众挑着他们的稻谷到来，放进碾房，不一会就会有晶莹剔透、散发着清香的稻米出来，方便极了。村里家家户户点上了电灯，入夜时分，村子里一片通明。

从那以后，生产队年年粮食丰收，年产粮16万公斤，每人分到粮食300公斤，还卖了不少余粮给国家。队里一个劳动日分值1.1元，远远高于周边的村子。那时候，其他村子一天能分到三四毛钱，已是很不错的了，而这里的人几乎等于领到一个中专毕业生的工资，很多女孩子都想嫁到这里来。

多年之后，水轮机坏了，村里的日子才每况愈下，变成一个偏僻边远的穷村子……

脚下，就是当年安装水轮机的遗址，现在只剩下一道水坝，面上的建筑早已荡然无存，那个漩涡里潜藏着的，也许还有那个不停地旋转了20余年的转页。望着这个历尽沧桑的“古董”，我们一时默然。

老人的女儿熊燕霞回来了，她是蒙圩镇的副镇长，也是二期征地拆迁第一组的组长，她带着她那个工作组的人回到家来，就在家里做饭，什么都是现成的。她本来在柳州工学院学的是汽车专业，现在汽车业那么吃香，如果她坚持做下去，前途不可限量。但10余年的兜兜转转，命运将她送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回来做乡亲父老们的征地拆迁动员工作。

所幸都是乡里乡亲、叔伯兄弟，她利用是自己娘家的优势，召集村民们开了几次会，一户户走访了所有的征地拆迁户，经过一番耐心细致的工作，村民们一个两个都签了同意拆迁的协议，她的哥哥成了最后一个，最后也还是签了。

光绪版《浔州府志》关于甘王庙的记载（潘大林摄）

其实他们一家，从她父亲开始，就与大藤峡工程结下了不解之缘。父亲熊喜义1957年初中毕业，进入浔州高中，刚走进校门，却因家里经济实在太过困难，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校园，走回到绿竹村中来。

后来，他被抽调到县水利局的训练班，经过半年的训练，学了些测量绘图一类的基础知识，成了县水电测量队的成员，每天工资7角钱，约等于1斤猪肉钱，这在当时已是很不错的待遇。他们整天头顶烈日，脚踏泥泞，行走在全县各处的水利工地上。那时，苏联水利专家正在大藤峡搞测量，尽管喜义无缘与他们一道工作，但耳闻目睹，他还是记住了苏联专家描画的大藤峡的远景，把他们所设计的74米水库高度牢牢地记到了心里，直到今天还没忘记。

“74米，多么伟大的工程啊，水库连武宣、来宾、柳州都淹没了，如果按那个设计，肯定是当时全中国最大的水电站，拆迁移民数以百万计！要是那个时候动工，大家都听中央一声号令，拆迁的难度可能还不算太大，但放到现在，就简直不敢想象了！”老人迭声叹道，有几分遗憾，有几分感慨，又有几分惋惜。

他说，后来苏联专家虽然撤走了，但还是将两大罐柴油留下来，直到多年之后，上头才派人来将油搬走，当时的老百姓从没人想要偷点油回去给自己用。

到1979年，国家重新启动了对大藤峡的钻探测量，准备1982年开工建设。当时还来了许多外国人，叽里咕噜说了一大通，带来的翻译说水电站将由日本、美国投资，1984年就可以发电投产。大家很是配合，将弩滩周边的竹木都砍光了，都没有怨言。他们只想着，能快一点看到电站建成，早日为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就在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中，人们变得有点不相信大藤峡水利工程能够真的上马了。

“而当时，人们太纯朴了，实在是太纯朴啦！”喜义老人感慨地说。

其实，今天也还有纯朴的人，喜义老人的大儿子、熊燕霞的大哥熊生就是一个。

熊生每天驾船去观测水位，风雨无阻（潘大林摄）

他是珠江水利委员会聘用的大藤峡水文站工作人员，今年53岁了。1984年他22岁，应聘进了水文站，一干就是30年。30年，一万多个日子啊，不管是盛夏还是严冬，不管是烈日还是暴雨，他每天都坚持到水文站去两次，一次是清晨，一次是晚上8点，风雨无阻地记录下当天的雨情水情，给珠江委员会、给大藤峡的建设者，提供一份最直接的水文资料。

在此之前，已有黄秉刚、潘瑞清、张志英等多位同志在这里工作过，有的还是外地人，其中一位叫张志英的水文记录员、一位开船的舵工，还先后献身在自己的岗位上，尽管前后相差了多年，但都因为乘船时落进江里，死于非命。

因而这份工作，不仅仅需要一份体力，需要一份耐心，更需要一份勇气和一份细心。熊生开着一艘小机船，将我们拉到水文站那边。水文站的小房子在对面的半山上，两道长长的水泥横梁上，安装着记录仪器。推开门，打开仪器，就会看到像心电图那样的记录痕迹。

刚入站那年，他每月才领55元，现在逐步提高到900多元，扣除了各种保险金，领到手700多元。工作尽管不辛苦，但每天都要到位，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脑热头疼。一次，他的脚踩到铁耙上，脚被耙钉洞穿了，钻心地痛，他用布条包上伤口，还是坚持一步一跳地前往观测记录。

1994年6月，天下着倾盆大雨，每小时的降雨量达到20毫米，全部降雨量330毫米，江上白浪滚滚，波涛连天，洪水淹到了家门口。就在那样的环境下，他还得独自驾起小船，到水文站去工作。“那场大洪水，水位淹到了脚下这里——”熊生指指脚下，这里已经是半山腰了。笔者想象着那洪水滔天、浊浪排空，想象着他驾一叶小舟在江中风雨飘摇，就像一只蚂蚁落在漂荡于波涛之中的一张叶子上，不禁对他产生了几许敬意。

“工程完工之后，江水的水位将会上升到那里——”他手指着半山上一棵树的树梢对我们说。望着那棵树，笔者内心估算着水位的高度，心想到了那时，周边肯定就是高峡平湖、碧波万顷的壮阔景象了！

2015年春节过后不久，就是元宵节。元宵节后一天，正月十六，正是人们祭祀甘王庙的日子。人们穿上簇新的衣服，敲锣打鼓，扛着旗帜，撑着雨伞，抬着烧猪等供品，或乘车，或步行，从四面八方向黔江边的大炮坪出发。天阴沉沉的，淅淅沥沥下着小雨，但人们都毫不理会，继续戴笠的戴笠，撑伞的撑伞，沿着山道逶迤而来。

水位将远远高于现在的水文观测站（潘大林摄）

这是在大藤峡口原址上祭祀甘王庙的最后一次庙会，尽管那些崇拜甘王的人，可能连甘王是什么人都不知道，但他们却心甘情愿地让这位神祇来左右自己，为他们的生儿育女、婚礼寿享和福禄前程，做一番暗中的保佑。千年之前，那位甘王大将驾舟往来于大藤峡之上，大概他怎么也没想到，他身后竟然会享此殊荣、担此重任。

按照工程建设规划，甘王庙将择址搬迁，搬到别的地方另建新庙，国家为此拨下了专款。以后这位护国大将军，就将在另一个地方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那时的甘王庙，势必会更宏伟，神像更魁梧，香火也会更旺盛！

但是，今天这样的盛会却是最后一次了，人们怀着别样的心情和各自不同的祈求，来到甘王庙前。虔诚的人，进庙前就先捐上5元、10元、数十、100元不等的钱，就能得到庙里提供的本子、笔、龙巾、香烛之类的东西，拿着这些东西进门，就会有一位妇女迎上来，笑眯眯地将一条红色缎带围到客人颈脖上，再笑眯眯地唱上一段旁人很难听得懂的估计是祝福祈祷一类的小曲。

小曲当然难听得清楚，因为鞭炮声在周围炸响着，一片灰蒙蒙的硝烟连人的脸面都遮盖住了。

甘王庙外空阔的大炮坪（潘大林摄）

中国人有着无数与自己密切相关的神祇，不管是玉皇大帝，还是各路神仙，不管是土地城隍，还是关帝岳武，不管是水魄山神，还是英灵野鬼，都被赋予保佑苍生、散布风雨、裁决对错等神奇的期望。时间一长，这些东西就成了文化的力量，有时候，这些力量比现世的力量来得更巨大，也更隐蔽。

参加庙会的游客乘着游船接踵而至（潘大林摄）

因而，人们都乐于相信和祈祷这些神祇。因而，这个甘王庙才得以成为桂平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而，这个甘王庙的庙会，每年一度都会有数万人前来参与。因而，这个庙会也给许多生意人带来商机。

今年的大炮坪上，就摆满了各种东西，从米粉、饮料、糖果、玉米、香蕉、苹果等各式吃的，到衣物、手机、饰件、鞭炮、彩票等各式用的，甚至还有一家农用车公司将他们的产品运到江边的空地上一字摆开，吸引了大众的眼球。

锣鼓喧天地响着，狮子激情地舞着，人们欢乐地跳着。那些摄影发烧友们不失时机地穿行于人群当中，选取着他们需要的镜头。黔江边上停泊着数艘客轮，它们将越来越多的客人陆续送到这里，让今年的庙会成了名副其实的一次盛会。

江风吹来，小雨停了，雾气逐渐散去。或许是甘王看到人们的虔诚，施起了他的法力，让天空终于放晴，让前来参加庙会的人领略到了更多的满意与欣悦。

庙会上的舞狮表演（潘大林摄）

是的，作为庇护一方的神祇，他安享着人们多大的尊崇和祭供，就有多大的义务和责任。连月不雨，土地龟裂，他就要下雨救旱，让作物丰稔；暴雨连绵，洪水上涨，他就要止雨放晴，让土地干爽。他尽管是人们心目中的主宰，其实反过来，更被人们的意愿主宰着。

种禾要雨晒盐晴，这就是做神的两难选择，而正是在这艰难的选择中，人们更需要他为自己的心愿护持，这就是信仰的悖论，也是做神、做人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