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观点_英国的历史

(一)基本观点_英国的历史

英国统计学家列文斯坦(Ravenstein)1889年发表的《人口迁移规律》，可以被看做是人口流动研究的肇端，迄今已有120年的历史。但学术界一直并未对“人口流动”给出一个人们能够普遍接受的定义。通常所用的词汇大致有“Migration”、“Mobility”、“Movement”和“Circulation”等，相应的，中文里也有不同的称法，像“转移”、“流动”、“迁移”等。

本研究从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和定义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这一现象。通常而言，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包括两层含义：

第一，指农村人口跨越一定空间界限从事社会经济活动，其常住地从一个地理单元转移到另一个地理单元。根据其外在特征，可称之为“地域流动”；

第二，指农村人口跨越一定行业界限从事社会经济活动，主要从农业转移到畜牧业、纺织业和商业等非农领域，社会身份发生了相应变化，我们称之为“行业流动”。

当然，根据不同的标准，劳动力转移还可分为不同类型，像根据流动终极目标，人口流动又可分为生存型流动和发展型流动、保守型流动和创新型流动等；根据动力机制，人口流动还可分为被迫流动和自由流动、自愿型流动和非自愿型流动等。(www.guayunfan.com)从历史上看，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包括地域流动和行业流动两大类型。地域性流动古常有之，然迁徙者一般不会因此而改变身份，依旧从事旧日的行当，或渔猎，或稼穑；只有当城市和大工业出现时，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农业人口流动才不再单纯是地域性的空间流动，而是转变成行业流动，并形成一种汹涌澎湃、不可遏止的历史运动。由此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了新的含义和称谓，即工业化和城市化[34]，迁徙者不仅改变了职业，脱离农业转而从事手工业、工业或商业，同时也改变了原有身份，变成了城市市民——手工业者、工人和商人，这是地域流动和行业流动的高级阶段。这种劳动力转移是一种行业流动，也是一种社会性流动，较之此前的地域流动要复杂得多，会对移民流出地、接收地乃至整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劳动力的地域流动和行业流动与工业化(“非农化”也许更合适)、城市化紧密相连，已经构成了现代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即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和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镇。从这个角度讲，农村劳动力转移就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只不过这一过程并不始于现代大工业，而是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发生了。

通观世界历史，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是世界各国在不同历史阶段、程度不同地存在的普遍现象。这一现象贯穿了整个前资本主义时期，构成了现代化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35]工业革命前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大量人口从事农业、林业和渔业，向近代社会转型意味着劳动力从上述部门转移到制造业、采矿业、工业、贸易和运输服务业。但是，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前，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缓慢的、曲折的，如石壁间渗出的涓涓细流，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始终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农业人口则占据了总人口的绝大多数。18世纪下半叶发生的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社会经济结构，工业开始占据了主导地位，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城镇和工矿区流动，城市人口比例急剧增加。到工业革命结束时，城市居民已经占到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英国人口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这是世界范围内第一个完成城市化的欧洲国家。

英国城乡人口结构分布的这一重大变迁预示了世界人口构成变化的总趋势。法国经济史家保尔·芒图说，正是大批农村闲置劳动力“生力军”的涌现，大工业的发展才成为可能，大工业就像“本土中心的一块新大陆，大批移民都到那里去”……大多数自耕农和小佃农和其他从农村被赶出来的农民“除向工场提供其劳动力外，不能提供任何东西”，他们便形成工厂群众和产业革命队伍的来源。而大工业的发展显然又加速了农村人口流动和迁移，“加速并完成了”自耕农的消失……[36]最终实现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目标，两者密切相关，互为影响联系着。可见，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构成了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变革——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实际上，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运动是以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继续和发展，是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历史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高峰时期，因此，研究工业革命前，尤其是中古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工业革命时期劳动力转移现象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工业革命和城市化。本书所关注的正是这一特定时期的劳动力转移，即从中世纪盛期到英国工业革命，希冀通过对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这一历时久、规模大的社会现象的描述和分析，勾勒出一幅11～18世纪700余年间英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之路的历史画卷。

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发展历程如下。从11～18世纪工业革命的六七百年间，英格兰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1～13世纪末、14世纪初年的“城市兴起”阶段，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末、16世纪初年的“衰落”阶段，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之前的“恢复和发展”阶段。

在第一阶段，劳动力主要表现形式是农村内部短距离的地域流动，同时乡村主要非农产业——畜牧业和纺织业开始兴起，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行业流动初见成果。与此同时，11～13世纪农村劳动力一度产生向城市迁移热潮，促进了中世纪城市复兴。在第一阶段，劳动力转移不仅受制于农业生产力低下，且受到农奴制束缚。当时庄园里多数劳动者都没有迁徙自由，农奴逃亡冲击着封建庄园的劳役制度，成为此时劳动力转移的一种特殊方式。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水平不仅体现了农业生产力进步程度，而且反映了农村社会的开放程度和封建农奴制的没落程度。第二阶段，在中古晚期的14、15世纪，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步伐明显变缓，中世纪晚期许多城市出现人口削减、经济发展缓慢现象，不过也有一部分地区如伦敦附近各郡保持了平稳发展势头，城市化地域不平衡局面出现。总的说来，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英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较少，主要还是在农村社会内部流动，所以可称之为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的“初级阶段”。

第三阶段为16、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可称为劳动力转移“恢复和发展阶段”。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远距离地域流动获得长足发展，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行业流动取得更大进步，乡村里大量农业人口脱离了农业转而从事毛纺织业等非农产业。劳动力转移之所以在16、17世纪后获得较大发展，除了在社会制度上不存在阻碍因素外，主要原因在于农业生产力此时获得显著进步，粮食产量大幅增加，英格兰开始向国外出口粮食，到17世纪末时成为西欧最大的谷物出口国家。正是在农产剩余长期增长基础上，乡村工业此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原工业化时期，曼德尔斯1972年在他的论文里开宗明义，称其为“工业化进程的第一阶段”[37]。工业史专家P.克里德特、H.米蒂科等人则将乡村工业的发展称之为“工业化前的工业化”[38]。到工业革命前夕，英格兰农村劳动力大约一半从业于这种原工业，加之城市人口，可以说国家大部分人口已经脱离农业生产。因此，在劳动力转移的第二阶段，英格兰就开始向工业国迈进，其后发生的工业革命加速并完成了这一历史进程。

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促使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和向城市流动直接动因也不尽相同，具体原因很多，像农业生产“季节性”失业、农奴对城市自由的向往、农业生产剩余产品增加以及人口数量膨胀等；在某一时期、某一地区，可能这种或那种原因起到主要作用，但从英格兰全国来说，农业生产力持续稳步提高才是劳动力转移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农产剩余的增长不仅为城市人口提供足够的剩余粮食和为城市工业提供必要生产原料，还同乡村自身的工业即乡村工业发展密切相关，广大普通老百姓对日常消费品、必需品需求的巨大增长的背后正是手中可用于交换的农产剩余增加。没有农产剩余量的增加和扩大，乡村工业就永远处于农本经济的附庸地位，就无法突破农本经济的闭塞从而也不能为近代工业的成长开辟道路。

在劳动力转移的前后不同阶段，英国统治阶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态度是不同的，而且发生显著变化。在第一阶段，封建统治阶级各个阶层采取措施限制劳动力流动，从1351年全国范围的《劳工法令》到基层庄园的劳役制、保人制和财产扣押等，强迫农业生产者固定在土地上，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和迁移，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和压榨无一不流露着浓浓的超经济强制色彩。而在第二阶段，地主、乡绅和贵族开始圈围土地驱逐农村人口，或采取暴力或采取和平方式强迫农业生产者离开土地。就议会和王室而言，虽曾多次颁布法令禁止圈地，但令行而禁不止，因为许多议员和执行反圈地法令者都是圈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统治阶级绝大多数成员都是这场运动的最大受惠者，执行农本政策的中央政府只是要制止圈地带来的社会动荡，并不真正禁止圈地。所以，透过一小撮上层人士反对圈地的表象，我们看到统治阶级整体上还是赞同圈地的。无论是变耕地为牧场还是合并为大农场，所需劳动力较前少许多，多数农村人口逐渐不得不转入乡村工业或去城市谋生。这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也是现代社会雇佣工人开始形成的过程。由此可见，英国统治阶级在劳动力转移前后两个阶段态度是不同的，实际上反映了主流社会生产观念、财富观念的变化，也反映了一个新兴阶级的新价值体系正在形成。

与此相反，东欧封建主阶级16、17世纪后日益强化对农民控制，尤以俄国为典型，1607年法规和1649年“法典”都以法律形式赋予封建领主无限期追捕农奴的权利，农奴永远不准易主。波兰亦是如此。16世纪后农奴制完全确立，劳动力流动受到严格限制，先前建立的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手工工场消失了，庄园劳役制度得到强化，接踵而来的是“国内市场萎缩，城市手工业者和工匠大量失业”，出现了“城市农业化”的反常现象。[39]不过，此时易北河以东德国、波兰和俄国的农奴制已同西欧15世纪以前的农奴制大不相同，具有很大的开放性，不再和庄园制下的自然经济联系在一起，而是“亚欧大陆商品货币经济大发展、国际社会分工加强造成的后果”，庄园领主将领地上生产的谷物、木材等大量出口到西欧，显然“具有商品经济属性”。[40]

由此可见，商品经济并非必然促进封建制和自然经济的瓦解，在西欧发生的历史作用没有重现于东欧，当然，商品经济有不同类型，像东欧这种商品经济，真正的生产者并没有参与市场活动，市场的主体是“贵族和领主”，商品活动的盈余利润也没有投回生产领域，自然难以产生积极进步意义，我们可称之为“伪商品经济”。中国农民史专家侯建新认为，只有农民、市民等生产者比较普遍地进入市场，“生产和流通结构实现一体化”而不是脱节的，商品经济才会对封建经济产生解体作用。[41]

显而易见，东西欧统治阶级16、17世纪后对待劳动力流动态度是有差异的，这是造成东西欧农奴制出现不同历史命运的原因之一，也是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取得不同成果的重要原因。在国家或王室政策扶持下，西欧尤其是英国率先冲破了封建农本经济，畜牧业、纺织业和粮食加工业等非农行业得到较快发展，人口和生产力都实现了持续稳定增长，最先实现了城市化和工业化，进入了现代社会。而东欧，尤其是俄国迟至19世纪60年代“农奴制改革”之后才开始艰难的近代化进程，甚至在农奴解放以后，“差不多持续到1914年的村社土地所有制和村社负责征税制”还是使经常性的劳动力流动“非常困难”。[42]由于劳动力流动受到严格限制，也由于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工业发展和城市发展严重落后，较之西欧滞后一百余年。

实际上，在东西欧统治阶级对待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动态度差异表象之下，我们也看到了相同的事物。限制也罢，驱逐也罢，统治阶级和集团的动机和目标还是一致的：即通过超经济强制——利用国家力量，采取暴力手段攫取经济利益。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在中古晚期主动放宽对农民的限制，以致采取暴力手段将农民驱出土地，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畜牧业、圈地改良等生产活动从中获得更多收益，也因为英国农业生产力已经提高到不需要如此多的农业劳动力从事谷物种植业的程度；而以俄国为首的东欧国家，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只有采用超经济强制手段才能确保土地收益最大限度地落入自己腰包，只有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才能保证农业生产部门的产出，只有限制劳动力流动才能维持现存的社会等级结构，从而保障统治阶级的政治特权和既得经济利益。所以从根本上讲，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率先获得成功也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从而再一次验证了“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的唯物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