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弗洛伊德思想的继承和批判

1980年3月21日，德国《时报》发表了弗洛姆逝世前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他承认，在他做学生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弗洛伊德主义者”，后来他就开始怀疑起弗洛伊德主义，最后他同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分道扬镳了，因为他认为“这种理论局限太大了”^[9]。从他这次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两点：

其一，弗洛姆与弗洛伊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同时又有着自己独特的观点。弗洛姆吸收了弗洛伊德的某些理论如无意识，并充实进他的思想体系。但与弗洛伊德相比，他又有自己的特色。弗洛伊德的理论是建立在性欲理论的基础上的，弗洛姆则是建立在性格理论的基础上的；弗洛伊德的眼光主要在个体，弗洛姆则是把个人与社会联系起来，不但探讨个体的心灵疾病，而且探讨社会的心理疾病；弗洛伊德对当时的社会持赞同态度，而弗洛姆则持批判态度。

其二，弗洛姆对弗洛伊德的认识是逐渐发生变化的，经历了一个从迷恋到逐渐产生怀疑，最后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创立了自己学说的过程。在他的学生时代，因家庭的特殊环境，自己的犹太人背景及邻家女孩之死使他逐渐对弗洛伊德的学说产生了兴趣，即使在他工作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很少对弗洛伊德的学说产生怀疑。他尝试着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去阐释一些社会现象，但很少对弗洛伊德的学说提出批评。1930年，弗洛姆发表了《基督的教条》一书，尝试着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对基督教进行分析，在其中他谈道：“心理分析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它消除了社会心理学与人体心理学之间的虚妄区分”。个体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尽管存在研究对象的差异，但“心理分析用于团体的方法不可能有什么两样”，二者的区别是“量而非质的区别”。^[10]1931年，弗洛姆与他人合作所做的有关魏玛时期工人阶级的调查和研究，则是他用心理分析对工人阶级及其所属的各个政党所作的研究。这时弗洛姆的研究对象相比于弗洛伊德有了很大的拓展，他也开始接受马克思学说所常用的政党、阶级等概念，这其中已经潜藏着对弗洛伊德学说怀疑的因素。1932年，他发表了《分析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和作用》一文，此文标志着他对弗洛伊德的思想产生了怀疑。他指出了精神分析方法存在的一些不足：“错就错在精神分析的创始人们没有正确地把精神分析方法由研究个体转向研究社会群体和社会现象。”^[11]这些同他在《基督的教条》书中的表述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但此时的弗洛姆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系统的学说体系，直到1941年发表了《逃避自由》一书，标志着他与弗洛伊德思想的真正分手。在以后的40年中，他又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对弗洛伊德的思想及其所代表的学派进行了系统的解析。

1.弗洛伊德的贡献

弗洛姆对弗洛伊德评价很高，称他是第一个现代心理学家，^[12]他的思维方式及研究方法与传统的心理学乃至于哲学相比，都有了明显的不同，从而具有现代的意味。弗洛姆认为，传统的心理学一是缺少实证性，“趋向于维护抽象性，并且没有根据有关人的经验调查和探究的新资料所建立的方法，以检验理论”^[13]。第二个也是最大的不足在于传统心理学是一门缺少灵魂的科学。在弗洛伊德之前，弗洛姆认为除了尼采和基尔凯戈尔之外，心理学作为与人的美德和幸福有关的灵魂研究的传统被抛弃了，“心理学变成了一门缺乏主题，即灵魂的科学；它关心各种心理机制、反应构成及本能，而不关心最为独特的人类的现象：爱、理性、良心、价值”^[14]。自从出现了弗洛伊德之后，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思维方式的转变。弗洛伊德是理性主义向非理性主义过渡的代表，他相信理性，但也认识到它的局限性。因此，弗洛伊德是“启蒙时代理性主义的最后一个代表，论证理性主义之有限的第一人。他大胆地打断了纯粹理智的胜利的歌声”。他开始关注人的心理，他所创立的“心理分析理论是第一个主题不局限于人的孤立方面，而是他的整个人格的现代心理学体系”。精神分析对“社会行为背后的动机也能言说”，这是弗洛伊德对当代社会科学的最大贡献。^[15]

其次是理论上的创新。弗洛伊德在理论上有一系列的创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无意识。弗洛伊德发现了潜意识，通过对潜意识的研究，他发现了思维与存在的不一致性。我们做一件事时，认为我们的行为是以爱、献身感、责任心等为动机的，而不知道与此相反，它也受着权力欲、自我虐待、依赖性等潜意识的驱使。弗洛伊德的历史意义即在于此，“通过把大量的意识思维贬低为欲望的合理化，弗洛伊德摧毁了理性主义的根基。由于他发现了思维与存在的不一致性，弗洛伊德不仅在哲学上和大众观念中削弱了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基础，而且在伦理学领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弗洛伊德之前，诚恳还被认为就是说实话，由于弗洛伊德，这个定义已很难再自圆其说了”^[16]。

之所以形成人的潜意识在于人的本能，尤其是性本能。弗洛伊德发现了俄狄浦斯情结，即弑父恋母情结，这种情结形成于人的早年，“弗洛伊德认识到中世纪人们所描述的‘天真无邪’的儿童纯属虚构，并揭示出从出生起，孩子就具有许多天生的前生殖性质的里比多冲动”。但是现实却不容许他杀父娶母，因此这种情结也就被压抑下来，形成了人的潜意识。这种潜意识在人的意识松懈时，能够被释放出来，如在人的睡梦中，“尽管对梦的解释有着漫长的历史，弗洛伊德却是给予这种解释以系统和科学基础的第一人。他为我们理解梦提供了工具，这是一种只要学会操作，任何人都能应用的工具”。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冲动会向不同的方面发展：一种是移情，即把对自己父或母的依恋转嫁到别人身上，如精神分析师、配偶、权威人物等。弗洛伊德“是第一个注意这种现象并解释其本质的人”。另一种就是自恋，即把对父或母的依恋转嫁到自己身上。弗洛伊德的这一发现，“不但解释了精神病的本质，而且还阐明了同样的自恋既存在于儿童，也存在于所有的成年人。从另一个角度讲，‘正常人’或多或少地都有自恋倾向，当能量过强时，便构成了精神病”^[17]。

除了对某些情结和机制的发现之外，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的另一重大概念就是性格。它和潜意识的发现一样重要。尽管“性格这一概念固然并非首创。但弗洛伊德在动力观点下所使用的性格概念在心理学中却属首创”。通常人们认为，一个人正常的行为是由理性思索和现实必然性决定的，但是通过精神分析则表明，“不仅思维和感觉，而且人的行为，也是由人的性格结构所决定。弗洛伊德的功绩就在于指出了这一点”。弗洛姆指出：“弗洛伊德首次以科学的分析取代了他的小说家前辈对性格所作的艺术分析。”弗洛伊德及其学生将性格结构划分为四种类型：口唇—容纳性格、口唇—虐待性格、肛门—虐待性格以及生殖性格。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每一个正常发展的人都要通过所有这些性格结构阶段，但许多人在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会发生固着，所以成年后还会保留着那些成年前性格阶段的特征。^[18]

再次是方法上的改进，弗洛伊德创立了一些研究方法，“自由联想、梦、谬误、移情的分析，是一种探讨，根据这种探讨，迄今‘不可公开的’材料在受治疗者和分析者之间的交流中得到了‘公开’，并成了可说明的东西”^[19]。

最后，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敢于提出这些理论，在于他热望真理，坚信理性。“弗洛伊德身上最显著的，也许也是最强烈的情感力量就是他热望真理、坚信理性；对弗洛伊德来说，理性是能够帮助解决生存问题，或者至少可以减轻人生固有痛苦的唯一一种人性能力。”与此相应的是他坚持真理的非凡勇气，这里所谓的勇气并不是指敢于牺牲自己生命的勇气，而是指敢于面对孤独。就弗洛伊德来说，“他憎恨孤立，因为他深受其苦，但是他绝对不肯，甚至不想做出一点儿妥协以减缓孤立”。^[20]

弗洛姆还探讨了弗洛伊德为什么坚持真理和理性的原因。其一，理性精神尽管已经衰落，但是“这种精神继续存在于19世纪西欧和中欧的中产阶级，特别是为自然科学的进步而献身的学生中间”。弗洛伊德处在这样的时代和中产阶级的地位，必然受理性精神的影响。其二，“弗洛伊德的犹太背景也使他有可能接受启蒙精神”。犹太传统本身就有理性的传统，此外，他们作为一个被人歧视的民族，“在情感上具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战胜那些阻碍它解放和进步的黑暗的、不合理的、迷信的力量”。其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也促使弗洛伊德依赖理性而不依附于舆论。弗洛伊德所在的国家奥匈帝国是一个没落的帝国，帝国的肌体已是腐朽不堪，“这种政治上腐朽分裂的状态很容易唤起一个聪颖孩子的怀疑，刺激他那喜好发问的大脑”。再者，他的家庭也处于不稳定状态，他的父亲本是一个富裕的制造商，但是帝国经济的不景气也影响到了他的家庭，他的父亲不得已放弃生意。这使弗洛伊德从剧变中懂得，社会稳定像政治稳定一样不可信赖。这“对于一个天资非凡的孩子，除了完全相信自己、相信理性，并把它当作敢于信赖的唯一武器外，这样一些经历还能把他引向何方”？其四，弗洛伊德的个人因素。“弗洛伊德是个脆弱的人，他对恫吓、迫害、背叛极其敏感。”因此，他怀有一种强烈的确定性要求，“他的整个个性使他似乎感到，在爱之中毫无确定性，唯有在知识中才有确定性。如果他想要摆脱疑虑，摆脱失败感，那他就必须在理智上征服世界”^[21]。

2.弗洛伊德的局限

弗洛姆对弗洛伊德的思想并不盲目认同，他始终带着一分理性的眼光去剖析弗洛伊德的思想及其个性。他在称赞弗洛伊德某些方面所作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同时，对他的某些方面也作了批评。

首先，适应的观念。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和弗洛伊德学派虽然揭露了非理性价值判断而对伦理思想的进步做出了无以估量的贡献，但他们对价值问题却持相对主义立场。”具体来说，就是他们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他们所谓的价值判断就是适应和迎合传统的价值观念。他们所谓的正常人和神经病区分的主要依据就是“前者能成功地使自己的本能结构同现实的生活需要相适应，而后者的本能结构遇到某种阻碍，使他们难以适应现实”。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在社会与个人之间，社会是完美无缺的，社会与个人之间出现了矛盾，只能由个人去调整，而不是去改造社会。因此，他提出的一些观念只是传统的，他提出的某些理论尽管是新颖的，但只是拿来为传统作论证而已。弗洛姆指出：“弗洛伊德没有超越他那个社会中关于人的观念。他甚至给流行的观念添油加醋，说它们如何扎根于里比多的本质及其活动中。”他提出的最有特色的性特征观念也只是“对经济学家关于人类具有经济特征的观点的深化和补充”^[22]。这样经过心理分析，所谓痊愈的病人只是适应了社会，但对他的人格是否健全，是否符合人性的发展，弗洛伊德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弗洛伊德只在一个方面背离了传统，他认为，人性的要求和社会的要求会相互冲突，文明的发展总是对人性的压抑，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生病。“他宣称，在他那个时代，被视为正常的性压抑的程度太过分了，实际上已引起了神经病。”即使如此，弗洛姆认为，就总体而言，“仍然没有对人的基本图像发生疑问，而是像一切自由主义的改革家一样，只是试图在人的传统图像的框架之内减轻人的负担”。他关于人与社会的冲突早在霍布斯时就已经提出，而且人与社会冲突、人与人相互竞争，这正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反映，“弗洛伊德所说的人类关系的场所，正类似于市场，这是一种对天生的生物需求和满足的交换，在这一市场上，同他人发生关系总是一种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它本身不是目的”。这恰好为当时的社会作了很好的辩护。但就根本而言，它歪曲了人与社会的关系：其一，“社会不仅同部分地由社会造成的人的非社会方面发生冲突，而且同人的最有价值的品质相冲突”。即它不仅压抑了人的本性中不利于社会和人类发展的方面，同时也压抑了人的本性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其二，“社会不仅仅具有压抑的功能，而且还有创造的功能”。社会和个人也有和谐的一面，并不仅仅永远处于冲突之中。^[23]

其次，弗洛伊德把性欲绝对化。弗洛姆指出：“即使人的饥渴和性追求完全得到满足，他还是不会满足。和动物正相反，那时，人最迫切的问题不是解决了，而是刚开始”。后来，弗洛伊德本人也意识到此，尤其是一战对他的影响，由此他在爱欲本能（或生本能）之外，又提出了死亡本能。但这又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否定了一个事实：“人的大部分情感追求都不能用本能之力量加以解释”。除了性本能和死亡本能之外，人类还有其他需求：“人追求权力、追求爱，或追求毁灭，他把生命的赌注押在宗教、政治、人道主义理想上，这些追求构成并表现了人之生命独特性的特征”。其二，死亡本能理论的提出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只有在毁灭自身（缓慢地，由于疾病）和毁灭他人之间做一选择；或者说，在引起自己的痛苦或引起他人痛苦之间做出选择”。如果人们不通过毁灭他人，而能够削弱自己的死亡本能，那样势必带来这样一个问题，“以同样的逻辑，人们会假定性爱也可能被先天地削弱”^[24]。

再次，研究方法也存在问题。弗洛姆认为：“精神分析的创始人们没有正确地把精神分析方法由研究个体转向研究社会群体和社会现象。”弗洛伊德尽管注意到了家庭的影响，尤其注意到了儿童时期家庭对人的影响，但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就家庭的整个心理和社会结构，以及它所具有的特定教育目的和情感标准而言，家庭本身是一个特定社会和（狭义上的）阶级结构产物；事实上，家庭就是它们所处的那个社会和阶层的心理媒介。”^[25]弗洛伊德只见家庭，不见社会，其眼界是狭隘的。

最后，理论的偏差。由于弗洛伊德对传统价值标准的固守，性欲的绝对化及方法的失误，导致他尽管创建了一系列理论，但却存在偏差。

其一，潜意识与释梦。弗洛伊德把潜意识看作对人的性欲的压抑，而性被弗洛伊德看作卑贱的，因此潜意识也是卑贱的。弗洛姆指出，潜意识是中性的，“既包含着卑贱的，也包含着最崇高的；既包含着最糟的，也包含着最好的”^[26]。

与此相类似的是对梦的解析。弗洛伊德把梦看作愿望的达成，是我们内心中非理性、原始冲动的表现。我们时常对这些非理性与罪恶的冲动感到羞耻，因此我们的内心有某种心理检查机制使它很难进入我们的意识，这也是我们很难记住梦的主要原因。弗洛姆则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对梦的这种解释是正确的。但问题是，这是否即唯一的真理。”梦既然是潜意识的表现，它也是中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梦中不只是缺乏理性与庄重，我们更有智慧、更聪明，并且能比清醒时更好地做出判断”。这是因为，“在清醒状态下，思维和感情主要是应付挑战，应付控制环境，改变环境、保护自己以对抗环境等任务的挑战”。而在睡觉时则不然，“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就不必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一心想着外在的世界。我们无依无靠、无牵无挂，所以睡眠被恰当地比作‘死亡的兄弟’”。在睡梦中，“我们不仅能够洞察我们同他人的关系，或他人同我们的关系，不仅能作出价值判断和预见，而且我们在睡梦状态中的智力操作要优于觉醒状态中的智力操作。这一点实在不足为奇，因为敏锐深刻的思想要求相当的专注，这种专注在觉醒状态中往往不能获得，倒是睡眠状态能够达到这一点”^[27]。

其二，俄狄浦斯情结。俄浦狄斯情结即杀父娶母情结，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都会因情欲而爱恋自己的母亲，从而与自己的父亲争夺母亲，甚至因此想杀死父亲。弗洛姆认为，俄狄浦斯情结过于绝对化，这导致“弗洛伊德把人类的全部发展建立在憎父机制和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反应之上，而根本不考虑有关群体的物质生活条件”。按照弗洛姆的观念，弗洛伊德过于关注人的性本能，而没有考虑其他社会条件，尤其是物质生活条件，由此导致了俄狄浦斯情结的偏差。弗洛姆认为，俄狄浦斯情结诚然是一种象征，但并不是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是性欲之争，而是权力之争：“它不是代表母子之间乱伦的爱恋，而是表现在父权制家庭中，儿子对于父亲的权威的反叛”。俄狄浦斯与其母亲结婚也“只是一个次要的成分，只是儿子取得胜利的象征之一，他取代了父亲的地位，并拥有了父亲的一切特权”。对母亲的爱恋也不是对性的渴望，弗洛姆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小男孩来说，母亲可能是欲望的对象，因为她是最早最亲近的女性；但同样真实的是，“他们也正乐于爱上一个与他们同样年龄的小女孩并同其一起体验性欲的爱情，而相对地忘掉了母亲的存在”。因此，对母亲欲望的本质并不是性，而是想回归到母亲的子宫，寻求母亲保护的愿望，它比性欲更强烈、更重要。儿童渴望母亲，“只是想保留一个儿童依附于那些保护者——其中母亲是最早和最有影响的人——的那种更加深沉和根本的愿望的一种表达”。这种现象在成年人中间也存在着，“通过停留在孩童时代，人不仅逃避与充分意识到自己作为独立存在的自我有必然联系的根本的焦虑，他也享受到庇护、温暖的满足以及对他毫无异议地在孩童时代曾经喜爱的所有物的满足”。但是他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不得不依赖别人，不能发展他的理性的力量和爱的力量。因此，弗洛姆指出：“剪断脐带，不是在生理意义上而是在心理学意义上剪断脐带，乃是人的发展的最大挑战。”^[28]

其三，爱。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对爱理解得过于狭隘，他把爱看作一种性，所谓精神健康就是完全具有爱的能力，当里比多发展达到了性器官爱的阶段时，人就获得了这种能力。再者，弗洛伊德将爱理解为控制和占有，“占有和控制产生幸福，不管是占有和控制物质财产还是占有和控制感谢占有者恩爱的女人。爱产生于儿童受母亲之哺育，终止于男人对女人的占有”。而且弗洛伊德把男人对女人的占有和控制视为一种天性，即归结为生理的差别，女人具有阳具嫉妒心理，男人尽管没有生产能力，但是可以通过思想或技术的生产得到弥补。因此，在男女之间，女人对男人的主要武器是嘲笑他的性能力，极端者是嘲笑男人阳痿；而男人对女人的主要武器是对她肉体和社会的控制。^[29]

3.局限之因

弗洛姆探讨了弗洛伊德思想受局限的原因。首先，受时代的局限。弗洛姆认为，思想家要表达其新的思想，但这种思想不能不留下时代精神的烙印，受时代的限制：“思想家不得不在其时代精神下来表达他的新思想，不同的社会具有不同种类的‘常识’，不同类型的思维，不同的逻辑体系；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它自身的‘社会过滤器’，只有特定的思想、观念和经验才能得以通过”。据此推断，“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只有在其文化的逻辑范畴、思想模式，以及其可用以表达的概念中进行思维。也就是说，他还未获得适当的词汇来表达其新奇且富有解放性的创见”。这种局限性是客观的，不是作者的意志所能改变了的。就弗洛伊德来说，他“只能用他自己时代的概念和术语构想他的新发明”。只有随着时代的发展，“等到生活在另一个思想模式中的后继者们，通过从传统的思想中区分出他的‘创见’；通过分析其新与旧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用种种遁词去竭力调和他体系中的内在矛盾，才能达到对这些思想大师的真正的理解”。弗洛伊德正处在这样一个阶段，他在“对旧理论批评改造的过程中”，虽然发现了“通往真理的途径，但还没有获得真理”。弗洛姆断言：“只要社会争端和统治势力还需要思想上的欺骗，只要人们的理性还受根植于社会生活不和谐与不合理中的非理性情欲所损伤，我们也就不可能获得真理。”^[30]

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方面，其一，“维多利亚时代严格的道德规范的反动”。由于人们当时对性的压抑过于严重，导致了弗洛伊德得出了性欲是人的主要冲动的结论。其二，“当时流行的人的概念”。这种概念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结构基础之上，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符合人的本性需要，必须说明人在本性上是竞争的、彼此敌对的。弗洛伊德受此影响，得出了男子为一种对全体女子性征服的无止境欲求所驱使。其三，“流行于19世纪的唯物主义”。具体来说，弗洛伊德深受他的老师布吕克和德国的福格特、摩莱特以及毕希纳等人的唯物主义的影响。这种思想认为，所有精神现象的基础，都可在心理现象中找到。在这一思想影响下，弗洛伊德确信，所有强大的物理力量的特殊生理根源都能被揭示。因此，他把爱、恨、野心、嫉妒等统统解释成性本能的种种结果。^[31]

其次，弗洛伊德个人的原因，“是与弗洛伊德的资产阶级态度，以及父权制的态度有关”。如果弗洛伊德能够坚持自己的个性，对社会有一分冷静的头脑和独立的价值判断，或许受时代的影响可能要弱些。但由于弗洛伊德坚持适应的观点，自然不可避免地带有资产阶级常有的一切错误。再者，弗洛伊德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所处时代的风行的严峻的家长式作风的影响，而弗洛伊德也完全具有这种家长式作风”^[32]。这种心态影响了他对父母的认定和对男女关系的看法。

最后，考察对象的局限。弗洛姆认为，在20世纪初年，“来找精神病学家的，主要是有病征的人”。而这些病人的健康观念就是不要生病，“他们要求和一般人一样健康，或者他们可以这样说，他们不要比社会一般人更不快乐，更不安宁”^[33]。弗洛伊德的许多结论就是建立在对这些病人的考察之上，这就影响到了他的观点的正确性，如他的适应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

4.精神分析学派的危机

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派，一度遇到过挫折，但最后终于流行开来，尤其是一战、二战给人造成的巨大的心灵创伤，及战后经济发展给人带来的工作压力，使人往往去看心理医生，寻求心灵的安慰。精神分析学派盛极一时，精神医生也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但弗洛姆却从繁荣的背后看到了精神分析学派的危机。

弗洛伊德敢于怀疑传统的旧思维、旧观念，在这方面他提出了人的无意识、性本能等理论，但另一方面，他的思想情感及价值判断却又与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相适应。弗洛伊德的门徒都有可能同时从这两方面追随他，但不幸的是，“弗洛伊德那些正统的门徒信奉的是改良而不是激进。他们没能将弗洛伊德理论的基本研究成果从受时代局限的狭隘性中解脱出来，发展成为一种更广阔和更激进的理论框架”。他们失去了弗洛伊德的锐气，却承袭了弗洛伊德保守的、威权主义的心态。“精神分析从一种积极进取、富于勇敢精神的思想，转变成一种安全的信条。”^[34]

在精神分析学派中，教条、仪式和领袖的偶像崇拜代替了创造性和自发性。其一，“在正统的精神分析中，教条的巨大作用几乎无须任何证明”。弗洛伊德的门徒主要是把弗洛伊德的理论用于临床诊断，总是试图证明弗洛伊德是正确的，很少考虑其他的理论可能性。其二，“正统精神分析的仪式主义因素同样十分明显”，他们因袭了弗洛伊德创立的“躺椅环境”。其三，对领袖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否认弗洛伊德身上的任何一种人类弱点，再者，“正统的弗洛伊德派撰稿人都习惯用‘正像弗洛伊德已经说到的’这类话来开始、结束、点缀他们的科学论文，尽管这种频繁的引证在文章的上下文联系中并不完全必要”^[35]。

弗洛姆进一步指出，这种现象的存在导致了精神分析学派的两大缺陷。首先，“精神分析深受其害的缺陷正是它准备治愈的目标：压抑”。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对其他人或对他们自己都不承认他们的目的超出了科学和治疗学的成就。他们试图依靠弗洛伊德的权威保持门派的威力，以“心理学为理论基础，以精神疗法来完成半宗教运动”。但他们又在压抑自己的抱负，由此“他们陷入了由于压抑而不可避免产生的模棱两可和不诚实的状态”。精神分析运动的第二个缺陷是“威权主义和盲目信仰的特征，它阻碍了关于人的理论的卓有成效的发展，反而导致了一个牢固的官僚机构的设立以继承弗洛伊德的衣钵，但是，它既没有弗洛伊德的创造性，也没有他最初思想中的激进主义”。在精神分析学派中，学术权威代替了真理，教义的解释权控制在统治集团的手中，“统治集团控制了运动，它的威信在于‘正确地’解释教义，它有权裁决谁是这门宗教的忠实信徒，谁不是”。^[36]

弗洛姆探讨了精神分析学派保守化的原因。其一，从弗洛伊德本身来说，他指定的精神分析运动的领导人“大部分都不具备激进的批判能力”。弗洛伊德“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他之所以选他们，是因为他们有着一种优秀的品质，即绝对地忠实于他和这场运动”。这种领导人的选择，对精神分析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37]

其二，就精神分析运动的领导人来说，他们也有独立思考的自由。对他们来说，独立思考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荣格、阿德勒一样被开除出所在的学派，但他们却不敢作出重大的尝试。原因之一，“弗洛伊德创立了一种体系，它受到几乎所有‘体面’的专业工作者和学术专家的攻击、嘲讽”。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每个分析者都感到不安全，都想归属于一个组织，以组织的力量保证自己免于孤独”。原因之二，精神分析要求解答人类心灵之谜，但就目前来说，我们仍然所知甚少。就分析者来说，如果他“真能意识到自己在理论和治疗方面知识的零散性，那么他会产生最大的不可靠就在这一点上，特别是当他的知识遭到驳斥或嘲笑时更会产生这种感觉。因此，他很自然地会支持这种假设，即弗洛伊德已发现了全部真理，而分析者自己，只要作为该组织成员即可分享对真理的一部分拥有权”。正是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及特殊的社会环境和领导者的个人心态，使精神分析运动越来越官僚化，“官僚政治的目的通常是消灭和排挤更多的激进的精神分析学家”，最终使学派本身的“科学创造性相应地减少”^[38]。

其三，精神分析运动中的大多数参与者曾经或现在仍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态度前后发生过重大的变化。20世纪初，即弗洛伊德时代，他们还“保持着激进的批判和改革精神”。但是一战后发生了与日俱增的社会变化，“当稳定的社会制度受到新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威胁时，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则变得更加保守。机器控制，丧失个性的‘驯服人’的涌现，在世界一些重要地区出现的独裁政治，核战争的威胁，这些都是把中产阶级推向保守的重要因素”。对中产阶级来说，生活已经丧失了意义，“他们没有政治或宗教理想，但是他们在寻求意义，寻求他们可为之而献身的理想，寻求不需要信仰或牺牲，并且还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的生活解释，使他们觉得参加了一场运动。所有这些需要都由精神分析运动给予了满足”^[39]。

其四，不但是精神分析者，而且他们的病人也大多来自中产阶级。这些病人所要求的并不是变得更人道、更自由、更独立，他们要求只是“不比他们阶级的一般成员更痛苦。他们不想成为自由人，而是想做成功的资产拥有者，并且不想付出激进的代价——改变他们所有的要求一切的优势状态”^[40]。这种心态直接影响到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

弗洛姆指出，分析者和病人之间好像签订了一项“君子协定”。“他们双方都不真正地愿意被彻头彻尾的新经验所震动。他们满足于微小的‘改善’，他们在无意识中相互感激，因为他们都没有公开无意识的‘共谋’而相互感谢。只要病人一来交谈和付钱，分析者便倾听和‘解释’。”当病人面临可怕而不可避免的生活现实时，他们往往在分析者那里能够求得心理安慰；精神分析学者“强调早期儿童的经历是以后发展的原因这一论点也减轻了许多人应承担的责任”。分析者因能够发现人们赞同地聆听他的讲话而没有指责他，而获得心灵的满足。同时他也因能够吸引众多的病人而自视自己“使用价值”“市场价值”很高，相信市场假象的结果是自己更加懒散和缺乏创造力。^[41]

但是这种关系是不对等的，病人有点像秘教的成员，而分析者则像神父，后者操纵和支配了前者。“精神病学家在弗洛伊德的努力下日趋完善化的同时，反而使自己成了操纵人格的总趋势中的一种工具。许多精神病学家，包括精神分析学家，给‘正常的’‘人格’设计了这样一种图景：它从不过分伤感、生气或兴奋。他们用‘幼稚的’和‘精神病的’这些字眼来斥责那些与‘正常’人的传统形态不相符的人格特征。”他们以科学的名义向人们宣讲他们的思想，人们逐渐对此变得深信不疑，对精神分析者也开始顶礼膜拜起来。精神分析充当人们宗教、政治和哲学的替代物，“精神分析学成了政治和宗教方面的激进主义的一个替代物，而没有成为一种激进的运动”^[42]。

精神分析学充当了政治和宗教的替代物，对政治心理学的影响是消极的。其一，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派尽管发现了无意识，但是“它被应用于现实的一个狭小部分——人的性冲动和它们的压抑，很少或根本没有应用于人类存在的广大现实，没有应用于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对现实社会的盲目无知，使他们无法承担起评判社会的任务。其二，由于精神分析学派已经丧失了对原因的探索精神，只是承袭了弗洛伊德适应的观点，这就不可避免使他们只是在寻求和社会一致，而不是评判现实的社会和政治：“他们把平庸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当成绝对的存在，他们或多或少有意识地相信这是‘正常’的社会，相信它的条件和精神因素对一般的‘社会’来说都具有典型意义。”^[43]

总之，在弗洛姆看来，弗洛伊德的贡献在于他的思维方式、研究问题的方法以及提出一些虽然有缺点但却给人带来启示的理论。但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他所创立的学派都过于迎合当代资本主义的标准，从而无法承担起评判现实社会和引导社会向前发展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