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城镇中的佼佼者_英国的历史

传统城镇中的佼佼者_英国的历史

在17世纪，许多传统的中等城镇处于停滞、衰落甚至下降状态，比较突出的有索尔兹伯里、考文垂、贝弗雷和南安普敦等城镇。而在1640年前市场小镇尚能繁荣发展，但在17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两者已经同病相怜，再度走向衰落。1500年时，索尔兹伯里和考文垂繁庶兴旺一时，此后日渐衰落；英格兰中部地区和南部诸郡没有产生特别发达的地区性大城市，也许是地理位置太接近伦敦的缘故；在威尔士和英格兰接界的边境地区，伍斯特、格洛斯特和什鲁斯伯里都不能完全压倒其他城市脱颖而出。有些城镇在1700年时还不及半个世纪之前的水平。这也是一些学者认为17世纪英国出现危机的重要表征。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或者是由于传统制造业的衰落，或者是由于国内、国际贸易路线转移，也可能是腹地经济停滞所致。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地方老城市都处在危机阴影笼罩之下，一些古老地方省城对城市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比较著名的有诺里奇、布里斯托尔、埃克塞特、约克和纽卡斯尔等城市，它们都是传统城镇中的佼佼者。

布里斯托尔和约克从中世纪早期以来就是西部和北部的经济生活和文化中心，诺里奇则是东盎格里亚地区无可置疑的首府，埃克塞特和纽卡斯尔在1500年前就已经奠定了在远西和远北地区的显赫地位。直至1700年时，诺里奇、布里斯托尔、纽卡斯尔、埃克塞特和约克这五个城市依然是英格兰最富庶繁华的省城，人口各在12000～30000人之间，其中诺里奇约有30000人，布里斯托尔约有20000人，纽卡斯尔、埃克塞特和约克分别有16000人、14000人、12000人。[76]这些城市长期兴旺的原因很多，譬如它们全部位于交通枢纽要路，尤其是借助内河水运通往广阔内陆腹地；商业范围广阔、交易种类繁多，不易受到地方需求波动影响；此外，这些城镇还都是重要的地方宗教和政治中心，等等；当然它们也同小城镇一样没有完全脱离乡村生活，这是工业革命以前所有城市的共性。

但是，它们之所以获得大量农村移民的青睐是以下三个关键因素：长途和海外贸易、地区工业专业化以及地方最大社会活动中心。例如，约克商人通过赫尔和雅茅斯从事商业贸易，出口铅和布匹，进口谷物、亚麻、铁、酒和油；而纽卡斯尔被誉为英国“北方的眼睛”，以煤炭交易为中心，同时也从事食盐和玻璃贸易，供应伦敦和欧洲北部日益增长的煤炭需求，年出产量从16世纪60年代的35000吨增加到1660年的500000吨，超过了欧洲其他煤田产量总和，城镇人口则增长了四倍，从16世纪早期的4000人增长到17世纪90年代的16000人。[77]埃克塞特是西部同法国贸易往来的商业中心，出口西南诸郡呢绒换取法国的帆布、亚麻、酒以及从面粉到扑克牌各种商品。布里斯托尔则垄断了同欧洲南部的各种贸易，成为西南诸郡和威尔士提供原料和消费品的地区中心，逐渐取代了布里斯托尔内河水路上迈恩黑德(Minehead)、巴恩斯特布(Barnstaple)和比迪弗德(Bideford)这些小港口的贸易。[78]正是通过进口原料和消费品、出口地方产品的长途贸易，地方省城经济保持了旺盛活力，能够为源源不断到来的乡村移民提供就业机会，逐渐获得了跨地区影响，调节着地区经济的生产和生活节奏。

这些省城的海外贸易状况与其工业密切相关。所有地方首府在中世纪晚期时都是著名的呢绒生产中心，在16世纪早期时均衰落了。哈利法克斯、利兹和韦克菲尔德的竞争削弱了约克纺织工业，布里斯托尔和诺里奇也同样如此，但它们都迅速调整产业结构和贸易方向，像埃克塞特针对德文郡其他地区纺织业发展势头，主攻纺织业成品工序：漂洗和染色，布里斯托尔也从事染色并将威尔特郡、萨默塞特郡相邻地区生产的纺织品加工成衣，以及生产肥皂、精炼蔗糖；诺里奇的工业重要性是所有省城城市中最为显著的，尽管经常发生周期性的危机，但诺里奇仍旧是一重要呢绒生产中心。诺里奇的工业首先由于荷兰和瓦龙(Walloon)难民引入的新品种纺织品复苏了，在1580～1620年间繁荣一时。1660年后，国内市场对诺里奇当地生产的著名“呢绒”(stuffs)国内需求日大，纺织工业得以更大规模扩展。相形之下，许多其他老城镇没有抵挡住乡村纺织业的竞争。

诺里奇城市纺织工业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发展，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诺里奇城市管理阶层和精英人士较为开明，城市当局实行开放的移民政策，并在17世纪晚期放宽了对行业的限制，行业结构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因此，得益于大量农村居民的到来，其中也包括许多外国技术移民。直至17世纪末叶，诺里奇纺织业在国内外贸易的波动中稳如磐石，依然是英格兰重要工业城市之一，在多数外省城镇衰落的背景下脱颖而出，获得“小伦敦”之美誉。(www.guayunfan.com)从17世纪中叶开始，英格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规模变大，城市化水平超过西欧，在欧洲脱颖而出。17世纪英国城市化取得了显著成就，10000人以上的城市人口比例从世纪初的6.1％增加到1700年的13.4％，到1750年时人口在万人以上的城市由三四个增加到14个；[79]而欧洲其他地区城市化速度则明显缓慢下来，城市化水平最高的西欧和北欧(含英格兰)从8.1％增长到13.0％，也比英格兰低2.4％；倘若不包括英格兰则城市化水平还要低一些。同期整个欧洲(含英格兰)城市人口比例仅从8.0％增加到9.5％，提高1.5个百分点。[80]显而易见，17世纪是英国与欧洲城市化水平和地位显著提高的时期。详细情形可见图6-2。[81]

图6-2　1600～1700年时欧洲主要国家城市人口比例

由图6-2可知，到1700年时，欧洲许多国家，像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德意志、苏格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国的城市化进程出现衰退或停滞，其中比利时衰退最为明显，跌幅达7.1个百分点，由第2位跌落到第3位，而意大利则出现零增长现象，可见“17世纪危机”对上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英国是为数不多的“成功克服”危机的国家之一，城市化保持了稳定增长，而且是城市化水平增长幅度最大的国家——6.1％，虽然依然排名第6位，不过第一次超过了欧洲城市化15.1％的平均水平，达到16.9％。据统计到1700年，英国城市人口约为17.0％和乡村非农人口约占28.0％，两者合计约占总人口的一半(45％)；到1750年，城市人口和乡村非农人口比例分别上升为21％和33％，合计约占总人口的54％。[82]可见，英国总人口中已经有一半以上的居民摆脱了“依附于土地”和以农为生状态，主要依靠从事各种非农行业生活，乡村工业发展到原工业化阶段，为迎接农村劳动力更大规模转移——工业革命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可以合理推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大概也退出了“主导地位”。山东大学顾銮斋教授的研究成果印证了我们的判断：11～15世纪是西欧国家赋税结构演变的重要阶段，早期政府财政仍以农业税为主体，但自中后期起农业税比重出现下降，以关税为主体的商税地位日渐重要，在15世纪晚期的玫瑰战争期间关税一直是是构成王室收入的主要来源。到17世纪，关税的发展由都铎王朝时期的“鹅行鸭步”速度发展为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扶摇直上”，构成了政府财政收入的大部分。[83]换言之，税收体系中的商业化或农业税的边缘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社会的转型，也是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表现之一。既如此，我们大概就不能称此时的英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了。

上述数字和分析表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英国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国家，已经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可称之为“半工半农”或“半商半农”社会。当然，正如有的农民(peasant)已经摆脱了农业生产(farm)进城务工或经商，可依然没有接受市民文化、没有融入市民社会一样，如果从人文和文化角度而言，则17世纪的英国依然还是一个农业社会[84]，而且在18世纪完成工业革命之后甚至到19世纪，农本社会的一些价值观依然占据主流地位，土地贵族依然把持着议会两院多数议员席位和政府主要职位。今天某些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国家也依然充斥着浓浓的“农业社会”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