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之后的农奴制_英国的历史

黑死病之后的农奴制_英国的历史

黑死病之后的农奴制状况直接涉及庄园制、劳役制和封建制度的兴衰，既是与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动密切相关的话题，也是史学界争论有年的焦点问题。学者们对此投入了持久的热情，对于黑死病的直接后果、社会影响乃至瘟疫本身的病因、传播和防治等方面，进行了“全景式”的研究。本书仅关注与农奴制有关的研究成果。[6]大体说来，西方史学界存在如下几种观点：

古典中世纪史家认为，封建主义衰落的标志是劳役折算，始于1348～1349年的黑死病；波斯坦和人口学派倾向于用人口危机的一般化概念，以之作为农奴制衰落进程中的界碑，将封建主义衰落起始时间推至1315～1317年的大饥荒；还有学者归结到13世纪末爱德华一世对法、苏格兰战争[7]；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虽然承认1381年农民起义前经济发生了重要变化，但是强调农民起义的政治作用。

几种观点各执一端，莫衷一是。甚至在古典派内部，对于劳役折算发生时间也未取得一致看法。施罗德·罗杰斯(Thorold Rogers)认为，劳役折算在黑死病以前就开始了，瘟疫削减了庄园劳动人手，反而造成了劳役的恢复。[8]与此相反，佩奇(Page)则认为，劳役折算是由黑死病引发的。由于维兰在劳动力稀缺情况下不断逃亡，追求高工资，结果，地主被迫屈服于农民劳役折算的要求。

问题在于，单单黑死病造成的人口下降，能够成为西欧和英格兰农奴获允折算劳役、地位得到改善的充分条件吗？如果仅从人口数量变化来讨论制度变革，是不是容易将问题简单化了呢？人口稀少也可以成为农奴主更严酷地将农奴束缚于土地、强化农奴制的原因。东欧正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实际上，劳役折算的发展在各地区并不均衡，正如格雷(Gray)所言，北部和西部的劳役折算在黑死病以前即已发生了，但在英格兰东部和南部，劳役一直保持到瘟疫之后。对于后者而言，黑死病显然难以成为农奴制衰亡的主要标志。

人口学派的波斯坦等人认为，庄园领主自营地经济的衰落才是断定封建主义衰落时间的关键，但他的立论更多地依赖于农业价格变化趋势，并不认为黑死病在自营地经济瓦解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地说，从14世纪早期以来，农业价格一直下跌，庄园自营地利润不断下降，1315～1317年的大饥荒正是人口和土地资源失衡的第一个标志，黑死病也是农业危机的一种体现，只不过姗姗来迟而已。如此说来，14世纪初期的大饥荒可以视为封建主义总危机的起点吗？历史偏偏又出示了相反的证据。1315～1317年饥荒后，生产谷物的大庄园继续从市场贸易中获利，谷价上升带来的收益超过了产量减少造成的损失。遭受农业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地区是那些人口稀少的贫穷地区，而不是人口稠密的富饶地区，如英格兰的东部和南部。甚至直到70年代时，许多大庄园的劳役和剥削还在加强，其地产收入仅比黑死病前低10％左右。总之，在饥荒和瘟疫过去很久后，大地主出售自营地谷物仍然能够保持他们的地位，特别是在英格兰南部和东部地区尤其如此。于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提出的“1381年农民起义”说，逐渐为许多史学家认可。(www.guayunfan.com)从历史上看，这一时期各地区领主都加强了对庄园经济的管理，力图保证庄园的劳动人手。政府也颁布一系列法令以强化农奴制度，并允许领主对逃离其司法权限的维兰进行捉拿。事实也的确如此，14世纪晚期英格兰大部分地区庄园经济一度繁荣起来，许多贵族领主的地产收入竟然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水平，甚至超过黑死病以前的岁入。一些曾经进行劳役折算的地区又恢复了劳役，许多用货币赎买回“自由血液”的农奴被重新套上枷锁。农民不堪重负，也难以忍受自由的剥夺，1381年爆发的农民大起义正是农奴制“反动”的产物，这在起义者向国王提出的要求中也得到了印证。

1381年6月14日，在迈尔·恩德(Mile End)同理查德国王的谈判中，以泰勒、约翰·鲍尔为代表的起义者提出：废除农奴制，将全部劳役折算成每英亩4便士的年租。6月15日，在伦敦城外的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泰勒偕同未返回乡的起义者继续同国王谈判，这次泰勒提出的要求极为激进，据一匿名编年史家记载如下：

除温切斯特法律外，世上不应该再有其他法律。从今而后，任何司法审判程序中不应再有流放之刑，领主不应再拥有领主权，其权力应在全民中间平分，唯有国王的领主权力可以保留。教会财产不应保留在宗教人员手中，给予教士足够的生活资料后，其余应在教区贫民之间均分。英格兰只应有一个主教和一名高级教士，剥夺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和住宅，除合理的生存必需品外，其余在人民大众之间平分。英格兰不应该再有维兰，也不应该再有农奴制，所有人都应该是自由人，人人平等。[9]

从农民起义者的这些要求中，可以看出，废除农奴制，给予普通民众以自由平等是起义的主要目标，这不仅反映了普通民众追求自由、向往平等的美好愿望，更体现了14世纪晚期农奴制在英格兰存在甚至一度强化的社会现实。

现在看来，企图以其中任何单一事物作为衡量农奴制是否衰落的主要标志，是不明智的。封建主义的衰落是一渐进而非突变过程。因此，劳役折算、黑死病、农业危机和农民起义都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一个个环节，单单一环都难以阐释封建主义的衰落，合起来则自然说明了这一事物的发展过程。黑死病的历史作用就体现在这一过程之中。

当然，作为独特的一种自然和历史现象，黑死病在封建主义衰落的历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在同样的经济条件下，东欧发生了第二次“农奴制兴起”现象。有学者认为，造成东西欧发展不同的重要原因是英国农民同地主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斗争的高潮就是1381年农民起义。[10]这同上述第三种观点一样，强调农民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提及阶级斗争，中国和东欧农民的斗争传统更为悠久，规模更大，次数更多，为什么难以挣脱封建主义枷锁？英格兰1381年农民起义也被政府镇压了，为什么战场上的失败者变成了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胜利者？

我们认为，阶级斗争对封建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不仅仅依赖于农民革命斗争的力度和强度，同时还取决于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的坚固程度及其内部结构。东欧诸国尤以俄国典型，实行中央集权，领主、教会从属于王权，统治阶级十分强大，相形之下，西欧普遍存在王权、领主和教会乃至城市多种独立力量，权力结构呈现一种相对“多元化”和权利分散状况。统治阶级力量的强弱是东西欧农奴制迥然有别的一大特点，因而同样面对农民起义打击，相应的也就呈现出不同的政治命运。

总而言之，可以认为，由于瘟疫削减了大量人口，农奴在劳动力稀缺情况下不断逃亡，因而直接引发了庄园经济和封建主义危机，多数封建领主被迫将劳役折算成货币地租或实物地租。牛津大学近代史教授E.F.雅各布(E. F. Jacob)也持同样观点，认为英国庄园经济由此开始了“租约取代惯例劳役时期”，封建领主除了某些势力较大的修道院外，都放弃了自营地，变成了一个个“食租者”(rentier)，而大量的维兰都转变成了挣工资的劳工。[11]尽管英格兰北部和西部一些庄园在黑死病以前即采用货币租，但从全国范围内来讲，尤其是英格兰中部、东部和南部地区，大多数庄园自营地经济是在黑死病之后才瓦解的。我们不否认天灾、瘟疫等这种不可抗拒力对制度变革的重要影响，但如果单纯认为人口变化就造成农奴制和劳役制瓦解，那就将问题简单化了。因为同样是瘟疫横行的东欧国家，随着人口数量减少，农奴制反而得到强化……

因此，正是在西欧王权软弱、统治阶级力量相对薄弱的政治环境下，黑死病成为英格兰封建主义总危机的一种标志。英格兰农奴制迅速衰落，封建庄园经济开始全面瓦解。1348年的黑死病代表了英格兰中古时期农村劳动力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频繁暴发的瘟疫给英国民众生命和财产造成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将英格兰经济推进低迷萧条时期，加速了农奴制瓦解和封建主义衰落。一方面，障碍性制度的消逝为农村人口流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大大推进了劳动力在农村社会内部流动，不过另一方面在相当程度上又削减了农村移民数量，制约了英格兰的城市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