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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争霸”引发的“关键语言”教育战略阶段

时间:2022-03-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强烈地意识到外语,特别是“关键外语”的重要。美国颁发了《国防教育法案》,该法案认可了外语教育对国家安全的关键作用,美国政府开始提供大量经费推行外语教育。
“美苏争霸”引发的“关键语言”教育战略阶段_美国“关键语言”战略研究

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刺激了美国,《国防教育法》随之颁布,这个法案以加大资助中小学和高校的外语为战略重点,使美国的外语教育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这个时期的语言教育可称为冷战时代的“关键语言”教育,战略的重点很明确,加强以俄语为主要对象的关键语言的教学以对抗苏联,从而保证在美苏交斗中有足够的能力打败苏联。

长期受“唯英语”政策的影响,美国联邦政府一直没有重视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或实施。在与苏联的较量中,美国才发现在很多国防和政府机构里熟练掌握外语的人才是多么匮乏,美国的外语教育是多么不成功。于是不同的国防机构开始教一些外语,比如海军建立了“日语学校”,向政府提供口译、笔译或密码解读人员。美国社会学习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提供资金支持一些非政府组织开始展开与战争密切相关的语言,如日语、汉语、阿拉伯语的教学。美国政府也开始委托大学承担开发以培养军事人才为目的的外语计划项目或任务,同时军队成立了自己的语言学校来教美国士兵外语实践技能。

1958年8月26日,经过讨论后,美国国会以212票赞成、85票反对、131票弃权通过了旨在大力发展针对非西方语言及区域研究的《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NDEA),《国防教育法》提出了加强自然科学数学和外语等八个关键领域的教育规划,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把现代外语教学与科学技术教学放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外语教学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国防教育法》的第6条专门规定了外语教育问题,经过多次的补充调整,该条文后来成为美国很多外语项目制定的法律基础。据此,美国确立了三个层次的关键语言(critical language):第一层次6种(汉语、日语、阿拉伯语、北印度-乌尔都语、葡萄牙语和俄语);第二层次18种;第三层次59种。[15]

在1958年之前,在美国高校外语教学中占主要地位的语种是:法语、西班牙语、德语、意大利语和俄语。“关键语言”的三个层次显然已经不同于美国“传统外语”的概念,政府还决定投资建立暑期强化学院,要求学员接受最新的教学法和语言学的训练,提高口语技能,了解目标语国家最新的文化信息。另外,《国防教育法》还资助一些冷门语种的语言教育项目的扩建,并授权K-12年级的学校从事外语教学。

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强烈地意识到外语,特别是“关键外语”的重要。美国肩负着的领导自由世界的重任使得美国必须更快、更好地学习亚洲、非洲和中东等重要地区的语言和文化,因此他非常支持《国防教育法》的起草和通过。美国出台《国防教育法》是国际环境变化引发的,同时也是美国为维护其切身利益的需要,《国防教育法》的最终目标不仅仅是为了美国的外语教育本身,更重要的目标是美国在全世界的地位和利益,但正是《国防教育法》使得美国前所未有地重视外语教育,对重要的非西方国家的语言和区域知识的研究和重视使得美国的外语教育进入了黄金时代。[16]一方面源于冷战后的国家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是随着空间时代的来临,美苏之间展开了对太空世界的争夺,美国开始不断地加强语言及区域研究(TLAS),这种对语言和区域的研究主要是以下三股互相补充的力量交织在一起互相作用的结果:一是美国军队在二战期间重视在数学、物理、电子、工程和外语五大关键领域的国家能力的发展;二是美国觉察并强烈地意识到学习外国语言、文化对国际教育的重要性;三是美国的大学、学院对知识与智力的持续追求。在1957年,美国吃惊地发现自己没有足够的语言能力来保证其在经济和军事上的竞争力,因此美国政府就开始加强对外语教学和研究的拨款资助,然而这次外语教育考虑不是放在比较盛行的语言的普通水平的提高上,也不是放在美国的教育国际化上。这些资助主要也不是来自教育部,而是来自国防部,美国国防部对外语和区域研究资助也就是源于此,这些资助的经费也不是流向学校或高校(美国政府对正规教育中的语言教育持怀疑的态度),而是流向设在高校里的研究中心,确保学术界和实际世界间的合作在联邦政府的掌控之下。这一点,在新世纪,特别是恐怖袭击后,与美国联邦政府还是大量资助高校中的研究中心或一些项目,是一脉相承的,美国在处理真实世界中的问题时,不再是如何理解美国在说非英语的世界里的地位和作用,而是要努力建树在语言和文化方面都有较高水平的联邦政府干部队伍和军队官兵,使他们能够在不同的部门收集、解读、翻译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情报。

1958年,美苏冷战进入相持阶段,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美国倍感压力,引发对教育的深刻反思。美国颁发了《国防教育法案》,该法案认可了外语教育对国家安全的关键作用,美国政府开始提供大量经费推行外语教育。美国政府对现代外语教育的数千万美元投资被用来重新训练教师,购买语言实验室及其他电子设备和编写教材,现代外语教学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在短短的几年中,听说法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教学方法,学习外语渐成时髦。在《国防教育法》实施后的第一个财政年度,即1959年,美国国会拨款2.8亿美元用于语言教学,大大改善美国高校(尤其是州立大学)的外语教学环境,美国建立了众多专职机构,高校设立了106个与语言学习相关的中心,相关的语言奖学金472项,研究项目95个和语言学院42个;外语教学正式进入小学、中学和大学,尤其是著名大学,现代外语的招生人数也开始迅速上升。在公立中学里,学外语的中学生从1958年的16.4%上升到1960年的21.7%,到1965年上升为26.4%。在大学里,学外语的学生人数1963年比1960年多了31.7%,学外语的研究生人数1963年比1960年增加了77.8%,1965年又增加了15.1%,到1960年代初,现代外语教育前景似乎一片光明,并致力于造就国家所需要的双语人才。[17]

继《国防教育法》之后,美国又推出了一系列关于“关键外语”教育方面的政策法规,如:1959年通过的《美国国家安全法》规定国家安全局长应为军事或非军事安全人员安排语言及与语言相关的各项培训,资助必要的语言及与语言相关技巧的培训项目。1961年《教育文化交换法案》的一部分就是富布来特计划,富布来特计划是1958年《国防教育法》的继续,是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通过促进语言、区域、国际、国际贸易的研究的最大、最长期的联邦项目,开始只是集中在语言培训方面的支持,现在已经成长为通过支持不同的国际教育来加强国家安全的复合体。1965年5月进一步推出《高等教育法》,在国际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外语教育在保障美国未来经济发展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该法鼓励商业界与外语教育计划合作,建立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以利于国家未来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国防教育法》启动“外语教学与区域研究”,《国防教育法》大力支持高等院校课程的国际化。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B.Johnson)大力倡导外语和国际教育,他认为:“是思想,而不是武器持久影响和平的前景”“外交政策的行动不会比学校的课程前进得更快”。[18]

促使美国出台NEDA和《高等教育法》Title VI的原因是美国外语的危机,如果美国有更强的外语能力,美国就能提前知道苏联斯波尼特卫星发射的时间、防备受其刺激,美国国会也公开表示如果有更多的美国人通晓俄语,或范围再大一点,通晓除西欧以外的其他国家的语言,美国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强烈的震撼。但NEDA和《高等教育法》Title VI的原始目标非常狭隘,主要是想培养一批有高级外语水平的专业干部队伍,这些人能作为国家专业外语人才的储备,以防备紧急需要时使用,或教授其他美国人除西欧以外的其他国家的语言。

顺着这个狭隘的目标,联邦政府最先的资助主要流向研究生教育,政府把资金注入到学校,鼓励学校建立各种中心来负责一个或多个非西方世界的区域中心,通过这些中心去资助研究生,鼓励他们花更多的时间学习非西方世界的语言,从而成为这些语言的专家。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关键语言”战略特征:“语言+区域发展”为核心

针对语言教育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处理,美国通过了多项立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958年的《国防安全教育法》、1959年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法》、1984年的《经济安全教育法》、2003年的《国家安全语言法案》。同时,美国启动了多项计划来加强国家的安全语言教育,如1993年的“国家安全教育项目”、2005年国防部的“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国家安全语言计划”,特别是“国家安全语言计划”对新世纪的美国影响深远。

《国防教育法》正式提出“关键语言”战略思想

《国防教育法》是美国最早提出的关于“关键语言”战略思想的法案,也是最早启动外语教学和区域研究的法案。

二战的硝烟还未散尽,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紧接着就进入了冷战阶段,双方都加强军备力量,强大经济实力,在科学技术上争取领先,同时取得军事上的优势。但就是在1957年10月,在大约1个月的时间里,前苏联在世界上首次连续发射两颗斯普特尼克(Sputnik)卫星绕地球飞行。美国在当年的12月6日也发射卫星,但却以失败而告终。苏联这两颗卫星使美国本引以为自豪的科学和技术优势“黯然失色”,全美也因此情绪低落。

随后社会各界纷纷指责美国学校教育水平的落后,认为学校教育是美国整个防御战略中最薄弱的环节,很多学者指出美国的教育越来越落后,而且政府对教育的支持也很不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国会议员疯狂地向联邦政府提出教育方面的议案,并且至少通过了几十项涉及教育的法令,要求政府彻底改造教育,应对国防危机和挑战。1958年9月2日,由美国总统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签署,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NDEA)(P.L.85-864),这是美国历史上里程碑式的法案,它第一次把美国的国防安全与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在通过《国防教育法》的时候,国会认识到国防、安全已经与教育不可分割地绑定在一起了。[19]《国防教育法》的第六条“语言发展法令”中规定,设置外语语言中心,设立研究奖学金,开展对外语教师培训等。

《国防教育法》对外语,尤其是“关键语言”的重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国防教育法》加大对自然科学、数学、现代外语等重要科目教学的财政援助;二是《国防教育法》确立了美国的“关键语言”,强调要重视普通公立高校的外语教学,增建语言实验室;三是建立众多的亚洲、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区域研究中心,培养美国在外语、地区研究和国防事务问题方面的专家。该法首次通过法律的形式把教育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联系在一起,表明美国政府进行教育改革的意图和决心,该法重视加强学生对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民族乃至风土人情的学习和了解,试图使他们对国际问题有更多的关注、更深的了解,目的是满足美国领导世界的需求。

在《国防教育法》的指导下,美国政府加大了对外语教育和区域研究的资助,特别是“关键语言”地区。1959年,美国国会拨款2.8亿美元用以资助大学改善教学设施和提高外语教学,并为研究生教育专门设立“外语和区域研究奖学金”,仅用于19个中心(Centers)、171项奖学金(Fellowships)和20个研究项目(Research Projects)的经费就达到350万美元,美国还投资150万美元成立了16个语言学院。《国防教育法》颁布后,从1958年到1962年,联邦政府的拨款数额每年逐渐增长,四年间美国政府共花797万美元资助各种中心、奖学金或研究项目,另外还花费725万美元资助各语言学院。这些投资主要用于重新训练教师、购买语言实验室及其他电子设备和编写教材,外语教学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在短短的几年中,外语,特别是“关键语言”的招生人数迅速上升。

1959年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法》(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Act of 1959,Public Law 86-36)中明确指出国家安全局局长应该为军事人员和非军事人员安排外语培训,同时要加强对地区知识和实际交流使用语言的训练,可以通过利用其他政府机构资源的方式来加强外语培训,在政府训练条件无法满足培训需要时也可以通过采取订立合同、物质补助或者与一些非官方组织合作来完成培训任务。同时,《美国国家安全局法》还通过补助津贴或奖励等办法来保持民间军事语言后备人才。[20]

“关键语言+区域教育”的兴起和发展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关键语言”的重视和加强还可以从《高等教育法》略窥一斑。1960年代初,美国政府就开始酝酿制定有关高等教育的法律,1965年美国国会颁布了《高等教育法》。这个法案的第六款在1980年修订时增加涉及外语教育的内容:成立国家资源中心、设立外语和地区研究奖学金、开展国际研究和学习,成立本科阶段的国际研究与外语课程项目以及国际商业和教育项目、国际商务教育中心、语言资源中心、美国海外研究中心、国际公共政策研究所、建立技术创新与对外合作信息访问计划。还将《富布来特-海斯》法令纳入第102款第(6)条,补充了国外博士论文研究计划、教师国外研究、海外研讨会内容。

1970年以来,美国虽然领先于其他国家,但美国上层认识到仅靠美国的力量是难以在美苏争霸中取胜的,必须还要借助其他力量,特别是欧洲和中国,因此美国一改1960年之前的对中国的敌对、遏制政策,努力寻求对华关系的正常化,美国在外交政策上作了一些重大调整,反映在外语教育中就是美国加强了汉语等东方语言的教育,中美关系的改善成为美国在美苏争霸中由守转攻、从被动变为主动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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