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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遗忠浩气长存_关于明朝的历史故事

时间:2022-06-05 历史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大明遗忠浩气长存_关于明朝的历史故事第二十章 大明遗忠浩气长存崇祯殉国后,大明遗臣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登基,弘光元年五月,清兵破扬州、南京,史可法等人殉国,弘光帝被俘后被杀,弘光政权灭亡。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史可法等南京大臣向马士英让步,派兵将福王从仪征又接回南京。高杰大喜过望,率兵退出扬州,驻瓜州。

大明遗忠浩气长存_关于明朝历史故事

第二十章 大明遗忠浩气长存

崇祯殉国后,大明遗臣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登基,弘光元年(1645)五月,清兵破扬州、南京,史可法等人殉国,弘光帝被俘后被杀,弘光政权灭亡。

弘光朝覆灭后,郑芝龙、郑鸿逵兄弟在福州拥戴唐王朱聿键称帝,于当年七月改元“隆武”。隆武二年(1646)八月,清军攻克浦城、霞浦,隆武帝出奔江西,在汀州遭清军俘虏,之后绝食不屈而亡。

同年,一大批明朝文臣武将云集肇庆,拥戴流亡广西梧州的永明王朱由榔即位称帝,选肇庆府为“陪都”,改次年为永历元年。永历十六年(1662)四月,永历帝被吴三桂从缅甸带回云南处死。

弘光、隆武、永历,史称“南明”,现在说起来,知道这些皇帝名号者恐怕寥寥无几。但是,史可法、郑成功、李定国这些名字,却广为人知。(www.guayunfan.com)崇祯之后的南明演义,其实就是这些人的故事。

史可法守扬州

读史读到史可法,就气得读不下去,而且越读越气,气得说不上话来。我是无话可说了,可脑子能想到两句老话,一是自暴自弃,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史可法的主要事迹就是捍卫南明弘光小朝廷,而弘光朝廷,就是一锅浑汤,有人描述其为“清歌漏船内,痛饮焚屋下”。我看一点都不过分。

对于史可法,我揣摩他有三不遂心:一、要保的人不是他喜欢的主子;二、共事的是一群不喜欢他的人;三、他给扬州百姓招来屠城十日的烈祸,用80万条性命,成就了他一个人的名节。

想一想,都令人为之凋朱颜。

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李自成从西安出发,渡过黄河,东征北京,时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的史可法誓师勤王,没有到京,崇祯就死了。他只好和留在南京的文武大臣议立新君。

由于崇祯的三个儿子被李自成俘获,史可法等人只能从各地的藩王中挑选,正好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结伴南逃,他俩就成了人选,按世系、血缘关系来说,福王明神宗朱翊钧的亲孙子,潞王为神宗的侄子,按伦序当然是福王合适。但大部分官员主张立潞王,认为福王朱由崧有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等“七不可”。潞王贤明当立。

史可法也主张立潞王。

凤阳总督马士英认为福王昏庸,好操纵,便主动拉拢了几个将军,发兵把福王裹胁到仪征,在长江之北连营,向主张立潞王的南京大臣施压。马士英还写信给史可法,斥责他不立福王。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史可法等南京大臣向马士英让步,派兵将福王从仪征又接回南京。

五月十五,福王称帝,年号弘光。以史可法、姜曰广为阁臣,马士英也入阁,但仍督师凤阳,朝中大权掌握在史可法手中。

马士英属于那种特别能折腾的人,他当初拥立福王就是冲着把持朝政而来的,岂能让人占了便宜。马士英随即上书,向弘光帝揭发史可法属于反对福王上台的一派,马士英还联合江北四镇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拥兵入朝,争夺相权。江北四镇是南明的主要军事力量,现在为了争权夺利而离开前线,让史可法感到心寒。为了顾全大局,史可法放弃权力,主动要求督师江北,离开互相倾轧的小朝廷,马士英留在朝中主政,达到目的。

南京弘光朝廷腐败不堪,皇帝沉湎于酒色,文武官员则忙于敛钱。马士英以拥立福王的第一功臣自居,把持朝政,重用阉党阮大铖,排挤正直的东林党人。马士英还卖官鬻爵。不论何人,只要拿得出钱来,就可以买个官爵,招摇过市,侵扰百姓。老百姓痛恨马士英,七八岁的儿童都会唱:“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对于史可法而言,就像开头说的,他要保的人不是自己喜欢的主子;他共事的是一群不喜欢自己的人。反过来说,他要保的主子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那群只知道搜刮民财的同僚。

这意味着,他干什么都会有人阻挠,除了死。

清兵入关的借口是应吴三桂之请打李自成来的,这本来就是瞒天过海的谎言,可弘光小朝廷依然采取联清抗顺的方针,他们还派遣使团北上议和,提出割让山海关外土地和纳岁银的谈判条件,换取清兵出关。

简直是弱智得一塌糊涂,这断断不是与虎谋皮的天真,而是庸懦的弱智,怎么真认为清兵是什么“正义之师”了?

当时的清廷已占领北京,清廷利用和谈的时间,全力进剿逃到陕西的李自成,他们压根不在意南明的和谈。

弘光朝廷完全就是一个烂摊子,朝臣争权夺利,党同伐异。驻扎各地的武将也为了争地盘大打出手。江北四镇黄得功、刘泽清、高杰争相入驻富庶之地扬州。高杰先到,乱杀百姓,城中百姓组织起来,登城自卫,高杰久攻不下。刘泽清和刘良佐的部队也乱作一团。朝中大臣谁也管不住他们,只好派史可法去化解矛盾,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都比较听话,领命自退。

史可法前往高杰处。高杰是陕西米脂人,绰号“翻山鹞”,凶猛好色,原是李自成部将,和李自成妻子刑氏私通,事发,率部投降明军。高杰的部下骁勇善战,只听高杰的命令,所以虽归明朝,但实际上仍是高杰的私人部队。注意这个特点,先伏一笔在此。

高杰的出身是“贼”,而史可法世袭锦衣卫百户,是“官”,高杰向来害怕史可法,不知和他们的出身有无关联。且说那高杰听说史可法来,命令士卒连夜挖坑,掩埋他滥杀了的数百具无辜百姓的尸体。天明,史可法到来,二人相见,史可法并未责备高杰,而是温语劝解,非常客气。高杰看到史可法身边带了300川兵,有所戒备,史可法马上将200川兵分给高杰,用诚意打动高杰。高杰心中有鬼,处处防范史可法。史可法在高杰的军营住了一个多月,互有了解,最后,史可法想出一个变通之法,上疏朝廷,把扬州附近的瓜州给了高杰的军队。高杰大喜过望,率兵退出扬州,驻瓜州。

扬州之围解,史可法这才开府扬州。史可法在扬州没有多少兵马,他向朝廷要军饷,被马士英拒绝,清兵进攻,史可法飞章上报敌情,马士英竟认为史可法是在表现而已,完全不当一回事。可怜史可法,举步维艰,陷入困局,外有四镇跋扈,内有马士英掣肘。敌人打上门了,他还在后院忙着灭火——清兵攻下邳、宿二州,黄得功、高杰竟不顾大敌当前,为私怨交兵,自相残杀,史可法只能充当消防队员,给两边灭火,居中调停。

顺治二年(1645)正月,弘光朝廷令刘良佐、黄得功扼守颖、寿两州,高杰进兵归、徐二州,以扼清兵南下之锋。正月十二,高杰进入睢州,当晚发生“高许之变”。“身在明营心在清”的睢州总兵许定国给高杰设下死局,先是美酒歌女,宴饮酒酣,夜入三更,高杰及其护兵将都被灌醉杀死。事后,许定国北渡黄河降清。史可法闻讯,流涕顿足,仰天长叹:“中原事不可为矣,国事尽被许贼所坏。”

高杰的事情还没完,接续前文的那个伏笔,他有一支和他铁心死硬的队伍,许定国杀掉高杰,高杰部下立即哗变,十三日,高杰部将李本身、高进库等领兵屠掠睢州城,为高杰报仇,睢州大乱。高杰的士兵屠掠了睢州及附近州县200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可怜的睢州百姓跟着遭殃。

出面担当灭火和安抚工作的还是史可法,他赶到徐州,任命高杰的外甥李本身当提督,统领高杰的部队,又分别任命了督师中军和徐州总兵,高杰的部队才安顿下来。

马士英嫉妒史可法盛名,派出卫胤文担任兵部右侍郎,总督兴平军,驻扎扬州,目的是夺史可法的权。二月,史可法还镇扬州,未至,黄得功军来袭兴平军,史可法忙派人劝解,黄得功才收兵。这里又牵扯着黄得功和高杰的一段官司,枝蔓太多,按下不表了。

这就是大学士史可法整日处置的事情,他忙得焦头烂额,忙的全是“家务事”,北伐是口号,是梦想,根本无暇矣。

镇守武昌的总兵官左良玉痛恨马士英贪赃枉法,打出“清君侧”的旗号,沿长江东下,率兵讨伐马士英。这时候,多铎已在陕西击败李自成,兵锋直指湖广。左良玉其实也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是以“清君侧”为借口东下避战的。

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史可法认为应主要对付公敌清兵,但马士英大权在握,主张先对付他的私仇左良玉。史可法派人劝弘光帝:左良玉不会为难朝廷的,清兵来了才有亡国的危险。弘光帝也说马士英:左良玉不应该进逼南京,我看他的奏章也没有造反的意思,现在还是守淮南要紧。不料马士英竟厉声呵斥:清兵来了还能商量议和;左良玉来了,咱们君臣还能活吗?今后谁再敢说守扬州,斩首不赦。弘光帝吓得瞠目结舌,不敢再往下说了。

左良玉兵至九江,染病而死,其子左梦庚继续东下。马士英将黄得功从防御江北的阵地撤出,开赴西线对付左梦庚。江北空虚。

顺治二年(1645)四月,清军攻到了离扬州城只有30里的地方。正在抵挡左良玉进攻的史可法得到消息,心急如焚,率领几个仆从,骑上快马,连夜赶回了扬州,他想守住南京的这一门户重镇。

史可法率兵打仗,能体谅士兵们的甘苦,经常是士兵们没吃饱他不开饭,士兵们没有棉衣他也不穿棉,所以,他的威信很高,甚至连多尔衮也仰慕他的威名,一再写信劝他降清,想借助史可法的声望早日平定江南,史可法已经准备以身殉国,当然不会答应。

形势急剧恶化,史可法檄调四镇兵协守扬州,但四镇无一人至,只有总兵刘肇基率领2000人来到扬州救援。与来势汹汹的清兵相比,刘肇基的2000军兵,可谓是杯水车薪。不过总是聊胜于无。史可法本来的意图是在城外陈兵,可以互相策应,见兵力太弱,无法迎击清军,就命令刘肇基将部队开入城内,紧闭城门。

别人有事,都是他出面调停;现在他有事了,别人却都站在一旁观望。这是史可法的命运,更是弘光小朝廷的劫数。

四月二十,清兵至扬州城郊,屯斑竹园,第二天,总兵李栖凤、监军副史高歧凤拔营出降。城中守军兵力更加单薄。史可法布置众将分守各城门,他自守最险要的旧城西门,准备守城。

史可法身披铠甲,手持宝剑,亲自和刘肇基在城墙上指挥,老百姓也都组织起来,青壮年男子登城站岗,老年人和妇女烧水煮饭,扬州城的军民决心与敌人血战一场。

二十五日,清兵至城下。清军统帅多铎惺惺相惜,他敬重史可法的为人,三番五次写信劝降,史可法一律不拆、不看、不回。多铎见劝降没用,下令用大炮猛轰扬州城。

刘肇基见城内军民伤亡太大,和史可法商量:扬州城内高外低,如果掘开淮河,将淮水灌入敌军阵地,敌人肯定要向后撤退。史可法考虑到淮南的百姓将为此遭灾,没有采纳。

清军的攻势越来越紧,史可法指挥城中军民殊死抵抗,无奈力量悬殊,又孤立无援,扬州城已经危在旦夕。史可法知道败局已定,下决心与扬州城共存亡。他给母亲和妻子留下遗书,向她们表白以身殉国的决心,又叮嘱部将史德威说:“我死之后,请把我葬在太祖皇帝墓侧。如果实在不行,就把我埋在扬州城外梅花岭上!”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史可法将死,其言忠义。

第七天,清军炮火轰塌城墙的西北角,清军从缺口冲进扬州城,守城明军和清军短兵相接,展开巷战,刘肇基等全部战死,史可法自刎未死,被清军俘获,大呼:“我史督师也。”

以下文字是根据史可法嗣子史德威所著《维扬殉节纪略》演义:清兵一听抓到的是史可法,不敢怠慢,马上裹胁他上城楼去见多铎。多铎见了史可法,快步上前行礼,十分客气地说:“我再三拜请先生,都没得到回复。今天,先生对旧朝已经尽到了责任,接下来就请先生替我大清服务,帮助我收拾江南,不愁没有高官厚禄。”

史可法身负重伤,仍义正词严地说:“我是大明朝的重臣,岂能苟且偷生,屈身降虏,做万世罪人!头可断!身不可屈!”

多铎脸色骤变,说:“你既然想当忠臣,本帅就成全你的心愿!”

史可法惨笑道:“我死不足惜,只有一事相求,请千万不要伤害扬州城的无辜百姓。”

史可法说罢,多铎没有回答,挥手命清军带史可法下城,史可法下了城楼,从容就义。

《明史》只有三句话:“越二日,大清兵薄城下,炮击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不殊,一参将拥可法出小东门,遂被执。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师也。’遂杀之。”

《明史》是清代官修史籍,他们当然不允许给抵抗清兵的敌人渲染那么多英雄的色彩。

历史就是历史,多铎不会因为史可法的求情,就放下屠刀。他怎么会听史可法的话呢?他是侵略者,他自有一套战争思维:残暴具有震慑力,可以减弱抵抗,可以扩大战果。

疯狂的屠城开始了,整整十天的刀光剑影,整整十天的血雨腥风,清军对扬州城中的百姓进行了疯狂的屠杀,十天之内杀死了80万人。城内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往昔繁花似锦的扬州城,变成了一座流血浮杵的死城。这次血腥事件,缩印成“扬州十日”四个汉字,写入了中国历史

《明史》记载:“可法死,觅其遗骸。天暑,众尸蒸变,不可辨识。逾年,家人举袍笏招魂,葬于扬州郭外之梅花岭。其后四方弄兵者,多假其名号以行,故时谓可法不死云。”

由此看来,多铎一点都不尊重史可法,他竟然不给史可法收尸。

我们在其他史书里常常看到胜利一方厚葬自己尊敬的对手,那也是一种高风亮节。

把史可法的遗体丢弃在尸堆里,也不合常理,他不是普通的守城将领,他是弘光朝廷的内阁大臣,他的遗体,是具有政治和军事意义的重要战利品。

不可理喻。

史可法死和扬州城破,意味着弘光朝廷的国门洞开而且倒了顶梁柱,从此,各路兵马降的降、逃的逃,清军势如破竹,逼近南京城。

弘光帝带着十几个贴身太监从通济门逃走了。马士英也和儿子逃之夭夭。第二天,清军到了南京城下,赵之龙、钱谦益等人跪地献城,清军顺利进占南京,弘光帝没逃多远就被清兵抓获,马士英降清。清廷没打算留他们,于是把他们都杀了。

维持了不到一年的弘光政权灭亡了。

郑成功征台湾

郑成功反清到死,在台湾岛与清朝分庭抗礼。他死后,清朝康熙皇帝对他有一个宽宏大量的评价:“朱成功明室遗臣,非吾乱臣贼子。”郑成功的孙子降清后,将郑家在台湾的坟茔悉数迁葬,魂归故里,安葬在泉州三邑南安郑氏祖坟。康熙皇帝专门为郑成功新坟撰写楹联:“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康熙皇帝高度评价了郑成功忠贞不贰、威武不屈的精神。在这个封建帝王的话里,我们听不出丝毫敌视之意,倒是感到了一种溢于言表的崇敬仰慕和钦佩。

郑成功征服了台湾,这是写进了历史教材的史实,毋庸置疑。

郑成功也征服了康熙皇帝的心,也许有人怀疑这个说法,那就再回过头去研读一下那副楹联。

引用一个当代诗人的诗句:“即使你是我的敌人/也是有风格的敌人。”

用俗话说,这就叫“英雄惜英雄,好汉惜好汉”。

郑成功幼名福松,名森,字明俨,天启四年(1624)七月十四出生于日本九州。他的父亲郑芝龙是海商兼海盗的双料头领,平常在中国东南沿海及日本、菲律宾等海域活动,势力极大。郑成功六岁之前跟随母亲住在平户,郑芝龙受大明朝廷招安之后,郑成功才被接回故乡读书。

崇祯十七年(1644),郑成功为求深造进入南京国子监就读,拜入江浙名儒钱谦益门下;钱谦益为了勉励郑成功乃替他起“大木”之别字。1645年夏天,在南京城外跪地向清兵献城的弘光群臣,领头者就是这位钱谦益先生。

时势剧烈动荡,乱象频仍,在年方二十的郑成功眼前交替上演:李自成攻破燕京,崇祯帝自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李自成溃败;福王朱由崧南京登基,建立弘光政权;清军南下,屠扬州破南京,史可法殉国,弘光帝被俘而后杀,弘光政权灭亡……

沧海横流,战火纷飞,明廷崩塌,谁以为继?年轻的郑成功没有想到,他的父亲,那个曾经追风踏浪专门从事海洋冒险生意的郑芝龙,一眼就发现了暴风骤雨后面的那道绚丽如彩虹的商机。郑芝龙和弟弟郑鸿逵当机立断,在弘光政权垮台不到一个月,就在福州拥戴唐王朱聿键称帝,于当年七月改元“隆武”。

郑芝龙创造了隆武帝,隆武帝投桃报李,大大封赏郑成功,23岁的郑成功被封为忠孝伯、御营中军都督,还赐国姓、改名“成功”、驸马待遇,这就是人称郑成功为“国姓爷”的由来,也就是文章开头,康熙皇帝叫他朱成功的缘故。

郑成功24岁开始带兵打仗,转战于福建江西,和清军作战。

然而,隆武政权的军政大权都握在郑芝龙手里,这才是他拥戴唐王要图的东西。郑芝龙无意抗清。清军南下福建,他命令仙霞关守将施福(该人是施琅的族叔)将军队撤回福州。由于郑芝龙不抵抗,清军攻入闽北时几乎没有遇到抵抗。

不知读者看出来了没有,郑芝龙将军队当成运营资本,他在计算,他要追求利润最大化,他是明朝招安的海盗商人,他比投机商更善于冒险,他的一点点政治头脑全靠生意经驱动。

降清有年的洪承畴和郑芝龙同乡,他派人联络郑芝龙,承诺给郑芝龙的降清条件是,可以受封三省王爵。郑芝龙为利所动,露出他唯利是图的商人本色,不顾郑成功、郑鸿逵等人的反对,决意带着其他几位儿子北上向清军投降。

郑成功劝阻父亲不成,只好决裂,带着部分兵将出走金门。

再说郑芝龙,他以为降清之后既能保全家业,还能加官晋爵,这个聪明一世的海盗商人万万没有料到,他带着家眷上了一条贼船:清将博洛背约,他把郑芝龙与诸子当人质押往北京,又派兵攻打郑家的故乡闽南南安。当时,郑成功之母田川氏已从日本搬至南安定居,正好赶上这次兵祸,于战乱中自缢身亡。

隆武二年(1647)八月,清军攻克浦城、霞浦,隆武帝出奔江西,却在汀州遭清军俘虏,之后绝食不屈而亡。

弑君、掳父、杀母,国恨家仇,令郑成功义愤填膺,抗清的决心更加坚定。

隆武二年十二月,郑成功在烈屿(小金门),以“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之名誓师反清。在沿海各地招兵买马、收编郑芝龙的旧部,更在南澳募集了数千兵力。

永历三年(1649),郑成功改奉永历年号为正朔。后来,永历帝册封他为延平王,故亦有称其为郑延平者。次年十一月,清军平南、靖南二王率数万铁骑攻入广州;郑成功奉永历帝命令南下勤王,令叔父郑芝莞留守厦门。十二月,郑成功抵广东揭阳,与郑鸿逵会师;两人商讨后,决定由郑成功继续率军南下勤王,而郑鸿逵则移师往厦门协防。

永历五年(1651)三月,郑军抵达广东大星所,清朝福建巡抚张学圣得知郑成功的主力开往广东,厦门防务松散,便命令总兵马得功等攻击厦门。马得功挟持身在南安的郑芝豹(郑成功的叔叔),强迫他交出船舰,渡载清军前往厦门。负责厦门防务的郑芝莞见清军来袭,未战先怯,只顾带着家私财物乘船逃亡而去。马得功轻取厦门,把郑家的积蓄、装备掠夺一空。

清军偷袭成功,并不打算占领厦门与郑军决战,于是满载战利品返航,在海面上遭遇了赶赴厦门支援的郑鸿逵,郑鸿逵立即包围了马得功的船只。马得功威胁郑鸿逵,你的兄长押在北京当人质,你今天敢打,朝廷一定会杀了郑芝龙。郑鸿逵无奈,只好放走马得功。

郑成功在广东得知厦门遭袭的消息,不得已班师回厦门。郑成功收复厦门后,追究起几个叔叔的责任,郑芝莞被斩首;郑鸿逵交出兵权。

永历五年五月,郑成功部将施琅处决郑成功的手下曾德,郑成功大怒,决定诛杀施琅一家。施琅设计逃脱,父亲、弟弟却被郑成功处死,二人从此结仇。施琅逃离厦门后降清。11年后,施琅任福建水师提督,随后平定台湾,招抚郑氏集团,并上书康熙将台湾纳入中华版图,是为大功一件。

永历八年(1654),在云贵抗清的李定国和郑成功联系,希望从东、西合力进攻广东,形成合力,再沿长江北伐,攻克赣皖苏等省,就可望复兴明朝。郑成功有响应,但态度不积极,虽然派兵西进,却耽搁了进攻的约期,李定国孤军奋战,吃了败仗。李定国对他相当失望。

远在贵州安龙的永历帝也密切关注郑成功的发展,并在永历九年(1655)授予郑成功设置六官及察言、承宣、审理等官的特权,以方便他施政,同时允许他委任官职,武官可达一品,文职可达六部主事。从永历帝下放给他的权力来看,郑成功完全就是一个独立的“明”字号的小朝廷。

不过,郑成功做事还是中规中矩,每次拜封官员,都邀请朱术桂和皇家宗室成员在旁观礼。郑成功还将厦门(当时称中左所)改名为“思明州”。

起兵后的十多年,郑成功的据地仍然只以厦门、金门等沿海岛屿为主。但是郑成功完全控制了海权。

永历十三年(1659),郑成功再次领兵北伐,联合浙东张煌言的部队,顺利进入长江,连克定海关、瓜州、镇江,包围南京。江东一时震动。

清军使用缓兵之计,郑成功上当,被突袭,郑军大败,损兵折将,只好退回厦门。

北伐南京失败后,郑成功所部元气大伤,后勤给养也跟不上了。

此败也改变了郑成功对时局的看法和信念,他决定前往台湾。

永历十五年(1661)四月,郑成功亲率将士25000、战船数百艘,从金门出发,经澎湖,进军台湾。

当时荷兰殖民者占据台湾,在岛上设置了两大防御要塞,一座是热兰遮城,一座是普罗民遮城。

八月中旬,郑成功所部与荷兰守军激烈海战,郑军击沉一艘荷兰军舰,还夺取了荷兰的几艘兵船,荷兰守军失去了主动出击的能力。十二月初八后,双方开始谈判,十二月二十,荷兰守军彻底屈服,退出台湾。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十九,年仅8岁的康熙即位。

有一天,辅政大臣鳌拜接到下面送来的一个专门针对郑成功的“平贼五策”,内容包括长达20年的迁界令,自山东至广东沿海,断绝郑成功的经贸财源;毁沿海船只,寸板不许下水;同时杀成功之父郑芝龙于宁古塔流徙处;挖郑氏祖坟;移驻投诚官兵,分垦荒地。

郑成功让清廷头疼了十六七年,为了对付郑成功,这十六七年不断投入兵力,但始终没有彻底根除。鳌拜看了“平贼五策”,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平戎策”,一时竟有如获至宝的感觉,再看献策者署名——黄梧。

黄梧是郑成功的旧部。

永历九年(1655)九月,清军三万大军入闽,联合驻闽清军,准备进攻厦门。郑成功在强化金门、厦门防守的同时,分派部将率领舟师出击,一路北上浙江,一路南下广东,给清军造成腹背受敌、头尾难顾的打击态势。北上郑军连战皆捷,攻入舟山;南下郑军虽一度攻取揭阳,却遭到清援军击溃,死伤惨重。南征舟师的将领是苏茂、黄梧、杜辉。

注意,黄梧名列其中。

第二年四月,进攻厦门的清军大败而归。郑成功腾出手来,总结战果。

南征舟师返回厦门,苏茂、黄梧、杜辉是败军之战,按律当罪,众将跪地求情,郑成功斩掉苏茂,留下黄梧、杜辉,戴罪立功,然后将功折罪,可免不死。随后,郑成功命黄梧镇守海澄,还特别警告黄梧,有罪在身,要努力建功。黄梧知道郑成功一向治军严苛,如果他再有过犯,定斩不饶。于是降清,献出海澄县城。海澄是郑成功多年来投注了相当多人力、物力建造起来的坚固堡垒,更是拱卫厦门的重要据点,黄梧的投降,给了郑成功沉重一击。

郑成功没想到,六年之后,又是黄梧,又给了他灭顶一击。

“平贼五策”实施之后,噩耗一个接一个地传到台湾,郑成功痛不欲生,加上将士们不服水土,人心惶惶,军心浮动,儿子郑经又在澎湖与乳母私通,郑经的岳父给郑成功写信揭发,在信中严词切责郑成功:“如此治家不正,安能治国乎?”郑成功气急败坏,于永历十六年(1662)五月急病而亡,死前大喊“我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抓破脸面而死,年仅39岁。

郑经继续经营台湾,移植明朝中央官制,仍奉已死的南明永历帝之正朔。施琅攻克澎湖岛,郑成功孙子郑克塽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降清。维持22年之久的郑氏台湾政权终结。施琅也是郑成功的旧部,永历五年叛郑降清,前文曾经述及。康熙二十三年(1684),台湾正式纳入清朝版图,隶属福建省,设台湾府,辖台湾县、凤山县与诸罗县。

郑成功建立了台湾第一个汉人政权,史称“明郑时期”,此举所具有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要比他抗清复明重要得多。

李定国战广西

李定国善用象阵,大象皮厚肉糙,不惧骑兵,所向必碎,它们在湖广战场上屡建奇功,李定国给大象们取了名字,封它们为大将军。岭南志士屈大均听说,感而慨之,写了《义象行》赞言:“营中何物高嵯峨?十四雄象相荡摩。”

李定国曾经是张献忠部下的得力干将,后来成了南明残局的关键性人物。

顺治三年(1646)张献忠战死,他的四个部下——平东将军孙可望、安西将军李定国、抚南将军刘文秀、定北将军艾能奇——率领大西军余部撤向川南,进入贵州。

在贵州短暂停留期间,李定国等改变了大西军进攻目标,他们看到战局变化和日益上升的民族矛盾,由反明转向扶明。这时,发生在云南的沙定洲之乱给大西军入滇扶明提供了契机。第二年,李定国平定了沙定洲之叛,沙定洲被带回省城处死,李定国用行动表明了扶明的诚意,收服各土司的人心,并建立了孙可望为首的四将军政权。孙可望自称平东王,铸兴朝通宝,建宫殿,设府部衙门,四将军政权吸收了不少明朝官员。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也称王,他们采取了一些发展农业、保护手工商业的措施,并加强军备,严明军纪。

大西军余部在入滇后近两年的时间里,并未和南明永历小朝廷联系,直到永历三年(1649),孙可望才派使者和永历朝廷接触,要求封其为秦王。

孙可望的要求在永历朝廷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一些朝臣以明王朝无异姓封王之例,没有答应孙可望的要求。到永历四年(1650)底,永历政权的地盘日渐缩小,亟须仰仗大西军余部的支持,孙可望终于被封为秦王。

永历四五年间,大西军余部消灭了割据四川、贵州的残明势力,占领了贵州和四川南部、东部地区,清兵从川北及广西向川南、贵州大规模推进。

为抵御清兵的进攻,永历六年(1652)五月中旬,李定国率部东出,攻克靖州、武冈州,取得靖州大捷。清军向广西桂林的定南王孔有德求援,孔有德不救,清军从宝庆一路撤退到长沙。明军乘胜追击,进逼长沙,清军不得已在八月初六又放弃长沙逃到岳州,清朝在湖南设置的许多道官、知府、知州、知县也纷纷随军狼狈北窜,明军收复了湖南大部分州县。

驻兵桂林的定南王孔有德,是明朝叛将,早在崇祯四年(1631)十一月,孔有德在山东吴桥反叛,后来率残部航海投降后金。孔有德叛逃,给明朝造成一个意想不到的恶果,他带走了数十门“红夷大炮”。而在当时,习惯骑射的后金还不熟悉火器,野战时他们取胜机会多,但说到攻城,他们不知吃了明军的火炮多少亏,当年努尔哈赤就是在进攻宁远城时被袁崇焕的火炮击伤后毙命的。所以,孔有德给后金带去的数十门红夷大炮,等于是提升了清军的军事技术、改变了清军的军事装备、提高了清军的战斗力,直接带领清军往前跨了一个世纪。从此以后,清军作战,就常常让汉旗兵操作火炮攻坚,进攻效率大大改善。可见孔有德这样的叛将对明朝造成的损害,简直没法估算。清兵入关,孔有德又心甘情愿,充当屠杀起义军和反清力量的急先锋,他在陕西镇压李自成的大顺军,及至清兵南侵,孔有德又自率一军独取广西,在定南、靖南、平南三藩中实力最为强劲,孔有德杀人有功,顾盼自雄,十分骄横。

面对浩瀚的历史潮流,很难区分和权衡正误,但义与不义,则不判自明,一眼就能看清,中国有句老话,叫多行不义必自毙。

孔有德之反叛与李定国之反正,准星就是一个字——义。

恢复湖南后,李定国随即挥师南下进攻广西,直取全州,于六月二十八歼灭全州清军,杀死守将。消息传到桂林,孔有德大惊,第二天亲自率军前往兴安县严关,企图扼险拒守,阻止李定国前进。李定国驱象阵进攻,击溃孔有德的防线,一直追杀到榕江边。孔有德大败,当晚逃回桂林,下令紧闭城门。三十日,李定国率军进抵桂林城郊。七月初四,攻克武胜门,明军蜂拥而入,清军抵敌不住,全线溃败,孔有德兵败,自焚而死。李定国命部下将他的尸体焚骨扬灰。

孔有德的妻子白氏也在桂林城破前上吊自杀,临死之前,白氏把儿子托付给侍卫,叮嘱儿子:“假如你逃脱,就去出家当和尚,不要学你父亲,一辈子做贼,不得好报,没有好下场。”

孔有德的下场就是,众叛亲离,尸骨无存。

孔有德败亡后,残部带领府、州、县官逃往邻近广东的梧州。李定国乘胜进攻梧州,八月十五日占领梧州,广西全省均告平定。

闻知李定国收复广西全省,清朝官员竟“号天大恸:自国家开创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辱者也”。

可见李定国在广西的胜利,给清廷造成的震撼有多么强烈。

李定国率军在广西三战三捷,大大振奋抗清军民。

当李定国努力抗清之时,一直嫉恨他的孙可望多次设计暗算他。永历二年,孙可望因为升旗先后的皮毛小事责打李定国50军棍。收复广西后,李定国与孙可望约定在衡州设伏打击清兵,李定国进入阵地,而孙可望檄令部将按兵不动,坐视李定国兵败。随后,又趁李定国兵败之危,预谋在武冈伏兵暗算李定国。多亏李定国提前得到密报,中途折回广西。之后,孙可望还数次乘人之危,派部将偷袭李定国,均未得逞。

永历帝在安龙,孙可望独揽军政大权,永历帝只能看他的脸色行事。得知孙李矛盾之后,永历帝密敕李定国救驾。永历十年(1656)正月,李定国来到安龙,保护永历帝进入云南。孙可望派部将白文选带兵追赶,白文选弃暗投明,和李定国一起入滇。驻守云南省城的刘文秀也支持李定国,李定国带永历帝顺利进入云南省城。李定国被封为晋王,封刘文秀蜀王,封白文选巩国公等。

李定国派白文选招孙可望回滇,孙可望不肯屈居人下,见状大怒,因其妻子在云南,隐忍未发。为抗清大局,李定国又派孙可望心腹张虎护送孙可望家眷到贵州,以争取孙可望。孙可望见妻子到来,没了顾忌,在永历十一年(1657)八月正式向云南发起进攻。号称有兵马十万,由孙可望亲自率领。九月,双方接战于交水,孙可望所为不得人心,将士临阵反戈,孙可望只剩随从50余骑,狼狈回黔,到达贵阳后,因李定国派兵来追,又继续东逃,走投无路,只好降清,被清廷封为义王。孙可望把云南的兵力虚实向清廷尽和盘托出,给清军解决永历朝廷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清军捕杀永历帝之后,孙可望在清廷眼里变得一文不值,加上他个人历史上反反复复的小人做法,在一次跟随清兵出猎时,被清兵以误射为名射杀,这一段说的都是后话。

孙可望降清,云贵地区的抗清局势迅速恶化,永历十一年十一月,清廷兵分三路,发动总攻。李定国等各部虽奋力抵抗,奈何兵力悬殊,连吃败仗,只得后撤。

十二月,李定国撤回云南省城,永历帝已经闻警先逃,李定国此时势单力薄,已无力与清兵对阵,只能领兵给永历帝西逃断后。

清兵进占云贵,在永历君臣后面穷追不舍。永历帝继续西逃,进入缅甸,永历君臣被解除武装,软禁在缅甸京城附近。李定国等所部军队留在滇缅交界处,不能入境。李定国几次派兵入缅,想夺回永历帝,都因地形不熟、水土不服、粮饷不济而无功而返。

永历十五年(1661)吴三桂率清兵进入缅甸,缅甸方面派人将永历帝送到吴三桂营中。永历十六年(1662)四月,永历帝被吴三桂带回云南处死。

李定国得知永历帝被俘后,自责失职,郁愤成病,后听说永历帝被杀,悲伤不已,病情恶化,于永历十六年六月廿七,在孟腊病逝。

李定国是典型的忠义之士,他当过起义军,造过明朝的反,但清兵入关之后,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所以一直备受后人推崇。当然,他的忠义观在大中华改朝换代的进程中的局限性,在今人看来,已经不言自明了,但在当时,绝对是激动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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