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光熠熠的法兰西近代文学_法国历史故事

星光熠熠的法兰西近代文学_法国历史故事

19世纪的法国文学几乎发展到了它的顶峰，文学主流开始摆脱政治和国家的控制，它不同于官方文艺、学院派、古典主义的那些文化艺术流派，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政治反对派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在帝国时期。帝国政府设法压制那些创新的流派，其目的一是可以保护传统文化艺术，二是可以防止非官方流派对帝国体制的冲击以及对社会弊端的揭露。雨果、福楼拜、波德莱尔、欧仁·苏等一大批著名作家先后遭到了审讯或迫害。但是，文化艺术的创新和变革终究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潮流。复杂多变的社会矛盾，给19世纪的法国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使得它走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涌现出的著名作家有：夏多布里昂、拉马丁、维尼、大仲马、缪塞、雨果、乔治·桑、欧仁、司汤达、梅里美、巴尔扎克、福楼拜、波德莱尔、魏尔兰、左拉、都德、莫泊桑、儒勒·凡尔纳等。在以往的三个世纪里，一般每个世纪只有一个主要文学流派，而19世纪则文学流派纷呈，主要的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等。

一、浪漫主义流派。

文学艺术上最显著的特点是浪漫主义流派的兴起和发展。浪漫主义是和古典主义相对立的文学艺术流派，它反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要求扩大艺术表现的范围，赞赏人的个性、本能和感情，歌颂自然，反对崇拜理性。浪漫主义起源于英国和德国，紧接着出现于法国，可分为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

早期浪漫派，除斯达尔夫人属于积极浪漫主义之外，几乎都拥护波旁王朝，歌颂保王主义和天主教，其中有夏多布里昂、拉马丁、维尼等，均属于消极浪漫主义。(www.guayunfan.com)积极浪漫主义的早期代表斯达尔夫人，曾寓居德国，受到同时代德国作家的影响，她在《论文学》和《论德意志》两部文艺理论著作中奠定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础。早期浪漫派中的一些年轻人经过彷徨徘徊后，认识消极浪漫主义虽然和他们一样反对现存的文学主流，但消极浪漫主义所企望的是历史倒转，恢复封建秩序。于是他们最终和消极浪漫主义决裂。1824年后，法国复辟王朝全面走向反动，而积极浪漫主义却不断发展，最终取代消极浪漫主义而成为浪漫主义运动的主流。

法国文学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维克多·雨果（1802～1885年），出生于贝藏松一个军官的家庭。1827年，他出版了诗剧《克伦威尔》，在序言里，提出了浪漫主义的纲领。他从戏剧角度反对古典悲剧的形式法则，主张戏剧应师法莎士比亚，争取更大的自由与真实。他提出对照原则，认为艺术的任务要再现一切事物的对比，要描写“崇高文雅”的一面，也要描写“丑怪粗野”的一面，强调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可成为艺术题材。《〈克伦威尔〉序言》的发表标志着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之间的继续分化，确立了雨果在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的领袖地位。1828年，他写了戏剧《玛丽蓉·德洛麦》遭到禁演。1829年，诗集《东方集》问世，诗集歌颂了希腊民族解放斗争，充满对自由的热烈向往。1830年，发表了他浪漫主义戏剧的代表作《爱尔那尼》，该剧颂扬了主人公爱尔那尼反抗社会，反抗封建暴君，追求纯真爱情的精神，艺术风格上打破了古典主义悲喜剧的界限，呈现出浪漫主义的丰富多彩。1831年，他又在小说方面创作了浪漫主义的标本作品《巴黎圣母院》，小说谴责了那个使表面丑陋而心地善良的卡西莫多和吉卜赛女子爱斯梅拉达遭受苦难的社会，感人至深。同年，雨果还写了诗集《秋叶集》。之后他又发表了一些诗集、戏剧和小说。1811年，他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法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还有小说家乔治·桑、诗人缪塞、诗人和歌手贝朗瑞及文学家大仲马。

乔治·桑（1804～1876年）法国著名女作家，在她19世纪30年代的小说中，主要涉及妇女问题，她从人道主义出发，主张妇女有不受婚姻习俗束缚的爱的权利。40年代，转而创作“社会问题小说”。1848年革命后，她放弃政治活动，隐居乡间，开始写作田园小说。一生写下105卷文艺作品，20卷回忆录及大量论文。著名的有《雷丽亚》（1833年）、《木工小史》（1840年）、《安吉堡的磨工》（1845年）、《小法岱特》（1849年）、《弃儿法朗莎》（1850年）等。她的作品多以爱情为主题，但敢于触及社会问题，揭露出社会的黑暗与邪恶，和对美好理想的向往和追求。

贝朗瑞（1780～1857年）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当过旅馆雇员、排字工等。直接从法国民歌中吸取营养，创作了大量歌谣，其诗歌具有强烈的反抗性，表达了人民大众的情感。在拿破仑时代，他那抒情婉约的歌谣就引起反响。拿破仑倒台后，他用诗歌抨击波旁复辟王朝，讥讽君主专制和反动教士。他的诗歌风格朴实、明快、自然、形象，充满生活气息，并与现实斗争紧密结合。贝朗瑞最有名的诗歌是《意弗托国王》、《穷人的上帝》、《头脑简单的查理的加冕礼》、《老奶奶》和《老军士》等。

大仲马（1802～1870年）是法国19世纪多产的作家之一，他从戏剧创作开始文学生涯，后撰写历史小说，留下近300部作品。但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却颇有争议。他的早期创作和浪漫主义相联系，发表了《昂利第三及其宫廷》（1829年）、《拿破仑·波拿巴》（1831年）等剧作。他的历史小说不注重史实，而是追求生动曲折的情节，充满浪漫传奇色彩。最主要的作品有《三个火枪手》（1844年）和《基督山伯爵》（1844年）。大仲马的后期创作变得商品化了，为了获取金钱，他曾以极高的速度粗制滥造了一些作品。

二、批判现实主义流派。

批判现实主义兴起于19世纪中叶，是从浪漫主义的阵营中脱颖而出的。一些作家不再满足于借历史题材、异国情调来隐喻理想和感情，来表达自己的追求。由于他们对现实的不满，转而要求真实反映现实，用批判的眼光观察自己所处的现实社会。其主要代表作家有司汤达和巴尔扎克。

司汤达（1783～1842年），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早的代表作家之一，出身律师家庭。17岁参加拿破仑军队，把拿破仑当作英雄崇拜。复辟王朝建立后，司汤达侨居意大利，开始文学创作。19世纪20年代初回国后，参加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论战，发表了著名文学论著《拉辛和莎士比亚》（1823年），他虽然站在浪漫主义立场上反对古典主义，但他的所谓“浪漫主义”实际上就是现实主义。他强调文学要反映现实，为现代人服务，《拉辛和莎士比亚》实际上奠定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

司汤达的主要作品有两部：《红与黑》（1830年）和《帕尔马修道院》（1839年）。这两部小说都是描写紧接着拿破仑垮台以后的时代。《红与黑》的场景在法国，《帕尔马修道院》的场景在意大利，两部小说中的主人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度，但他们的理想，对外界的反应和一般的举止都是十分相似的。于连（《红与黑》的主人公）和法布里斯（《帕尔马修道院》主人公）都是司汤达想象中的自己，他们为了追求幸福不惜伪善欺世，一切服从自我中心和利己的原则，在他们身上反映出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观和幸福观。司汤达赞赏小说主人公的处世哲学，并不等于赞赏虚伪，恰恰相反，作者通过肯定他们只是想说明一个简单的现实：在现今社会，伪善已成为统治力量，每个试图飞黄腾达的人都不得不向它顶礼膜拜，从而批判了现实社会。这就是他的作品的价值所在。此外，司汤达的小说也反映出贵族和民众争权夺利的斗争、教会和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知识分子右翼的情绪，有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现实。

无可争辩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首推巴尔扎克（1799～1850年）。他生于图尔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以后随家迁往巴黎，曾在一家法律事务所当办事员，一度因文学创作未获成功投笔经商，做过出版商和印刷厂老板。到1828年因破产而欠债累累，遭警察局通缉和债主逼债，他只得隐姓埋名，继续创作。坎坷的经历为他写出反映当时社会全貌的小说打下了基础，1829年出版了第一部以真名发表的作品《朱安党人》，一举成名。1834年，他设想了一个庞大的计划：要把他的全部小说，包括已经发表的和即将动笔的，合成一部巨作。1840年，他把这部巨作取名为《人间喜剧》。《人间喜剧》最后包括了巴尔扎克1829～1847年间写的长、中篇小说和随笔97部。

在《人间喜剧》中，他揭露了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社会，对处在不同阶层、不同活动场所的男男女女，总计约2000多个人物的活动进行了描述，为人们提供了一幅当时的社会风俗画和心理解剖图。在巴尔扎克时代以前，爱情是文学创作最重要的主题，而巴尔扎克第一次把金钱放到作品的重要位置上，使人无时不感到金钱在当时社会的统治力量，从而反映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和某些弊病。巴尔扎克还描写了农民的贫困生活以及里昂织工的起义，对普通民众的悲惨命运寄以同情，这些创作方法和题材对于以后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作家都有深刻的影响。《人间喜剧》至今仍不失为我们认识当时社会一本有价值的教科书。

三、自然主义流派。

自然主义作为一个流派，产生于巴黎公社之后。它实际上是19世纪文学中现实主义原则的片面发展。它强调摒弃幻想，面向事实。它从自然科学的观念出发，认为人不是社会的人，而是受生物学和病理学规律支配的人。自然主义作家不是不关注社会环境，但他们看不出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他们的眼里，社会矛盾与丑恶现象仿佛是永恒的。不过，许多自然主义的杰出代表也并非完全把自己局限在狭隘的理论中，难怪有人说，左拉的血管里流淌着巴尔扎克的血液。

左拉（1840～1902年）是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杰出代表，他认为作家的任务就在于揭示小说主人公的情欲和本能。他十分欣赏精密科学的客观性，试图把它移植到文学艺术中来，对人进行实验，就像科学家对化学元素进行实验一样，而对人的行为解释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遗传理论、病理学和人的性格与个性决定论。左拉最重要的创作，是他花了20多年的心血才完成的多卷本长篇史诗《卢贡—玛卡尔家族》。在这套小说中，重要的作品有《卢贡家族的命运》、《小酒店》、《萌芽》、《金钱》等。

这部长篇史诗的主要线索是：在普拉桑镇上，有位菜农的女儿叫阿杰拉依达孚克，神经不健全，与农民卢贡结婚后，又与一个叫玛卡尔的走私犯关系暧昧，她和这两个男人所生的后代贯穿着系列小说的始终。起初，左拉试图通过遗传理论来展现一家四代人的历史，说明狂热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极欲享乐的主要特征。但在后来的作品中，左拉所关心的遗传问题常常又退于次要地位，作品中的有些人物不是来自卢贡—玛卡尔家族。

《金钱》的主人公叫阿里斯蒂德·萨卡尔。他用欺骗的手段成立了一家有名无实的“世界银行”股份公司，对东方的工业和交通业进行投资，并从中大发横财。然而，萨卡尔的破产，使成千上万的储户成了一贫如洗的乞丐，但萨卡尔并没有洗手不干，而是继续进行非法行骗交易，成了交易所里的一个典型的强盗。

《小酒店》描绘的是法国社会底层的工人家庭的悲剧。洗衣女工翟韦瑟和建筑工人库保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他们为环境所迫，道德上走向了堕落。他们代表着粗暴愚昧的贫穷的工人阶层，恶劣的生活环境使他们产生了对酗酒的浓烈兴趣。

《萌芽》是反映劳工阶层的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小说开头描写的是法国北部的煤矿工人在悲惨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环境中，但他们忍气吞声，不与公司反抗，整天吵架、斗殴、酗酒。后来，公司为转移经济危机的影响，拼命压低工人工资，逼得走投无路的矿工不得不举行罢工。饥饿的暴动工人成群结队，摧毁路上所遇到的任何东西。

左拉生动地刻画了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群众形象，表达了他的思想情感和集体主义精神。左拉描写生活的手法酷似19世纪其他现实主义作家，但他更喜爱描写生活中最为普遍的平民百姓，更喜欢挖掘他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在情节安排上，左拉竭力用描写来刻画人物，而且这些描写非常认真、出色。但是他所描写的物质环境，似乎并不服从于情节和人物刻画。但总的来说，他对以揭露弊端为目的的法国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象征主义流派。

象征主义最早产生于19世纪末的法国诗坛，后来迅速扩展到其他文学体裁。这个流派的审美原则和艺术手法是建立在唯心主义世界观之上的，否定理智的意义，盲目崇拜直觉，他们所写的一切都带有神秘莫测、模糊不清的轮廓。在他们的诗歌或剧本里，哪怕所描写的是日常的琐事，也总包含着唯心主义的抽象理想。他们重直觉甚于理智，重形式甚于内容。象征主义诗歌是通过缓慢的旋律来表达忧伤的情调和生活的困惑，落叶、丧钟与残烛等一切令人想起人生短暂的感伤形象，成了这类诗人热衷表现的内容。

象征派代表主要有波德莱尔、马拉美、兰波、弗拉格、魏尔兰和罗斯丹等。在艺术形式上，象征派诗歌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法国诗歌，在影响范畴上，小而言之，它扩大到比利时、奥地利、德国和俄国；大而言之，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反响。

波德莱尔（1821～1867年）是19世纪后期法国文坛上杰出的诗人和重要的文艺批评家，他的诗集《恶之花》被称作是“象征派诗歌运动”的滥觞。“恶之花”按波德莱尔的意思是“病态的花”，这就点明了诗的主题。实际是突破了关于美的传统观念，描写丑陋的事物和病态的感情，目的就是“化丑为美”。这种全新的美学思想奠定了象征主义诗歌的基础。他的名诗《交感》篇被誉为象征派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的指南。

波德莱尔把当时很时髦的神秘主义哲学的“感应论”运用到诗学中来，认为诗人能够感觉到自然物之间，自然与人之间以及人的感官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秘密的联系”和“普遍的相似”。他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遗风的继承者，更是象征派诗歌运动的发起人。他的著名诗集《恶之花》和姐妹篇、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的诞生，宣告了法国现代诗的开端。此外，这位杰出的诗人也是一位重要的文艺批评家，他的理论著作广泛地涉及诗歌、小说、音乐、戏剧和绘画等诸多领域，其文艺理论著作有《人造天堂》及逝世后出版的《美学珍玩》、《浪漫派的艺术》、《1845年的沙龙》、《1846年的沙龙》、《1859年的沙龙》等。

《恶之花》是诗人天才的杰作，诗人一方面凝聚了他全部的心血、理想和信仰，另一方面又像激流碰到岩石般地发出了他心中的怒吼。他认定诗是真理的胎儿，而“想象力是真理的皇后”，我们的生活富于那种带有诗意、具备奇观的题材，我们仿佛是被奇异的气氛所包围而又沉浸于其中。他在《 <恶之花> 序言》中说：“什么叫诗歌？什么叫诗的目的？就是把善同恶区别开来，发掘恶中之美；让节奏和韵脚符合人对单调、匀称、惊奇等永恒的需要；让风格适应主题。”诗人有着奇特的审美情趣：丑中见美，痛苦中见喜悦，恶魔中见善良。诗人曾说过：“艺术有一个神奇的本领：可怕的东西用艺术表现出来就变成了美，痛苦伴随上音乐节奏就使人心神充满了静谧的喜悦。”

诗人对于美的艺术主张跃然纸上。把恶和丑升华为美，冲破了长期以来“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艺术法则，从而为象征主义及后来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尽情抒发个人抑郁、愤懑之情写好前奏。

魏尔兰（1844～1896年）是法国著名的象征派诗人。虽然他在进入文坛之初曾受巴那斯派诗人的影响，但他诗歌创作的基本格调与过分追求形式完美的巴那斯派迥然有异，他的诗歌也不像浪漫派诗歌那样直抒胸臆，他的落笔点在于描写那些与情感相对应的客观事物，并以此来表现诗人自己哀婉纤细的内心世界。1863年，他发表了十四行诗《普律多姆先生》；1866年，他的第一部诗集《土星人诗篇》问世，其中收录了他的早期诗作40首；1869年出版的《游乐画》收集了他创作的21首短诗；1870年结集出版了他的另一部诗集《好歌集》，收入该集子的《皎洁的月光》一诗，具有一种沁人肺腑的清新美感。1871年，他结识了比他年轻10岁的诗人兰波。兰波的新诗观念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最终成为一名坚定的象征派诗人，他的诗歌从学中来，认为诗人能够感觉到自然物之间，自然与人之间以及人的感官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秘密的联系”和“普遍的相似”。

在著名的诗篇《诗的艺术》中，他阐述了关于诗歌创作的一些观点，他认为诗人的创作应有独特的风格，诗歌要介于明晰与朦胧之间。他还主张诗歌要具有音乐性，“所有的事物中，重要的是音乐”，“永远要的是音乐”。魏尔兰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方面的建树，使他曾经享有“诗歌王子”的美称，高尔基曾引用前人的话称赞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