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沙俄公主的悲惨岁月

末代沙俄公主的悲惨岁月

罗曼诺夫家族的最后几个人在同一天夜里死在叶卡捷琳恩堡的地窖里。但是……

公元1920年2月的柏林，那是一个又潮湿又寒冷的黑夜。沿着边界运河，稀少的行人竖起衣领，手插在口袋里，匆匆忙忙赶路。可以猜想到，在石头栏杆下面，是黑色的、肮脏的河水。水面上不时闪烁着煤气灯的光亮。

突然，在本德勒桥附近，发出一声惨叫。然后，传来钉有铁掌的皮鞋在石板路上奔跑的声音，接着又是一声口哨。最后，便听见有人往水里跳。

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从水面钻出来。他浑身湿淋淋的，手上抱着一位昏迷了的妇女。这位男人是一名警察班长。那个女人，就是2月17日这天晚上想“自尽”的人。

她是谁？人们将她送到最近的警察局去。她醒了过来。她在别人扔给她的被子下面发抖，瞪眼看着警察们。但是，她对他们又好像视而不见。她显然比较年轻，眼珠发亮。脸呈三角形，头发因泡了水，直挺挺地分成了几绺。

人们询问她的姓名和住址，她不说话。人们感到奇怪，继续问她。她还是不说话。警察们的任何一个问题均未得到答复。人们搜寻堆在地板上直淌水的破烂衣服，也没有找到任何身份证件，也找不到任何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这位绝望的女人是谁和她为什么不想活下去的线索。

如何处置这个陌生女人？警察们决定将她送到伊丽莎白医院去。在那里，她对医生和医务人员也同样拒不开口。对于人们对她说的一切，大家对她表示同情或表示友好的话，她只是脾气烦躁地用通俗带有外国口音的德语回答一两个字。一位医生为了“讨好”她，问她是否应该把她的未婚夫叫来，她高声说：

“大夫，你肯定不了解情况吧!”

3月27日，医生宣布她患有“忧郁症”。不言而喻，如果将她放了，她会再次自杀的。

3月30日，她被转送到达尔德夫精神病院。5月30日，一位精神病科医生给她看病后，估计她年纪约26岁至30岁。他设法与她交谈，但未能使她从令人奇怪的缄默中解脱出来。她是谁？她拒绝说出这一点。

她就这样在达尔德夫精神病院住了下来。她在那里一呆就是几周，几个月，以至好几年。她整天坐在一个椅子上，或者躺在床上。当她躺下时，她总是用被子盖住脸。

有一位见证人是这样概括医生与医务人员对这个陌生女人的看法的：

“女病人有时间与空间的概念，给人的印象是惶恐不安……毫无疑问，她对生活是厌倦了，因此拒绝进食，只有强迫她吃东西。她讨厌同陌生人接触……不过，她待人总是客客气气，给人以受过良好教育、很有修养的印象……”

如果有人想给她照相，她马上就惊醒过来，拼命挣扎，故意扭过身子，只有强迫她在镜头前不动。

不过，她好像也慢慢驯服了。她也能对医院的修女说几句话了，当然说的是德语。一位女病人博得了她的信任，她就是第四病房、第二科的同房女病友，名叫玛丽·科拉尔·普塞尔特。陌生女人同这位病友进行了名符其实的谈话，当然，谈话仍用德语。普塞尔特小姐在俄国革命前曾在俄国当过裁缝，是被迫害妄想症患者。不过，她的病情痊愈已指日可待。

10月底的一天，两位病友在房间里闲聊。一位护士借给她们一本《柏林画报》。陌生女人开始翻阅画报。突然，她被吸引住了。她用异常的目光注视着俄国三位大公女儿的照片。图解说：“这是大公女儿们被押期间所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左为大公女儿安娜斯塔西娅，传闻她在皇帝家族被屠杀时逃走，目前住在巴黎。”

就在这一时刻，普塞尔特小姐越过伙伴的肩看过去。她大吃一惊，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年轻的妇人对任何事情有过这样大的兴趣。普塞尔特小姐马上惊叫起来：

“我知道你是谁了！”

女病人吓坏了，将一根手指塞进她的嘴里，说：

“别吱声！别吱声！”

但是，普塞尔特小姐无法不吱声了。她认为已经不再有怀疑：陌生女人不是别人，就是俄国大公女儿之一，就是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死里逃生的女儿。使她坚信这一点的是，她发现她的病友与三位大公女儿中的一个长得酷似，这位大公女儿的照片就登在《柏林画报》上，那是场可怕的悲剧发生前的最后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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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十八　末代沙皇全家合影

1918年7月16日至17日夜里，在乌拉尔小城叶卡捷琳恩堡，俄国皇帝一家呆在专门为他们设置的监狱里，即商人伊帕基耶夫家里。

尼古拉二世退位后不久，在1917年3月15日，皇帝一家被关押在察伊科耶塞洛。5个月之后，人们又将这些犯人解送到托博尔斯克。1918年5月，又将他们送到叶卡捷琳恩堡。

时间慢慢过去，显得那么漫长，压抑得使人痛苦不堪。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7月16日，在这一天夜里，在半夜12点至凌晨1点之间，一队武装人员突然冲进了伊帕耶夫家里。他们的头领是尤罗夫斯基政委，他是看守这幢房子的警察与士兵们的头头。

他们命令这所房子里的人下到地下室一小房子里去。过了一会儿，11个人就全挤在一个小地窖里，又冷又怕。他们是：怀里抱着儿子的沙皇；皇后；4位大公的女儿：奥尔加、塔吉扬娜、玛丽亚、安娜斯塔西娅；沙皇的医生布特金；女佣人德米多娃和两名忠实的仆人。

人们一点也不耽搁，尤罗夫斯基将手枪对准尼古拉二世。他高叫：

“你手下的人想救你出去，但是没有成功。我们只好枪决你。”

他已经扣动了扳机，尼古拉二世倒下去死了。在可怕的尖叫声中，枪响了20多下。之后，是死一般的寂静……地下的血流了一大片，11具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

尸体尚有余温，就被扔到一辆卡车里，运到城外25公里的科帕基树林里。卫兵们在一处林中空地上，将尸体切割成块，将硫酸泼在切割开的四肢上，之后倒上汽油，点火烧了。

烧剩下的部分则扔进灌满水的废矿井里。衣服也烧了。烧衣服留下的灰烬也扔进井里。

几天之后，白俄又夺回了叶卡捷琳恩堡。索科洛夫法官负责对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属之死进行调查。他收集了大量的证词与资料，证实了我们刚刚叙述的无可辩驳的事实经过。

另外有两人也参加了调查，他们是驻俄国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罗伯特·威尔斯顿和前沙皇儿子的家庭教师皮埃尔·吉亚尔。从他们从整个叙述中，可以得出下列明确结论：安娜斯塔西娅没有在扫射中死去。罗伯特·威尔斯顿后来发表的士兵雅米科夫的证词说：“在沙皇一家人中，只有安娜斯塔西娅是被刺刀扎死的。”皮埃尔·吉亚尔则写道：“安娜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只是受了伤，凶手走近时，她高声尖叫，结果被刺刀捅死。”

但是，索科洛夫在那可怕的井里进行了挖掘。他在井里发现了两个女拖鞋扣环，上面镶有宝石，还发现了别针、揿钮、13枚珍珠、两枚小金环和一些黄玉块。最后，还有6个妇女胸衣撑和6个裙撑。然而，在伊帕基耶夫的地窖里，确实有6具女尸：皇后，4名大公女儿和他们的女佣人德米多娃。

上述细节对普塞尔特小姐并不重要，她已经认出了她的那位大公女儿，她觉得这已足够了。不过，安娜斯塔西娅事件也从她这里开始了。事实上，普塞尔特小姐是在1922年1月20日离开达尔德夫的。没有几周，她在柏林的俄罗斯教堂碰见了施瓦贝上尉，他是俄国移民，原来属于皇太后重骑兵团的。她同他谈到与她住在达尔德夫精神病院同一房间的那个陌生女人，他对她发现的相似之处发生了极大的兴趣。

施瓦贝先生十分感动，于3月8日到了达尔德夫。4天后，他又带了4名俄国移民回来，其中有泽奈德·托尔斯泰夫人和她的女儿。陌生女人见他们进来，想把脑袋藏起来。托尔斯泰母女温和友好地向她提出问题，她拒不回答，而且她哭了起来。她哭哭啼啼……结果没有问出任何情况。

在此次见面之后，托尔斯泰夫人和她的女儿宣称她们认出了大公女儿塔佳纳。其他俄国移民也蜂拥而至，纷纷来到达尔德夫精神病院。在柏林的俄国人当中，人们越来越气愤：能将这位可能是末代沙皇的女儿扔在精神病院不管吗？原俄国的县警察局长克莱斯特要求将陌生女人接到他家里去住。他得到批准，于是少妇于1922年3月22日离开了精神病院。

克莱斯特男爵渐渐取得了这位神秘少妇的信任。首先。他设法让她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因为一些俄国移民根本不认识她，另一些俄国移民认为她是塔吉扬娜或者是安娜斯塔西娅。克莱斯特在一张纸上写了两个名字：塔吉扬娜和安娜斯塔西娅，他要求少妇指出哪一个是她的名字。她的手指放在安娜斯塔西娅上。www.guayunfan.com

后来，少妇终于对克莱斯特讲述了下列经过：

“在叶卡捷琳恩堡的伊帕基耶夫家里，当屠杀开始时，我就躲在姐姐塔吉扬娜的背后，她当场被打死。之后，我也受了伤，失去知觉。当我醒来时，我躺在一名士兵家里。是他救了我的命。他名叫亚历山大·察伊科夫斯基。我同他一起到了布加勒斯特。1918年末，我有了一个儿子，我同亚历山大·察伊科夫斯基1919年1月18日正式结婚。当年8月，我的丈夫在布加勒斯特的一条街上遭到枪击，3天后死去。”

少妇还说，可以通过她留在婆家的她那带有缩写字母的内衣和她那被子弹打透了的外衣来证明她的身份。

后来，她又提供了其他细节。她是同察伊科夫斯基全家——父母和两兄弟——一起逃出俄国的。她在布加勒斯特生的儿子叫阿列克塞。因为将珠宝缝在她的衣服里带出来，她与察伊科夫斯基一家人才能在罗马尼亚活下来。

丈夫死后，她决定去柏林，因为她的姑妈和她的教母、普鲁士的伊雷妮公主就住在柏林。她同内兄弟谢尔盖·柴柯夫斯基一起出发。到达德国首都后，她突然自惭形秽，不敢去见姑妈伊雷妮，因为她身为俄国公主，却被一名普通士兵破了身子，又有一个私生子……一天晚上，她同谢尔盖一起离开了旅馆。她漫无目标地向前走去，她沿着一条运河踽踽而行。黑色的河水不可抗拒地吸引了她，她跳进河里。

察伊科夫斯基夫人——报纸上这样称呼她——的故事在整个欧洲迅速传开了。她说的是真话吗？其中是否有诈？诈骗者肯定对罗曼诺夫家族的财产垂涎已久，因为人们传说这笔财产存在英格兰银行里。也许，这个女人只是一位精神病患者？世界各地的人都提出了这一问题。

大家极为关注的这个人是一位可怜的长期病号。因患有骨结核，她被迫不断进行治疗、疗养和动手术。1925年，一位俄国籍的巴尔干女难民拉特赫列芙对她寄予同情。她认为这个女病号绝对诚实可靠，因此对她关怀备至。与此同时，她又搜集她所保护的女人身份的有关资料。后来，她出版了一本巨著，名叫《安娜斯塔西娅？关于尼古拉二世沙皇的最年幼女儿的生死调查》。拉特赫列芙夫人的结论毫不含糊：察伊科夫斯基夫人无疑就是阿纳斯塔西娅大公女儿。

但是，当此书发表时，“假定人”到美国已经一年多了。俄国的克谢尼娅公主——后来成了利兹夫人——邀请她前去美国。察伊科夫斯基夫人在美国起了一个美国人好念的名字：安德森夫人。但是，这位女病号仍保留了她那不合群的性格。后来同利兹夫人闹翻了，于1931年回到了德国。

在德国，她住在扎克斯——阿尔滕堡亲王为她提供的在黑森的一处房子里。她住的这所房子四周有高耸的围墙，围墙上有铁丝网，还有狼狗日夜巡逻。1968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她再次去美国，在那里，她也许找到了个人幸福：她结婚了。安德森夫人的美国丈夫从年龄讲可以当她的儿子。但他坚信自己娶的是一位大公女儿。

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事件重新成为热门话。人们又写了不少关于她的文章。但时常是乱写一气，有时甚至是胡说八道。

然而，这一事件可以归结为赞成与反对这两大类的论据，这些论据就构成了“安娜斯塔西娅案件”。

论战时，人们常常将这些论据歪曲了。所以，我们在下边叙述时，仅仅重述了严格的史实，去掉了所有修饰部分。

显然，首先应了解，大公女儿安娜斯塔西娅从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客观可能性如何。

按官方说法，沙皇一家人在叶卡捷琳恩堡屠杀中全部丧生，但是，也绝不排除，沙皇的其中一个女儿可能会死里逃生。根据可靠的资料，在沙皇的女儿中间，只有安娜斯塔西娅是被刺刀扎死的。人们曾举例说，有这样一种情况：一些人被枪决，人们以为他们死了，可是后来他们又活了下来。我本人就认识一位巴黎治安警察，他在解放时期被德国人枪决，但他还一直活着。钢琴家阿兰·罗曼也有同样的遭遇。但是，在此情况下，“死里逃生者”身上不可避免地要留下枪伤。有两位证人告诉我们，安娜斯塔西娅是被刺刀捅死的。因此，安德森夫人应表明她身上留有刺刀的伤痕才对。在当时，此案的情况十分特殊，责任十分重大，无法想象，执刑的人不把事情干完就草草收兵。然而，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

安德森夫人作过好几次身体检查。对此，伯诺埃费尔教授可以作证：在头骨上，没有发现任何严重的外伤痕迹。在右耳后面，有一条2至3公分的狭长伤口，下面的骨头上似乎也有一道与伤痕相吻合的痕迹。在用手抚摸头上的有头发的部位，没有发现任何变形之处或任何说明头骨过去受过重创的特征。拍x光片的结果，也未发现头骨受过伤害。

诺贝尔大夫也证明：她的左筛骨、左臼齿与左蝶骨有阴影；缝间骨似乎稍稍变形；右耳道上方有阴影；上颌骨和下颌骨有缺陷；缺了几颗牙齿。

艾特尔夫人也证实：她左手中指偏向食指的部位有一长道伤痕，约2公分长，这是来自儿童时代的伤疤，使这个手指不能弯曲。右耳后，可以看见一条表皮伤痕。右脚大脚趾严重变形。

作为有可能被刺刀刺伤的痕迹，安德森夫人身上只有两处，一处是右耳后面，另一处是左手中指，每处伤痕只有2至3公分长。而且，关于手指上的伤疤，安德森夫人自己解释说，那是在俄国时，她的手被汽车门挤压造成的。也就是说，她自己承认这一伤疤不是在叶卡捷琳恩堡留下的。我们只能这样设想：执行者为了杀死她，只用刺刀在她右耳后轻轻一划。如今，安德森夫人的支持者们举出她身上某些伤疤，特别是肘部的伤疤，声称那就是屠杀后留下的。其实，那只是她在德国期间作骨结核手术时留下的伤疤。对此，格雷夫医生的手术报告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那些所谓被枪托打掉的牙齿，实际上是陌生女人在达尔德夫精神病院时，应她本人的要求，医生给她拔下来的。再说，当时留下的陌生女人的颌骨草图也表明，牙齿缺少的情况是不整齐的，即每隔两颗牙缺一颗或每隔三颗牙缺两颗牙。要造成这一结果，执刑者必须用特别小的枪托，甚至是玩具枪的枪托去揍她，而且揍的时候，又得像牙外科医生那样小心准确。

我们已经知道，安德森夫人在达尔德夫时为什么要拔掉一些好牙。她向一名护理人员透露，她想使自己“让人认不出来”（详见达尔德夫病院病人病历）。

第二个问题：安德森夫人是不是存心骗人？对此，可以给予否定的答复。甚至连这位“假定人”的反对派也承认她是诚实的。阿纳斯塔西娅的姑妈奥尔加大公夫人在1927年写道：“她给我的印象是，她真正觉得自己就是安娜斯塔西娅。”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孩子们的家庭教师皮埃尔·吉亚尔是威斯巴登诉讼案件的主要“反对派”，他也承认：“我们似乎觉得，察伊科夫斯基夫人（对她，我们深表同情）的确认为，自己就是安娜斯塔西娅。”

好几位医生与神经科医生为安德森夫人看过病。他们的绪论可以概括如下：她的病情说明，她没有任何故意说谎的症状。洛塔尔·诺贝尔医生断言：“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一个人故意装成另一个人时，像这位女病人现在这样的表现，即几乎不采取任何主动去完成预定计划，这是很难令人置信的。”（见1926年报告）。萨阿特霍夫医生也在1927年12月表示坚信，这个陌生女人故意去装成另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伯诺埃费尔教授的意见也是如此，即她不可能去故意骗人。艾特尔医生也认为，“未发现她有癔病，欺骗症或记忆丧失症的病。”

安德森夫人的支持者们指出，“柏林陌生女人”一案与过去的典型骗子不一样，例如，同那些假路易十七就不一样。他们在某一天公开露面，就立即高喊：“我是路易十七！”这里情况绝然不同。是一些外国人，一些白俄人得到了普塞尔特夫人的消息后，来到达尔德夫精神病院，希望能认出俄国的大公女儿。陌生女人从未声称自己是大公女儿。当别人同她讲话时，她只是躲在一边哭泣。在很长的时间里，她拒绝回答向她提出的任何问题。只是到了后来，克莱斯特男爵取得了她的信任之后，她才终于“承认”她的名字叫安娜斯塔西娅，后来又接着承认她是尼古拉二世的女儿。支持者们指出，“这一过程与通常骗子的作法完全矛盾”。

安德森夫人的反对者们反驳说，事情一开始就显得怪谲，这正好说明她是“故意骗人”。有一天，达尔德夫的女病人看见一些她不认识的人走进她的房间，而且他们显得十分激动。一份报告说明了事情的经过：“两位夫人哭泣着向她出示了一些小圣像，一些照片，在她耳朵边说了几个人的名字。女病人什么话也没有说，看上去十分激动，痛哭流涕。安德烈耶夫斯基向她讲话时，称她为殿下，这好像使她感到特别吃惊……”

这样，就造成了一种环境，一种气氛。在后来的探视过程中，有些人向女病人直说她就是安娜斯塔西娅或塔佳纳，奇迹般地从屠杀中幸存下来。反对派们解释说，于是这在她的脑子里渐渐形成了概念。这位遗忘症患者把自己的身份“扔”在边界堡垒运河里去了，此刻她又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帷幕揭开了，她就是安娜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她那可怜的大脑就开始胡编了。

因为一开始，在同情者去向她大发慈悲，帮助她“找回记忆”之前，她所说的一切都是假的或者几乎都是假的！例如，1918年3月，她仍同父母住在一起，她怎么可能在1918年12月5日，即9个月之后，突然生下了她的救命恩人察伊科夫斯基的儿子？士兵察伊科夫斯基最早也只能在7月下半月“利用她的昏迷状态”对她作了手脚。

另外，在安娜斯塔西娅的姑妈、罗马尼亚王后玛丽的支持之下，进行了十分缜密的调查，旨在发现这位“假定人”在布加勒斯特的足迹。人们又去寻找亚历山大·察伊科夫斯基丧命的巷战地点。在那个时期，事实上没有发生过任何巷战。关于陌生女人的儿子，小阿列克塞的命名仪式，人们又询问了所有的教士，结果还是一样：没有任何人记得，也没有任何线索。

最后，当沙皇全家都被剥光衣服，而且安娜斯塔西娅的胸衣也被扔进科帕基树林的废矿井里之后，安娜斯塔西娅又怎么可能带走她在叶卡捷琳恩堡之夜穿的衣服？我们要提醒注意，索科洛夫法官在矿井里发现了6件胸衣撑，这说明在叶卡捷琳恩堡的地窖里，有6名女人。

如果要接受安娜斯塔西娅被人救走的说法，就要承认下列假设：在人们把尸体扔到卡车上，把尸体的衣服脱下来之后，在将尸体切割成数段，烧掉之前，一位陌生朋友将尸体换过了。也就是说，他要在15名红军士兵的眼皮底下，在那个红军来回巡逻的狭小地方，将裸体尸首用另一具尸首对换过来。还要提醒的是，安德森夫人说，她与她的救命恩人是靠变卖缝在她衣服里的珠宝才活下来的。

那么，陌生女人讲的语言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圣彼得堡，大公女儿的俄语说得很好，那是她的母语，英文说得不坏，法语则说得蹩脚，只会说几句德语。人们通过皮埃尔·吉亚尔透露的情况得知，安娜斯塔西娅和大公女儿们向克莱因贝格学习德文。皮埃尔·吉亚尔叙述说：“克莱因贝格同我在教外语时，遇到很大困难，因为大公女儿们除了我们上课之外，没有其他机会讲德语与法语，因此，她们从不讲德语，讲法语时也是结结巴巴。”

布克霍埃弗登男爵夫人是宫中女官，从1913年到1918年一直陪伴沙皇一家人，只是在叶卡捷琳恩堡屠杀前6个星期，才离开他们。关于安娜斯塔西娅，她指出：“她只会讲几句德语，而且说起来时，又带上浓重的俄国口音。宫中仆人沃尔科夫的证词也是如此。然而，当陌生女人于1920年到达达尔德夫精神病院时，她虽然有外国口音，但德语讲得相当流利。例如，她说：‘大夫，你也许不了解情况。’然而，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她到柏林也才有几天时间。这以前，即出逃之后，她一直同察伊科夫斯基一家人生活，而这一家人是讲俄语或者讲波兰语的。她在哪里、在何时学会了讲如此流利的德语的？”

陌生女人的支持者们在1925年声称，他们的“假定人”是在呆在柏林的病院与医院的长时间的过程中学会德语的。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一个基本事实：她一到达尔德夫时，她就能听懂德文，能讲德文，也能看懂德文。人们一般认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像叶卡捷琳恩堡屠杀这样大的刺激，会导致记忆力丧失症。但是，不幸的是，记忆力丧失症只会导致忘掉某种语言；无论如何，记忆力丧失症不会让人学会原来不懂的语言。

关于俄文，在20世纪20年代，陌生女人似乎能听懂，但不能讲。“她似乎既不懂法文，又不懂英文”，尤索波夫亲王的证词就是这样说的。艾特尔医生在1926年也证明：“女病人现在自己要求学习英文。”现在，她能听懂并能流利地讲上述语言。差不多50年过去了，记者维克·范斯先生于1960年11月遇见她，她用英文同他讲话。他自然地记下了下列感想：“那是她脱口而出的话，而且是用英文说的，声音很低。英文已经成了她说的第一语言，也是她唯一会说的语言。”人们就是这样来编写历史的。

面对这一事件，人们的脑子里马上会出现一个念头：从1918年安娜斯塔西娅失踪到1920年陌生女人的出现，中间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大公女儿童年时代的许多见证人，在十月革命之后仍然活着。在如此重要的争论中，去征求他们的意见，将是正常的，必要的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这样做之后，问题也许会得到解决，而且是彻底的解决。人们为什么不这样去做呢？

人们当然这样做了。

但是，争论并未因此而结束。因为一部分证人支持察伊科夫斯基—安德森夫人的身份，另一部分人则指责这是骗局。

让我们首先谈谈反对派。普鲁士的公主伊雷妮是安娜斯塔西娅的姑妈与教母，也就是察伊科夫斯基夫人声称想去柏林寻找的但又无颜相见的人。她于1922年8月在格隆贝医生家里见到了陌生女人。她离开时，“坚信这个陌生女人不是她的侄女”。她在后来的证书上也是这么措词的。

俄国大公夫人奥尔加是她的另一位姑妈，她于1925年10月末在蒙森疗养院拜访了察伊科夫斯基夫人。她是大公女儿们最喜欢的姑妈。1927年2月28日，她在证词中写道：“无论从身体外表，声音和性格方面讲，我均未发现她与我侄女安娜斯塔西娅有相似之处。”然而，奥尔加大公夫人绝不是事先就怀有敌意。见面的3个月之前，她还恳求皮埃尔·吉亚尔去看看陌生女人：“如果她真是那可怜的孩子呢？只有上帝知道!如果让她一个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而这一切又全是真实的话，那将是极大的犯罪……求求你，尽早去看一看。”对于大公夫人奥尔加来说，结果使她非常失望。这样，她的不利的证词就更有分量了。

前面我们曾提到，宫中女官布克霍埃弗登只是在叶卡捷琳恩堡惨案前6个星期才离开沙皇一家人的。她也于1922年3月12日到达尔德夫来探望陌生女人，也就是说，那时距她最后见到大公女儿安娜斯塔西娅才刚刚4年。她发现女病人与大公女儿之间的“外形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她还具体说明：“她的眼睛与额头与大公女儿塔佳纳·尼古拉耶芙娜稍微有点相像。但是，一旦她的脸不再蒙上，这种相像之处就马上消失了。”

皇后原来的仆人沃尔科夫于1925年6月2日与3日见到了陌生女人。当年，他一直陪同沙皇一家人到叶卡捷琳恩堡。他发表的声明也是毫无余地的：“她不可能是大公女儿安娜斯塔西娅。”

持此意见的还有尼古拉二世的前侍卫官萨布林上尉与莫尔德维诺夫上校，菲利克斯·尤索波夫亲王，特别是皮埃尔·吉亚尔和他的妻子。我前面已经提到皮埃尔·吉亚尔这个名字，他是沙皇女儿的家庭教师，他从1905年秋天到1918年5月，一直同沙皇一家人共同生活。第一次大战之后，他与大公女儿们的女监护人亚历山德拉·特格雷娃结婚。大公女儿们亲切地称呼特格雷娃为“舒拉”。他们两人于1925年7月27日去“假定人”家中。他们一看，除了眼珠的颜色外，发现她与他们过去的女学生毫无相似之处。

察伊科夫斯基夫人也没有认出她原来的老师和皮埃尔·吉亚尔夫人，还错把后者认成是“她的”姑妈奥尔加。人们指着舒拉再三问她：“她是谁？她是谁？”她只是低语：“她是我父亲最年幼的妹妹。”就在大约相同的时期，人们曾告诉她，“她的”姑妈奥尔加要来看她。所以，她既没有分辨出舒拉，也分辨不出姑妈。

皮埃尔·吉亚尔先用法浯，后用英语，最后用俄语同她讲话。但是，这位女病人似乎一点听不懂。讲话只好用德语进行，而这恰好是安娜斯塔西娅小时候一直不愿学的语言。没有任何事情能比这次谈话更让人失望的了。但是，吉亚尔夫妇一直努力不流露出任何敌意，他们竭力取得陌生女人的信任。

皮埃尔·吉亚尔和他的夫人向察伊科夫斯基夫人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这位前家庭教师说：“女病人连一个问题也答不上来。”

几年之后，即1929年，这次见面的结果发表了。那是一本证据确凿的书：《冒名的安娜斯塔西娅，自称是俄国大公女儿的女人之故事》。皮埃尔·吉亚尔在书中同前彼得格勒重罪法院院长康斯坦丁·萨维奇合作，试图揭穿这一骗局。

罗曼诺夫家族的成员几乎一致地拒绝承认安德森夫人。首先，安娜斯塔西娅的祖母玛丽·菲奥多罗芙娜太后就持此态度。这个家族声称完全相信普鲁士的伊雷妮公主、奥尔加、亚历山德·罗芙娜大公夫人、布克霍埃弗登男爵夫人以及皮埃尔·吉亚尔先生和夫人的证词，因为他们曾同大公女儿安娜斯塔西娅朝夕相处。对于沙皇的孩子们的牙科医生科斯特里茨基先生的证词，沙皇家人也十分重视，这位医生于1918年在托博尔斯克为安娜斯塔西娅进行了最后一次诊断，他还保存了安德森夫人的上、下颌骨的石膏模子。他证实，根据这些模印可以断定，“这些牙齿的模印和颚骨的形状，与大公女儿安娜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的牙齿与颚骨结构毫无相似之处”。

当然，俄国的克谢尼娅公主承认了安德森夫人，而且还于1928年在美国接待了她。应该说明，克谢尼娅是1914年春天，即她本人10岁半时离开俄国的，当时安娜斯塔西娅也就11岁半。当然，俄国安德烈大公也承认了安德森夫人，而且这一承认已经被人充分地加以利用。但是，大公未见本人之前，就宣布相信她，因此，他所采取的立场能有多大的价值呢？

再说，大公本人也是在第一次大战前就离开了俄国。他后来同一位著名的舞女的婚事未得到承认，所以，他同沙皇家人的来往实际很少。他自1926年11月起，就相信此事为真。但是，仅仅到了1928年1月31日，他才见到安德森夫人本人。他写道，是因为“某些情况”使他“坚信”这一点的。但那是一些异乎寻常的证据，因为大公曾声称他是“通灵术”的忠实信徒。而且，安德烈大公去世之前，曾写信给大公夫人奥尔加，说他不再相信安德森夫人就是阿纳斯塔西娅了。公正地说，克谢尼娅公主和安德烈大公的证词没有任何价值，无论是法律界还是历史学家均不能以此为凭。

因此，可以这样说，安德森夫人没有得到安娜斯塔西娅的家人中任何一位有资格成员的承认，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安德森夫人的支持者指责沙皇家人居心叵测、变幻无常、讳莫如深等等，他们的目的是竭力防止安德森夫人被正式承认为沙皇的女儿，从而夺走末代沙皇存在英格兰银行的巨额资产。尼古拉二世真的拥有这些存款吗？最近，安德森夫人的最狂热的一位支持者格列巴·布特金写道，他有证据证明“沙皇确实在英格兰银行拥有存款，而且数目达1000万美元”。这完全是虚假的证据。人们现今已经知道，沙皇存在外国的款子已于第一次大战初期提回国内了。最近，一位俄国人士对我说，沙皇的行动出于爱国之心，后来好几家俄国贵族还以他为榜样。沙皇在国外只有一小笔存款，不到100万旧法郎，目前这笔钱存在德国，早被人民政权“冻结”了。

察伊科夫斯基夫人反对者们的观点就回顾到这里，它们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现在，应该去了解一下她的支持者的观点。

虽然女病人患的全身性结核病使她身体十分虚弱，并且医生也证实她患有记忆力丧失症，但是，她仍然能回忆起某些往事。有好几次，她援引一些准确的简单的事实，使同她谈话的人相信，他们面前的女人就是真正的俄国大公女儿安娜斯塔西娅。

有一天，来访者奥斯滕·萨肯男爵当着她的面用烟嘴抽烟。他使用的烟嘴样子很怪，就像一个小烟斗。陌生女人突然激动起来，她好像认出那是他父亲尼古拉二世的烟嘴。来访者被问及此事时，透露说，这个异乎寻常的烟嘴是圣彼得堡一家商店为他专门制作的，而这家商店同时又制作了另一个同样的烟嘴上贡给沙皇。

还有一件回忆：俄国医生鲁德涅夫教授于1914年宣战的那一天，陪同他的有一位同事沿着莫斯科的宫殿墙根往前走。突然，他接到一个纸团，那个纸团是从皇宫的一扇窗户扔下来的。后来，鲁德涅夫见到了陌生女人，就问她，宣战那一天她在干什么？察伊科夫斯基夫人笑了起来，说：

“哦！说起来真叫人不好意思！我和我姐姐在干傻事：我们向行人扔纸团！”

某些俄国移民在安德森夫人身上发现了某些相似的性格，所以毫不犹豫地承认了她。例如，沙皇的医生布特金大夫的女儿，梅尔尼克·布特金——布特金本人也同沙皇全家一道在叶卡捷琳恩堡被杀害——就庄严地声明，她认出了安娜斯塔西娅的五官，特别是眼睛、眉毛和耳朵以及身材和个头。梅尔尼克·布特金女士曾有机会在皇宫，特别是在儿童舞会上，见过大公女儿玛丽和安娜斯塔西娅。

毫无疑问，在承认她的人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原皇家卫队龙骑兵团的上尉菲利克斯·达塞尔。1958年，威斯巴登的法院详细地听取了他的证词。他的证词催人泪下。达塞尔先生患有急性哮喘症，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事实告诉给法官们。

他叙述说，他于1927年去探望陌生女人，当时她住在洛伊希滕贝格公爵城堡，他本想去揭露她的骗局。因为他本人于1916年在加利西亚战场受伤，后来被送到察尔科耶塞洛医院治疗，而恰恰是大公女儿们负责照管这一医院。关于阿纳斯塔西娅的情况，他记忆犹新，他表示愿意将这些回忆说出来让其发挥作用。洛伊希滕贝格公爵在接待他时，对他说：

“我将女病人接到我家里来，因为一切均证明她的确是大公女儿安娜斯塔西娅。她小的时候，我只匆匆见过她两三次，所以，对于我的客人是否真与大公女儿相似或者说对于她的真实身份，我无法作出判断。但是，我知道，她属于整个社会。”公爵特别强调上面这一句话。“她身体很弱，左臂患有结核症，经常发烧。但是，即使发烧，她还是同一副模样。我的朋友以及我本人对她进行了详细观察，但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饱经忧患的可怜女人会给我们耍花招。这是不可能的……她很难伺候，有时真叫人受不了，甚至很粗暴。但是，她的态度明显地想表示：‘我是超越一切之上的人’，我只能来自我所来的地方，在那里，对于沙皇的每天任何一项小小的敕令，均不得有任何违抗。”

达塞尔在得到洛伊希滕贝格公爵的同意之后，制定了下列作法：

“我拟定一项计划，同公爵讨论之后，将马上付诸实施：我用纸条记下我回忆起来的医院生活细节，之后将纸条放在信封里贴好，内容不给任何人看，最后交给公爵封存。在接待几次来访之后，再将我所写的与女病人的说法相比较。这样，我们就拥有一种检查办法，并且利用这一方法，可以了解事情的真相。当然，从严格的法律观点讲，这种方法也是无懈可击的。”

但是，要等待女病人的病情稍稍好转一点才行。终于，有一天下午，达塞尔得知察伊科夫斯基夫人“将很高兴”在下午接见他与公爵，但是，她身体不太好，不能离开病床。因此，会见只能有几分钟。让我们再看菲利克斯·达塞尔是怎么写的：“一个女人躺在沙发上，被子一直盖到下颌，她用手绢捂着嘴。公爵用热情友好的语调对她说：

‘亲爱的孩子，我给你带来一名原来的龙骑兵。你不用起来，我们过一会儿就走。’”

“我出于一种本能的驱使，向病床走了一步，一跺靴底立正，向她作自我介绍：‘殿下，龙骑兵团上校……’”

“是的，我试图作自我介绍，但是，我只能低声念叨一些听不清的词句，无法说完一个句子，因为一只发抖的小手抬起来：她像过去一样，用同样的姿态打断介绍，那姿态也像过去那样充满权威性。我的目光朝她的眼睛看去，她盈眶的泪水，不自主地流到手绢上。”

“我的面前是一张陌生的瘦削的脸，因神经质的抽搐而发抖，泪水涔涔而下。她的眼睛只有细微的皱纹……我看不见她的嘴，因为她那长长的白皙手指拿着手绢捂在嘴上。这两只手，这些手指……”

“一股强大的激情通过她的全身。从躺着女人或者说躺着一个直视我的影子的沙发上，发出一股神秘的力量……”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张脸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但是……这两只手，这些手指……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在向我倾诉，它们想抓住我不放。我离开了房间，在外面漫步了几个小时。到了晚上，我才回到自己房间，试着看几页书……”

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见是在两天后进行的。这一次，达塞尔下了决心，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他故意同陌生女人谈到一些不准确的事实，以诱使她上当。

此次女病人感觉好多了，也不那么紧张了，也可以说话了。洛伊希滕贝格公爵故意把话题引到察尔科耶塞洛医院。达塞尔谈到伤员可以打台球以消磨时间。他故意说这张台球桌放在“楼上的一间房子里”。

女病人微弱的声音打断他的讲话，

“不对！不在楼上，台球桌放在楼下，你记不起来了吗？”

公爵与达塞尔两人面面相觑。之后，他们又不露声色地谈起大公女儿们几乎每天来医院探视。达塞尔声称沙皇儿子阿列克塞总是跟着姐姐们一起去。她再一次打断讲话，而且口气更坚决：

“唉！你全忘了！我们每周只能去两三次，而且阿廖沙从来不跟我们一起去。”

“是这样！”达塞尔回答，他心中十分激动。

此时，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但他一点也不流露出来。他将一些照片给女病人看。她的目光落在一张照片上，说：“他是谢尔盖耶夫上校，是我喜欢的那个性格开朗的谢尔盖耶夫上校，因为他太恨拉斯普金，才倒了霉。”女病人迅速地看了我一眼，我正要开口说话，她突然咯咯地笑起来，她的笑声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那笑声有点沉闷，有点断断续续，但是，同过去的笑声一模一样……我再也坐不住了，我站了起来，抓住椅子靠背。

“他是手插在口袋里的男人”，在我身边因发笑而颤抖的女人这样说，“我看见了——我的眼睛突然亮起来——我看见了安娜斯塔西娅的高兴而调皮的眼睛，她是全家的‘小祖宗’。她的眼睛很像亚历山大三世，当她咧嘴笑时，眼睛里总闪烁着火花。”

“‘手插在口袋里的男人’……对了，对了，当时人们是给他起了这个外号。自然，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正是安娜斯塔西娅给他起的外号。因为当时前线的战士都容易感情冲动，而且直来直去，从不装模作样。他们在同大公女儿们讲话时，往往忘掉自己的身份，把手插在口袋里。”

“这个外号使大公女儿们十分开心，因为她们每天所见的，全是军人的生硬姿势和宫廷侍从人员及群众的奴颜婢膝。虽然安娜斯塔西娅在叫外号时嬉皮笑脸，玛丽亚仍不准年幼的妹妹使用这一外号。不过，她在讲话时，不时漏嘴，继续使用这一外号。”

“我突然认出她来，我对此深信无疑。”

在此类案子即确定身份的案子中，只是列举各种人的证词是不够的，还应衡量一下每一份证词的分量。格列巴·布特金——继他之后还有其他安德森夫人的支持者——曾对皮埃尔·吉亚尔先生和夫人等人提出严重的指控，指责他们同安娜斯塔西娅的两位姑妈串通一气。但是，对于这一严重指控，他们又拿不出任何证据来。人们在此之前已经看到，发现安娜斯塔西娅的德文练习簿一事本来应彻底挫败皮埃尔·吉亚尔，结果也不了了之。因为这位家庭教师本人在他的那本著作里也谈到，安娜斯塔西娅曾向克莱因贝格学习过德文。反过来，吉亚尔先生也毫不客气地驳斥布特金的证词：

“梅尔尼克·布特金女士很少到皇宫里来，她遇见大公女儿们的机会微乎其微。要证明这一点，只要读一读她于1921年（察伊科夫斯基夫人出现之前）出版的回忆录就行了。在托博尔斯克，她与沙皇一家人完全隔离，同他们毫无接触。”

吉亚尔先生还补充说：

“我所说的梅尔尼克女士的情况，对她的哥哥格列巴·布特金更适用。他自诩为大公女儿们的‘牌友’。是他在美国创建“俄国阿纳斯塔西娅大公司”将安娜斯塔西娅之谜变成了‘商业手段’。公司的宗旨是收回沙皇可能存在英格兰银行的几十亿存款。人们现今已知道，这笔存款根本不存在。”

安德森夫人的支持者们伪造了几封皮埃尔·吉亚尔夫妇给拉特赫列芙夫人的信。这些信并未抱有敌意，甚至可以说十分友好。例如信中说：“她在柏林的情况如何？她守规矩吗？”或者是：“是那只讨厌的猫吉吉把东西全吃光了吗？”或者说：“请告诉她，没有一天我不想念她，没有一天不为她祝福。”或者是：“我们将尽力帮助你完成任务，因为我们充分意识到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义务与我们的良心。

我们的责任太重大了，所以不能采取其他作法。”事实上，这些信是一些好心人写的，他们不放过任何可乘之机。他们诚心诚意地希望安德森夫人真是安娜斯塔西娅。这些冒名信并没有击倒吉亚尔夫妇，相反，却证明他们是完全诚实的。此时，陌生女人周围的人却在从事一项奇特的工作。

皮埃尔·吉亚尔对此为我们作了描述，“一开始，我犯了一个大错误：所有寄给我的报告，我均将其中的错误改正过来。几个月后我发现——这是与我通信的柏林朋友告诉我的——人们在柏林城里散发女病人透露的所谓消息。这些消息发表时，不是按寄给我时原来的样子，而是根据我的批示而重新校阅和修改过了！”虽然上述人不守信用，吉亚尔夫妇仍自始至终想从拉特赫列芙夫人那里得到有关陌生女人的能说明问题的细节或答复。这一任务十分艰巨。不能过分明显地表现出对拉特赫列芙夫人的不信任情绪，否则，她就会中断通信。

1926年1月29日，拉特赫列芙夫人给皮埃尔·吉亚尔写道：“你们的信任使我感到吃惊，因为你们同时对女病人抱有很大戒心……你们为什么总是从否定的观点出发！”最后，4月23日，她又写道：“如果你们想向女病人表示致意，你们单独给她写信好了，因为你们的信只能引起怀疑与猜测。”他们之间的通信于1926年6月中断，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

应该请专家们出面吗？1927年，指控一方拿出一件武器，这件武器后来发挥了巨大威力：洛桑警察局化验室主任比朔夫教授的鉴定。法医们认为，继指纹之后，耳朵是鉴定人的身份的最可靠手段。比朔夫教授对大公女儿安娜斯塔西娅和安德森夫人的耳朵的照片进行了对比之后，声称他鉴定的两名对象的耳朵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安娜斯塔西娅的耳朵是黑森族人的耳朵，即上耳边很小，而陌生女人则相反，上耳边下垂严重。比朔夫医生毫不犹豫地得出以下结论：“察伊科夫斯基夫人与大公女儿安娜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不可能是一个人。”

在差不多50年中，这份鉴定对安德森夫人的支持者们大为不利。对他们来说，这太令人讨厌了。陌生女人的支持者们终于抬出了德国教授雷歇的报告。雷歇教授声称，安娜斯塔西娅的耳朵与安德森夫人的耳朵不能再相像了。雷歇教授在汉堡法院详尽地阐述了他的结论，但该法院没有接受他的结论。

能否确定陌生女人的年龄？如果她真是大公女儿安娜斯塔西娅，她应是1901年6月5日出生，到1920年5月30日，她大约19岁。因为她的外貌特征是这一天在达尔德夫医院记录下来的。然而，根据记录，她似乎是26岁到30岁之间。艾特尔医生指出，当她1926年6月25日进入奥伯斯特多夫疗养院时，“她看上去大于25岁”。

1928年，侦探马廷·克诺普特应黑森家族的要求，进行一项调查：了解察伊科夫斯基夫人的真实祖籍。他首先设法了解1920年初在柏林有哪些女人失踪。他十分幸运，发现了一份由波兰女工弗兰齐卡·山岑科夫斯基填写的警察申报表，表上的字迹与察伊科夫斯基—安德森夫人的笔迹相似。1920年之前，这位女工曾两次被关进精神病院。人们很快发现，弗兰齐卡1920年正好住在柏林并于同年2月15日失踪。

无独有偶，弗兰齐卡·山岑科夫斯基正好是在1922年夏天在温根德尔家中重新露面的，即陌生女人从达尔德夫精神病院离开后不久。当时，她好像被人追捕，所以要求人们为她更换衣服。

令人吃惊之处在于，8月12日，陌生女人从克莱斯特男爵家中逃走，克莱斯特男爵当天就报告了警察。3天之后，人们在许曼施特拉斯街上找到了少妇。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普塞尔特小姐就住这条街的1号。而温根德尔一家人却是住在这条街的10号。

温根德尔夫妇声称，1920年2月15日，弗兰齐卡失踪时，她“脚上穿了一双黑色高腰系带皮鞋，身穿黑呢裙”，肩上披着“大黑头巾”。她将自己的身份证件均留在收留她的人的家里了。根据1920年2月17日警察局填写的报告，当天晚上在边界运河中捞上了一位陌生女人。报告还说，陌生女人身上没有任何证件，只穿了一条黑裙，戴了一条大黑头巾，脚穿一双高腰黑皮鞋。

机智的马廷·克诺普特还要找到一个决定性的证据：找到山岑科夫斯基的家里人。克诺普特在东波美拉尼亚的许根多夫小村子里，找到了她的家里人。具体情况是：山岑科夫斯基寡妇即弗兰齐卡的母亲患有骨结核，她同儿子和另外两个女儿住在一起，她们是格特露德和玛丽。将陌生女人的照片给她们看时，母亲和两个女儿齐声高叫她就是弗兰齐卡。她们证实，弗兰齐卡于1920年2月失踪。

现将君士坦丁·萨维奇根据山岑科夫斯基母女和温根德尔夫人的声明而确认的具体事实重述如下：

“一、弗兰齐卡在某次洗碗时，将手指头割了一道大口子，人们曾担心那根手指会因此变硬。恰好，医生也证明，陌生女人的左手中指偏向食指方向，有一道近2公分长的伤疤，这个老伤疤使那根手指僵硬。陌生女人说，这个伤疤是汽车门夹的，根据已经搜集的情况，并不是陌生女人所冒充的大公女儿安娜斯塔西娅的手指被汽车门压了，而是她的姐姐玛丽·尼古拉耶芙娜的手被汽车门挤压了。”

“二、弗兰齐卡的脚却变形，这使她的脚经常疼痛。人们知道，医生也在陌生女人的脚上发现同样的问题。”

“1916年，弗兰齐卡在通用电气公司下属的一家手榴弹工厂工作。8月29日，她在一次手榴弹爆炸事件中头部受轻伤。而陌生女人恰好在右耳后有一道表皮伤口。”

“见证人还说明，山岑科夫斯基姑娘性情高傲，说话拖声拖气，表情不自然，爱说大话，自以为高人一等。在女病人的所有病历中，这些特点均记录在案。贝格教授和其他人认为，这种高人一等的表现恰好证明陌生女人出身高贵。但是，同沙皇的女儿们很熟的沙皇的侍卫官莫尔德维诺夫上校声明，陌生女人不是沙皇的女儿，主要原因是‘她太像大公女儿了’，她并没有沙皇女儿们的那种平易近人的作风。所有认识大公女儿安娜斯塔西娅的见证人都指出，她天生平易近人。”

“调查还证明，山岑科夫斯基姑娘曾于1916年和1917年，先后在柏林——舍讷贝格和新鲁平两次住进精神病院而且被认为患了不治之症。她住进新鲁平精神病院时，拒绝说出自己的姓名职业和年龄，拒绝提供笔迹式样。人们还记得，陌生女人一直是这样行动的。”

“根据温根德尔母亲的证词，弗兰齐卡有时一连几个钟头在窗前发呆，不回答任何人的问题。陌生女人住在伊丽莎白医院时，病人记录上对她也有过同样的描写。在最后一段时间里，弗兰齐卡在柏林附近的腓特烈肯霍夫产业公司工作。她住进达尔德夫医院时，说自己是女工。”

最后，让我们对几个日期进行一下比较。弗兰齐卡生于1896年11月16日，所以，1920年5月，她差不多有24岁。当时达尔德夫的医生们估计她在“26岁到30岁之间。”

1920年5月，大公女儿只有19岁。

现在，只剩下将陌生女人同失踪女人的好朋友罗莎·温根德尔进行对质了。这一工作在洛伊希滕贝格城堡进行。结果如何？君士坦丁·萨维奇断言，罗莎马上认出她的好朋友弗兰齐卡。察伊科夫斯基夫人情绪激动，高叫：

“把她给我弄走！”

洛伊希滕贝格公爵是陌生女人的支持者，也是这次对质的见证人。他认为，这次对质不能绝对说明问题。不过，罗莎·温根德尔在40年后仍坚持自己的说法。她还在汉堡法院上作证，说明她对自己的看法坚信不疑：安德森夫人就是她过去的好朋友弗兰齐卡·山岑科夫斯基。

安德森夫人的支持者们总想抹杀罗莎·温根德尔证词的作用。他们就下列不可否认的事实大做文章：报纸在发表罗莎·温根德尔的证词后给了罗莎·温根德尔一笔酬金。不过，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其重要性也不容忽视，即在马廷，科诺普夫进行调查的过程中，罗莎·温根德尔居然——拿出了弗兰齐卡1922年8月出逃时留在温根德尔家中的“连衣裙，大衣，皮鞋，带有A·R字母的裤子，几顶帽子和一张有俄国沙皇一家人画像的明信片。”

后来，将这些东西拿给曾收容陌生女人的克莱斯特男爵夫妇看，他们毫不迟疑地认出，“所有上述物品均属于陌生女人”。但是，一件白衬衣和一件粉红色胸衣除外。而那两件衣服恰恰是侦探故意混进其他衣物里去的。克莱斯特男爵补充说，那件大衣还是他本人去“以色列商店”买来送给陌生女人的。男爵夫人也说，“裤子上面的字母A·R——即阿纳斯塔西娅·罗曼诺娃的缩写——是她绣上去的”。

除非怀疑克莱斯特男爵的诚实正直——这未免太过份了，但也不排除安德森夫人的某些支持者会这样做——人们在这里似乎拥有一个能证实山岑科夫斯基-安德森夫人身份的很有说服力的证据。我们还要补充说明，温根德尔夫妇在安德森夫人的衣橱里，又找到了他们当年送给弗兰齐卡女工的那些衣物。这至少证明他们的用意是善良的。

还要说明一点，1961年5月15日汉堡法院对此案的判决书里也提到弗兰齐卡·山岑科夫斯基的一位妹妹与安德森夫人的血型一样。如果人们还记得，当时陌生女人能听懂俄语但不能讲俄语，那么，现在这一点可以得到解释了，因为大部分波兰人均是如此。

安娜斯塔西娅案件就这样开始，这样结束了。也许读者已有自己的见解，也许，读者想知道我们的意见。

毋庸置疑，如果人们衡量一下双方的论据，显然是反对一方占了上风。安娜斯塔西娅的亲朋好友，她的两位姑妈，她的家庭教师，她的女监护人，她母亲的仆人和陪伴女官，均不承认察伊科夫斯基夫人。俄国皇太后玛丽·菲奥多罗芙娜以及俄罗斯家族的17名大公与亲王签署了一份声明，他们在声明中明确表示：“那位名叫察伊科夫斯基夫人的女人不是大公女儿安娜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

回过头来看，承认她的人显得多么苍白无力：格列巴·布特金，梅尔尼克夫人，1914年从大公女儿窗下经过的一名医生，一位使用同尼古拉二世相同式样烟嘴的军官。

当然，还有菲利克斯·达塞尔。他的证词是所有支持论据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最可靠的，也是最能让人产生信念的。无论如何，菲利克斯·达塞尔的善良愿望是不应该受到怀疑的。

安娜斯塔西娅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公式：菲利克斯·达塞尔独自一人能够与大公女儿安娜斯塔西娅几乎所有的亲朋好友抗衡吗？他一个人能够完全否定有那么多的材料证实了的山岑科夫斯基的身份吗？

我这里谨向读者说明一点，即在很长时间里，菲利克斯·达塞尔的证词对我来说一直是某种信念的绊脚石。我对安娜斯塔西娅事件的“探索”也正是从阅读达塞尔的证词开始的。在当时，这一证词曾使我信服过。在一次电视节目里，我甚至说过这一点。但是，对事件进行长时间的研究之后，我的信念完全改过来了。一切都说明那是骗局。但是，达塞尔的证词又怎么解释呢？

我实在不明白。

突然，1958年5月23日，一切迎刃而解。这一天，克莱斯特男爵夫人在汉堡法院出庭作证。她偶然谈到菲利克斯·达塞尔时说：

“他去过我们家。他在我们家谈到了察尔科耶塞洛医院……那是察伊科夫斯基夫人去西昂的洛伊希滕贝格公爵家几年之前的事情。”

真相大白了。如果在西昂会见之前好几年，达塞尔已经见过陌生女人的一些朋友，如果他向陌生女人的朋友们谈起过——看来这是肯定无疑的了——他对“手插在口袋里的男人”的回忆，这就同让陌生女人知道“野孩子”这一词的情况一样了。大公夫人奥尔加听说陌生女人声称，她的一位姑妈过去叫她“野孩子”时，大吃一惊。因为当时奥尔加确实就是这样称呼安娜斯塔西娅的。奥尔加急忙赶到柏林，但是一点也没有认出陌生女人，而这位陌生女人也一点没有认出她来。后来大家才知道，是奥尔加大公夫人的一位熟人布特金在好几午前，将此轶事告诉给收容陌生女人的那一家人的。于是陌生女人便将此“轶事”细心地铭刻在自己的记忆里，以便到时候作为证据抛出来。

菲利克斯·达塞尔在认出陌生女人之前好几年，就曾去过收容陌生女人的人的家里。克莱斯特男爵夫人在透露这一点时，对安娜斯塔西娅的朋友们40年以年来所拼凑起来的脆弱的大厦，给予了致命的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