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成为美国“关键语言”的背景

在美国，部分外语，特别是“关键语言”的学习主要得力于美国政府的支持。自“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包括国务院在内的政府机构出于战略考虑，积极培养各种外语人才。比如，国务院2006年设置了关键语言奖学金项目，每年资助至少500名学阿拉伯语、汉语、波斯语等外语的学生，到这些国家开展暑期交流。

通过搜索引擎，黄宏在网上查到美国关于汉语学习的有效文章70多篇。通过对这些文章的逐一分类，列出一些学习汉语的关键词，比如“国家安全”“恐怖主义”“文化”等，通过对这些关键词统计分析，结果竟然让人吃惊。排在前十位的分别是:国家安全、商业、经济、国家防卫需要、文化、全球化、恐怖主义、国家竞争力、情报工作、父母。透过对这些关键词的分析，黄宏认为，“美国的汉语热绝大部分还是国家动机，只有一小部分是出于个人的动机。”^[1]

从汉语的语言背景来看，它所代表的文明与美国文明有着较大的差异，存在着冲突，汉语的背后是儒家思想和东方文明。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指出了美国对与自己不一样的东方文明，主要是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思想一直持排斥和对立的态度。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里也指出东西方文明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与冲突。长期以来，特别是在前苏联解体后，美国一直想独霸世界，把西方文明传播、渗透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美国对中国一直心存芥蒂，甚至提出“中国文化侵略论”。华盛顿的著名智囊库人物之一乔舒亚·库尔兰茨克就发表了《中国在亚洲挑战美国软实力》的文章来渲染这种论调，他对中国的汉语国际推广机构在东南亚的快速发展表示担心。同时他也指出，中国孔子学院的出现就是中国威胁美国软实力的重要证据。以前中国在经济上的飞速发展让一些人产生“中国经济威胁论”的想法，如今中国又要在文化上进行对外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输出，美国对此甚是担忧。

作为一门“关键语言”，美国已认识到学习汉语既是21世纪世界经济竞争的需要，是美国人处理一些国际事务的需要，也是美国公民登上中国这辆快速前进列车的需要，汉语普通话已逐渐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学习汉语更是国家安全的需要，美国在亚洲和泛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和安全都离不开汉语。

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及其对美国汉语教育战略的影响

自从美国宣布“重返亚洲”，亚太地区就成了除中东之外美国最重要的利益所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一次出访足以说明美国对东亚，特别是中国的重视。希拉里在13天内出访了9个国家，这9个国家分别是:法国、阿富汗、日本、蒙古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埃及和以色列，希拉里访问日本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试图在钓鱼岛问题上给日本“打气撑腰”。在巴黎开完会后，希拉里原计划直接飞往日本，结果却在中途突访阿富汗。希拉里称阿富汗为美国“重要非北约盟国”，并承诺“不抛弃”和“金援”。在结束日本访问后，希拉里对蒙古国进行了4个小时的闪电访问，说美国是蒙古国的“第三邻国”，蒙古国的前两个邻国自不必说，那就是与蒙古国接壤的中国和俄罗斯；她还高调宣称蒙古国是“亚洲民主典范”，用心显而易见。将远隔千山万水的蒙古国拉拢为“邻国”之后，希拉里又访问越南，称“支持越南为解决南海争端所做的努力”。

随后，希拉里对老挝进行闪电访问，虽然短，但却是美国国务卿57年来首次访问该国。《华尔街日报》说，华盛顿正在扩大与东南亚国家结盟的行动，以制衡中国在该地区日益提高的影响力。同一天，希拉里抵达柬埔寨首都金边，参加东盟地区论坛系列外长会议。她声称这一地区的国家“不应通过压迫、恐吓、威胁或武力”解决争端，要求东盟“又快又好”地完成“南海行为准则”。希拉里的这一表态直接扛上了中国的立场，此前中国一再呼吁，东盟论坛不适合谈南海问题。而“美国已经深深卷入南海争端。”从中国东边的日本，到北边的蒙古国，再到南边的越南、老挝、柬埔寨，希拉里绕着中国走了大半圈，说的话也从民主、人权过渡到更具体的“南海行为准则”。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希拉里的亚洲之行烙上深深的中国印记，她做了一个完全针对中国的讲话，却对‘中国’只字未提。”^[2]

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演变

中国在东亚逐渐崛起。在21世纪，无论在各种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中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其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国作为亚洲地区的政治和社会领导的角色越来越明显。

随着中国力量的不断上升，美国越来越重视处理同中国的关系，美国政治界对华态度大致分为三个派系:遏制派、合作派和接触派。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imer）是遏制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在21世纪早期，美国可能面对的最危险的前景是中国成为东北亚的潜在霸主国，因为中国几乎肯定会用经济实力建立起强大的军事机器，而且出于合理的战略原因，它一定会寻求地区霸权。”他认为，“要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美国就必须设法放慢中国经济的增长，以延缓中国的崛起。”^[3]米尔斯海默的思想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论断:“国家谋求权力、大国谋求霸权”。“文明冲突论”的创始人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从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发展演变也得出相似的结论，他认为东西方文明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与冲突，“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中国作为东亚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大国的状况如果继续下去，将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亨廷顿主张“为阻止中国在亚洲占据主导地位，美国需要调整与日本的安全同盟，与其他国家发展紧密的军事联系，加强美国在亚洲的驻军以及能够用于亚洲的军事力量。”^[4]

合作派认为美国要实现其在欧亚大陆或东亚的战略目标，必须同中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其代表人物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大棋局》一书中指出，“美国能否保持其对全球事务的支配权，取决于它能否保持其在亚欧大陆的主导权，而要保持在欧亚大陆的主导权，美国就必须同中国建立合作关系。”^[5]合作派的另一代表人物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则认为“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存在着力量的两极平衡。中国在东亚的大陆部分拥有优势的军事与经济地位，而美国则控制着东亚的海洋部分，两个大国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安排了一定的和平秩序，共同建立起安定的地区秩序。”^[6]他们都认为中国是美国实现其战略目标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强调美国要同正在崛起的中国合作，而不是遏制中国。

接触派的思想基础是新自由主义，接触派认为美国可以通过“改造”中国使之成为美国的伙伴，而不是对手，一些政界人物认为美国可以通过与中国的积极交往，推动中国政治的自由化和民主化，使中国在价值观上与美国靠拢，同时，美国还要将中国纳入现存的国际体系，使其接受美国主持制定的游戏规则，与遏制派不同的是，接触派摈弃了把中国看成是美国不可避免的对手的观点，强调一切取决于交往的过程，美国如何与中国交往，以及中国如何对美国做出反应。接触派也不同于合作派，接触派坚持认为中国必须在经过美国的“改造”后才能成为真正的合作伙伴，而且在同中国的接触过程中，美国必须对中国保持警惕和防范。

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是在自由主义的接触路线和现实主义的遏制路线之间动态性地调整，调整的时机和幅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合作派所倡导的中美战略协调的构想就目前来看实现的可能性不大。

克林顿政府对华推行以接触为主的政策，而布什政府推行“遏制＋接触”的政策，在安全上遏制中国，在经济上与中国交往。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内的对华政策仍是“交往”与“吓阻”的结合，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美国需要通过对华交往以促进其利益；在安全领域，保持对中国的吓阻与牵制，辅之以有选择的合作与有限的接触。克林顿政府恪守与中国“全面接触”的理念，积极改善对华关系，谋求中国在地区事务中的合作。因而克林顿时期美国的亚太政策思路，是以中美日共同处理地区安全与经济事务为基调的。而在小布什执政期间，其外交与安全班子的重要成员对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持有强烈的不信任感，强调美国的亚太政策应以巩固和扩大美国的安全纽带、牵制乃至遏制中国为主旨。“9·11”事件冲击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也同样影响了美国的亚太安全政策。美国一方面基于地缘政治考虑加强同有关国家的安全纽带，另一方面也谋求建立广泛的反恐联盟；在对中国保持战略防范和牵制态势的同时，也寻求与中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合作。

对于中国的崛起，美国一方面担心中国崛起的方式，另一方面害怕中国崛起的力量内涵，如果中国以传统的大国争霸的形式挑战美国，美国应付这种挑战也许会更加得心应手；但是当中国以一种和平、合作和建设性的方式崛起时，它却给美国决策者思维方式的调整和政策的转变带来挑战。

彭光谦在《如何看待美国战略重心转移》中指出:影响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国际战略格局变化的有三件大事。一是以美国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为代表的持续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危机、价值观危机；二是席卷西亚、北非的历史性政治大动荡；三是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就是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向亚洲地区转移。一是大危机、二是大动荡、三是大转移，分别发生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军事领域。

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是冷战结束以来，对当代国际战略格局带来重大冲击的严重事态，也是冷战后中国安全环境面临的最严峻的确挑战。前苏联解体后，当时的总统老布什认为，“中国是最令美国感到不安的国家”“中国应该成为中央情报局日常工作的重点”。

美国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打造针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一、以中国为主要作战对象，以西太平洋为主要战场，以空、海军为主要作战力量的“空海一体战”战役作战体系。二、以日本和澳大利亚为南北两大战略支点的军事同盟体系。北边是日本、南边是澳大利亚，南北对中国进行钳制。美国不仅要把美日、美韩同盟搞在一起，实现美日韩一体化，同时打造包括印度、越南、菲律宾在内的“亚洲小北约”。美国人打仗历来强调同盟战略，不是单打独斗。海湾战争以来都力求拼凑多国部队。三、以西太平洋岛链为依托的军事基地体系。四、以西方价值观为内核的政治渗透体系。包括利用网络等新的传播手段，宣扬西方价值观，在中国培植代理人。五、以排斥与压制中国，确立美国经济主导权的经济遏制体系。美国积极打造“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用意很明显，就是要排除中国，重新夺回在亚洲的经济主导权。六，以离间与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友好关系为特色的所谓“前沿部署外交”体系。

上述动向表明:首先表明中美结构性矛盾的深刻性，不管是老布什、小布什还是奥巴马，都是一致的；其次，表明美国霸权利益的根本性，表明美国维护霸权的决心和能量；三是表现中国安全环境的确十分严峻，决不能掉以轻心。

就以上情况来看，增强美国人对汉语的学习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无疑成了非常迫切的事。在学生选择“关键语言”学习方面，有的国会议员认为学习汉语很重要。2005年，美国参议员乔·利伯曼（Joe Lieberman）和共和党参议员拉姆·亚力山大（Lamar Alexander）在《2005年美中交流法案》中要求联邦政府在未来5年拨款13亿美元用于资助9个汉语教学和学习项目。利伯曼指出，“此时此刻，我们正站在美国外交史和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代的起点上，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个经济和军事超级强国正在没有战争和灾难的国际形势中崛起，它就是亚洲的中国。”^[7]美国需要花费时间和金钱来了解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这是美国与中国打交道最为根本的需求。美国所拟定的“国家旗舰语言试点项目”包括阿拉伯语、波斯语、俄语、汉语、普什图语、乌尔都语、韩语等7种“关键语言”。其中，汉语特别重要，新保守派视中国为“共产主义最后一个堡垒”，所以一直没有放弃改变中国政权性质的企图，中国仍然是美国的潜在对手和输出民主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