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心灵深处的回声_桂平大藤峡的故事

发自心灵深处的回声_桂平大藤峡的故事

在工作组连续工作五个多月之后，2014年9月，库坝区移民指挥部在新址落成了。原先，指挥部一直在桂平市移民局办公，那里离库坝区远，工作组下乡、群众来办事，都很不方便，加上办公场地狭窄，百多号人，连坐的地方都不够。

于是，市里为了方便工作，在离城区四公里、离坝首约两公里的适中位置，租用了黎明村的二十多亩土地，建起了一个占地二十多亩的“四合院”——现代的板房建筑。

过去大寨人有一句豪言壮语，叫“先治窝、后治坡”，意思就是先将村里的田地整治好，再将人住的房子建起来。这种思路，其实是在一穷二白情况下一种无奈的选择，是毛泽东时代“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思想的一种反映。但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以人为本观念的逐步确立，旧思想显然已不太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了。

于是，政府决定为工作组建一个“窝”，一个相对固定的家：里面数排板房围成一圈，高二层，接好水电，装上空调，放进办公桌椅，拉好电话、网线，将会议室、办公室、食堂、贮藏室、灯光球场、警卫室、卫生间、停车场等都一一完备起来，一是方便了来办事的群众，二是方便了工作组组员们上下班，三是方便了领导的检查视察，四是方便了各种业务人员的联系。(www.guayunfan.com)指挥部小院子外景（杨一帆摄）

有了这个窝，移民拆迁工作就更正规化、系统化、军事化，也更接近库坝区、更亲近民众了。指挥部还专门配备了12台工作用车，就停在停车场上，每个工作组一台，让组员们随时可以乘车赶往村里去。有了这些条件，组员们工作起来，也更尽心、更积极、更卖力了。

是的，大量的进村开会、思想交锋、谈心动员，还有丈量田地、清点竹木、察看坟地、弄清权属、消弭纠纷等工作，都需要田野作业，都需要组员和群众面对面地倾谈。每天他们回到办公室，往往都是累得一坐下来，连腿都不想挪动一下了。

笔者采访期间，曾在指挥部与大家共处一段时间，充分感受到了这种军事化的紧迫氛围：每天早上8点钟，大家从四面八方来到指挥部吃早餐，然后分头下到各个村去做工作。同时，也会有很多村子里的农民到来，他们或者仔细咨询有关政策，或者与工作组组员印证某块地的权属情况，或者领取相关的补偿款，或者什么都不为，就为刚刚从桂平街回来，想顺便在这里解决一顿中餐。

时间到了12点，没有下乡的同志会准时走进厨房，如果有农民兄弟在场，他们就成了组员们邀请的客人。大家一起走进食堂，开始吃午饭。吃饭时，大家免不了要谈事情，人声鼎沸，吵吵嚷嚷，食堂成了一个大市场，但这一点都不影响大家的食欲，也不影响吃饭的进度。指挥部的领导也和大家一同进餐，吃的同样是一汤四菜，一荤三素，当然，每餐的菜式都会不同。许多事情，就在饭桌上敲定了。这种前线的吃饭模式，一点不比战争年代差。

以笔者平日的吃饭进度，本来也算是比较快的，但在这里与工作组组员们相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十来分钟之后，饭桌上只剩下笔者和不多的几个吃得比较慢的女同志。按照电视上的有关说法，这种少于15分钟以下的进食速度，是无益健康的，但组员们顾不了那么多，他们一是因为工作养成了这种速食的习惯，二是因为要抓紧时间午休——如果有时间午休的话，要不到下午3点钟，他们又要开始工作，一旦工作起来，往往又会忙到太阳西斜了。

指挥部成了一个大学校、大熔炉和大战场，许多干部就在其中经受着体力、毅力和工作能力的锻炼，年轻的干部在锻炼中成长起来，中年干部则变得更成熟了。

午餐时间，指挥部餐厅变得非常热闹（杨一帆摄）

采访以桂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黄敏严为组长的宣传组，笔者就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宣传组有6个人，分别从宣传部、新闻信息中心、电视台、计生局等单位抽调而来。笔者的许多采访都是在宣传组副组长、桂平市电视台副台长潘日钦的引领下进行的。他带着笔者敲开了一间间办公室，介绍笔者认识了一位位工作组组员，为笔者提供了很多采访的方便。宣传组的同志虽然大多数是从事宣传新闻工作的老手，但征地拆迁对他们而言，却几乎都是新问题。

他们的任务，一是对外宣传，将大藤峡工程建设的重大意义和工程进度及时报道出去，二是社会宣传，要对老百姓广泛宣传移民拆迁的方针、政策，让大家听在耳里，看在眼里，进入心底，落实在行动上。自从工作开展以来，他们一共向社会各界散发了各种宣传资料一万余份，张贴了各种大幅标语一千余条，摄制了三条大藤峡宣传片，反复向人们播放宣传。

黄敏严说，宣传工作表面上看是软的、虚的，实际上却是实的、硬的，是走在一切工作前面的先行官。如果群众都正确理解了国家的政策和政府的意图，理解了我们工作组的良苦用心和进村的目的任务，征地拆迁工作就会好做多了。

黄敏严认为：宣传工作必须虚工实做（杨一帆摄）

陆阳是计生局的司机，这次他连人带车抽到指挥部来，负责车载宣传工作。每天一早，他开上那辆中巴，打开高音喇叭，沿着进村的小道开去。高音喇叭里交替播放着各种歌曲和宣传资料，对大藤峡工程的意义和征地拆迁的要求、补偿的标准等，都详尽地做着解释。

不了解你的人，还以为天天都有靓女陪着你下乡呢——有人这样对陆阳开玩笑，因为喇叭里播音的都是女播音员，清脆的声音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负责每天开着宣传车下村宣传的陆阳（杨一帆摄）

其实，人们很难看到陆阳的难处。有一天，天上下着大雨，宣传车陷进了一片泥淖里，倒了半天都倒不出来，四个轮子不住地打滑。陆阳只好下车去搬石头垫轮胎，天上的雨没有停的意思，不一会，他就成了一只湿淋淋的落汤鸡，身上沾满了泥水，脸上也成了大花脸，只有眼白露着，这副模样乍一让人看到，肯定要吓人一大跳。弄了半天，车还是开不出来，没办法，只好打电话回指挥部，让他们开来勾机，将汽车从泥淖里拉出来。

在陆阳这个年纪，正是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最沉重的年纪。一到指挥部，他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将家里的一切都托付给了父母，让他们接送儿子上学。他决心，只要在指挥部一天，就要做好一天的工作。宣传车的喇叭烧了，他得想办法换回来；轮胎爆了，他得换回来；群众想喝矿泉水，他也得常备数箱放在车上；村民找他要烟抽，他就算自己不抽，也要想办法满足他们的愿望。有时候，道路被村民用石头堵死了，他只好小心地倒转车头，再寻找另一条路开去；有时候，村民拦住他的车，说有事要到市里去，他尽管一时没空，但不好拒绝，便将他们请上车来，拉进城去。他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藤峡，为了那个无数人为之盼望了百余年的大梦。

宣传部新闻科长杨一帆是个资深的新闻人了，长期从事摄影和文字报道工作，写过很多出色的报道。尽管如此，他觉得在指挥部的工作，还是最辛苦、最自豪，也最让人刻骨铭心的。从工作性质来看，他的自由度比一般工作组组员要大，但任务也更重。他负责收集整个征地拆迁的图片资料，除此之外，领导来考察调研，他必须到位；各种会议汇报，他必须到位；工作组进村，他必须到位；拆迁户的生活情景，他也必须拍摄存档。

开头，一些农民对他的工作并不理解，纷纷驱赶他、威胁他：拍拍拍，拍你个头啊？再拍，就砸烂你的相机！但一帆知道他们也就是说说而已，他仍在对着摄影对象，不停地按下快门。他明白自己的任务，就是要为整个征地拆迁工作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因而事无巨细，他都要拍下来。他坚信多年之后，当大坝巍然屹立，大藤峡高峡出平湖之际，会有人向他索要这些照片。照片中，有那些早就被拆掉的老房子，有村民们熟悉的村道、祠堂、学校、厅屋，甚至路树、水井、晒场、竹林、铁黎木、玉米地……

杨一帆为大藤峡工程留下了无数鲜活的照片

一来二去，村民逐渐理解了他，反过来要他帮助拍摄自己的家，拍摄自己的家人，拍摄自己的生活场景。再后来，他们结婚请他去帮拍照片，生日要他去帮拍照片，过节要他去帮拍照片，为的就是想给自己留下一点珍贵的记忆。他将照片冲洗好，给他们送上门去，他们开始喜欢上了这位摄影师，见他就请他吃饭，请他喝酒，请他吃狗肉，将他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对搞摄影的人来说，有时要拍一张好照片，要守候时光，像守株待兔一样等待那稍纵即逝的机遇，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劳苦与艰辛。一次，他为了拍一张村子的全景图，中午没吃饭就出发，攀上了村子对面的一个山顶。没想到上到山顶，天上忽然乌云密布，雷声大作，下起倾盆大雨来。他一个人撑着一把伞，怀里保护着自己孩子似的相机，独自一人矗立在山顶上。头顶雷声炸响，眼前电光闪亮，雨水像瀑布般倾泻下来。一帆心里直犯嘀咕，实在担心炸雷会炸到自己头上来。但这个时候，就是担心也没有用，唯有咬着牙关硬顶上了。大雨一直下了一个多小时，才算逐渐放晴，明亮的斜阳从西天倾泻下来，给眼前的山山水水涂上一层亮丽的颜色。搞摄影的人都知道，这正是摄影的最好时机，一帆从怀里掏出相机，打开镜头盖拍摄起来，尽管打着雨伞的他，此时全身上下再也找不到一块干燥的地方了……

就是秉持着这种结缘、奋战的理念，大家的心都紧紧地围绕着大藤峡工程转，围绕着征地拆迁工作转，在各自的位置上做出了难能可贵的奉献。

按照设计，大藤峡工程完工后，将会像一条巨大的青龙，紧紧盘踞在弩滩之上，工作组组员李春以一首七言《感怀诗》，写出了自己对大藤峡工程的殷切期望：

大藤峡里碧波涌，弩滩庙旁卧青龙。

欣逢盛世建枢纽，圆却我辈卅年梦。

被人誉为名星组长的第五组组长黄坤才，更是以一份自己的工作体会，深切地表达了工作组组员们那种奉献的精神——

去年4月底，我接到市委组织部门通知，抽调我到大藤峡建设项目参加征地拆迁工作，看了通知，我内心充满挣扎。我在基层一线工作了27个年头，刚回到县城两三年，现在又要脱产回到最基层的农村去开展艰难的征地拆迁工作，太为难了。但仔细想一想，如果我们这帮在一线工作过的人不去搞这项工作，组织又找谁去呢？还是听从组织的工作安排吧！

正在做群众工作的李春（杨一帆摄）

我在大藤峡征地拆迁第五组担任组长，我这组连司机共10人，第一期的任务是征用大藤峡下航道出口用地160亩，第二期、第三期租地1000亩，房屋拆迁130幢等，涉及10个生产队、2000多名群众。

我们进村后，进行大量的宣传，但部分群众持怀疑态度，认为大藤峡建设宣传了几十年，连屁都没放一个，不相信我们的宣传，认为我们是为房地产开发商做工，叫我们拿中央文件来，拿批文来。我们多次组织群众开会，都不成功，好不容易通过发烟、发矿泉水聚集了部分男人到会场，会还没开始，来了一群妇女，把男人拉回去了。妇女们不知听了谁的唆使，叫男人们不要开会，不要签字，导致会开不成，会议费没人要。

黄坤才（左二）与同事们一道细心核对有关数据（杨一帆摄）

开会不成，我们工作组和村干部就转变策略，利用早晚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利用情理法拉近干群之间的关系，认亲戚，叫老表，想方设法打开征地局面，不断向群众宣传征地长补的政策和好处。针对群众对失地后子孙后代没有了土地怎么生存发展的顾虑，我们宣传大藤峡建设采取征地长补逐年提高补偿金，时间延续几十年、几代人，土地还在农民手上，不用耕作，但收益不比耕作收入少等好处。同时比较一次性领补偿征地款，土地款到手后，按照目前一些农村赌博、六合彩盛行的风气，一些赌徒容易到赌场一夜输光，好吃懒做者容易“坐吃山空”，而投资生意风险大，一旦不慎就血本无归等。这些容易出现的问题，群众听得入心入脑，都认为征地长补比一次性领补偿款好。

我们还专门找一部分老同志忆苦思甜，不要忘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才分得了土地，要大力支持国家的重点建设等道理。对我们的入户宣传，老同志比较容易理解，年轻人并不领情，而是一味强求土地利益，要提高征地补偿款等。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三番五次召集群众出来丈量土地都没有成功，直到6月初我们才做通了黎明村5队、14队大部分群众的工作，同意配合丈量大藤峡下航道出口的160亩土地。

为了征下大藤峡下航道出口这160亩的土地，工作组的同志们和村干部尽心尽力，面对繁杂的征地工作，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全线一公里多，每家每户每块地有的小到一平方米，大部分是密密麻麻的竹林，每棵竹每棵树，我们都要在地里穿梭，查看，统计。我们每个人除了携带工具外，包里就一瓶矿泉水，每天不厌其烦地向群众宣传大藤峡征地长补政策，同样的内容，在不同的群众面前，每天每人讲几十次，上百次，就这样顶着酷暑忙忙碌碌，衣服干了湿，湿了又干，都没有一句怨言，中餐饭装到田间地头和群众分着吃。

丈量土地的时候，正是6月底7月初，是流感多发阶段，我们工作组10个人，我等6个人得了感冒，而且比较严重，都要打吊针，连续几天都是利用中午、晚上去吊针。大家都没有请假，坚持上班，坚持进村入户，终于在7月中旬把这160亩土地征下来了，签订了协议，发放了征地款。有了这160亩土地做基地，大藤峡指挥部填土，进坝大道填土，就有了保障，否则要到20公里外面取土来填，工作量不知要大多少，所以打响下航道出口征地这一炮，就大大加快了大藤峡建设工作的进程。

从9月份开始，我组转入大藤峡建设租地工作。租地工作并不比征地容易，工作组在宣传发动工作中也遇到了不少阻力，有个别人放风，租了地就不回来了，把土地和老婆等同起来，不能租，说什么工作组的人能把老婆出租，我们就租地，等等。我们在工作中，除了政策的宣传，也用实际行动为民办实事，比如帮村路填几车石碴，帮群众装水装电等。比如黎明村6队有一农户叫辛汉球，十多年前来他队里安装自来水时，他为了送子女读大学，无钱安装自来水，一直到邻居家借水用。这次我找到他家去做租地工作，他向我提及安装自来水的问题，我就当即打电话给自来水厂领导反映了这个问题。一个多钟头后，自来水厂派人到该户了解情况，下午就帮他安装好了自来水。过后，辛汉球这个在村中有威信的人，逢人便说工作组是为国家建设来做事的，我们群众要大力支持，群众也慢慢理解了我们的工作。黎明6队租地近100亩，一个星期完成了丈量，只用三天时间就完成租地协议签订工作。

工作组组员与村民一起讨论征地拆迁和移民安置工作（杨一帆摄）

我们在工作中，还积极帮助农民解决土地纠纷，有的争斗几十年，打了十多年官司的纠纷，在这次大藤峡建设的征地、租地过程中，我们帮他们进行调解处理，化解了因土地纠纷形成的兄弟、邻里之间的长期的积怨，取得了群众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大力支持。

财务人员向村民发放青苗补偿款（杨一帆摄）

我想，大藤峡的建设过程，也就是不断深化群众路线，掌握群众需求，切实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的过程。在这次大藤峡建设的征地拆迁工作中，我们虽然和群众有过分岐，乃至争执，但通过深入开展群众路线工作，最终获得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甚至结了缘，交了友。今后的工作只要我们用和蔼的态度，贴心的服务为村民办实事，解难事，就能做到使征地拆迁工作常态化，减小征地拆迁工作的阻力，大藤峡建设就能和谐发展，顺利推进。

黄坤才是桂平市农业局的党组书记，他那些酸甜苦辣的体会，无疑道出了许多工作组组员的心声，只是许多组员自己不愿说出来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