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笔直书是我国古代不能学的一个优良传统

秉笔直书是我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我国古代史家历来把史事记录视为持大义别善恶的神圣事业和崇高美德，他们力图在自己的著作中保持历史的本来面目，不虚美，不隐恶，以直书为荣，以曲笔为耻。为了达到实录的目的，他们秉以公心，不为利诱，不畏权势，不避风险，甚至不怕坐牢，不惜生命，以维护历史的真实和人格的尊严。不少史家高风亮节，成为后世楷模。

在中国历史上，那些刚正不阿的史家代不乏人，受到人们的颂扬和爱戴。《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春秋时齐国权臣崔杼杀了齐庄公，立景公。齐国太史据实直书：“崔杼弑其君。”因此被崔杼杀害。太史的两个弟弟继续如实记录，亦被杀害。于是太史的第三个弟弟依然这样写，崔杼为太史兄弟的正义行为慑服，不敢再行凶。而南史氏听说太史尽死，携简册前往，准备继续这样写。半路上知道此事已如实记入史册，才返回。齐太史的正直品格和无畏精神为后来的史家所继承和发扬。“在齐太史笔”，被民族英雄文天祥写入《正气歌》。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但在《史记》中却如实记载了汉朝开国之君刘邦和当时天子刘彻的种种劣迹和荒唐行为。三国时吴国人韦曜，孙皓为帝时任中书仆射、侍中，领左国史。奉孙皓之命修国史，却不愿遵从孙皓之命，将皓父孙和列入本纪，因为孙和未曾即帝位，他坚持把孙和记入列传，此事引起孙皓不满，将他下狱。韦曜不为所屈，冒死违旨，最后被杀害。北魏崔浩奉诏编写北魏国史，成《国书》三十卷，并在京城东郊的交通要道立石刊载其书，“以彰直笔”。由于直书无讳，遭到权贵的忌恨而被杀害，夷三族，受牵连而死者达一百二十八人。这就是震动千古的崔浩史案。东晋孙盛著《晋阳秋》，如实记载了桓温战败的史实，桓温威胁其子：“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晋书·孙盛传》）孙盛的儿子们叩首号泣，请孙盛为全家百口计，修改其书，孙盛不改初衷。唐朝褚遂良负责记唐太宗的起居注，太宗想看一看都记了什么，遭到褚遂良的拒绝。太宗又问如果自己做了错事，是不是也要记录下来，褚遂良明确告诉他：“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旧唐书·褚遂良传》）吴兢参与《则天皇后实录》的撰写，如实记载了魏元忠的行为，宰相张说恐于己不利，想让史官“删削数字”，吴兢严正指出：“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唐会要·史馆杂录》）南宋袁枢兼任国史院编修官，负责修宋朝国史的传记部分，原宰相章惇的后人“以其同里”，婉转地请袁枢为章惇的传记进行“文饰”，袁枢立刻回绝，说：“子厚（章惇字）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天下后世公议！”后来宰相赵雄读到袁枢编写的部分，赞叹他“无愧古良史”（《宋史·袁枢传》）。清代全祖望被人称赞为“直笔昭垂，争光日月，可步南、董之后尘者矣”（刘光汉《全祖望传》）。此类事例不胜枚举，正是有了这种秉笔直书的传统和那些刚正不阿、舍生取义的无数史家，我们才拥有了大量的“信史”和“实录”，为我们正确认识历史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文化遗产。

如果不能尊重历史，随意抑扬，趋炎附势，曲笔阿谀，则会遭到世人的非议和鄙弃。魏收撰《魏书》，其时列传诸人之子孙犹有存者，魏收每以修史睥睨侪辈，云：“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人地！”其书成，“众口喧然，号为秽史”（《北史·魏收传》）。刘知几《史通》中有《直书》一篇，极力表彰那些仗义直书的良史，称之为“君子之德”；而贬斥那些阿隐取容篡改历史者，以为乃“小人之道”。他说：“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谄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当然这并不就是说中国古代史家都是正直无私而无曲笔抑扬者，治史中的曲笔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客观存在，例如唐代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其兄太子李建成，逼父让位，他的史臣便多所回护，连李世民自己也感到改篡太多。后来根据他的建议，史官们又作了修改，但在这一事件的定性上却大力美化太宗，把兄弟相煎的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写成太宗为社稷为百姓除害的正义之举。为了说明太宗即位为帝的合法性，他的史官们还对建唐过程中李渊和李世民兄弟的活动和作用进行了大量篡改，造成后出的正史、《资治通鉴》夸大李世民的作用而贬低李渊等人的倾向。正如刘知几所云：“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史通》有《曲笔》一篇，列举了曲笔的种种表现，斥之为“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而且“史之不直，代有其书”，有的“其事已彰”，有的则“往贤所不察”，甚至“逮乎近古，无闻至公”。历史上也确有魏收、王沈和贞观史臣之辈，他们的作为常常为历史真相增添迷雾，要求读史者必须具有鉴别真伪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