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成为全球化时代各国战略发展的重要关注点

国家安全战略是指在一定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以及社会文化影响下，本着维护当前的国家利益，推断现存或潜在的威胁，进而分析可动用的资源，最终决定通过用什么方式或怎样分配、使用资源来应对各种各样的威胁。^[1]国家安全是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等的有机结合，安全具有综合性，国家总是综合使用军事、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宣传等各种手段共同维护国家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安全。

在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程度日益加深。国家安全的范围也超越了传统的军事意义上的安全，变得更加宽广，已发展成为涵盖政治、经济、文化、信息、生态等多个领域在内的广泛意义上的安全。当前世界各国都越来越重视综合安全，各国在保证主权完好、领土完整的同时，往往都致力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着力解决保护环境、保证能源供应、打击恐怖活动、防止武器扩散、打击走私贩毒、协调难民流动、保护本国传统的意识形态及文化等问题。^[2]同时，全球治理与全球安全关联密切，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全球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政体）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问题，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秩序。^[3]加强全球治理有利于维护全球安全。

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国家安全，美国的外向型、进攻型、扩张型风格决定了其国家安全战略的思路，^[4]美国为维护其在世界上的超级霸权地位，不惜一切代价，以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一方面维护着本土的安全，另一方面竭力维护其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安全。

而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特点是:内向型、防御型、和平型。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安全战略也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确保整个国家、社会的安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旨在通过建立顶层的危机应对机构来协调、指挥、应对突发或危机事件，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定位是:以国内安全稳定为前提，持续加强国家实力，增强国际影响力，对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关注并重，尤其重视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各种问题，本着和平发展的理念，积极营造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努力把中国建成世界强国。卫主权、求和平、保稳定、谋合作、促发展是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内容，和平发展是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主导思想，我国国家安全战略主要包括国家政治安全、国家经济安全、国家文化安全、国家科技安全、国家军事安全以及国家生态安全。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和统一，维护海洋权益，维护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稳定的周边和亚太地区环境，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繁荣，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进入21世纪，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也发生了重大转移，从过去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战略转移到了以“新安全观”为代表的综合安全战略。新型安全战略提出中国更要重视非传统领域的安全问题，如:环境安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要以“经济安全”为核心，以“普遍安全”为前提，从而实现国家的真正安全。^[5]在国际社会中，中国一直强调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坚决维护世界和平。2005年中国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胡锦涛首次提出了“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的设想，这是对我国新时期全球战略的概括。^[6]近些年来，在以习近平为领袖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向世界宣告21世纪的中国要实现“中国梦”。习近平在2013年9月和10月也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梦”、“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有着丰富的内涵，实现“中国梦”、建设好“一带一路”与非传统安全都有着深远的联系，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国家总体的语言教育规划，也离不开文化传播战略。

国家安全对中国语言教育与文化战略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全球化背景下，语言教育成了国家教育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教育也是高度政治化的问题。^[7]一些国家开始采用各种战略来保证国家安全，不同的国家都会根据本国对某种或某些语言的需求而制定相关的法律、条例、规定和措施来保证语言需求得到满足，这就是语言政策或语言战略。语言政策或语言战略表面上是解决与语言相关的问题，但最终是为了实现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国家利益。每个国家总是根据社会发展、国家利益的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语言政策。^[8]毋庸置疑，语言战略肯定是国家安全战略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当今时代，语言学已经进入国家战略的视野，语言已成为大国博弈的工具。

作为和平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国家安全必须依靠多方面的支持和努力。自建国以来，我国的语言教育政策为保证国家安全、维护政治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不可否认，我国的语言教育政策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表现得比较薄弱，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到来，我国的语言教育政策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由于缺乏科学的语言规划观的指导，我国语言教育政策的规划尚未能提升到国家安全发展的战略高度，致使语言教育难以全面提升国家软权力，难以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作出更大的贡献。具体体现如下:语言资源未得到保护与开发，母语教育资源缺乏；语言教育生态不平衡，外语教育中英语的独占鳌头的地位使得其他少语种的教育呈现出散乱、不系统的状态；国家的语言教育与国家利益、安全需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语言教育政策对国家安全的维护作用，影响了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

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加强国家语言战略。2010年，我国制定并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201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也强调“人才强国战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及“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也多次提到了“国民语言能力”、“国家语言实力”等概念，推进了语言能力及语言规划的研究。2014年，习近平在《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报告中也强调“用亚洲安全观引领亚洲安全合作新架构建设”。同年，“世界语言大会”在苏州召开，大会的主题是“语言能力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该会议引发了对语言能力研究的热潮。2014年的“语言与国家”学术研讨会把主题定在国家语言能力的研究上，2014年4月在江苏师范大学召开的第三届中国语言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问题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定为“语言能力与国家实力”，2015年第八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也定在“语言能力与语言政策”上。因此，在当前全球化进程步伐加快的势态下，我国的外语教育必须服务于国家高素质国际化人才的培养。著名语言学家克里斯托（Crystal）曾指出:“现在比语言史上的任何时候都需要立足于长远，无论政府的兴趣是在推广英语还是扩大其他语言的使用，都需要提前进行语言规划，如果错过了这个语言规划的机遇，将可能不再有任何其他机遇。”^[9]当下的中国必须重视国家语言战略的规划和发展。

语言规划对现代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都会产生影响，语言规划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边疆建设。我国跨界民族和跨境语言的总数超过了30个，而我国跨界语言的规划做得还不够，目前进入外语教育体系的只有俄、朝、泰、蒙、越这五种语言。其他语言的教学没有规划和安排，而跨境贸易、反恐、缉毒、边境安全等重大问题与国家安全有着密切的关系。再有，就国家主权问题而言:台湾问题、新疆问题、涉台军事战斗和反恐、信息黑客战是安全领域内的第一要务，是军方和政府资源投入的重点。另外洗钱问题、海盗问题、贫困问题、难民与非法移民问题、严重传染病问题、环境安全问题等属于协作安全的内容，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协作安全也是政府决策时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因此，跨境语言的规划已成为国家语言规划中的重要议题。^[10]

我国的跨界民族众多，东南西北各个方位上都存在着各种影响国家安全或民族团结的跨境问题。在东北，朝鲜族、蒙古族与汉族的民族关系问题是国家安全要考虑的重点。这个地区出现了经济发展滞后、不能和其他省份一样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齐头并进、加速发展的状况，非传统安全的经济社会性质明显，因此“振兴东北”、加快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有利于加强东北的力量，进而加强其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

在我国的西北，受西北边疆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新疆的社会稳定存在着隐患，跨境犯罪等问题阻碍着新疆的发展；中亚地区的“三股恶势力”和“东突”恐怖势力对我国西北安全的影响较大。“三股恶势力”，又称“三个主义”，即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冷战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三股恶势力”在中亚地区不断蔓延，制造事端，对我国西部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东突”恐怖势力就是三股邪恶势力结合的典型，“东突厥斯坦”思想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在新疆的变种。它制造操纵突厥语系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同其他民族间的对立，竭力鼓吹新疆独立，妄图在新疆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这种“东突厥斯坦”思想是民族分裂主义思潮在新疆的集中体现，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妄图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这一政治需要的产物，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分裂新疆的一面旗帜。^[11]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很重视其在中亚的地位，目的是要通过对中亚的控制来加强对中国的战略包围。

在西部和西南地区，中、阿边境关系问题，巴控克什米尔的宗教民族主义扩张问题，中、印边界问题，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等都是存在于西南边境上的重要问题。阿富汗战争对我西部安全的影响也很大。2001年美国对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后，我国新疆地区为了阻止塔利班入境，急需普什图语和达里语人才，但找遍全国，只找到几名老专家。由此可见中国非通用语言人才储备之不足。

在华南地区，“金三角”的毒品问题、云南境外少数民族武装问题、周边国家对我云南边境地区的宗教渗透和影响问题，这些都是非传统安全领域必须关注或考虑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缅甸、泰国等东盟国家也存在，因此中国必须加强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协作与沟通，这也就需要政府加强对东盟国家语言的教育规划和管理。

跨境语言规划是国家在跨国、跨境管理中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无论是地区层面、国家层面的问题，还是跨国层面和全球层面的问题，都与非传统安全密切相关，而所有这一切归根到底是要保证人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宁。^[12]我国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把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结合在一起考虑，重点考虑经济安全（包含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信息安全、“三股恶势力”问题这些重要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国家安全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面临的重大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是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之一。^[13]传统领域中的安全问题主要有军事安全和战争安全等，因此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是指国家所面临的军事威胁。当今世界，传统安全威胁不仅没有消失，而且有了新的发展，仍然是国家安全、世界和平与稳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然而，当前世界的安全问题已越来越多地从传统的军事安全、战场安全向非传统安全领域扩展。包括恐怖主义、生态环境安全、经济危机、疾病蔓延、食品安全、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困扰着世界各国的发展。尽管有众多的官方和非官方国际组织在协作处理纷繁复杂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但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管理模式和方法等的不同导致国家与国家间的交流与和合作存在着种种困难。

目前我国面临着诸多来自非传统安全的新挑战。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面临着非传统安全的威胁，而且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各种安全威胁将会更为严重，安全形势也更加严峻。^[14]

语言教育与国家安全休戚相关，作为大教育的一部分，语言教育已经从边缘逐渐走向中心，对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安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国家安全取向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新世纪以来，特别是“9·11”后，世界各国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给语言政策的制定和规划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

因而，在当前的国际化背景下，我国国家安全赋予语言教育新的使命:中国的语言教育需要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存在于诸多领域的传统国家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都对中国语言教育及其规划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我国应对外语教育的规划作出适当的改进或调整，改变英语一统天下的局面，加强中国的少语种教育。在外语教育中，应注意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平衡；在边远省份，应大力加强少数民族语言、边境语言的教育；对外则应大力加强汉语教育的国际推广工作，加快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地的传播。

从语言安全规划的对象层次来看，语言规划有世界范围内的，有国际区域范围内的，也有国家或民族层面上的，更有社区及个人层面上的。从语言规划分类的几个方面来看，有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等不同方面，而且语言规划贯穿于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舆论安全和信息安全等各个领域。

世界上有不少国家为加强国防安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实施相应的语言战略。澳大利亚推出的“优先语言计划”主要是鉴于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需要，澳大利亚政府根据国家经济、贸易的状况，把外语分三个等级来优先发展。第一等级是日语、汉语、印尼语，第二等级是阿拉伯语、法语、韩语、西班牙语、泰语，第三等级是比斯拉马语、缅甸语、粤语、波斯语、德语、希腊语、高棉语、意大利语、老挝语、马来语等。^[15]美国实行的“关键语言计划”是以国家安全为主要目标的，根据美国联邦政府各部门的调查研究，美国把阿拉伯语、汉语、韩语、俄语、印地语、日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列为“关键语言”，大量增拨经费来加大对这些语言的教育。

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壮大，加强经济规划、能源规划、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等都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同时，重视语言与安全问题的关系，调整现行的语言政策也被提上新的日程。我们要重视国家外语能力的规划。在新世纪里，军队的使命也与过去有所不同，从传统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到通过非战争军事行动来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各项利益，从维和行动到联合军演，从人道援救到反恐斗争和海上护航等，这些都对我国军队人员的外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特别要加强军队的外语能力的规划。我们必须放眼世界，审时度势，在充分了解我国现在的语言教育政策和规划的情况下，紧密结合我国未来发展的需要，借鉴美国的“安全语言”计划，研究和制定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安全和教育等比较重要的“关键语言”教育政策，并作出相应的语言规划，提升语种能力和语言资源储备质量。

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已将国家外语能力看作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资源，其教育政策和规划在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研究或借鉴，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出台的一系列以国家安全为导向的语言教育政策。本书以美国的“关键语言”战略为抓手，通过系统的介绍和全面的分析来展现新世纪美国安全语言战略的特点，“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美国的“关键语言”战略有利于丰富我国的语言教育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不过，中国现阶段的语言教育与国家安全需要还是脱节的，中国的语言政策还没有很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的需要。语言规划存在着一定的失误和偏颇:长期以来，中国英语教育的“一统天下”的局面难以扭转，少语种教育开展和推进力度还远远不够，外语教育没有对中国教育国际化的推进力度还不够。

当然，中国不少专家、学者也越来越重视语言规划的问题，特别是在考虑语言规划与国家建设和发展方面。在外语界，胡文仲曾从外语教育史的角度，回顾了中国外语教育政策制定和规划方面的“得”与“失”，在肯定经验和成绩的同时，反思了中国外语教育政策规划的历史失误，如: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一边倒”地进行俄语教育，致使其他语种人才的培养严重不足。他强调:“一个国家的外语教育政策总是与其外交政策、经贸往来、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16]改革开放促使了外语教育的兴盛，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英语逐渐成为国际通用语，英语成为我国各级教育的必修课，也成为求职的敲门砖、职称评定的必备要求，英语过热而导致的我国国民的母语及母语文化式微及弱化，民族文化的自豪感的逐渐消失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不少学者、专家对此高度关注和重视，如李雪岩的《中国外语教育之困境及反思》及张正东的《外语语教育是把双刃剑》。^[17]鲁子问对包括中国外语考试政策在内的外语教育政策的偏失进行了批判，指出了过于应试的外语教育评价机制对我国外语教育的不利影响。^[18]金志茹在评价我国目前的外语教育政策时指出，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的外语教育面临着四对主要矛盾:外语语种的单一与多元化需求间的矛盾、外语和母语之间的关系和地位的矛盾、大部分人外语学习的暂时无用性和长期的有用性之间的矛盾、城乡差异的矛盾。^[19]近年来，英语以外的一些语种专业（社会上称为“小语种”，包括法语、德语、韩语、意大利语等）的招生有所升温，但并没有改变在总体上过于偏重英语的局面。^[20]

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和规划也必须考虑其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关系。杨惠中和桂诗春认为，外语教育受国家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的影响较大，必须要有科学的规划，与英美等国家相比，我国尚没有整体性的外语教育政策，这与中国社会发展对国家外语能力的需求形成明显的反差。^[21]王建勤在分析美国21世纪的语言战略与国家安全的基础上，指出:在语言安全问题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我国国家安全语言战略的缺失，说明我们缺少这种危机意识。国家也没有相应的机构负责国家安全语言战略的制定、实施、监督和预警管理。在未来以语言为武器的竞争中，我国将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22]赵蓉晖曾指出:我国现有的语种规模还不够理想，与发达国家尚有不小的差距。美国可教授的语种有153个，仅哈佛大学一家就能为学生提供70多种外语的课程；美国国家安全局建立了涵盖500多种外国语言（含方言）的资料库，并能对这些语言进行基本的语音识别，也对国防官兵开展必要的培训。^[23]

当前，非传统安全的因素向传统安全领域渗透、延伸，也造成了错综复杂、交相跌宕之势。现在的国家安全已延伸和扩展到文化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领域。而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交际的工具，通过学习他国语言，了解他国文化，人们就可以更好地了解和研究其他国家人民的所思所想、价值观和信仰等有形和无形的文化产品。

在一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里，具备多种语言能力是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国际交流、保障国家安全的一个基本要素。在对外经济、贸易交往中，只有熟练驾驭其他国家的语言和文化，才能更好地促进对外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刘微曾指出，新疆的稳定和发展与国家安全关系紧密，对于边疆地区来说，具备多种语言能力是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国际交流、保障国家安全的一个基本要素。^[24]

前国家语委副主任、原教育部语言信息司司长李宇明指出，国家语言能力是一个国家处理国内外事物所具备的语言能力（包括国家发展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外延包括五个方面:语种能力、国家主要语言的国内外地位、公民语言能力、拥有现代语言技术的能力、国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然而，我国国家语言能力存在明显不足（如外语语种数量小、高水平外语人才奇缺），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潜在因素。^[25]他还指出:中国是一个外语学习大国，但是国家能够开设的语种约50—60种，经常使用的只有十余种，外语运用能力还很有限，与国家走出去的战略很不相称。^[26]戴曼纯则从语言规划的安全需求及安全价值、外语人才的培养、小族语言的开发利用等角度论证了提高国家语言能力的理据。^[27]另一方面，中国的汉语教育国际推广的力度还远远不够，并且在汉语国际推广的方式上也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值得我国汉语教育界的广泛重视，并积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改进当前面临的种种困难。全球化对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伴随着中国的崛起，汉语教育国际推广也越来越成为国家语言战略发展的重点工作。

张文木就“世界治理模式的转换与语言传播”这个主题，提出了三种世界治理发展模式:英国模式、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英国模式主要是世界殖民，美国是间接经济与政治渗透甚至是控制的方式，中国提出“和谐世界”的理念，中国治理世界模式的兴起为中国语言提供了广阔的舞台。^[28]这也为加强汉语国际推广、促进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提供了契机。

已有很多学者对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外语教育政策和规划作了研究。沈骑选择了东亚这一后发型地区，全面解读了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的外语政策发展状况^[29]，王辉阐述了澳大利亚19世纪中后期以来语言政策的发展演变过程，并从语言资源、语言与认同、语言与政治、语言与经济等视角深刻分析了澳大利亚语言政策制定和变化的动因^[30]。孙渝红、李英姿和张治国等不少学者也对美国的语言政策作了研究，孙渝红主要以语言权利、民族主义思想和国家利益为视角，从整体上对美国移民、土著居民、外语语言教育的发展情况进行总结和归纳，透视美国现行的语言教育及其政策的价值取向和特点^[31]；李英姿对美国从殖民时期到现在的语言政策的历史发展变化进行大体的梳理，同时对移民、土著居民、外语、英语的境内境外推广展开了剖析^[32]；张治国借助于全球化理论，比较了中美两国主要的强势语言政策。^[33]

但还是缺乏对美国“关键教育”战略的系统研究。近年来，语言教育战略研究虽然引起了我国学者的重视，但是，中观和微观的政策、课程、教学等探讨和分析的较多，宏观的战略研究较少，研究的视角也相对单一。本书通过运用文献分析和调查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战略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丰富了我国的语言教育战略的研究成果。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在步入21世纪的大发展时代却遇上了恐怖袭击等威胁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困扰，其语言教育战略也发生着很大的变化。认识这些变化的背景、原因，分析其语言教育战略核心内涵，展望其发展趋势，有利于科学地制定、完善和实施我国的语言教育战略，也有利于我国加强汉语国际教育规划，从而更好地做好汉语教育国际推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