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之花”――16世纪的伦敦_英国的历史

“城市之花”——16世纪的伦敦_英国的历史

从伊丽莎白时代起，观察家们莫不把伦敦看做一个例外的世界。托马斯·德克曾断言，伦敦是“世上一切城市之花”，泰晤士河气象万千，甚至威尼斯大运河岸边的绮丽风光也无法与之比肩。[66]在一定意义上，16世纪伦敦发展状况代表了英格兰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的最高水平。急剧膨胀的政治首都成为这一时期欧洲和英格兰城市化舞台上的重头角色，就整个欧洲而言，城市经济大约有1/3的扩张来自于国家和地区政治中心城市的增长，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都是这样的城市。

早在13世纪，威斯敏斯特就已成为英国王室常驻之地，人口逐渐集中在修道院和王宫周围，14、15世纪时，为旅行者提供住宿和方便的服务业、奢侈品零售业日渐发达。伦敦成为国内最重要的政治中心，经济地位日渐提高。到1334年，伦敦拥有的财富是第二大城市布里斯托尔的5倍，纳税额超过其后三个城镇(布里斯托尔、纽卡斯尔和约克)的纳税总额，占王国财产估值总额的2％。在16世纪20年代，伦敦财富在全国比例上升为10％，是第二大城市诺里奇(已经超过布里斯托尔[67])的10倍。伦敦的海外贸易份额在13世纪，主要在爱德华一世时期增长1倍，占到全国的35％， 1500年时达到68％， 1540年时达到85％。伦敦的萨瑟克区主要从事工业生产，聚居了许多外国移民，到1543年时，该区上缴税收已经超过布里斯托尔；在16世纪晚期，伦敦1/4的劳动力从事呢绒生产和贸易，纺织业雇用劳动人手超过所有其他行业(除食物储备外)的总和。[68]首都财富的增长带来了市民阶层地位的上升，尤其是城市统治阶层地位提高。

据记载，1482年7月，英王爱德华四世作出种种姿态以“取悦伦敦统治阶层”，诸如请伦敦市长及其同僚欣赏“精彩的运动比赛”(goodly sport)，享受“各种美味佳肴”，还专门品尝了“红鹿肉和各种加斯科尼产的葡萄酒”，就餐期间，王室总管及其他贵族“两次被国王派来祝酒”，总管指给市长他们看“国王在他们用餐之前一直没有用膳”等……时隔不久(接下来的8月)，国王还派人给市长夫人及其他市政官妻子“送去2只雄鹿、6只公羊和一大桶加斯科尼葡萄酒”。时人普遍认为，国王慷慨大度的主要原因是“每年从伦敦市长那里收取大量货币作为关税”[69]。无疑，伦敦统治阶层得到国王上述如此殊荣和礼遇，都是伦敦城市扩展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结果。

就全国而言，16世纪，英格兰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目的地主要是伦敦。伦敦老城加上周围卫星城如威斯敏斯特、萨瑟克区和东伦敦，在此期间人口增加了4倍，其中老城人口增长最慢，增长最快的是怀特开普尔(Whitechapel)、斯特普尼(Stepney)及沙德威尔(Shadwell)以东地区和威斯敏斯特以西地区。1550年时，伦敦东部这些地区大部分还是乡村，工业和城市发展非常有限，150年后该地区人口超过20万，纺织业和造船业异常发达。穷人和手工业者阶层逐渐聚居在都市东部郊区，富人则向西推移，因为西部接近议会政府驻地。在1630年，贝德福公爵在女王大街上扩建了科文特加登广场(Covent Garden)[70]，威廉·牛顿(William Newton)兴建了瑰丽辉煌的新居，为土地贵族、成功的城市金融家和宫廷显贵修缮宏大广场和豪宅树立了典范。经营奢侈品的商人们不愿失掉客户，也紧随向西移动。据估算，到16世纪早期，英格兰超过5000人的城市有14个，当时伦敦约有60000人口，也有学者认为伦敦人口在50000～65000之间，其他六七百城镇中大部分人口低于2000人，很多不到1500人。[71]无论采取哪种说法，伦敦无疑都是英国城市史上当之无愧的巨人英雄。

整个16世纪期间，除伦敦外只有纽卡斯尔城市人口比例增加了，而农村移民之所以偏爱纽卡斯尔，是由于伦敦人口迅速膨胀使得泰晤士河东岸的煤炭贸易繁荣起来，给纽卡斯尔带来了大量就业机会。当然在1560～1650年间，像诺里奇、纽卡斯尔、约克和布里斯托尔这些地方人口可能也增长了1倍或2倍，达到12000～20000人左右，但同伦敦相比则大为逊色，因为伦敦及其郊区人口增长了5倍，达到350000人。当然，供给如此迅速增加的人口以足够食品维持生存，这也给首都市政当局提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如何供养城市(Feeding the City)。伦敦不得不从外省，尤其是周围郡区大量购买谷物等生活用品，并在郊区种植燕麦、蔬菜。[72](www.guayunfan.com)泰晤士河——这条穿过英国历史的河流，承担起了上游农业区小麦、黑麦等大量谷物运输的工作，成为英国最为繁忙的内河运输路线。在某种程度上，为了保持首都等大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周围郡县农村居民利益不可避免地“受到伤害”，一些具有强烈垄断色彩的城镇贸易组织形成了，它们往往垄断谷物采购贸易，“牺牲了农业耕作者”的利益，以至于当代一些人将大城镇视为“乡村的寄生虫”。[73]这种诬蔑性的称呼无疑反映了农村居民对大城镇的不满情绪，不过也确实表明后者在经济上缺乏独立性，尤其在生活必需品方面对周围乡村地区的严重依赖程度。城市经济已经与周围乡村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城市规模越大，其与周边农村的经济联系也越加密切。

16世纪初期，英格兰首都伦敦城人口尚低于英格兰其他城市人口之和，历经100余年后，首都人口远远超过了王国内所有城市人口总和，伦敦城市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从1520年的2.25％上升到1670年的9.5％，而其他城市人口增长幅度很小，加在一起共20万人，总人口比例仅从1520年的3.0％微弱地上升了1％，达到4.0％。(具体数字见表5-2和表5-3)到1600年，英格兰全国城市人口大约为33万余人，首都伦敦一个城市即独占20万，约占全部城市人口的60％，这一比例势头在17世纪继续增长，1670年约占到全部城市人口的70％， 1700年时亦约占70％。[74]一个城市巨人开始出现在16世纪英国城市化历史舞台上。

表5-2　英格兰1520～1801年城市人口估计　　　(单位：千人)

资料来源：〔英〕E. A.里格利：《人民、城市和财富——传统社会的变革》，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2年，第162页。

表5-3　英格兰1520～1801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

注：对于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城市人口比例，学界存在不同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徐浩教授提及欧美学者近年来研究英国城市化，认为以往的城市化水平估计偏低(多在10％左右)，现在研究成果表明英国在16世纪20年代已经达到20％，该数字水平远远高于上表5-3中的城市人口比例，主要原因在于学者们采取了新的城镇定义，认为职业的多样性是城镇“最本质的属性”，非农职业自身的发展状况是城乡分界的“根本所在”。见徐浩：《中世纪英国城市化水平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笔者认为，关于中世纪英国城镇传统的“政治、法律制度”旧定义，似不应轻易抛弃，因为中世纪城镇是特定时代的历史产物，其之所以不同于农村庄园正是因为享有特殊的“政治和法律权利”，正是体现在“政治和法律制度”方面，完全舍弃这一标准，代之以纯粹“经济”方面的定义，这是将历史研究和认识“现代化”了，以21世纪的眼光和标准来看待、评论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事物，无论如何都有阉割和苛求历史之嫌。所以，笔者对根据新定义得到的城市化水平数据保持谨慎态度。

资料来源：E. A. Wrigley， 1989：People， Cities and Wealth：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Society， Blackwell， p.162。

因此，16世纪英格兰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向首都伦敦迁移，16世纪首都伦敦城市发展状况在相当程度上就代表了整个英格兰城市化水平，其绝对领先地位直至17世纪依然丝毫不减，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詹姆士一世的预见：

不久以后，伦敦就是英格兰。[75]

对于伦敦的超速发展，以达维南特(Davenant)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士持批评态度，认为“有害于英国，整个王国像一具摇摇晃晃的躯体上承载着一个超大的头颅”，他们甚至由此认为“16、17世纪是英国经济史上的‘黑暗时代’(the Dark Ages)”，伦敦的发展造成了其他城镇的停滞甚至衰落。[76]从表象上看的确如此，首都作为全国政治、社会和文化中心，拥有无与伦比的政治、地理优势，几乎吞噬了整个王国的经济贸易成长果实，譬如1559年英国呢绒出口关税93％来自伦敦港，毛皮商控制了皮革进口贸易，食盐70％以上的进口份额属于伦敦，远远超出其后的雅茅斯和布里斯托尔[77]，其他城镇只能在英国经济恢复和发展进程中分得一杯残羹冷炙。不过，从长远来看，伦敦的膨胀缔造了一个长期稳定、需求可观的国内市场，推动了一个以首都为中心的民族市场的形成，这对于其他城镇经济、乡村各行各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都起到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所以，著名经济史家费希尔(Fisher)有过一个形象比喻，称伦敦为英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78]。

同其他城市一样，伦敦城市人口出生率很高，但死亡率也是居高不下。几乎每个城市都有整个家族死绝的可怕例子。人口过于拥挤、卫生设施不完善及偶尔发生的食品短缺、地方病和疾疫流行等，这一切造成伦敦人口，特别是在婴儿和儿童当中死亡率比较高，尤其是鼠疫常常造成城市人口大量死亡，有时“甚至危及女王本人的生命，造成整个民族的死亡率上升”。1603年，伦敦大约有4万余人——几近全城居民的1/5死于瘟疫，其中大部分是城市郊区居民，圣·吉尔斯克里普格特(ST.Giles’Cripplegate)贫民教区死亡达2879人。[79]为了补充人口，伦敦从各省吸纳大量移民。所以，首都人口这种大规模增加本就是一个证据：每年乡村有很大比例的剩余人口涌进首都。

一般说来，城市越大，城市经济专业化程度越深，城市对周围农村人口“拉力”越大，城市移民来源范围越广阔。伦敦就是英国“拉力”最大的城市，它的移民迁移距离远远超过其他城市。在16世纪，大约有一半新学徒来自90英里以外的地区。早在14世纪早期，奔向首都的长途移民就已经拉开了序幕，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东盎格里亚和英格兰北部。尽管中世纪向首都迁移的移民中常有体面的人物，他们后来通过加入城市行会进入了上流社会，不过在1500～1700年间大量移民都是贫民和一无所有者。他们逶迤而来期望找份临时工作或获得施舍，挤在贫困教区的小房子里或蜷缩在城郊的贫民窟里。在斯图亚特王朝晚期，伦敦每年吸收大约8000人移民，这些贫民很可能占了其中绝大部分。所以，即使当1603年和1625年城市遭受瘟疫袭击，居民减少15％，但因移民大量涌入，城市人口在两年内就得到了恢复。[80]

随着穷人的到来，陋屋大批涌现，寄生虫和害虫滋生，对包括富人在内的全体居民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都铎王朝一系列“惩治流民和乞丐”的血腥立法相继出现，正是为了遏制大批贫民、流民涌入首都的浪潮，出于对“成群结队到城市去的无产者加以惩罚性限制”。[81]1580年“禁止建筑新房屋法令”(富人可享例外)也是在同样背景之下出台的，并于1593年、1607年、1625年重申禁令，尽管如此，来自农村的移民如潮水涨破江堤，势不可挡，究其原委除人口大量膨胀外，此时如火如荼的圈地运动大概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

总而言之，在16世纪期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长距离地域流动显著增强，除伦敦外，农村人口也向其他城市流动，只不过规模甚小，因此其他城市均发展缓慢。伦敦是这一时期乃至下一世纪农村人口选择流动的首要目的地，首都城市化得到迅速发展。[82]这是16世纪英国城市化进程的显著特点之一，也是城市化发展地域不平衡的表现。据史学家里格利估计，到17世纪初，英格兰城市人口达到50万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城市化可谓初具规模。不过，在欧洲城市化舞台上，英格兰在16世纪还处于落后地位。(见表5-4)

表5-4　1500～1600年间西欧各国城市化比例[83]　　　(％)

(续表)

资料来源：Bairoch， Batou and Chevre， Population。

由表5-4可见，在16世纪初年，英国城市人口仅为7.9％，在欧洲城市化历史舞台上处于落后地位，位于尼德兰、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之后，甚至低于法国(8.8％)和德意志(8.2％)的城市居民比例。在1500年，欧洲超过1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没有一个是英国城市，它们分别是巴黎、米兰、威尼斯和那不勒斯，伦敦处于第24位，在154个超过万人以上的城市中，大部分出现于法国、低地国家、地中海周围地区像意大利、西班牙等地。见图5-2。

图5-2　1500年时西欧主要国家城市人口比例

由图5-2可见，1500年时西欧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是尼德兰和比利时，分别为29.5％和28％，最低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城市化水平仅为1.5％。黑色柱体代表英国城市化水平，为7.9％，名列第8位，居于欧洲主要国家之后，其城市化水平甚至还没有达到当时欧洲的平均值12.3％。该图清晰而直观地表明英国在16世纪初年在欧洲城市化舞台上的落后地位。在整个16世纪期间，英国城市化进程平稳发展，稳步上升，到1600年，伦敦已经一跃成为欧洲第四大城市。尽管上表提供的是1500年和1600年两个年度的城市化水平数据，我们仍然可以作出合理估算：各个国家在1550年时城市化状况与发展趋势，应大体与半个世纪后1600年的结果相吻合。

表5-4没有提供欧洲各国在1550年左右的城市化水平数据，笔者根据1600年的数据制成图(参见图5-3“1600年时欧洲主要国家城市人口比例”)，同样可以发现，英国城市化水平尽管依然低于欧洲14.6％的平均值，不过由第8位上升到第6位；此外，我们从其他方面的材料得知，到1700年时，地中海地区和大陆一些国家城市化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北欧(尼德兰和比利时)开始逐渐丧失领先地位，其中比利时出现最明显衰退，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也出现不同程度停滞。因此可推断，“整个16世纪(1500～1650年左右)尤其是1600～1650年”是英国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地位在欧洲城市化舞台上开始逐渐提高的一个重要时期。

图5-3　1600年时欧洲主要国家城市人口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