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下半叶～15世纪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

14世纪下半叶～15世纪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_英国的历史

大体说来，在劳动力转移初期，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可分为两个阶段：11～14世纪上半叶向城市流动(城市复兴)时期和14世纪下半叶～15世纪向城市流动(城市衰落)时期。第一阶段前文已述，这里主要关注后一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发展状况。

我们没有14、15世纪英国各城镇人口的详尽、精确资料，不过仍可作一些关于中古晚期城市化发展趋势的推测性判断。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英国多数城镇经济发展滞缓。黑死病和其他频频发生的疫病，使英国城乡损失了1/3～1/2人口，据哈彻尔研究，英国城乡人口数量大致徘徊在225万和275万之间，15世纪中叶为人口最低点——在200万和250万之间[27]，这样，13世纪晚期和14世纪早期的人口膨胀和耕地资源紧张矛盾得到全面解决，乡村出现许多闲置份地，个别村子和市镇甚至出现人烟荒芜现象。因此，在中古晚期的14世纪下半叶和15世纪，英国乡村许多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紧缺问题。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规模变小，多数城镇经济发展滞缓，物价低迷，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劳动力短缺。

在一般情况下，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与城市工业的兴衰存在密切的关系，繁荣兴旺的工业可以吸纳大量就业人口，提供许多人赖以为生的工作，城市则依赖于乡村移民流入从而保持城镇人口数量，这是农村无业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农业劳动力向城镇工业转移的规模取决于后者的繁荣程度，城市工业愈繁荣，对附近农村地区“拉力”越大，人口迁移规模越大。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古晚期，英格兰14、15世纪的城市发展状况从反面证明了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农村移民数量缩小，城市经济出现倒退和萎缩。来自托斯坎尼、英格兰和低地国家的证据表明，15世纪期间欧洲大多数地区至少经历了8～12次瘟疫。[28]英格兰在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各种疫病频繁发生，在1361～1362年和1369年许多地区经历了两次这样灾难性的袭击，以至于整个60年代被冠以“黑色”称号。

据有关学者统计，在1377年以后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英格兰至少经历了15次全国和跨地区的瘟疫和传染病：1379～1383年、1389～1393年、1400年、1405～1407年、1413年、1420年、1427年、1433～1434年、1438～1439年、1457～1458年、1463～1464年、1467年、1471年、1479～1480年和1485年。其中，1389～1393年间饥荒带来的疾病和腹泻在英国各地广为流行，1420年的疫病席卷了诺福克、肯特、伦敦、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1427年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的是一种叫“mure”的致人体质虚弱的风湿病，1485年的湿热病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人口膨胀状况一去不返，许多地区都出现劳动人手短缺现象。乡村存在大量土地和富裕的就业机会，农业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生存压力降低，在人口与资源比例配置上，天平向后者重重倾斜。

黑死病和其他频频发生的疫病，一方面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了农村社会内部流动的条件，另一方面却削弱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外部流动强度。如前文所述，农村人口多在村际和庄园之间流动，向城镇迁移和流动的移民数量大大减少，多数城市无法吸引足够农村移民来弥补人口损失。提高工资虽有可能招徕乡村移民，但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得城市工业无法同乡村和国外的廉价商品竞争，最后必然使原本不很兴旺的城市经济陷于困境。(www.guayunfan.com)有大量证据表明，在1370～1560年间城乡劳动力一直处于匮乏状态。据记载，1381年，男性劳动力的缺乏使得像铁匠、木匠这样传统的重体力行业中出现了妇女独立地工作的现象。[29]因而，尽管中世纪晚期经济变化的许多现象像纺织品出口增加、城乡生活水平提高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城镇商业，但是从长期来看，人口大幅减少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提出了严重挑战，造成了致命伤害。就全国范围而言，从14世纪末期和15世纪始，乡村人口向城镇迁移规模变小，英格兰大多数城市走向萧条之路。[30]

此外，14、15世纪城市人口、资本向乡村“回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工商业发展，从而制约了城市人口数量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尤其是15世纪上半叶，英格兰城市工业产量和海外贸易迅速萎缩，衰落的城市工商业对农村居民吸引力降低，这也是乡村移民减少向城市流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城市人口和城镇工业向农村迁移“回流”之所以出现，除前文所述原因外，同这一时期疫病频繁发作有一定关系。从1374～1420年间发生了13次瘟疫，其中有8次是地区和地方性的，在15世纪瘟疫似乎变成了一种“都市现象”，在1420～1485年间，伦敦城爆发了7次瘟疫，到15世纪中叶时，城市人口逃亡乡村以躲避瘟疫。1437年，民事法庭大法官从伦敦移居圣·奥尔本斯，选择了首都附近一地作为避难所；1454年，威廉·帕斯顿建议逃到农村免受伦敦瘟疫传染；1471年，约翰·帕斯顿爵士强烈要求将其兄弟从诺里奇市送到乡下；1471、1479年，绍斯韦尔(Southwell)发生瘟疫时，教士们都逃离了岗位。[31]甚至对中世纪晚期城市经济命运持乐观态度的评论者也不得不承认：大部分外省城镇在黑死病以后，人口较以前少了很多。悲观者则将1420～1550年称为“城市经济萎缩和人口持续削减”时期。

毫无疑问，中古晚期英格兰老城镇的人口大量减少，经济繁荣已成为落日余晖。14世纪晚期人口在4000人以上的12个主要城镇，当15世纪结束时得以保持原有规模的城镇尚不及总数一半，只有伦敦、科尔切斯特、索尔兹伯里和纽卡斯尔成功制止了大规模衰退。1377年，人口在1000～4000人的大约70个城镇中，阻止了经济衰落和实现人口和经济重新增长的城镇只有埃克塞特、普利茅斯、伍斯特、里丁、伊普斯威奇(Ipswich)5个城镇，绝大多数城镇都被经济危机击垮，人口和经济活动发生了萎缩。据资料记载：在1487年和1488年之前数年中，格洛斯特300多住宅变成了废墟；1518年，布里斯托尔有800间坍塌房屋，1530年超过900间；16世纪20年代早期，考文垂1/4财产空闲无主，全部人口不及1434年的1/2。在1512年，英格兰王国内大多数城市、自治市和市镇衰落。[32]当代人关于城镇衰落的悲叹也许存在夸大之处，但无疑包含了一定的事实成分。因此，频繁的疫病持续地削减城市人口，致使城市劳动力短缺稀贵，城市工业生产成本高昂。在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早期，除了伦敦及其附近的那些地区外，英格兰多数城镇工商业活动萎缩，城市人口逐渐减少。到16世纪时，14世纪时的市集2/3已不复存在，大批市集退化为乡村村庄，许多商人因顾客稀落而转向畜牧业，王室和政府的商业税收也大幅下降。[33]

总的来看，从14世纪晚期始乃至15世纪都是英国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发展较为艰难的一段时期，包括劳动力转移程度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西南部科茨沃尔德地区都出现了经济衰退和城市萎缩，英国史家E.F.雅格布(E. F. Jacob)称其为“逆城市化”(de-urbanizing)运动，而且这不是个别情况，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34]城市史家保罗·霍恩伯格(Paul Hohenberg)也认为中古晚期城市出现显著衰退，在1350～1550年间英格兰市镇减少了2/3。[35]泰特(Tait)教授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1066～1372年间兰开斯特郡在落后地区创建了23个自治市，自由民在6～150人左右，在中世纪末期只有4个保持着既定的自治市地位。布里特奈尔(Britnell)研究了英格兰21个郡发现，1349年时持有王家特许状可以开办市场的1003个小镇，只有372个——大约37％在16世纪还保留着市场。[36]

有学者如戴尔教授认为，随着城市人口减少的同时，英国城乡居民总数也在减少，所以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一定下降，城市化水平自然也不会降低。我们不否认这种论断有一定道理，不过有大量证据表明，除个别城市外(如伦敦)，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死亡率高于农村地区，关于这一点学者们基本上达成了共识。由于卫生医疗条件落后，也没有科学的防范措施，因而每一次疫病都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造成的死亡率“都远较乡村高得多”。即便是伦敦在中古晚期也仅有5万人左右，比之中世纪盛期的8万人也出现了明显削减。戴尔教授的另一个理由是税收评估方面的证据：在16世纪早期城镇占有的财富份额高于1334年的份额。[37]由税收资料推测城乡人口数量当然有合理性，但显然也有很大局限性，因为我们没有最直接的关于这一时期人口的统计数字，如此推测会存在一定误差。如果税收是以“人口”为主要依据，那么(以人头税)推测城镇人口数量或比例增长还有一定道理；如果是以“动产”为基础，则“城镇人口比例增加”的结论就显然不成立了。实际上，英国自中古后期以来，“动产和收入税”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征税时税率不是统一的，而且城市和古代王领税率高于农村地区，分别为1/10和1/15；起征点也不相同，一般说来城市高于农村，此外“最贫穷的人免征动产税”是一条一般而没有特别指明的原则。[38]这样一来城市所占财富份额显然高于农村，不过人口数量则未必高于后者了。

当然，单纯动产税难以满足王室和政府之需要，一则是到14世纪晚期，按个人财产征收的传统补助金税额已经固定下来，二则是对法战争旷日持久、费用超出预算，所以王室往往辅之以其他税收如人头税、关税等，其中人头税资料同我们估算英国城乡人口关系最为密切，但也存在较大误差。兹举证如下：

第一次人头税征收于1377年，按人、不按财产征收，税率是所有14岁以上的人(乞丐除外)，每人缴纳1格罗特(groat)即4便士，柴郡和达勒姆的巴拉丁领地豁免税收，结果人头税征集了2万英镑；第二次人头税是1379年征收的，对象是16岁以上的国民，采用“分等级”的税率——从穷人的4便士到10马克(约6英镑13先令4便士，兰开斯特公爵、布列塔尼公爵、2个大主教)，相比较而言更公平一些，本意是提高税收，但因为逃税者增加，结果只征得2.7万英镑；1381年的第三次人头税税率是以往的3倍，即15岁以上居民每人12便士(合1先令)，这一次没有实行等级税率制，结果遭遇到人们大量逃税，1377年税册上的纳税人有1/3在1381年税册上消失了。于是，政府专门组建“纠正委员会”(commissions of revision)，派到16个郡去抵制逃税现象。可见在短短四年之中，三次征收人头税，征税对象、税率各不相同，地域范围也有差异，尤其是最后一次竟然有1/3的纳税人口消失了，那么以此为据估算人口的局限性就显而易见了。

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总人口没有最初施罗德·罗杰斯等人估算的那样少。希尔顿教授在研究了1377年人头税册之后，认为传统观点低估了15岁以下以及逃税人口数量(约占总人口的1/3)，对这部分未进入税册人口数量应“乘以2而不是1.5”[39]，甚至还有学者估计“逃税人口约占1/3，约45万人”，等等。这就意味着中古晚期英国总人口数量要比我们目前认为的要多一些。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古晚期城市人口比例不应该高于而应低于瘟疫前的15％～16％水平，大概徘徊在12％～14％之间，有可能还要低一些。曼彻斯特大学的史蒂芬·H.里格比(Stephen H. Rigby)在比较了1377年人头税册和1524年补助金账簿后，谨慎地得出结论：城市人口比例停滞，甚至是下降的。[40]

由于材料匮乏和各时期关于城市概念标准不同，也由于没有直接的城乡人口普查数据，从1087年至19世纪初的人口数字都是通过纳税材料间接推算而来，有很大的局限性，故而学者们对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英国城市化水平分歧较大。中国人民大学徐浩教授估算较高，认为中古晚期英国城市居民占到总人口的20％，达到一般发展状态，而估算偏低的学者则认为，直到工业化前夕，英国城市化水平才达到5％左右。[41]截至1300年，居民超过1万人的英国城镇为数很少，很多城镇人口不到5000人。[42]历经中世纪晚期的经济和人口衰退之后，据估算，到16世纪早期伦敦才恢复到6万人，超过5000人的城市也只有14个，而在中世纪盛期伦敦人口曾经达到8万人。因此，相对而言，12％～14％也是一个为争论各方所易于接受的中间值。

这样看来，中古晚期城市化水平较之盛期有所降低，不过比之中世纪早期则有了一定程度提高。英国1086年城市居民数量约占当时总人口的7％～8％，该数字是根据《末日审判书》的记载(5％)，结合布瓦松纳的判断(10％或更多一些)，折中处理得出。这样，我们根据上述数字制成一幅11～16世纪经济扩张(1520年)之前的英国城市人口变化草图，如图4-1。

图4-1　11世纪中叶～15世纪英国城市人口比例变化

尽管上图两条曲线表示的城市人口比例有所不同，不过城市化发展趋势还是一致的，即在中古盛期的“城市复兴”运动中，城市化取得15％～16％水平，而在中古晚期，英国城市居民数量减少，城市居民在总人口比例下降，12％～14％不是城市化水平的精确数据，仅用于判断城市化发展趋势。显而易见，中古晚期英国城市化进程出现倒退现象。在人口发展趋势与英国城市化水平之间明显存在正相关关系。

关于英国人口趋势同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可参看图4-2。笔者将城市人口折合成相应人口数量，得出上述三个时期的城市人口分别为14万、75万和33.6万人，而后将英国总人口变化趋势与城市人口变动轨迹置于同一图表之中，由于两类人口绝对数量相差较大，故两条曲线变动幅度存在较大差异，不过变动趋势依然大体一致。

图4-2　1086年～14世纪下半叶英国人口趋势与城市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