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安全观的演变与安全语言战略

美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安全问题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要点之一。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心是以国家为中心，研究国家间的政治、军事关系，即如何运用军事力量来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传统的安全理论更多地关注政治、军事和外交领域内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即所谓的“高级政治”，传统安全观也是限于国家之间的军事博弈，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一般来说，传统安全主要是指以军事和政治为核心的、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核心内容的安全，是一种比较狭义的概念。

国家安全需求分近期国家安全需求和长期国家安全需求，近期国家安全需求可以被看作是国家安全以及在军队、情报机构、法律实施部门、外交团体中填补具有语言和区域知识专长的人员^[24]；长期的国家需求更加宽泛，包括发展和保持对未来国家安全需求做出反应的能力，保持美国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保持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优势，拓展分析思维能力，并努力使美国公民具备全球意识，长期国家安全需求是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宽度上服务国家安全目的，而不仅仅局限在某个具体的时间点上。^[25]

美国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对于不同的人意思不一样，两者也许没有什么具体的含义。“安全”和“国家安全”不仅仅意味着国家主权不被干涉或领土不被侵犯，而且更重要的是指国家整体的安全、国内社会的稳定状况、公民个体的安危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都保持良好的平衡、处于良性循环的状态。“国家安全”一词虽然被广泛使用，但其内涵与外延却不相同。美国学术界比较流行的一种定义认为，国家安全就是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又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我国学术界一般认为，国家安全是指“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的状态。国家安全的主体是主权国家，其核心概念是利益和威胁。国家安全研究就要研究如何保护国家利益，即一国的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26]

20世纪70年代开始，安全的内涵不断地扩展和深化，“安全问题”已经从传统的军事方面扩大到包括经济、社会、环境等诸多领域，非传统安全的议题也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得到探究。

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也对国家利益进行了概念界定，汉斯·摩根索认为:“国家利益应以权力（军事权力）来定义，国际政治就是一个权力斗争、国家私利主导的过程，用权力界定的国家利益有利于在国际政治中认清主要目标。”^[27]美国政治家弗雷德·桑德曼认为国家利益就是价值观念，他指出:“当我们谈国家利益时，我们是在谈价值观念，是某一社会的一部分人、许多人、或者所有人所拥有的价值观念”。^[28]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国家利益是一种公共产品，是所有美国人关心的问题，国家利益包括安全和物质上的考虑，也包括道德和种族上的考虑”。^[29]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利益不仅包含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还包含精神利益。^[30]王逸舟把国家利益界定为“民族国家追求的主要好处、权利或受益点，反映这个国家全体国民及各种利益集团的需要与兴趣。”^[31]综合各家观点，曹迪指出:“国家利益是国家满足和维护其生存与发展的需求的总和，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安全、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等。”^[32]因此，简单地说，国家安全是国家利益一部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安全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利益。

国家安全首先就是要为统治阶级服务，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因而，国家安全是以国家政治为目标的。同时，国家安全也是保障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只有安定、和平的环境，才能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创造更佳的条件。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化建设更离不开国家安全的保障。

新时代的美国安全观——从传统安全走向非传统安全:在美国，以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为标志，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日益突出的新威胁。一般来说，西方学者较少使用“非传统安全”这一说法，而是更多地使用非军事安全、全球安全、跨国安全、综合安全、人的安全、新安全等概念。“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或称“非常规安全”（Unconventional Security）、“非传统威胁”（Non－tradition Threats）、“非传统问题”（Non－traditional Issues）和“新威胁”（New Threats）、“新安全”（New Security），非传统安全是传统安全的扩展和延伸，包含了以军事和政治为核心的传统安全在内的其他所有危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是由军事、政治和外交以外的其他因素所引发的，直接影响甚至威胁本国和别国乃至地区与全球生存、稳定、发展和安全的跨国性问题及其状态，以及与此相应的一种新安全观和新的安全研究领域。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宗教扩张、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洗钱等。

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有时相互转化，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和武器扩散是属于非传统安全的范围，但这些问题往往需要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同传统安全问题的相互关系越来越密切。

非传统安全研究则将一些从前与军事和国防不怎么相关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越来越当作“安全问题”来看待，这种发展不仅反映安全观念的变化，而且更根本的是对安全本质的解读也在发生变化。非传统安全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拓宽了安全的定义，不仅扩大安全研究的领域，将经济、环境、文化和社会等所谓的“低级政治”纳入安全研究的范畴，还将安全主体从国家扩展到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等其他非国家行为主体。^[33]在非传统安全的理念影响下，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成为维护安全的重要手段，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是“双赢格局”，而非“零和游戏”。因此，非传统安全并没有否定传统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而是拓展了安全研究的范畴和层次，丰富了安全研究的内容。

从历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SS）看，美国的国家安全包含狭义和广义两层含义，狭义的国家安全意指美国及其盟国不受其他军事力量（包括非国家态的恐怖组织）的军事打击的能力，而广义的国家安全则包括有利于美国实现其国家利益和全球领导地位的军事、经济、文化和全方位国际秩序等诸多要素。因此，就根本而言，美国所谓的“国家安全”，实质上就是美国确保并进一步伸张其国家利益和全球领导地位的实力部署和制度安排。^[34]NSS2010界定了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四大持久的国家利益”，即:一、美国及其国民、美国的盟国及伙伴国的安全，特别是防范核恐怖袭击的能力；二、持续创新、不断成长的美国经济；三、在美国国内及全球对“普世价值”的尊重；四、由美国推进的国际秩序。

现代科学技术和网络的迅猛发展也助长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滋长，互联网以其“无国界性”和“超领土”的虚拟存在，已全面渗透到现实世界中的政治、社会、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等领域，对国家安全来说，网络已经成为一个没有硝烟的新战场，它关系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互联网时代的兴亡。^[35]美国一直将网络安全视作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2000年，克林顿提出《信息系统保护国家计划》，计划指出，重要网络信息安全关系到国家战略安全，美国把重要网络信息安全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2003年2月，布什政府发表了《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报告，正式将网络安全提升至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从国家战略全局对网络的正常运行进行谋划。2009年5月，奥巴马正式发布了《网络空间安全政策评估》报告，对美国政府及军队当前的网络状况进行评估并讨论对策，表明奥巴马政府已经把网络安全视为国家安全优先考虑的问题。2009年6月，美国国防部正式宣布成立网络战争司令部，提出“攻防一体”的口号，备战网络战争。

美国国家安全实现机理的转变:全球化时代美国国家权力性质的转向:对于“权力”（power）的含义，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从权力所产生的结果来定义权力，他提出:“权力可以被定义为有意努力的产物。”^[36]另外一些学者则从能力的角度来界定权力，例如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是“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37]美国社会学家丹尼斯·朗也认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是参与者为了达到目的而激活或动员资源的能力，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导致了权力的不平等。”^[38]国内学者李景鹏指出:“权力就是根据自己的目的去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这就是说，权力是一种力量，依靠这种力量可以造成某种特定的局面或结果，也就是使他人的行为符合自己的目的。^[39]在后现代主义“边缘、局部、多元”的视角下，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处于流动、循环过程中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40]在综合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权力的定义和解释的基础上，曹迪指出“权力是硬性制约力和软性影响力的集合体，硬性制约力中包含了权力关系中的强制力，而软性影响力中包含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诱导力和吸引力”。^[41]根据权力的行使者的不同，权力可分为个人权力、集体权力和国家权力，本书主要聚焦于美国国家安全视域下的国家权力，按照上述对权力的理解来看，国家权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则指出:“强国应寻求改变世界权力的分配，强国不仅不惜牺牲别国利益来获取权力，还会不惜代价竭力阻挠对手获得权力”。^[42]而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思·华尔兹认为“国际社会实质上是一个权力斗争及和解的领域。”^[43]但华尔兹在承认武力重要性的同时，也重视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实力。因此可见，军事、经济等硬力量并非权力的全部，在国际竞争中，国际权力的话语已转向“软权力”或称“软实力”。

国家权力向“软实力”的转变: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软实力就成了各国学者研究的热点。“软实力是一种通过吸引力而不是通过威逼或购买而达到目的的能力，是一个国家所具有的除经济、军事以外的第三方面的实力，主要是语言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民意等方面的影响力”。如果说军队等硬实力可以征服一国领土，那么，语言文化等软实力就可以征服一国人民的心。^[44]约瑟夫·奈在《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中将软实力归纳为4个方面的影响力:文化的影响力、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制度安排上的影响力和外交事务中的影响力。这些影响力都需要通过语言这个媒介，传播给大众。

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文化的全球整合日益迅速，同时随着英语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传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熟悉、了解日益加深，相互间依存程度的加深带来了“世界权力的变革”和“权力性质的改变”。约瑟夫·奈指出:“过去，对一个大国的考验是其在战争中的实力，而今天，实力的界定不再仅仅强调军事权力和征服，技术、教育和经济增长等因素在国际权力中正变得日益重要。”^[45]奈指出:“软权力是一种能力，它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这种吸引力来自一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当一国的政策在别人的眼里是合法、正当时，国家的软权力就得到了提升。^[46]

21世纪是世界各国以软实力相互竞争的时代，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时代，世界上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都高度重视软实力，以此来提升国际形象。约瑟夫·奈还进一步探讨了美国软力量在文化、国内价值观、政治、外交等领域中的资源并试图寻求如何通过公共外交使用软力量的具体实践问题。“不光是剑，橄榄枝也能代为其言。”这对于更好地理解美国的外交实质和风格，理解美国海外英语推广的众多机构、政策、项目等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47]。

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人民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彼此接近和了解的地球村，每个国家都在想方设法增强自己的软实力。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能够得到其他国家的普遍认同，甚至被吸纳和融合到其他国家的文化中去，这个国家与其他国家就会少几分敌意多几分理解。美国一方面依仗自己的军事力量强撑着“硬实力”，另一方面，美国已经意识到软硬兼施，对加强自己国家安全，维护世界霸权地位的重要性，特别是在“9·11”事件以后，美国不但在国内一如既往地加强英语的主导地位，而且加大力度在全世界推广英语。同时，美国又深刻地认识到加强外语和外国文化的学习对美国21世纪的发展尤为重要，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国家资源，而且是颇具杀伤力的软实力。于是外语学习被提高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即作为美国公民，懂得一种以上的语言已经是国家安全的需要。这标志着美国政府的外语教育观念开始发生转变。美国上下达成了重视外语学习和外国文化交流的共识，美国教育部、国防部、国务院等采取多种手段鼓励国民学习并掌握外语，从此外语教育与国家安全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2000年9月19日，美国前教育部长理查德·赖利在参议院国际安全会议上表示:“加强全国外语教学，将会使美国的劳动大军更加出色，国家安全得到更好的保障，其他领域也将随之改善。”

国家权力向“巧实力”的转向:“巧实力”最早是由美国学者苏珊尼·诺瑟2004年提出的，强调综合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发展综合实力。2006年约瑟夫·奈发表题为“重新思考软实力”的文章，称“单独依靠硬实力或软实力都是错误的。将他们有效结合起来可以称作巧实力”。2007年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约瑟夫·奈发表了《巧实力战略》，明确提出运用“巧实力”进行对外战略转型，帮助美国摆脱当前困境，重振全球领导地位。

美国在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调整上，也明显地反映出美国对软实力和巧实力提升的重视，这点我们也可从美国2006年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48]中略见一斑。美国的安全语言战略就是军方在硬实力上加上语言与文化软实力来达到巧实力的提升。

美国国家安全实现的机理——重视软实力和巧实力的共同发展: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在发生转变，国家安全思维是当今贯穿美国整个国家发展的主线，维护美国自身超级大国地位和霸权的国家意志是美国各种政策立法的重要的依据。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安全观明显不同，它总是感觉到不安全，美国总是偏执地认为外部存在着对美国的阴谋和威胁，这种国家安全观与美国的民族特性是分不开的，因为美国的民族认同是建立在对相关制度和信仰的认同基础之上，美国政府往往通过向民众灌输阴谋论和威胁论、树立起敌人的形象，从而来加强美利坚民族的凝聚力。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国家安全观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不安全感。

贯穿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零和博弈的美国国家安全观:对美国来说，在权利或地位等争夺过程中，一方的成功或取胜是要以牺牲对方的利益为代价的，不存在着共赢的可能。在这样思想主导下的美国国家安全也就意味着美国安全和利益实现是以牺牲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利益为代价的，因此，对世界其他国家或民族来说，美国在考虑自己国家安全时，是不会为别人着想的，在任何时候，美国首先顾及的是自己的安危和利益。其次是主导美国国家安全思维的实用主义的观念，美国在考虑一些战略、做出一些决策时，也是坚持实用为先的原则的。再有，美国的一切国家安全策略都是为了稳固自己的世界领袖地位的，美国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主宰世界的地位，这在历届美国总统的竞选或就职宣言中反复申明的，冷战结束后，美国始终维护着自己的世界一超的地位，其一切战略都是为此服务的。从根本上来说，美国的“国家安全”实质上就是美国确保并进一步伸张其国家利益和全球领导地位的实力部署和制度安排。^[49]美国是非常崇尚实力的国家，软硬兼重向来是美国实现其战略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9·11”事件后，美国更强调对软实力的重视。

国家安全需求分近期国家安全需求和长期国家安全需求，近期国家安全需求可以被看作是国家安全以及在军队、情报机构、法律实施部门、外交团体中填补具有语言和区域知识专长的人员，正如“9·11”委员会所讨论的；^[50]长期的国家需求更加宽泛，包括发展和保持对未来国家安全需求做出反应的能力，保持美国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保持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优势，拓展分析思维能力，并努力使美国公民具备全球意识，长期国家安全需求是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宽度上服务国家安全目的，而不仅仅局限在某个具体的时间点上。^[51]

美国制定安全战略时首先判断自己国家处于何种国际环境，面临着何种外部威胁，并在此基础上考虑如何减轻种种外部威胁。美国总是刻意寻求外部威胁，这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一种需要，也就是“不自主地甚至有意把某些或某类国家作为现实的或潜在的对手，并以此来判断对方的意图、基本战略，规划自己的战略目标和相对能力”。^[52]对美国而言，最理想的敌人莫过于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为敌，种族和文化上与美国不同，军事上又强大到足以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可信的威胁的国家或地区。从冷战开始到冷战结束，美国相继提出苏联威胁论、日本威胁论、中国威胁论。近些年来，对于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美国不断地发出“中国威胁论”的声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曾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发现:多达58%的美国人认为迅猛发展的中国经济对美国构成了“威胁”，而只有35%的人认为是“机遇”。^[53]

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的内涵从传统的摆脱军事与政治的“主权性威胁”拓展到了摆脱经济、文化、环境等的“生存性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延从传统领土、领空、领海边界的拓展到了任何与“人的安全”和“社会安全”相关的边界；国家安全的要素从军事武力、政治权力方面拓展到了精神、文化、制度及社会方面。

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共同铸造美国的国家安全屏障:语言教育以及伴随着语言而来的文化等“软实力”，已从大教育的边缘逐渐向中心移动，对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安全越来越重要，美国力求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一起发展，以综合实力来保证在世界的一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