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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卿调查中国地质的经过

时间:2022-01-20 励志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客卿调查中国地质的经过我们的中国占了东亚这一大块土地,在地质学上的地位真是何等重要!他们还在中国地方史方面加上一番追求,就各地划分若干地文时期,使后来的中国地质学者鼓起不少的兴趣。现在南满铁道会社附设的地质调查所,也是由他计划成立的。他在中国本部虽未曾作过长期深入的旅行,但对于中国的地质从早便加以深切的注意。要而言之,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的地质,全由一般客卿代任调查之役,中国人绝无参加或过问者。
客卿调查中国地质的经过_中国地质学史二种

客卿调查中国地质的经过

我们的中国占了东亚这一大块土地,在地质学上的地位真是何等重要!所以在地主人尚未觉察,欧、美各国之地质学已到昌明的时候,便会有远道的专门学者来代执初步开辟的工作,这是不能避免的。最初到中国的地质学者是美国人奔卑来(Raphael Pumpelly)氏,他在西元一八六二年至一八六五年间来中国调查地质,然大半在中国北部及满、鲜、蒙古地方,也曾到过日本。他还留下了一个地质构造上的名词——震旦方向(Sinian Direction),因为他经过的地方,所见山脉大都是走北北东——南南西方向的,所以叫做震旦方向。这虽是一件小小的事情,却也值得我们纪念的。后来便有许多欧洲地质学者接踵而来。A. David 曾到过江西、蒙古,并横断秦岭东部。T. W. Kingsmill曾视察过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各部。A. S. Bickmore曾从香港经广东、广西而至汉口,他们关于中国地质方面都有过相当的报告。但还不如德人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氏踏查之普遍,著述之精深而博大。

李希霍芬氏于一八六八年到上海,周游中国阅四年之久,足迹所届,为广东、江西、湖南、湖北、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南境)、甘肃(南境)、四川、贵州(北境)以及辽宁、内蒙古诸地,也还到过日本。他于一八七二年回到柏林,便整理此行所得的丰富结果,陆续着手他的伟著China。这部伟著虽然没有及身完成,但东亚全般的地质学无论地层方面或构造方面,总算从他的手里造成一个宏大坚实的基础。他还在亚洲地理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或校正的工作,有人称他的功绩比那两位日尔曼的亚洲地理学者Ritter、Humbolt还要伟大。

西元一八七七年至一八八○年间,一位匈牙利地质学者洛川(L. Loczy)氏随着Szechenyi的科学调查团,由长江下游经过秦岭,再入甘肃,沿南山北麓,转折而达四川西部之山地;复由西康而入云南,经中甸、石鼓、大理腾冲等地而出缅甸。他在地质方面所得的结果,要参看Beschreibung der Geologischen Beobachtung und deren Resultate。这部宏著也有和李希霍芬氏所见互有出入或比较详密的地方。后来还有俄国和其他许多地质学者先后到中国各处调查,如V. A. Obrutchov之于南山及川北,K. Futtere之于新疆、甘肃及长江下游,F. Leprince-Ringuet之于山西,Sh. Lorenz之于山东和K. Vogersang之于冀北及鄂西,在各人发表的著作里可以看出他们在各方面都有相当的收获,兹不一一叙述了。

到着一九○三年,美国地质学者威理士(Baileg Willis)、勃拉克维德(E. Blackwelder)二氏受Carnegie Expedition的委托,再来中国调查地质,其主要观察地域如山东西部,满洲南部,河北、山西境上陕西、四川、湖北的邻接地段以及扬子江、三峡地方,都曾加以缜密的测勘。此役所费时间虽然不多,但因承从前许多客籍地质学家踏查之后,先时关于调查的方域又曾经过一番考虑选撰,自然着手比较容易,所以在他们那部The Research in China著作里写到精密处,往往突有过前人的地方,所谓事半功倍,真算是他们的幸运了。他们还在中国地方史方面加上一番追求,就各地划分若干地文时期,使后来的中国地质学者鼓起不少的兴趣。

中国西南各省因为是法领安南的邻壤,除去前有洛川氏后有勃郎(J. C. Brown)氏曾在云南经过相当的调查外,自然要推法国学者调查次数为最多。最初Joubert于一八六六年至一八六八年间加入法国的安南调查团,沿红河入云南,对于云南的地质、矿产均有相当记载。一八九八年M. A. Leclére奉法政府命,赴云南考查经济地质,曾沿现在的滇、越路线,由南而北,直趋昆明东川,再入四川会理,又从滇西、永胜、大理、镇南、盐兴等县折返昆明。第二次调查滇、越路线附近的地质有H. Lantenois、 M. Counillon二人,于一九○三年九月至一九○四年一月间,分两路进行,一经建水、通海、昆阳;一经开远、婆兮、路南,同至昆明。此次工作较Leclére范围稍小,精确程度亦较多。至一九○九年冬法人戴普拉(J. Deprat)氏,从安南入云南东部调查地质,历时阅十五个月,调查面积约达五万方公里。因其成功之迅速、著作之丰富,外间对他的工作颇多怀疑之点,有人说他这部大著Etude geologique du Yunnan Oriental仅仅百分之二十是比较可靠的。这也算是科学界里一件趣闻了。印度地质调查所勃郎氏曾于一九○七年至一九一○年间数度来云南调查。他的研究报告分期出版,都载在Record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中。他的新发见亦颇不少,也有洛川氏先发其端,他再加以补充的,如腾冲的火山、蒲缥的奥陶纪化石,都是(参看《地质论评》第三期,尹赞勋氏《云南地质的进展》一文)。

东方近时代的地质调查,要推日本为最早。日本地质学界的第一人小藤文次郎先生于前清末季,便出入于满、鲜间,数度从事地质调查,关于三韩的地质论文发表最多,在这一带的地层和构造,完全由他奠定一个基础。现在南满铁道会社附设的地质调查所,也是由他计划成立的。到民国以后,他还视察过山东一带地质,也曾访过北平的地质调查所。他在中国本部虽未曾作过长期深入的旅行,但对于中国的地质从早便加以深切的注意。他的著述目录,第一篇文字,便是《支那并其四近地质撮要》。后来彼邦的地质学者不时过访中国,出版许多关于中国地质的图籍,还是直接或间接受他提倡的影响居多。如石井八万次郎的《扬子江流域》,野田势次郎等的《支那地学调查报告》,虽不专涉地质方面,但搜罗宏富,图幅美备,大可以供广泛参考之用。其余零星著述到后来更不胜枚举了。

要而言之,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的地质,全由一般客卿代任调查之役,中国人绝无参加或过问者。本来学问没有国境的,经过他们几番调查,在学理方面自然启发不少,后来落到国人的手里,因为有了相当基础,大有事半功倍之感。这真是值得国人记忆的一点。但是地质学家的眼光往往不尽限于学理方面,也有承其政府的意恉,特别为某种调查,即为后来发生国际纠纷的重要基因。举例言之: 李希霍芬氏于调查地质外,对于中国矿产险要以及海港形势,无不悉心考察,且归而对彼国人扬言:“中国有三良港: 一为浙江之三门湾;二为江苏海州之青口;三为山东之胶州湾;中以胶州湾逼近矿区,尤为良港。”姑无论他是否曾受本国政府的指使,但就西元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德人以教案细故,遂强租我胶州湾一事来看,自无疑的属于李氏调查的结果。后来英人租我威海卫,俄人租我旅顺大连湾,又无疑的以德人强租胶州湾为其起因。又李氏书中有: “山西煤矿非美国宾西尔瓦尼亚所可比,足供全球千年之用”等语,这明明是谎报,但却为一八九七年英、俄协商平分山西煤矿采掘权的张本。因为一位学者的漫游,便使中国在国际上发生无穷的纠纷,后来接踵而起,像这一类的事情还是多不胜举的。这又是值得国人记忆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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