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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的动力与中国社会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时间:2020-03-13 理论教育 联系我们
社会发展的动力与中国社会发展制约因素分析_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的回顾:陈独秀社会发展思想研究

第二章 陈独秀对社会发展基本问题的认识

任何一个研究社会发展的人,都无法回避社会发展有无规律,社会发展道路该如何选择,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何处,如何消除社会发展阻力等问题。在陈独秀所处的时代,深处内忧外患中的中国,尤其需要上述问题的答案。对此,陈独秀殚精竭虑,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南,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节 社会发展的演进及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

社会的发展究竟以怎样的轨迹在运行,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不同的观点。陈独秀认为将历史发展视为循环的、退后的或是超越的观点均与社会发展的事实不符。他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指出,历史的发展离不开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是在生产方式更替的基础上朝前演进的。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的国情,以社会主义来发展中国是唯一选择。围绕这个观点,陈独秀还与自由主义思想家及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亦凸显了陈独秀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一、对社会发展演进形态的认识

如前所述,陈独秀在其早期因受到维新派思想家的影响,对社会发展的认识所持的是一种进化论的社会发展观,新陈代谢、优胜劣汰的思想在其头脑中根深蒂固。他在以这种观点放眼世界的时候,感受到的是一种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生存和发展压力,也意识到西方民族及其文化已在现实世界中处于优势地位,因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设计全盘西化的道路曾是陈独秀认定的合理化选择。然而,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最终扯下其代表公理的伪善面具后,陈独秀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道路失去了信心。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思想,并形成了自己对社会发展形态演进的认识。

首先,陈独秀指出历史发展是生产方式演变的结果。陈独秀指出:中国人过去对历史演变所持有的循环论、退后论、超越论等三种看法是不对的。他认为,社会的进化非速也非迟,而是根据人类生活的要求,依照历史的阶段,自然地演进着的。循环论、后退论、超越论等说法皆无可靠的事实依据。按照陈独秀的理解,社会历史演变的分期,从古至今可以分为原人时代、渔猎时代、游牧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五个时期。在原始人时期,人们的生活与现代最野蛮人所过的大致相类似,而原始人每天要做的唯一工作,就是摘果充饥,与野兽无异;到了渔猎时代,尽管人们也发明了一些简单的工具,在人类文明进化上取得了一大进步,但人们的生活依旧简单,日食其所得,无存留食物,经济问题也未曾发生。此时,为抵御野兽的侵犯和其他群体的侵害,人们便几十人聚集在一起,并推举一个共同的首领,由此便有小小社会的形成。而且,还产生了原始的对自然崇拜的宗教。后来,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人们又掌握了驯化野兽的方法,致使畜牧业得以产生,且有了剩余的畜牧产品,并在此基础上催生了私有制。当人类数量的增长使畜产品满足不了自身需要后,人们又开始向植物界寻找食物,因而产生了农业。在农业时代,社会的组织、经济状况、道德观念及宗教思想,都产生了很大变化。而当社会进一步发展,首先是在地狭人多的英国,农业已不能维持更多人的生活需要后,具有大规模生产组织特点的工业就应运而生了。在工业时代,由于生产规模化的需要以及交通的发达,相应的政治组织、道德观念、宗教信仰等相对于农业社会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历史进化所呈现出的递进的五个时代,都是根据人类生活所采取形式的不同而发生的。这种变化,离人们普遍认为历史是循环的、超越的,或者是后退的观点相去很远。历史的演变,不过是根据生活的需要,按照其自身的节奏向前演变着。即使采取革命的手段,也只不过会帮助其加快一点前进的步伐而已,而历史发展的方向和所呈现出来的面貌是不会改变的。[1]

其次,陈独秀认为各个历史时代均有着与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且随各历史时代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道德宗教及政治制度。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就有什么样的道德、宗教及政治制度。他认为,人类最初的小群体和部落社会的形成,是出于抵御野兽的侵害和其他群体侵犯的需要;而原始宗教的出现,则与原始人对自然界里如火、猛兽等的恐怖及由此产生的美感有关。私有制的出现则是因为人类进入游牧社会后出现了剩余产品。男女之间的杂婚现象,又因农业社会里人们需要定居在一块土地上,要求有一个明确的男女关系而自然消失了。几个部落结合成一个大社会,几个大社会又结合成一个更大的社会,这个社会就是国家。在国家的基础上进而出现了君主制。君主制一出现,宗教就由一神教变为多神教,道德方面也进步为一夫一妻制。同时,为管理好家里的妻妾子女,宗法制度也随之建立起来。但不管是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对奴隶制的赞成,还是中国的孔子对宗法制度的提倡,均不过是出于适应当时社会状况的需要而已。陈独秀认为中国社会的进化程度还只是农业社会的水平。而社会一旦跨进工业社会的门槛,则在工业社会大生产的需要下,交通业和商业日益发达,打破了农业时代的闭关自守,社会政治组织也由专制政体一变为共和政体。而资产阶级则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起而要求推翻贵族制度,实行民主,执掌政权,把贫民政治作为自己的护身符。在工业社会里,由于交通发达、人们居住集中,彼此之间若要相安无事,就必须需要有共同的信仰对行为加以统一,宗教由多神教又变为一神教。而家庭的羁绊、宗法等级社会的道德等,又在大工业对拥有自由权利的劳动力的需要下自然解体了。尽管工业时代比农业时代有巨大进步,但仍然未能摆脱私有财产制度,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根据社会的发展趋势,陈独秀认为工业社会仍将继续变迁,私有制终将消失,而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则会保留下来。[2]陈独秀对社会形态变迁的这一认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再次,陈独秀提出应该客观评价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上的进步意义。陈独秀认为,19世纪末以来的近代史的一般规律表明,世界上各民族,只有跟上资本主义大工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才能够兴旺发达,否则就难免衰落下去,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东方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用迟于西方国家,因而造成产业、生活、文化等全方位的落后,大部分最终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且,即使东方国家中同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也因其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不同而有强弱的差异。[3]因此,相对于农业社会而言,资本主义社会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一步,谁先发展了资本主义或者谁发展好了资本主义,谁就能够率先强大起来。陈独秀指出:“在科学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必经的过程。没有它,小有产者的社会便没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集中之可能。因此只有无产者,而不会有工业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决不能因为人们厌恶它而不来,社会主义也不能因为人们爱好它而来。这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决定的,人们的努力,只能使可来者快点来而已。”[4]陈独秀在这里视资本主义为历史进化过程中的一个无法跨越的阶段,它的大生产方式既使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也使工业无产阶级得以大量产生,并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所以陈独秀告诫人们:“我们不要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到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如粪蛆,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发展工业,这必须毅然决定采用资本主义制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够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5]显然,在陈独秀看来,如果在发展社会主义的时机尚不成熟,又不得不推进社会发展的情况下,唯一的方式只有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否则,便无法清除封建专制制度和避免小生产的落后性,新社会的产生也只能是一个梦想而已。就此而论,在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上,资本主义也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当然,陈独秀此时视资本主义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巩固却不能没有立基于大工业生产上的雄厚物质基础。因此,借鉴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有效手段来夯实社会主义社会所需的物质基础是无可厚非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发展已对此作了充分的证明。

最后,陈独秀强调,历史时代的发展由资本主义工业时代进入社会主义工业时代是不可逆转的趋向,这一历史变迁的到来,不是来自主观上的一厢情愿,而是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有着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大的优越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资本集中和财产私有,结果导致其在生产和分配两个领域里都出现无法克服的弊病。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缺点在于“(一)是生产组织之扩大,已自然日趋于社会化,而无量数生产群众,仍为少数私有生产工具者所统驭束缚,已有尾大不掉之势。(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缺少社会的统计和调节,陷在无政府状态。资本家不受任何机关之管理依照社会之需要而生产,只为竞争私利,自由生产,盲目的增加商品,往往有超过需要之剩余生产,使社会金融发生恐慌;……这种恐慌不惟资本家自己要破产,即在一般卖劳力的工人也要受失业的痛苦。”而资本主义分配方法的“缺点是从财产私有产生出来的。资本制度时代社会的财富,比较农业手工业时代增加得多了。但以财产私有之故,全社会的财富差不多操诸少数资本家之手,多数人则日益减少其购买力,其结果遂至社会上生产力和消费力失其均衡。”[6]陈独秀指出,资产阶级既因资本集中、财产私有而成功,也将因之而走向崩溃,这是无法挽回的必然结局。而社会主义则以资本集中和财产公有的生产方式,进行有计划的生产。这种有计划的生产方式,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因少数人占有生产工具,而使生产成为资本家攫取利润手段的弊端,使所有生产品皆出于社会的需要而生产,避免了无序化的生产方式;在分配上,由于免除了剩余劳动的掠夺,没有保持生产力和消费力均衡的必要,没有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销纳剩余生产的帝国主义即侵略主义之战争;如此,世界的和平亦可实现。[7]在前述认识的基础上,陈独秀十分肯定地认为,社会主义的到来,是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

陈独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石,深入地分析了人类社会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方式的变更,客观地评价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正确地指出了历史发展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不可逆转的趋向。陈独秀在理论上所进行的上述探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尝试。

二、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先进的中国人曾以满腔热情,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然而,正如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8]历经苦难,一筹莫展的中国人民,猛然听到十月革命发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由衷地感到“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9]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腐朽性的情况下传到中国来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10]陈独秀也认为:“欧战底结果,国际资本主义底基础已大大动摇”,“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倾于崩坏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是这种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11]然而,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充斥着各种社会思潮的中国,要将人们的思想统一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还很不容易,改良主义者仍然对资本主义制度寄予希望,害怕暴风骤雨式的社会革命,只愿意对社会作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改良;而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取消一切秩序,追求绝对自由,因而同样反对科学社会主义。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同上述两派不同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进行了激烈的论战。通过论战进一步申明: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国唯一合理的选择。

(一)各种“主义”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设计

中国历史的发展有一个特点,即越是混乱的年代思想越活跃,春秋战国时期如此,魏晋时期如此,明末清初如此,五四时期也是如此。鸦片战争以后,饱受屈辱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纷纷向国外寻求救国真理,国外的各种新思想、新理论、新学说也借此迅速传入中国,使五四时期呈现出各种“主义”传播和争鸣的壮观景象。在社会上五花八门的理论中,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害怕社会革命,主张对社会实行改良,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们则希望绝对自由,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并提出超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分配方式。

五四运动前后,在探索改造中国之路的热潮中,人们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纷纷寻求和研究各种主义。在此情况下,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以外,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的无政府主义,武者小路的新村主义,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议会主义,欧文等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等,也在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而这些思想常常以社会主义的面目出现,导致在社会主义名义下一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仅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开始积极宣传社会主义,一些军阀和政客也冠冕堂皇地大谈社会主义。1919年7月8日,以反动和守旧闻名的众议院议长王揖唐在安福俱乐部全体议员大会上,便自我标榜其主张为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而五四后知识界亲布尔什维克激进社会主义思想的风行,更引起了胡适等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的不满。陈独秀被捕后,由其和李大钊等人创办的政论刊物《每周评论》,由胡适接手编辑。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对知识界宣传的社会主义等各种外来“主义”表达了强烈不满。

首先,胡适等信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说的学者,主张对社会的改造应采取渐进的改良方式而非激进“主义”的革命手段。胡适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件极容易的事,但空谈外来的“主义”却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一切主义都有它自己所适应的具体环境,它所能提供的也是那时那地社会所需要的救济方法。如果不具体地研究社会的现实需要,只高谈某某主义,就好比医生仅凭所记的许多汤头歌诀,在没有充分研究病人症候的情况下,是不会有任何作用的。当人们只将“主义”作为一种口号,热衷于纸上谈兵时,则会走向危险境地。因为这种成为口头禅的所谓“主义”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害人的事。胡适还认为谈“主义”并不能够代替对具体问题一点一滴的解决,不能包医百病。尽管胡适也认为应该从学理上认真研究种种“主义”,以便指导具体问题的解决。然而他更强调指出:“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材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12]总之,胡适眼中的“主义”不过是过时的抽象名词,谈它容易,谈它无用,谈它危险,少谈为好;他也借对“主义”的否定而反对在中国引进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

其实,胡适反对“主义”的真实目的,在于希望社会能够以一种渐进的方式改良,而这种改良应该在资本主义制度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他不愿看到疾风暴雨式的革命给社会带来的剧烈动荡,更不愿自己所主张的资本主义制度因革命而失去存在的可能。当然,胡适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合理性,若在一个稳定并有一定自由度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内,其主张还有一定的可行性,且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出现的“多数人的暴政”也警示革命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时,即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着许多矛盾,也必须不断地解决各种有关社会发展的具体问题。只有把“问题与主义”结合起来,才能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不断地向“主义”迈进。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上个世纪初的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不仅在国内尚未建立起一个资产阶级立宪共和国,就连民族资产阶级自身也处于国内封建军阀和国外帝国主义的双重挤压之下,一方面“主义”远未实现,另一方面大量存在的社会“问题”也几乎得不到解决。因此,若按胡适开出的方子来解决中国的问题,“问题”与“主义”恐怕一个也得不到解决。

1920年9月,英国著名哲学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中国讲学。基尔特(Guild)是欧洲中世纪“行会”的译音,是按行业联合起来的一种组织。基尔特社会主义是一个带有行会特征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罗素来华后,劝告中国“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开发中国资源……应该从教育入手”,发展实业,兴办教育。张东荪在陪同罗素到湖南演讲后又回到上海,于1920年11月6日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将罗素的观点加以发挥,公开向科学社会主义宣战。12月,张东荪又在《改造》杂志上发表题为《现在与将来》的文章,系统地阐述其反社会主义的思想。1921年2月,研究系首领梁启超在《改造》杂志上发表《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对张东荪的观点加以支持和发挥。与此同时,其他研究系成员也在《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遥相呼应。

张东荪等研究系成员基于对中国社会关系的判断,从主张阶级调和出发,反对阶级斗争,进而也反对各种“主义”。张东荪认为,中国人的贫困不是由于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及反动统治者的掠夺与压迫,“中国人的痛苦是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后,工人所受的苦也是受自工头。在我耳闻目睹资本家的跋扈还是很少的,雇主的暴虐也是很少的。”“不能十二分苛责资本家”。[13]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既然如此,像中国这样,“工业没有发达的国家,资本与劳动两阶级,是没有多少冲突的,因而阶级斗争也不能在他们两阶级行的。”[14]他主张对资本家采取矫正态度,唤起他们的觉悟,让他们关心工人的利益,工会则不能触动现行经济社会制度,不能排斥雇主阶级,工人罢工就等于自杀。张东荪等研究系成员还否认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认为中国的地主与佃户之间的收入分配是平均的,甚至于已达到佃户得六成,地主得四成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农民贫困的原因除了天灾人祸之外,便是农民的懒惰无知。所以,他们也反对农民革命,主张社会制度只宜在现有地主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稍加改良。

其次,张东荪等研究系成员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一致主张走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但是,以资本主义工业化还是以社会主义工业化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张东荪等选择了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张东荪认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拯救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加富力,并且是以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法来增加富力。他指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他还同意罗素的中国不开发实业就无以自立的观点,认为罗素讲得“非常中肯又非常沉痛”。在他看来,开发实业只有采用资本主义的方法,“而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或则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什么多数派主义等”。[15]张东荪对如此多的“主义”都没有看上,在他眼中,只有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才能使中国人过上人的生活。其实,张东荪等研究系成员并非不需要“主义”,只不过他们所需要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而已。

以张东荪为代表的研究系资产阶级学者们,看到了中国的前途系于工业化的高度发展,只有工业化才能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才能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显然没有关照中国的实际。他们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等思潮视为等同,统统予以抛弃,这和倒洗澡水时也将婴儿一起倒掉没什么两样,因而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强烈批判。

第三,在资产阶级学者们以社会改良的思想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无政府主义者们则从极端自由化的角度出发,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因而也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无政府主义思想是一种打着共产主义招牌的小资产阶级思潮。这种思潮出现于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普鲁东,俄国的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虽然也有无政府个人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区别,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则是一致的。他们宣称一切权力都是“屠杀人类智慧的心灵”的罪恶,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认为国家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主张在24小时内废除任何形式的国家,建立所谓“你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喜欢怎么想就怎么想”的“无命令、无权力、无服从、无制裁、绝对自由的”的“无政府状态”社会。

早在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就被当成一种社会主义思想,经过一些留学日本、法国的学生和反清的流亡者的介绍,比马克思主义更早地传入中国。由于无政府主义思潮是对专制主义的反动,在这一点上体现出了一定的进步意义,因而很符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口味。在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流传并扩散到了工人中间,各种无政府主义小团体和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也大量出现,使得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当时盛极一时。但在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思想又是对有组织的革命行动和有组织社会的一种反动,企图超越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阶段,鼓吹在社会革命后立即实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其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和纪律的思想,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格格不入的。因此,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以后,无政府主义思潮便成为一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了。

1919年2月,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黄凌霜,在《进化》月刊第一卷第一号上发表《“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一文中,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宣称“马克思的集产社会主义,现在已不为多数社会党所信仰。近来万国社会党所取决的,实为共产主义。”并声称:“我极端反对马克思的集产社会主义。”1919年5月,黄又在《新青年》6卷5号上发表《马克思学说的批评》一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攻击。1920年2月出版的《奋斗》第2号,刊载了《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的文章。而此后《奋斗》将第8、9号合刊,并发表了“反对布尔扎维克专号”,声称“要革他的命”。

黄凌霜公开宣称:“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万能,因而为极端自由主义,所以,无政府主义乃是个人主义的好朋友。”[16]他还认为:“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是自由组织的,人人都可自由加入,自由退出,所以每逢办一件事,都得要人人同意。如果在一个团体之内,有两派的意见,赞成的就可执行,反对的就可退出,赞成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去做,反对的也不能阻止赞成的执行,这岂不是自由吗?”[17]无政府主义者对无产阶级所要建立的严格的组织纪律持极端反对的态度,认为“一有‘规则’,就没有自由”。[18]

无政府主义者从反对一切强权,废除国家的观点出发,强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们声称:“我们不承认资本家的强权,我们不承认政治家的强权,我们一样的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19]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无产阶级首领也会变成“拿破仑”“袁世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不过想取现在执政者之权以自代,所谓无产阶级乃其饰词!”[20]他们还攻击无产阶级的国家、法律是“抹杀个性”,是“专制独裁”。在苏维埃国家里,“除了共产党人以外,一切的出版、集会都不能自由,而俄国的工人、农人之痛苦,何尝减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下”[21]。苏维埃政权是“小资本家——个人——没有完全打消,大资本家——国家——反而完全成立”。[22]

无政府主义者还将无政府主义思想贯彻到生产和分配领域。在生产上反对一切集中,主张将一切生产机关委诸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实现没有任何权力形式的“生产自由化”。[23]在产品分配上,他们则不顾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主张立即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方式。与此同时,他们还以小资产阶级的绝对平均主义攻击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是与“改良”无异的“不彻底的革命”,认定按劳分配会产生不平等和富有的特权阶级。黄凌霜说:“他们(指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按个人劳动的多寡来定酬给,那么强有力的将享最高的幸福,能力微弱的,将至不能生活。能力微弱的缘故,或关乎生理,非其人懒惰的罪,而结果如此,还说什么幸福呢?”[24]

显然,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社会发展问题上,偏离了中国的实际。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在最初反封建专制统治的运动中体现了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在真正需要建设国家,促进社会发展的时候,他们却提不出一个对社会发展有价值的方案。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绝不可能处在一种无序化的状态下,无政府主义所诉求的绝对自由观,不但与社会主义题中应有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格格不入,即便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非一个理想的方案,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一个有政府的社会。

(二)陈独秀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申论

如前所述,在上个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家们对中国现代化的前提和现代化的道路有着不同的看法,信奉自由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崇尚无政府主义的学者们对社会主义道路均持否定态度,并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提出了强烈批评。对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们也作出了回应。

首先,在胡适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提出批评以后,蓝志先、李大钊等随即对胡适的观点进行了回击。蓝志先编辑的《国民公报》在对胡文予以转载的同时,刊发了蓝志先为“主义”辩护的长篇批评文章《问题与主义》。蓝文争论的一个主要论点,是问题与主义并非相反而对立,问题的发生离不开主义的鼓吹。蓝志先指出,问题的发生全靠主观反省,而反省离不开主义和学说。如延续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只是在西方思想输入而国人反省之后,才成为引发革命的大问题。局部性的问题,固然只需具体的解决方法,而无须主义的鼓吹。但问题并不都是具体的,从其根本方面着眼,即成了抽象性的问题;而从其实行的方面着眼,则成了具体性的问题。所以,抽象性的问题较之具体性的问题更为重要。

蓝文争辩的另一点,是中国问题的解决需要外来主义。在他看来,社会环境的不同,主义与问题的关系亦各异。在文化运动进步不息的社会,主义常由问题而产生。但若在不进步的社会里,一切事物都由天经地义的习惯势力所支配,则新问题的发生,需待强有力的主义的鼓吹,才能引人注意。因而在不进步的社会里,问题是全靠主义制造而成的。在旧习惯所支配的社会,自身不可能发生新理想,则需要由外国输入新理想的主义,以开拓改革的基础。蓝志先的结论与胡适相反:要解决诸如人力车夫的生计等中国社会问题,更离不开对种种主义的研究。“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25]

蓝文主要从学理和逻辑上对胡适的观点逐条进行了反驳,在蓝文发表两周后,《每周评论》第35号刊发了李大钊的文章《再论问题与主义》,与胡适继续进行辩论。李大钊指出: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主义,“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个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李大钊强调主义可以指导问题的解决,主义兼备理想与实用的两面。他以俄国革命为例,说明点滴改良不可能使社会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都解决了。”而要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必须展开阶级斗争,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指导。“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免的,而对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做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26]1918年8月底,《每周评论》被北洋政府查封,“问题与主义”之争的阵地移到了《新青年》杂志。12月,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企图把新文化运动限制在学术研究范围内。李大钊则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了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深刻经济根源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必要性。

在这场论战中,胡适过于迷信以自由主义手段达成自由主义目标的能力,没有预见到一场大革命的来临及其意义。与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参与政治行动的热情相比,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对政治的鄙视,已经注定其以非政治路线解决中国问题之主张难逃失败的命运。作为一个持自由主义立场的资产阶级学者,胡适的政治兴趣仅限于权力边沿的“议政”。其感兴趣的“考据癖”式的“问题”,因囿于学术研究的象牙塔而与社会严重脱节,他那固守山林的知识分子的清高和边沿化的文人议政方式,也难以对非自由的中国政治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这种对政治的疏离,正是五四自由主义的致命弱点[27]

在问题与主义论战发生之初,陈独秀尚身陷囹圄。出狱后,陈独秀很快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并离开北大南下上海,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但其对改造中国的看法一开始似乎更多地折中于胡李之间,强调改革制度与渐进创造同等重要。他在《主义与努力》一文中说:“我看见许多青年只是把主义挂在口头上不去做实际的努力,因此我曾说:‘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的方法,能够叫它立时消灭的’……这些话本来是专为空谈主义不去努力实行的人而发的……但现在一班人误会了我的意思,主张办实事不要谈什么主义、什么制度。主义、制度好比行船的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都是不可知的。”[28]在《懒惰的心理》一文中,陈独秀又强调:“改造社会自然应该从大处着想,自然应该在改革制度上努力,如此我们的努力才是经济;但是不可妄想制度改革了样样事便立刻会自然好起来。只可说制度不改,我们的努力恐怕有许多是白费了;却不可说制度改了我们便不需努力。无论在何种制度下,人类底幸福,社会底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不是象魔术师画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便会从天上掉下来。怀这种妄想的人就是人类懒惰的心理底表现。”“此外我们时常有‘彻底’‘完全’‘根本改造’‘一劳永逸’一些想头,也就是这种懒惰的心理底表现。人类社会底进化决不是懒惰者所想象的那样简单而容易。”[29]在这里,陈独秀主张把彻底的制度改革与具体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可谓兼取了胡李的观点。

其次,如果说在对胡适思想的态度上陈独秀还有一点折中的意味,那么,在后来批驳以张东荪为代表的研究系成员的观点时,陈独秀则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对研究系认定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道路,陈独秀认为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他为使更多的人加入到这场辩论中,还把张东荪、杨端六等人的言论,陈望道、邵力子等人的反驳文章,以及陈独秀自己给罗素、张东荪的书信,一共13篇,辑录在一起,并冠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总标题,发表于1920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4号上。

在写给罗素的信中,陈独秀认为无须讨论中国是否要发展工业和教育的问题,但却必须明确发展中国的工业与教育应走何种道路。陈独秀认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但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得贪鄙、欺诈、刻薄和缺乏良心;资本主义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大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战争的巨大灾难;中国社会应趁资本主义还不发达的时候,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从而避免重蹈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覆辙。针对一些人赞成罗素在中国发展教育和兴办实业都不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陈独秀质疑罗素:“我们不知道这话真是你说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30]陈独秀致罗素的公开信发表以后,罗素并未给予回答,但是,这封信却有助于人们树立只有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才能救中国的信心。与此同时,李大钊也指出:“今日在中国要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31]陈独秀、李大钊表明的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观点,代表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看法。

在写给张东荪的信中,陈独秀系统地对张东荪的观点进行了反驳。针对张东荪只有资本主义才能使中国人过上人的生活的观点,陈独秀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富力,一面却也增加贫乏;而中国多数人过不着人的生活之状况,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制下必然的状况。陈独秀还认为,如果中国的穷困是因为物力缺乏,非由资本家压榨而来,那么通商口岸与都会里就不该存在少数人能过人的体面生活的现象;如果资本主义能使中国人过得上人的生活,即便是外国的资本主义也应该欢迎,不应像张东荪那样分别内外;若是资本主义不能使中国人都能过上人的生活,就是排除了外国资本家,造成一批中国资本家,也不过使少数中国人免了贫乏,多数人却不能幸免。因此,穷困的中国若走资本主义道路就绝对不能幸免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失业及物价昂贵的铁律,要使中国人都过上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论资本家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皆不能使多数人过上富裕的生活。针对张东荪、杨端六、罗素等人不经过资本主义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陈独秀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认为,“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象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政治的及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Evolution呢?”对于中国来讲,资本主义仍然是“一个空中楼阁”,因此,“我们急于要排斥资本主义,本来不限于中国人,大部分还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压迫我们一天紧迫似一天”。[32]的确,在救亡图存任务非常紧迫的中国,时代呼唤的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改良。

陈独秀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认为,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轻工产业工人已经出现,无产阶级已经形成,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他们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不但受到本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且受到国际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压迫,有强烈的革命要求,革命的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对于张东荪、梁启超等人主张用温情主义唤起资本家的“觉悟”之说,李达认为:“资本家若果能有著明深切之觉悟,他们一定能觉悟到他们的最后命运,就是他们终于不能存在而必须让给社会主义的世界。若是没有觉悟,他们一定惟利是图。他们宽待劳动者,无非是免受罢工的损失,而可以安稳地扩张资本势力,换句话说,即是使劳动者安于奴隶状态而不思反抗。”[33]李达指出,在中国“要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因为议会主义的手段,在欧美曾经实验过,并没有多大的效果,可以说是已经破产了。”[34]陈独秀也赞成此观点,认为中国社会黑暗至极,“除了劳动阶级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35]在这里,陈独秀所提出的劳动阶级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表明了在中国不但已经存在无产阶级,而且还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采取革命行动,来为中国现代化的实现真正建立起一个良好社会发展环境。

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张东荪等研究系成员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争鸣,实质上是革命行动与改良主义思想争论的继续。参与争论的双方没有明显的输家和赢家,有观点认为张东荪、梁启超为首的一派“被击垮”并“败下阵来”,这种看法是缺乏根据的。事实上,他们不但没有被击败而销声匿迹,相反,他们更加积极地沿着原来的思路去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当然,研究系成员以“社会主义研究”为名,试图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寻求平衡的做法,也进一步加大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理解的混乱,动摇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尚不十分坚定的信念。其观点的最大失误是没有准确把握中国的具体国情,没有意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不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连资本主义也是不可能发展的。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立即实行派”,不仅认为中国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而且也不应该发展资本主义,在下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后,把更多的精力倾注于发动工人群众反对资本家的实际斗争中。总的说来,这场争论的效果是十分积极的。

再次,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施存统、蔡和森等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和无政府主义者就社会主义问题进行辩论时,充分利用《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两个舆论阵地,组织了大量的批判文章,从理论上驳斥了无政府主义的观点。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地以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批驳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在陈独秀主持下,《新青年》还开辟了《讨论无政府主义》专栏。1920年11月出版的《共产党》月刊,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少年中国》、《先驱》、《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等刊物,也都展开了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讨论。

第一,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陈独秀针对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观点,在1920年9月1日发表的《谈政治》一文中,系统地论述了国家性质、阶级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从理论上剖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言论。在论述国家的阶级实质时,陈独秀认为古代以奴隶为财产的市民国家,中世纪以农奴为财产的封建诸侯国家,近代以劳动者为财产的资本家国家,都是所有者的国家,这种国家的政治法律,都是掠夺的工具。而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同样是资产阶级用来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者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则是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利益的工具。无政府主义者在国家与政治问题上的根本错误,就是不能分清国家的阶级实质,把剥削阶级的国家政治同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治混为一谈,因而武断地反对一切强权。对此,陈独秀认为必须分析强权的性质,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强权。“强权何以可恶?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36]而无政府主义者“不问强权底用法如何,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像这种因噎废食的办法,实在是笼断的武断的,决不是科学的”。[37]在面对剥削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强力机关,把多数劳苦大众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着牛马机器还不如的时候,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只有自己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把作为压迫者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利用国家的政治、法律等机关,以此来求得自己的解放。若是像无政府主义者那样,不主张采用阶级斗争的手段,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喊自由组织的实现,在资产阶级仍旧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情况下,就是再过一万年,被压迫的无产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由此可见,陈独秀对于能够救护弱者、实现社会正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全力拥护的。

第二,在纪律和自由问题上,针对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绝对自由的观点,陈独秀认为在由许多生产团体结合而成的社会中,每一团体内各人有各人的意见,人人同意已不易得;而社会内各团体也有各团体的意见,人人同意更是无法做到;一团体内意见不同的分子还可以自由退出,而一社会内意见不同的分子或团体,是没法自由退出而与社会隔绝的。所以,绝对自由是行不通的。如果像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的凡事“九十九人赞成,一人反对,也不能执行,试问数千数万人的工厂,事事怎可以人人同意,如不同意岂不糟极了吗?”[38]陈独秀认为只有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才会提出人人可以自由退出社会的要求,并告诫人们一定要警惕无政府主义绝对自由的主张给无产阶级革命带来的破坏作用,他说:“劳动团体底权力不集中,想和资本阶级对抗尚且不能,慢说是推倒资本阶级了;因为权力不集中各团体自由自治起来,不但势力散漫不雄厚,并且要中资本阶级离间利用和各个击破的毒计,我所以说:权力集中是革命的手段中必要的条件。”[39]

第三,针对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绝对自由化生产和超过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按需分配思想,陈独秀也作了回应。他认为在生产领域内因为各个生产团体的利益不同,若是没有统一的具有强制力的机构的存在,各个生产团体就会各自为政而不能实现联合,于是就不能应付最复杂的近代经济问题,不能够使中国的农业、工业实现社会化,不能够对生产的过剩与不足进行调节,不能够协调各生产团体间的利益关系,不能够转变手工业为机器工业,不能够管理全国的交通机构。[40]很显然,在生产问题上,陈独秀是完全同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控的。因为,他认为现代经济问题十分复杂,会牵涉到社会各领域的方方面面,要使经济发展能够协调而平稳的进行,完全离开社会管理机关的调节,几乎是不可能的。的确,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内,也需要产业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导向,无序化的生产与社会管理是不存在的。尽管陈独秀还没能够把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调节的手段间的关系予以清晰的说明,但他已意识到绝对自由的经济发展是不存在的。与此同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通过对生产力与社会分配方式间关系的说明,指出在当时条件下,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方式是不成熟的。他们认为新社会都是在继承旧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它的生产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因而其产品的数量也必然受到限制。当生产力并未发达到使产品极大丰富的时候,听任个人消费的自由得其平等,是绝对办不到的。按需分配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达到无限制的程度,产品已丰富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情况下,才有实现的可能。如果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时期执行这种分配制度,社会的经济秩序便会因超前的分配方式而被弄得一团糟。[41]显然,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一结论,是有着很强说服力的。

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早期曾对封建专制主义产生过极大的冲击,有着相当的进步意义。但在真正的革命组织成立以后,其所起的作用就适得其反了。不过,在中国多数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都是爱国者,有着强烈的民族感情。即便是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曾对无政府主义抱有好感。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陈独秀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意识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消极作用,并与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使人们及时认识到了无政府主义并非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让更大批量的进步青年坚定了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同时,陈独秀也在与张东荪等研究系成员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的论战中,成为了以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来发展中国思想的立场坚定的捍卫者。

总之,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后,对社会发展规律与道路的认识才得以定型。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依据,对社会发展的规律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在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争鸣中,作出了以社会主义来发展中国的决然选择。

第二节 社会发展的动力与中国社会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对社会发展的看法,陈独秀在未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所持的是一种进化论的社会发展观。他认为,客观物质世界的运动是遵循一定法则的,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陈独秀把新陈代谢看作宇宙的根本大法,视新陈代谢为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因此,他强调人类社会处于一个不断进化的历程之中,月异而岁不同。在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便不遗余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观,并形成了他关于社会发展动力与阻力的根本看法。

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观的阐述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的发展就是建立在这一矛盾运动基础之上的;在阶级社会里,这种矛盾体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不断发展也就推动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矛盾发展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爆发以及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无产阶级要改变自己的贫困地位,只有组织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根本改变自己的命运。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诠释,也是循此思路而行的。

(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局限性的分析

陈独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两个方面入手,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进行了分析。

其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缺陷的剖析。在《社会主义批评》一文中,陈独秀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缺点一是资本私有,二是生产过剩。由于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和农业时代、手工业时代不同,不能依靠简单的生产工具进行生产,在资本私有的情况下,只有拥有资本的人才有工具进行生产,并且自己还可以不做工,拿出资本雇人生产即可;没有资本的人便无工可做,只能卖劳力给有资本的人替他生产。其结果就导致生产事业越发达,雇人的游惰阶级和被雇的劳苦阶级之间的分离就越显著。而在生产资料被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情况下,资本家之间为追求利润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完全处于一种无序状态,产品的种类额量也不受国家的调节,资本家的盲目投资一旦过剩,便导致产品的供过于求,由此引发经济危机。要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两大缺点,只有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一是资本归公,人人都有工作的机会,社会上一切生产工具——土地、矿山、机器、房屋等——谁也不能据为己有,谁也不能租给他人收取利益,这样才可以解决第一个缺点;二是一切生产品底产额及交换都由公的机关统计调节或直接经营,务使供求相应,不许私人投机营业,这样才可以消除第二个缺点。”[42]的确,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所不能克服的固有矛盾。无序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这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致命的打击,使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周期性的经济萧条和社会发展的停滞之中。要彻底解决这个矛盾,只能采用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生产方法。

其二,对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缺陷的揭示。陈独秀在《社会主义批评》一文中,以十分通俗的语言对资本主义分配方式进行了说明。他指出,资本主义分配方法需要改造的原因就在于剩余价值的不合理性。由于这种不合理分配方式的存在,工人凭血汗所生产所应得的,都被资本家用红利的名义掠夺去了。“例如前年上海有一家纺纱厂,资本一百万元,赚了净利一百万元,用工人二千,平均每个工人每月工钱八元,一年工价全额不过十九万二千元,再加上总理以下各职员底薪水至多不过十万元,再就算上资本家底官利二分二十万元,总共只有四十九万二千元,其余的五十万零八千元,都变成了资本家底财产了。这个纺纱厂底二千工人和一班职员劳力所做的生产品底全价值是一百万元,是应该归他们全收的;但他们只收得生产品之一小部分价值二十九万二千元,其余一大部分七十万零八千元,都变成了资本家荷包里的剩余价值。象这种不平均的分配方法,是社会主义时代所不许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国家,纵然不能马上完全撤废工银制度,终要取消私人营业的利息制度,对于劳动者所生产的价值,不是直接使劳动者全收,也是由国家收取一部分仍间接的用在劳动者身上,决不会变为资本家底私有财产。”[43]确如陈独秀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秘密,就在于资本家能够从劳动力这种商品中获得超过其价值的价值。这一价值就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商品的时候,看似买卖公平,而实际上由于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它能够创造出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这一价值被资本家通过对生产资料的拥有而无偿占有了。陈独秀在这里把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家对无产阶级剥削的秘密作了通俗的解读。

其三,对剩余价值来源及所导致结果的分析。陈独秀在《马克思学说》一文中,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对剩余价值的来源及其结果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同时,以此为出发点,还对资本集中和无产阶级贫困化之间的联系进行了阐述。陈独秀指出,资本家的资本是依靠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变成的,而剩余价值则是剩余劳动带来的;工作时间越长,剩余劳动越多;工钱越少,剩余劳动也越加多;劳动生产率越高,剩余劳动也越多。所以资本家为了扩张剩余价值,就想方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坚决反对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不断将剩余价值变成货币,又拿货币制造商品增加剩余价值,再拿剩余价值变成货币,如此利上生利。依靠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一天大过一天,掠夺兼并的规模也一天大过一天,再加上交通的日趋便利,殖民地新市场的日益扩张,大机器生产日益取代小工业的生产方式,垄断性的工业集团和金融寡头便逐渐形成,全社会的资本也就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全社会财富向资本家手里集中的结果,一是导致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多;二是在生产能力增加而无产阶级的购买能力不能随之增加的情况下,导致“生产过剩”。而这种“生产过剩”又同时导致经济的萧条和工人的大量失业两种结果。由于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化和人数的不断增加,他们也一天比一天团结,并终将起来夺取国家政权,没收一切生产工具为国有,埋葬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44]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两种不同的手法,前者靠绝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来实现,后者则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压缩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来获取。但无论是哪一种获取剩余价值的方法,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占有都是无偿的。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这种占有,一方面使社会资本越来越集中到大的资本垄断集团手里,使资本家越来越富裕;另一方面则导致大量无产阶级的产生和无产阶级的越来越贫困。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所作的通俗易懂的说明,对扩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

当然,陈独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缺陷的论述,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阐发的。他完全赞同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与分配两方面的缺陷靠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无法克服的观点。这个缺陷只有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生产方式才能加以克服。

(二)对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必然性的论证

陈独秀对唯物史观的宣传是从强调其科学性入手的。他首先指出,唯物史观之所以使人信服,是因为唯物史观比它之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要科学得多,古代所讲的社会主义,都带有很大的理想成分;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学说大都建立在伦理层面上,在他们眼中,穷人的苦恼是由贫富不均所致,因此,他们改造社会的理想就是要把全社会的贫富差异弄得绝对的平均或相对的平均;至于用什么方法来平均贫富,全都出于一种理想,没有以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对之进行有力的论证,所以未获成功;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任何社会背后都有它既定的经济基础在发挥作用,且落后的经济基础还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因此,尽管我们不应该跟随落后的经济基础去维持现状,却也不能妄想把社会当做米粉团子由我们任意改造。“近代所讲的社会主义与前面所说的空想社会主义便不同了;其救济无产阶级底苦恼的宗旨虽然也与空想社会主义无异,但是他的方法却不是理想的简单的均富论,乃是由科学的方法证明出来现社会不安底原因,完全是社会经济制度——即生产和分配方法——发生了自然的危机,要救济他的危机,先要认明现社会底经济的事实(譬如无政府主义者往往拿从前人口稀少农业时代的理想来改造现代人口发达的工业社会,便是未曾认明现社会底经济的事实),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面,来设法改造生产和分配底方法。因此可以说马格斯以后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和马格斯以前建设在伦理上面的空想的主观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45]陈独秀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所以称为科学的不是空想的,正是因为他能以唯物史观的见解,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成立所以发达所以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自然结果,是能够在客观上说明必然的因果,不是在主观上主张当然的理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和别家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之要点。”[46]在这里,陈独秀不但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作了清晰的说明,而且也向世人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其次,陈独秀对包含在马克思所著《经济学批评》《共产党宣言》《哲学之贫困》等书中的唯物史观进行了详细阐述。他认为唯物史观的精要之处就在于阐明了人类文化与社会制度之变迁。就人类文化而论,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经济基础,法律、政治都建筑在这基础上面。一切制度、文物、时代精神的构造都跟着经济构造的变化而变化,经济的构造是跟着生活资料之生产方法变化而变化的。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生活,倒是人的社会生活决定人的意识。就社会制度而言,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制度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有变动,社会制度也要跟着变动,因为经济的基础(即生产力)有了变动,在这基础上的建筑物自然也要或徐或速的革起命来。一种生产力造出的社会制度,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发展,后来生产力发展到这社会制度(即法律、经济等制度)不能够容他更发展的程度,那时助长生产力的社会制度反变为生产力之障碍物,这障碍物内部所包含的生产力仍是发展不已,两下冲突起来,结果,旧社会制度崩坏,新的继起,这就是社会革命。新起的社会制度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适合的时候,其崩坏亦复如是。但是一个社会制度,非到了生产力在其制度内更无发展之余地时,决不会崩坏。新制度之物质的生存条件,在旧制度的母胎内未完全成立以前,决不能产生,至少也须在成立过程中才能产生。[47]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推进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两者的关系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则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起推动作用,反之则起阻碍作用。生产关系之于生产力的发展有一个从适应到不适应的过程,一种生产关系在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没有完全发挥之前,也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而新的生产关系也是从旧生产关系的胎胞中产生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法律等社会的上层建筑便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并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作的通俗说明,对于帮助人们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再次,陈独秀解释了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阶级斗争的必然性。他首先对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只是一种自然进化学说,且与其自身的阶级斗争学说存在矛盾的看法进行了澄清。他指出,建立在社会经济发展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同于空想家的革命学说,有着可靠的经济事实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在说明人类历史进化这一自然现象时,并非是一种毫无依据的超自然玄想,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不但不矛盾,反而可以相互证明。陈独秀引用恩格斯的论述强调:“在历史各时代,必然有他的生产分配之特殊方法,又必然有这种特殊方法造出一种社会制度,那时代的政治和文明之历史,都建立在那个基础上面,依据那个基础说明。所以人类全历史是阶级争斗的历史,即是掠夺阶级和被掠夺阶级,压制阶级和被压制阶级对抗的历史。这些阶级争斗的历史相连相续,构成社会进化之阶级,到了现在又要达到另一种新阶级,被掠夺被压制的阶级(即无产劳动者)要脱离掠夺压制阶级(即绅士、军阀、资本家的)的权力,将自己解放出来;同时还要将一切掠夺压制和阶级差别、阶级争斗完全铲除,永远把社会全体解放出来。”陈独秀认为恩格斯的这一段话足以证明唯物史观和阶级争斗学说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确如陈独秀所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是联系在一起的,两者之间毫无冲突。阶级斗争学说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唯物史观则给予阶级斗争学说以有力的理论论证。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的宣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作了理论准备。

此外,陈独秀还从《共产党宣言》出发,阐述了自己所理解的阶级斗争的要义。他指出,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著的《共产党宣言》的精髓有二,一是说明了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争斗的历史。二是说明了阶级之成立和争斗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必然结果,这应当说抓住了《共产党宣言》的主线。[48]

(三)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

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陈独秀首先是从无产阶级要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地位,就必须借助强力,进行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角度进行论证的。他指出,处于剥削地位的少数资产阶级,利用国家强力机关,把广大无产阶级当做牛马机器不如的工具,是世界上极不公平的事。而无产阶级要改变这种不平等地位,只有依靠自己团结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才可望将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生产方式废去,进而消除不平等的经济地位。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斗争,任由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只是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即便再过一万年,被压迫的无产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而资产阶级所害怕的,不是自由社会的学说,而是阶级斗争的学说;资产阶级所欢迎的,也不是无产阶级要国家政权法律,而是无产阶级不要国家政权法律。资产阶级正是依靠手里掌握的国家政权,才能够施行他们不合理的生产和分配方法来压迫无产阶级;如果无产阶级自己宣言不要国家、不要政权,资产阶级自然不胜感谢之至;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国家对于布尔塞维克所施行的防御、压迫和恐怖政策,比他们对于无政府党要厉害得多,其原因就在于此。陈独秀明确鼓励无产阶级以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治、法律来保障无产阶级的平等地位。他坚信这一平等地位的取得,不通过阶级斗争,是绝无可能的。

其次,陈独秀指出,无产阶级以革命方式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镇压资产阶级反抗,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必要措施。他指出,各国的资产阶级因有着长期的执政基础而处于优势地位,他们具备比劳动阶级高明得多的知识和经验;劳动阶级想要征服他们已经很难,征服后想永久制服他们,不至死灰复燃更是不易。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的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们的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都是十分必要的。无产阶级自己若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不要政治、法律,提倡自由组织的社会,便不啻对资产阶级下了一道大赦的恩诏;因为资产阶级一旦拥有自由,随时就有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所以各国共和革命后,民主派若失了充分压服旧党的强力,马上便有复辟运动产生。[49]

再次,陈独秀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必然结果。他认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是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同成长起来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由于技术的进步和竞争的加剧,一般小资产的小商人小工业家,不断降为无产阶级。因此,在资本主义大生产日益发达的同时,无产阶级的人数也日益增多,而且渐次集中结成大团体,在生活日益困苦的情况下,阶级觉悟日益增加,并最终走向革命。资产阶级存在的根本条件,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积累;资本的重要条件,在于工资制度;工资制度,则全靠劳动相互竞争。但“有产阶级既已促进了产业进步,便已经使劳动者从竞争的孤立变成协力的团结了;近代产业发达,使有产阶级的生产及占有之基础从根破坏;有产阶级所造成的首先就是自身的坟墓,有产阶级之倾覆及无产阶级之胜利都是不能避免的事。”[50]的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一个无法避免的结果就是,一方面是资本集中所导致的资产阶级的日益富有,另一方面则是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无产阶级要改变自己的被剥削和受压迫的处境,只有走上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道路,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避免的结果。

最后,陈独秀还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实现斗争目标的根本保证。他指出,从前资产阶级和封建制度斗争时,是掌了政权才真正打倒了封建,实现了斗争之目的;现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必然要依靠掌握政权来达到自己斗争之目的,这是很明白易解的事。他借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论断:“从前一切阶级一旦取得了政权,没有不拼命使社会屈从于他们的分配方法,巩固他们已得的地位。有产阶级发达一步,他们政治上的权力也跟着发达一步。……自他们成为有产阶级后,近代代议制度国家底政权都被他们一手把持。劳动阶级第一步事业就是必须握得政权。劳动阶级革命,第一步就是使他们跑上权力阶级的地位,也就是民主主义底战胜。既达到第一步,劳动阶级就利用政权渐次夺取资本阶级的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其初少不得要用强迫手段对付私有财产和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才得达到这种目的。原来政权这样东西,不过是一个阶级压制一个阶级一种有组织的权力;劳动者和资本家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织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支配阶级的地位,不得不用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51]正如陈独秀所理解的那样,无产阶级斗争的目的就是要取得国家政权,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没有国家权力机构的强制力作保证,无产阶级要巩固自己所取得的成果是不容易的。资产阶级通过掌握国家政权,才战胜了封建专制制度,代之以新的生产方式,保住了自己的利益。同样,无产阶级只有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才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才会得以克服,广大人民群众才能真正当家做主人。

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观的阐述,使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非中国社会发展的最佳选择,在中国国情下只有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才有实现社会平等的可能,而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除了依靠阶级斗争之外别无他法。这为中国革命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二、中国社会发展制约因素的分析

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哪一个方面,都必须为社会的发展创造一个合适的条件。然而,在陈独秀所处的年代,中国想要取得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却十分不易。在政治上,一方面有国内军阀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还有帝国主义国家强加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国家地位,使中国的发展缺乏自主权;在经济上,则处于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双重剥削之下,国家贫弱、民不聊生;在文化上,还未彻底打破封建专制思想,适应大工业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科学与民主精神远未确立起来。陈独秀对上述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种种因素,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一)军阀的专制统治

辛亥革命胜利后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相反,革命的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尽管袁世凯的皇帝梦犹如一出闹剧草草收场,然而随后上台的北洋政府却成了各路军阀表演的舞台。军阀们在战场上血腥拼杀,成者王、败者寇,北洋政府也跟着走马灯似的换将,“城头”不断变换的大王旗直接导致了中国政局的极度不稳,中国的发展也失去了最需要的稳定环境。与此同时,大小军阀们却为维持自己的生存,一方面向国外帝国主义主子们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另一方面则对国内民众实施专制主义统治,国内政治毫无民主可言。

军阀的为祸甚烈,陈独秀看在眼里,忧在心里。他指出,军阀的专制统治首先造成了中国政治的不稳定,使中国的社会发展完全失去了一个安定的发展环境,军阀的统治已成为中国一切政象纷乱的根源,而国内一些人企图建立的联省自治,将给军阀割据披上合法外衣,并导致中国更大的混乱。他指出:“中国政象纷乱的源泉,正是中外人所同恶的‘督军政治’。大小军阀各霸一方,全国兵马财政大权都操在各省督军总司令手里,中央政府的命令等于废纸,省长是督军的附属品,省议会是他们的留声机器,法律舆论都随着他们的枪柄俯仰转移,因此中央财政枯竭,以内外债及中央政费无法应付之故,国家濒于破产;又以大小军阀在省外省内互争雄长之故,战祸蔓延,教育停顿,金融恐慌,百业凋敝,继此以往,国力民力日益削弱,必然要至灭亡的地步。”[52]陈独秀所言非虚,在军阀刺刀下运行的政治毫无民主可言,军阀之间的连年征战,带给百姓的是无尽的战祸和惶恐不安的生活。在这种战火纷飞的年代,人们保命尚且不及,哪有心思去经营百业、眷顾生产,国力民力的削弱就不可避免了。在帝国主义列强环视四周的情况下,积贫积弱的中国若不尽早警醒,提升国力,离灭亡也就为期不远了。

1922年9月10日,《努力周报》发表了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一文。胡适对陈独秀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反对意见,陈独秀则发表《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予以反驳。陈独秀认为联省自治论,并非出于人民的要求,只是湖南、广东、云南等省军阀首领的想法,是一种军阀们为实现割据统治而抛出的、绝非建立在人民实际生活需要上面的错误言论。他认为军阀割据已经造成了中国政局的动荡,建立在军阀割据欲望上面的联省论,不过是打着联省自治的招牌而实行军阀割据罢了。假设“国内政治家若以苟且的心理,以为事实上不能不承认这种已成的势力,遂轻假以自治之名,则希图割据的武人得了时论的援助,人奋其私,师旅团长都可以效督军总司令之所为,假自治之名,行割据之实,一省之内又复造成无数小酋长的局面,更陷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53]陈独秀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联省自治在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它不但不能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能有效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权力冲突,反将带来更大的混乱。联省自治不过是给了军阀们一个更加堂皇的割据理由罢了。

其次,陈独秀还揭示了军阀的穷凶极恶及其赖以存在的基础。陈独秀认为,统治中国的北洋军阀是帝政时期的余孽,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面前,他们是俯首听命的臣仆;在中国政府面前,他们却高高在上,是中国政府的太上皇。他们利用政权来卖国,来紊乱全国的财政军纪,做出在法律以外压迫人民的一切黑暗罪恶;军阀们断然置外交紧急、国库破产而不顾,一意索款增兵,借口统一,屠戮异己。这些都是昭然若揭的事实。陈独秀认为军阀的存在绝非偶然,有着其赖以存在的深层次原因。

其一为国外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生存与繁荣是建立在掠夺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基础之上的,它们从来不愿被压迫民族走向自强,且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所推行的政策,总是扶助比较黑暗的旧势力去扑灭国民运动的新势力。在过去,帝国主义者们帮助袁世凯、段祺瑞压迫革民党;现在则仍然对地方军阀明扶暗助,日本在奉天供给军械,英国在广东援助陈炯明,上海的领事团极力接纳何丰林,连市民对于孙中三的欢迎会都禁止了,国民党出版的《国民周刊》也不许发行。

其二是国内存在着大量的无业游民。陈独秀认为国内存在的大量无业游民为军阀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兵员。这些人素质极低,兵匪不分,且以兵为终身职业,依附于军阀而生存,因此能够昧着良心服从军阀的命令去杀人、放火、抢钱,无恶不作。而军阀们养这些兵并不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他们却可为军阀搜刮来自政府和人民的巨大财富。陈独秀认为这种非阶级化的游离无产者(即无业游民),不是他们心里之恶特异于人,乃是他们的境遇他们的职业,使他们不得不供军阀牺牲,不得不为军阀作恶。而中国日渐增多的无业游民,犹如给军阀势力提供了无限的活动资金。[54]历史的真实确如陈独秀分析的那样,专制军阀的存在,是因为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正是在它们的扶持下,国内军阀之间才会为各自不同主子的利益而连年混战,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障碍。军阀间的连年混战,不但使中国社会发展处于停滞状态,而且使中国濒临亡国的边缘。因此,军阀制度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半殖民地国家地位的局限

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所受到的限制,除了国内的军阀统治以外,半殖民地的国家地位也是一大制约因素。由于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命脉均操之于帝国主义之手,所以,遭受帝国主义严重政治打压与无情经济掠夺的中国社会,发展十分缓慢。对此,在《关于社会主义问题》一文中,陈独秀分别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陈独秀认为,就中国的政治情形而言,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实权都操在外国人手里,只因有北京政府的名义存在,中国仅仅在表面上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实只是一个半殖民地,还不算是完全殖民地。一旦撤销北京政府之承认,实行国际公管,那就完全是殖民地了。北京政府直接受制于军阀阶级,间接受制于外国帝国主义者。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团,就像是中国的太上政府一样,操纵着中国政治上的一切重大举动。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则处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双重压迫之下,不但无产阶级不能参与政治,就是资产阶级也没有得到政权。北京政府的每一届总统及其内阁都必须依靠军阀才能存在,中国的国会也是受军阀豢养的机关,不是代表其他阶级利益的;所以京汉工人被军阀大屠杀,国会不曾提出抗议,外人要取消棉花出口的禁令,国会不曾提出抗议。“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国会固然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也不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总统、内阁、国会都建筑在军阀势力上面,而军阀又压倒在外国帝国主义国家之下,这是中国现在政治实在情形。”[55]事实确如陈独秀所言,在半殖民地的国家里,国家有关社会发展的各项决策权力都无法操诸己手,形同虚设的本国政府犹如帝国主义势力的应声虫,唯其马首是瞻,根本做不了主。即便出台一些国家政策,也是为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封建军阀张目的,一方面代表不了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却加重了人民生活的负担,使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而且,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对工人所采取的罢工等行动还实行了残酷镇压,中国政府对此却毫无办法,完全保护不了工人群众的合法权利,甚至连国内资产阶级的权利也不能加以有效保护。一个未拥有充分主权且在封建军阀专制统治下的中国,让陈独秀十分痛心。

对于半殖民地中国的经济情形,陈独秀经过分析后认为,中国的经济命脉已完全掌握在外国资产阶级国家手里。其主要标志首先表现为帝国主义通过强加于中国政府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夺走了作为主权标志和重要税源的关税征收权。在不平等条约的限制下,中国政府根本不能自由支配关税。不经过外国人的同意,中国政府便不能更换税务司、增加税率,不能采用保护政策使中国的工业能够与外货竞争。这使得国外商品因进口税低而占领了全国大部分市场;而中国货则要遇卡抽厘,反而不像外货那样容易推销,不能畅销于全国。在这种协定关税之下,中国自己的工业很难自由发展。

其次是中国如天津、上海、汉口等地的工商业,并不是由中国自己的民族工业发展起来的,而是依靠高价买进外国产品低价出售国内原料的贸易方式发展起来的。由于产品与原料之间存在着价格上较大的剪刀差,因此,这种商业越发达,中国就越穷困。陈独秀在市场上经过一番考察后发现,许多大公司里售卖的产品,国外货几乎占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比例。而外货多进口一分,中国的手工业便多破灭一分,内地的中国人就愈见穷困一分。对商人而言,输进外货输出原料的方式虽然也能增加他们的商业资本,并可运用这些资本开发工业,然而却因为有协定关税的抑制,不能与外货竞争,贱价的原料又不能禁止出口,因此亦不敢投资工业。这种畸形的商业发达和中国人的穷困是成正比的,这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各国掠夺中国的结果。

第三是缺乏金融自主权。中国的金融业被操纵在外国人手里。中国人自己的银行不多,即便有几个小银行,也都受外国银行势力的支配,所以外国人可以随便操纵中国的金融业。由于中资小银行资本不雄厚、实力有限,因而本国货币的信誉也赶不上外国货币,异地就不能通用。在外币的信用等级高于中国货币的情况下,国人也信任外资银行,连军阀官僚们所搜刮的老百姓的脂膏,大半也存在外国银行里,导致外国银行中有不少中国人的资本,外资银行也因此实力大增。同时,外国银行还把中国人存入的资本,再借给中国政府及商家,坐得重利,这便成了外国资本家掠夺中国人的一种特殊形式。

第四是缺乏交通管理权。尽管中国的铁路尚未遍设周密,但已有的几条,不是归外国人管理,便是抵押给了外国人。由于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有密切的联系,人流和物流的通畅全要仰仗铁路运输,但铁路的主权在人,就让外人随时可以卡住中国的经济命脉。因此,陈独秀认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最厉害的武器,第一是关税,第二就是铁路了。

最后,陈独秀还指出,中国大一点的煤矿、铁矿都掌握在英、日等国的手中,如唐山之煤在英国人手里,汉冶萍之煤铁与日本有很深的关系,本溪湖、抚顺(即千斤寨)之煤俱在日人手里,安徽皖南铁矿亦为日本所有。这样,国外资本家对中国经济掠夺的程度就更加的深重了。[56]

从陈独秀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处于帝国主义经济剥削和政治压制下的中国社会,要想取得自由的发展是非常不容易的。在政治上,缺乏独立自主地位的中国无法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帝国主义不但将中国政府视若无物,而且还残酷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在经济上,帝国主义一方面把中国作为廉价的原料市场,另一方面又把中国作为产品的倾销市场,使中国的民族工业难以发展,民族经济的壮大举步维艰,中国社会发展的阻力不可谓不大。

(三)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削

陈独秀眼中的中国,除了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帝国主义的政治压制和经济掠夺之外,资产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也是导致社会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困苦的一大原因。这种剥削,激起了工人们一浪高过一浪的罢工风潮,同样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制约了中国的社会发展。

1920年春,上海厚生纱厂要在湖南招收50名女工。按其规定,应招女工每日工作12小时,每月工资8元,其他待遇亦差;应招女工还需由家长签署志愿书和有力量的担保。为此事,长沙《大公报》、《湖南日报》纷纷载文指出工时过长、工资太低,以及存在妇女的人格、卫生、医药等问题。厚生纱厂总经理穆藕初为上述责难辩护,遭到朱执信等人的反驳。陈独秀也撰《我的意见》一文表达了对此问题的看法。陈独秀指出,企图要资产阶级放弃剥削,对工人们多一点温情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只会自取其辱。因为二十世纪的劳工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时代,不是要求待遇的时代。无论待遇如何改良,终不是自由的主人地位;劳动者要求资本家改善待遇,和人民要求君主施行仁政是同样的劳而无功。温情主义,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主人待奴隶一种没有保障的恩惠。“前清末年要求立宪就是一个榜样,长沙新闻界现在又戳了一个同样的霉头!每月八元的工资,在长沙或者不算少,在上海的生活程度,仅够做工的个人不至冻饿而死罢了。在穆先生底意思,中国人绝对没有衣食的人很多,现在只要有工做得免冻饿而死就算福气了,你们还要得寸思尺吗?”[57]陈独秀还呼吁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给予工人更多的时间接受教育,增加工资、改善工人卫生和其他福利条件等。否则,在陈独秀看来,这种“个人工业主义”式的生产方法,一样避免不了类似欧、美、日本国内社会危机的爆发。因为,这种生产方式牺牲的是广大的穷苦工人,而获利者只是少数资本家。这种不公平的分配方式是无法推进社会顺利向前发展的。

其次,中国工人在资本家的剥削下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陈独秀以日本贺川先生的调查结果为例指出,贺川先生在日本贫民窟住了十几年,也去美国的贫民窟调查过,但他认为上海贫民窟的悲惨状况却是日本和美国的贫民窟远远不及的。在上海,马路旁边随处可见小铁匠店里的小徒弟,无论冬夏都从天明到夜半站在火炉旁打铁;十六铺提篮桥洋泾浜的小客栈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房里住宿;丝厂香烟厂里小女工一天只挣几个铜子还要挨打。这些工人们做了社会上重要的工,和懒惰的乞丐不同,但是他们却过着比乞丐还不如的生活。[58]陈独秀在《无理的要求》一文中愤然指出,三新纱厂的工人因为上海百物昂贵已经不能活命,厂主还要减少工钱,他们的罢工反抗本是分所当然的事,厂主却说是工人无理的要求。这好比“牛替主人种了田,主人还要吃它的肉,牛也不曾罢工;如今厂主并没有直接吃工人底肉,工人倒罢起工来,怎能不是无理的要求!”[59]在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之下,穷人和富人的生活有如天壤之别。对此,陈独秀在《穷人和富人热天生活的比较》一文中以对比的方式作了形象化的描述。他指出,富人可以开着电风扇打麻雀,坐汽车四处兜风,住着高楼大屋还嚷天气热,吃荷兰冰淇淋还嫌不凉,吃西瓜还嫌不甜,肥鱼大肉嫌口腻,海参鱼翅又嫌腥。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穷人昼夜在烈日里面火炉旁边做工,拉车运货走一步出一阵汗,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又小又矮的屋里出气不得,路上遇见的自来水或施茶不管脏不脏便骨嘟嘟地喝下,只能睡在蚊虫肆虐的矮檐底下或小客栈里,当一件破棉袄买来二升米也只能使一家老少吃个半饱。[60]

再次,在资本家残酷剥削下的工人们劳动条件极为恶劣,重大事故频发,陈独秀对此忧心忡忡。在1924年2月10日夜,位于上海闸北川公路祥经织绸厂发生火灾,除住底楼的女工逃出以外,住在二楼的女工,因房间只有一门三窗,各窗皆有铁栅,不能跳出,门口及楼梯均极狭小,人多抢出,反把门口堵住,造成许多女工在屋内被烧死。加上消防设施不到位,无法拯救,致使被烧死者多达百余人。对此事件,陈独秀指出:“上海一般丝厂、织绸厂的厂主,都防备工人如盗贼,不但门禁而且窗禁也甚严厉;祥经厂不但建筑多用木材易于延烧,而且每窗都有铁栅,数百人的卧室只有一门,门梯又均极狭小,岂不是将工人们活活地闭在屋中烧死!厂主烧点房屋不打紧,而且他还可以向协隆保险行拿得11万保险费,工人们的保险费向何处去拿?”[61]在开滦煤矿矿井事故中,共有50余名工人遇难,事后仅挖出尸身17具,所有遇难者家属的境况极其悲惨,矿局方只给有亲无尸者220元,有亲有尸者110元,这点赔偿金只相当于一匹骡马的价,而资方对遇难工人家属增加赔付金额的哀求则根本不予理睬。陈独秀对此极为悲愤地指出:“我们的生活必需品,那一样不是工人血汗所赐,而军阀资本家竟这样毒杀虐待工人,一般社会倘竟不为工人表示同情,那真是工人无负于社会,而社会有负于工人了!大家还要明白:中国社会若始终是这样冷酷,必不单是工人阶级之不幸。”[62]的确,若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要想使资本家变得仁慈起来是绝无可能的,而工人阶级的处境也是无法得到根本改变的。资本主义的这种血淋淋的发迹史,在陈独秀看来,也决不应该在中国继续下去。

军阀的专制统治、半殖民地的国家地位、资产阶级的残酷经济剥削,窒息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消除这一切阻力,中国就不可能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而那些试图指望资本家的温情和良心的发现来改善工人生存状况的想法,则是十分幼稚的。军阀的为祸甚烈,帝国主义的压榨更甚,资本家的剥削也浸透着鲜血,这一切都预示着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

三、中国社会发展阻力的消除

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认同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动力的观念。在国内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中国社会只有以社会革命的方式推翻其统治,才能赢得在国家主权独立基础上的顺利发展。革命理论在陈独秀的社会发展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革命是社会组织进化之顿变现象

陈独秀首先认为,对于指导人类社会行为的一切概念都要有一个准确的内涵,这样无论是行为者还是其批评者才不至于堕入迷途,对革命的理解也应该如此。陈独秀认为社会革命是社会组织在进化过程中的顿变现象,往往出现于人类社会发展形态发生重大改变时期。他认为产生革命的原因,在于人类复杂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各种矛盾积累后导致的突变。革命以促进社会发展为目的,反革命则逆历史的潮流而动,内乱则以社会组织之进化或退化两无主义为条件。陈独秀认为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历了无数发展阶段及多次革命战争,才有了现代社会的组织和规模。其间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是由部落酋长到封建诸侯王,由封建诸侯王到资产阶级,再由资产阶级进化到无产阶级这几个阶段。而在这几个大的历史阶段之间,还会有一些比较小的不甚显著的进化阶段;但在任何一个新旧更替时期,都免不了革命战争。革命之所以和内乱及反革命不同,被称为神圣事业,是因为革命代表了人类社会组织进化的最显著现象,是推进人类社会组织进化的最有力方法。[63]

陈独秀进一步指出,革命运动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的发展。革命手段只有在用和平方法解决不了问题的情况下才会使用。“革命不过是手段不是目的,除旧布新才是目的。若是忘了目的,或是误以手段为目的,那便大错而特错。”[64]陈独秀还提醒人们注意,一些政党或阶级在历史的某一时期可能是革命的,但在社会进化中的另一时期就有可能变成反革命的。其原因主要在于一个阶级或一个党派的理想比较固定,但社会现象却处于一种动态发展之中,以静的阶级党派理想应付动的社会变化,便往往因前后对象不同,一个阶级一个党派在前是革命的在后却变成反革命的。社会在新陈代谢中的进化具有动态性,一个静的阶级党派,对于阻碍它进化的旧阶级党派,它是新的革命的,同时对于比它更进化的阶级党派,它又变成旧的反革命的及新的阶级党派进化的障碍物了。封建诸侯王在打破部落酋长制,建设比较统一的政治时代,他是革命的,到了民主革命时代,他便是反革命的了。民主派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是革命的,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又变成反革命的了。不但封建式的党派人物在这进化阶段短促变化复杂的社会里同时出现革命的及反革命的两种行动,即民主派社会主义派也往往前后取革命反革命两种不同的态度。在欧洲历史上的法兰西共和派,在18世纪打倒帝政时是非常激进的革命先锋,但在20世纪因为要压迫无产阶级的共产运动,却不惜与帝制派宗教徒妥协;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党,在帝政时代也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但为了反对劳农政府则不惜和一切反动派合作。[65]

总之,陈独秀认为,尽管革命、反革命及内乱都要取暴力手段,但其作用却大相径庭。革命的目的始终是为了社会的发展,因此,不但用武力改进社会组织是革命事业,而且服务于推动社会组织进化的阶级斗争需要的日常工作,也是革命事业。陈独秀告诫人们,判定一个党派是否为革命派,不能只看这个党派之所言,而应以其实际行动为标准。只有这样,才能推进革命的联合,抵制反革命的进攻,加速革命的进程,促进社会的进化。[66]

(二)革命是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必要手段

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的专制统治下,国内政治一片黑暗,民主只能在刺刀下呻吟,劳动人民生活艰难,社会发展举步维艰。对此,陈独秀首先认为,无产阶级要摆脱当牛做马的悲惨地位,就必须采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痛恨资产阶级把持了国家的政治、法律等机关,借助对资本的占有,把广大无产阶级当做比牛马还不如的挣钱机器。而要扫除这种不平等带来的痛苦,只有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利用政治、法律等强力机关,彻底征服资产阶级后,才有将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废除的可能。如果不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幻想平等自由社会的出现,在资产阶级仍然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情况下,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是永远没有翻身机会的。[67]在1920年11月7日《共产党》月刊第一号上,陈独秀呼吁:“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我们要逃出奴隶的境遇,我们不可听议会派底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里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阶级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68]可见,陈独秀主张用阶级斗争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www.guayunfan.com)

其次,要建立一个进步的社会制度,推进社会的发展,光靠空谈是不行的,必须以革命的力量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社会才有前进的可能。因为,旧制度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只能依靠革命的力量推翻。唯其如此,新制度才会建立起来,社会才能进步。而革命不是别的,不过是新旧制度交替的一种手段而已。那种没有带来新制度的所谓革命,只能算是捣乱、争权利和土匪内乱罢了,是配不上革命这个神圣名称的。陈独秀认为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它得以成立的理由和曾经在历史上获得过支持。而要取代旧制度的新制度,必须要经过人们的长期努力建设,并在赢得了舆论的支持,获得了法律地位以后,才有代替旧制度的可能。所以,旧制度是不会在一番高谈阔论中自动消失的。而那些不切实际需要的高论往往成为旧制度的护身符,这种高论只能算是一种低论罢了。[69]

再次,劳动阶级若不以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寄希望于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是极不现实的。因为资产阶级政权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都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它们决不会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对资产阶级的利益有丝毫的损伤。陈独秀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但基督教已经资本化,而且一切政界、学界、新闻界、美术界,都已经资本化了。因为资本家有钱,在金钱的力量下,报馆、牧师、文人学者乃至军队,都替资产阶级服务。[70]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否则,民主就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就是资产阶级用于把持政权、玩弄无产阶级的工具。[71]

最后,在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下,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经济所需要的那点民主也成为一种奢求。在所谓的国会里,议员受贿、国会违宪,民主被肆意践踏。为此,即便是资产阶级也要通过革命来保护自己的利益。陈独秀说:“资产阶级的工商业家及学者诸君!你们向来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你们向来是迷信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可是今天横在你们面前的议员受贿、违宪两个问题,并不是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更不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问题,乃是一般人民权利被损害的问题,尤其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所不容许的问题,你们若不出来为此问题而奋斗,以后还有何资格有何脸面高谈什么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72]陈独秀号召人们以战斗的精神来推翻专制统治,揭穿统治者玩弄民主的丑恶嘴脸,他希望社会领袖人物不能为了所谓的高尚洁己,而采取消极态度。因为这样不但不能够打倒恶浊政治,反而会将群众心理引导至脱离斗争的轨道,进而走到退避怯懦的路上去,不啻为恶浊政治延长了生命,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做法。[73]

(三)革命要在政党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

革命是为了实现一定社会目标而进行的根本性变革。这一变革需要按照一定的纲领、计划,并在一定的组织带领下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实现。当无产阶级还处于弱势地位时,更要建立自己严密的组织,团结社会最广泛的力量,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对此问题,陈独秀认为,要实现政治的彻底改造,首先就要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的力量,杜绝一时的冲动,依靠长期的有组织纪律的群众运动,来达到革命的目的。若认为革命只是无组织无系统无计划的暴动,以这种方式来对付资产阶级,即使取得一时的成功,也不能从根本上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对此,陈独秀指出,要实现政治的根本变革,只有组织民众积极参与革命才不失为一种正确有效的方法。然而这一正确方法却往往受到来自小资产阶级出生的改革家浪漫情怀的干扰。他们要么走到暗杀或暴动(一时无组织的暴动)的路上去,要么走到不合作(新村运动也归在这一类)的路上去,或左或右,或上或下,绕来绕去,难于走向正确有效的革命轨道。陈独秀并不反对暴动,但他提倡的是有严密组织的暴动,他批评一些人企图利用旧军队或土匪或红胡子进行暴动以达到革命目的的想法,并认为这种浪漫的暴动,决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不能从根本上推翻旧统治阶级的势力。因为这种无组织无系统无计划的暴动,好像水上浮萍一样毫无根据,且不具备有训练有纪律的民众基础,往往有以暴易暴的危险。这种暴动“自身决无建设新秩序来代替旧秩序的可能,至多不过真象胡适之先生所说‘快意一时’、‘恶因种的如此之多,好人如此之少,教育如此之糟,决没有使人充分满意的大改革’罢了。要达革命之目的,只有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科学的暴动;这种科学的暴动,决不是一时的冲动,乃建设在长时间无数的有训练有纪律的民众运动上面,也只有在这些前前后后大大小小无数的民众运动中,才能使革命的新势力得到无数的新教育新经验新人才,才能去掉许多恶因,才能产生许多有用的好人,才能使革命的新势力有建设新秩序来代替旧秩序的可能;必须如此,才能使复杂的社会组织现出一度变更;这种暴动这种革命才是科学的,这些结果都不是浪漫的暴动所能够得到的。”[74]陈独秀的这一看法不无道理,对于握有政权的强大的统治阶级而言,无组织的暴动只会给他们带来一点小小的麻烦,而不至于让他们感到有政权之虞。他们会迅速组织力量,轻而易举地扑灭那些无组织的暴动之火。

其次,陈独秀认为,有组织的革命运动必须在政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形成,尤其是在国民的觉悟还未得到大面积提升时更是如此。而政党赖以立足的基础,就是整个的无产阶级。在陈独秀眼中,当时的中国人民还是一盘散沙,人人怀有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在产业和教育幼稚的时代,改革国家的责任若放在这种毫无知识、毫无能力、毫无义务心的人们的肩上,等于民族的自杀。这样下去,不但“全民政治”是空谈,就是“多数政治”也是痴想。因而陈独秀同意罗素的观点:“中国最要紧的需要是爱国心底发达,而对于有高等智识足为民意导师的尤为重要。希望在极短促的期间,把精神分播到民间去,实是痴想。但是改革之初,需要有一万彻底的人,愿冒自己生命的牺牲,去治驭政府,创新实业,从新建设。”[75]在这里,具有高等智识的民意导师,以及“一万彻底的人”,无非是指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政党组织中的成员罢了。由此,可以看出陈独秀对政党的作用是非常重视的。在陈独秀看来,“人民的权力,必须集合在各种人民的组织里才可以表现出来,直接具体表现到政治上的只是政党。政治的隆污是人民休戚之最大关键,政党是人民干涉政治之最大工具,所以主张人民不干涉政治是发昏,主张干涉政治而不主张组织政党,更是发昏之发昏。要实现政党政治来代替武人政治,亦即是以人民权力来代替军阀权力,非有党员居全国人口百分之一强大的民主党二个以上不可;因为有这么多的党员,才可以支配中央及地方的行政,才可以支配全国各级议会的选举,才实施刷新政治的各项政策,才可以制裁武人,才可以实现政党政治来代替武人政治。”[76]陈独秀还指出:“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77]他认为共产党的基础来自广大的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政党有着更加广泛的代表性,但是共产党若要取信于民,就必须克服资产阶级政党的腐败性,实实在在地为民办事。否则,就没有号召力。在此基础上,陈独秀开始了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工作。

再次,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还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其一,在中国的国民运动中,必须重视农民问题,不可忽视农民的力量,要将农民领进革命运动中。他认为:“在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但农民占全国人口之大半数,其国民经济之真正基础,还是农业;在这些地方之各种革命都不可忽视了农民的力量。有些自耕农居多数而且是小农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如中国),农民所受地主的压迫,不象地主强大的国家(如旧俄罗斯、印度)或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如欧美各国)那样利害,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然所受外货侵入生活困难及贪官劣绅军阀灾荒之痛苦,往往也能激起他们的群众运动;这种农民的大群众,在目前已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所以在中国目前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国民运动(即排斥外力打到军阀官僚)中,不可漠视农民问题。”[78]通过分析,陈独秀认为在农民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情况下,中国的国民革命若没有农民的加入,终将不能获得成功。[79]由于占人口比例很大的农民,既是中国被压迫劳苦大众的主体,也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更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友军,所以“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为一个大的群众党。”[80]

其二,陈独秀深入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提出了工人阶级是社会的“台柱子”和中国革命“激进的先锋”以及“督战者”的观点。在1920年五一劳动节时,还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初的陈独秀便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的演说中指出:“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81]1923年4月,陈独秀在《怎样打到军阀》一文中强调,一定要把无产阶级视为国民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世界革命史已经表明,劳动阶级才是革命运动的主力。他们对民主的要求不但最真切,而且为真正的民主所能贡献的力量也最大。在中国的国民运动中,铁路工人首先起来以血肉和军阀相搏的事实表明,劳动阶级不单是革命民主力量的重要部分,而且已经成为勇敢激进的先锋了。[82]1924年12月20日,陈独秀在《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一文中,对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了总结。他认为社会各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作为帝国主义的天然反对者,无产阶级不但在帝国主义国家内的社会革命中是主力军,而且在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弱小国家的国民革命中,还必须作为一个督战者,去把一切带有妥协性的友军——农民、手工业者、革命的知识阶级、游民无产者(兵与会匪)及小商人等团结在自己周围,不妥协地反抗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压迫,才能够达到国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83]陈独秀所提出的工人阶级是“台柱子”“激进的先锋”“督战者”的观点,凸显了工人阶级所处的重要地位和先锋队作用。其所讲的“督战者”,实际就是“领导者”的代名词。正是在陈独秀对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有了明确认识的情况下,才有1925年1月党的四大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提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统一战线,已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法宝之一,陈独秀的观点无疑具有前瞻性。

其三,陈独秀主张团结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中倾向于革命的部分。对于知识分子,陈独秀认为中国的知识阶级是一个倾向革命的阶级。“知识阶级的学生自然是小资产阶级的产物。……一方面因为没有经济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非坚固不能动摇;一方面正因为他的阶级性不坚固,往往有超越阶级的理想,比任何阶级都易于倾向革命。”[84]“青年学生们的职任是:第一努力唤醒有战斗力的各阶级;第二努力做有力的各阶级间之连锁,以结成国民的联合战线。”[85]对于资产阶级中革命的部分,即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制,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这种两重性,决定了这个阶级在一定的时期里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可以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对此,陈独秀指出:“半殖民地的经济权大部分操诸外人之手,政治权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诸本国贵族军阀之手,全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及本国贵族军阀压迫之下,有产无产两阶级共同起来对外谋经济的独立,对内谋政治的自由,这是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86]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深受外资竞争和协定关税及种种不平等的条约之痛苦”,若想摆脱这种处境,就必须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当然,陈独秀也非常清楚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十分薄弱,仅靠其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完成这一使命的,中国资产阶级只有与无产阶级实行联合,才能打倒双方共同的敌人。革命的无产阶级“此时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共同敌对的目标相同,可以联合一个革命的战线。”[87]的确,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如果不和包括知识分子及资产阶级中倾向革命的部分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壮大自己的力量,要实现民主革命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已为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证实。

总之,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便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深入分析中国社会发展所遇到的阻力因素的基础上,坚定了他以有组织的革命,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

【注释】

[1]陈独秀.社会之历史的进化[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54-459.

[2]陈独秀.社会之历史的进化[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54-459.

[3]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92.

[4]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17.

[5]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19.

[6]陈独秀.社会历史之进化[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54-459.

[7]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问题[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65-466.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0.

[9]李大钊.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M]∥朱文通,等.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125.

[10]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M]∥朱文通,等.李大钊文集:第三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48.

[11]陈独秀.共产党月刊短言[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00.

[12]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M]∥胡适.胡适文存:第一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250-253.

[13]张东荪.现在与将来[J].改造,3(4).

[14]中国的阶级斗争[J].解放与改造,1(7).

[15]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J].时事新报,1920-11-06.

[16]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J].进化,1921,1(2).

[17]陈独秀.讨论无政府主义[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92.

[18]我不满意“法律”[J].国民,1921,2(3).

[19]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J].奋斗,1920(2).

[20]克鲁泡特金的社会学说与未来[J].民钟,1(3).

[21]“工人与政治”的商榷[J].公余,1923(16).

[22]A. F.为什么反对布尔雪维克[J].奋斗,1920(8/9).

[23]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J].奋斗,1920(2).

[24]黄凌霜.马克思学说批评[J].新青年,1919,6(5).

[25]蓝志先.问题与主义[J].每周评论(33).

[26]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M]∥朱文通,等.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304,310.

[27]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199.

[28]陈独秀.主义与努力[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17-218.

[29]陈独秀.懒惰的心理[M]∥朱文通,等.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592.

[30]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06-207.

[31]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M]∥朱文通,等.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604.

[32]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08-211.

[33]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M]∥《李达文集》编辑组.李达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69.

[34]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M]∥《李达文集》编辑组.李达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73.

[35]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12.

[36]陈独秀.谈政治[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57.

[37]陈独秀.谈政治[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57.

[38]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52.

[39]陈独秀.讨论无政府主义[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06.

[40]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52.

[41]李达.社会革命的商榷[J].共产党,1920(2).

[42]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42.

[43]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42-243.

[44]陈独秀.马克思学说[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53-354.

[45]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41-242.

[46]陈独秀.马克思学说[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55.

[47]陈独秀.马克思学说[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54-355.

[48]陈独秀.马克思学说[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56.

[49]陈独秀.谈政治[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59.

[50]陈独秀.马克思学说[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58.

[51]陈独秀.马克思学说[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59.

[52]陈独秀.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80.

[53]陈独秀.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81.

[54]陈独秀.怎么打倒军阀[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37.

[55]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问题[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74-475.

[56]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问题[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75-477.

[57]陈独秀.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38-139.

[58]陈独秀.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72.

[59]陈独秀.无理的要求[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75.

[60]陈独秀.穷人和富人热天生活的比较[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74.

[61]陈独秀.上海织绸厂焚毙女工之责任者[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632.

[62]陈独秀.工界厄运重重[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677.

[63]陈独秀.革命与反革命[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02-403.

[64]陈独秀.革命与作乱[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18.

[65]陈独秀.革命与反革命[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02-403.

[66]陈独秀.革命与反革命[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05.

[67]陈独秀.谈政治[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58.

[68]陈独秀.《共产党》月刊短言[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00-201.

[69]陈独秀.随感录[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88.

[70]陈独秀.宗教问题[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47.

[71]陈独秀.谈政治[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63.

[72]陈独秀.反动政局下两个要案[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12.

[73]陈独秀.评蔡校长宣言[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14.

[74]陈独秀.论暗杀暴动及不合作[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19-420.

[75]陈独秀.随感录[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87.

[76]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76.

[77]陈独秀.答黄凌霜[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71.

[78]陈独秀.中国农民问题[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08.

[79]陈独秀.中国革命与社会各阶级[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62-563.

[80]陈独秀.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26.

[81]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35.

[82]陈独秀.怎么打倒军阀[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40-441.

[83]陈独秀.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820.

[84]陈独秀.青年们应该怎样做![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41.

[85]陈独秀.青年们应该怎样做![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42.

[86]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57.

[87]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