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申报》看同乡组织在淞沪抗战中的难民救助

从《申报》看同乡组织在淞沪抗战中的难民救助⁽¹⁾

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上海同乡组织的作用是值得称道的，他们主要在声援抗战、劳军、劝募国债、捐款、收容遣送难民方面作出很大贡献，这已为许多论著所涉及，本文主要依据《申报》在这一时间的报道，辅之以部分同乡团体的档案资料，集中对战争期间上海同乡组织围绕难民救助、遣送和劝募公债所展开的一些活动作一考察与评述。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仅8月13日这一天，涌入租界的难民就有六万余人。⁽²⁾直接暴露在炮火下的闸北、虹口、杨树浦、南市和近郊一带居民避至租界总数在“二十万以上，各收容所顿患人满，后至者竟露宿街头”。⁽³⁾随着战区向江浙蔓延，江浙难民也大量涌入上海，最高峰时达七十万。⁽⁴⁾收容难民和随之而来的安置、遣送成为当时最严重、最紧迫和棘手的问题。战事尚未展开前，8月9日，国民政府成立“上海市救济委员会”，由社会局会同上海地方协会、上海慈善团体、宗教团体、红十字会和各同乡组织，着手进行运送难民和开设收容所。10月，又颁布《非常时期救济难民办法大纲》，随着战事展开，全市难民收容、遣送主要分属上海市救济委员会、国际救济组织、慈联会和各同乡组织四个系统进行，全市收容所最多时达一百三十二处。⁽⁵⁾其中同乡组织纯属民间团体，尽管有政府的号召和引导，其救济和遣散难民行动纯属自愿，救济经费也全靠自筹，显示了非常时期民间组织的社会互助作用。

一

以1937年8月1日至12月14日的《申报》为参考依据，按同乡组织在《申报》上出现的频度和刊登信息的内容进行排比归纳，同乡组织在这一阶段主要的活动是围绕战前的准备、难民的安置和遣散、劝募公债、收集互通沦陷家乡的信息、号召抵制日货等。其中难民安置和遣散及劝募公债占绝大比例。

同乡团体的难民救助工作在战争尚未开始前已经起步。从1937年8月8日至13日战事发生，此为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同乡组织召开会议，商讨战事发生后的救助难民和运送救治伤病员等报道便不断见诸《申报》。8日，《申报》比较详细报道了安徽同乡会在同孚路召开近十个县同乡会联席会议，到会人数“数十人”，商讨成立战时服务委员会等事宜。⁽⁶⁾随后，河南同乡会、宁波同乡会，湖南同乡会、四川同乡会、湖社、浦东同乡会等都相继召开会议，讨论抗敌后援事宜。⁽⁷⁾12日，《申报》记载：“本市各山庄、各会馆、各同乡会，为救济非常时期之难民收容给养、及伤民治疗起见，特将所有房屋让出，俾协助其他救济团体、办理难民收容所等用，并尽量捐款、以资大量救济，并同时对于非常时期之掩埋工作人员，亦已开始准备。”⁽⁸⁾宁波同乡会、浦东同乡会和湖社成为“救护组织之训练场所”。⁽⁹⁾

从战争爆发后到上海沦陷为第二阶段。从8月16日开始到9月11日前，相当多的同乡组织在《申报》上刊登启事和广告，提示同乡到指定地点集合，雇汽车或轮船回乡。同时也倡议募集经费，组织同籍难民回乡。或者是告知同乡到同乡会安排的收容所避难。根据时间顺序，这些同乡团体有：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湖社、广东旅沪同乡会、无锡旅沪同乡会、宁波旅沪同乡会、镇江丹阳金坛溧阳场中五县旅沪同乡会、扬属旅沪同乡会、山东会馆、余姚旅沪同乡会、常州旅沪同乡会、温州旅沪同乡会、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浦东旅沪同乡会、海盐旅沪同乡会、通如崇海启旅沪同乡会、海宁同乡救济会、宝山同乡会、慈谿旅沪同乡会、云南旅沪同乡会、泉漳会馆、宜兴旅沪同乡会、福建旅沪同乡会、平江公所、湖北旅沪同乡会、江西旅沪难民遣送委员会等。⁽¹⁰⁾这些告示绝大多数刊登在广告栏，对其内容进行细分可归为三类：一类是呼吁捐款赠物救济难民、筹措掩埋棺木经费。战争爆发后，这类告示就比较多，不少同乡会在广告栏反复刊出；一类是提示同籍难民到指定地点登记或汇集，组织回乡之旅；一类是通知同籍难民可以到同乡会所设收容所避难。为了集中力量，协调各项工作，1937年8月29日，各旅沪同乡会成立联合办事处，通过章程并推定负责人。联合办事处设立总务组、遣送组和交际组，常务干事由广东、河北、四川、全浙、宁波、湖州、常州、通州、崇启海同乡会担任。总务组干事由诸暨、绍兴两同乡会担任。遣送组干事由温州、潮州两同乡会担任。交际组干事由嘉定、松江两同乡会担任。办事处就设在浦东同乡会内。⁽¹¹⁾二楼便是上海市救济会。

9月11日，蒋介石给上海市商界劝募总队队长王晓籁拍发希望努力劝募的电报，以此为界，劝募的告示和消息明显增加。对于劝募一事早在8月10日便有报道上海市商界救国公债劝募总队成立，经该会议决，各同乡会应在11日前成立劝募公债分队。此后各同乡组织的活动除收容和遣送难民和劳军外，最重要的便是募捐和劝募公债。在蒋介石拍发电报后，劝募总队专门开会商定具体劝募方法，议定“凡公司于发给股息红利时，应搭发公债”。商界各行业及成员则“就资本公积职员薪资及股息红利提成购买”。⁽¹²⁾11月27日，上海市商界劝募总队认购公债第一次成绩揭晓，劝募单位皆为行业团体。却不是以同乡团体为单位的，而是以行业组织为单位。除了因为各行业同业公会作为分队也统属商界劝募总队外，同乡会的行业色彩较浓也是重要原因。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同乡会与行业组织的丝丝关联。

11月中旬上海沦陷后，进入第三阶段。松江、洞庭东山、宁波等一些旅沪同乡会登报宣布结束难民遣送。更多的同乡会从这时开始在《申报》上刊登劝募公债广告。一些沦陷区的旅沪同乡会则在报上征求桑梓信息。其中浦东同乡会情况有些特殊。从10月中旬开始，由于浦东战事吃紧，前期被同乡会遣送回籍的浦东难民又大批涌向浦西。于是，当其他同乡会的收容遣送工作基本沉寂时，浦东同乡会却开始了更为艰难的难民收容和安置工作。因此浦东同乡会的难民收容和遣散数量遥遥领先，仅次于宁波同乡会和湖社。

二

民国时期，上海的同乡组织，存在着会馆与同乡会同时并存现象，而且许多活动又与同业公会有着很大关联。旅沪人士都有会馆或同乡会，各会馆和同乡会都参加了收容和遣散难民的行动。个别会馆正是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改名为同乡会，有些客帮也是在救亡运动中成立了同乡会。其中比较活跃的同乡组织主要有：金庭会馆、徽宁会馆、山东会馆、泉漳会馆、潮州旅沪同乡会、宁波旅沪同乡会、湖社、福建旅沪同乡会、浦东同乡会、苏北同乡会、广东旅沪同乡会、绍兴旅沪同乡会等。相对而言，淞沪抗战期间同乡会用《申报》作为沟通信息的频度较高，其显示的活动能量也比会馆大，因此比会馆公所的社会影响也显得更大。

第二次淞沪抗战期间同乡组织收容、救助、遣散难民情况

资料来源：上海档案馆会馆公所档案；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9卷）；郭绪印主编：《老上海的同乡团体》；《“八一三”史料选编》；《申报》等。

上表所显的数字并不精确，但仍可反映出一些基本情况。

对第二次淞沪抗战时期难民救助、安置和遣送数字，目前许多论著只有阶段性的和局部的统计，没有总体的数量。主要原因是缺乏对于材料来源和材料本身的考订。单就政府机构的统计资料而言，就有民国政府和工部局两方面，另有见诸各慈善团体、同乡组织、行业组织的文件和回忆。他们在不同时段、依据上海不同区域的统计数字是有很大出入的。比如难民收容所数量，我们通常所提的数字只是市民救济会统属的数字，而同期还有同乡团体、租界当局等，这中间还存在着交叉性，如泉漳会馆在法租界租屋，设置收容所。但无论是工部局和当时的报纸都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收容所在短短三个多月时间里变动是很大的。首先开办时间不一、管理的情况不同，因各种因素而结束的时间也不同，所以在不同时段的统计会有出入，在所难免。另有一些没有留下具体数字但在《申报》上登出安置或遣送难民通告的同乡会，如：温州旅沪同乡会、宜兴旅沪同乡会、苏州旅沪同乡会、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通如崇海启旅沪同乡会、河南旅沪同乡会、常熟旅沪同乡会、镇江五县旅沪同乡会、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广东旅沪同乡会、扬属旅沪同乡会、山东会馆、余姚旅沪同乡会、常州旅沪同乡会、云南旅沪同乡会、湖北旅沪同乡会、江西旅沪同乡会、潮州旅沪同乡会、山东旅沪同乡会等。从中似可看出，其中好些我们曾经以为20世纪40年代中期才成立的同乡会，此时已经存在。⁽¹³⁾

又如，对于劝募活动，绝大多数同乡团体都在《申报》上刊登了认购救国公债的启事，一些不常出现的会馆如兴安会馆，也刊出了劝募公债的数量。⁽¹⁴⁾但商界劝募总队第一次劝募数字揭晓是以行业和商号为单位。⁽¹⁵⁾

图表数字和《申报》报道所显示的另一个现象是，在救济安置和遣送难民活动中，同乡会参与的数量比会馆公所要多得多。同时从《申报》这一时期报道同乡组织的活动看，同乡会无论在数量和出现的频度方面，也大大超过了会馆公所，因此同乡会显示的活动能量和作用显然要大。这种现象确实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民国时斯同乡会蓬勃发展的状况。同乡会容纳了比会馆多得多的阶层，在上海这样一个移民城市显然更受欢迎。又由于淞沪抗战爆发，牵涉的面很大，尤其是难民救助活动，以及受到救助的难民包含各个阶层，一下子要面对各行各业的战争受难者，不仅仅是商人，危难时期他乡客地，职业、阶层等已显得不太重要，同乡会有更大的适应性和凝聚力。其中不少旅沪移民还因抗战兴起，面对危难的局势更加团结起来。四川同乡会的情况很具有代表性。当时四川在沪移民有“二万人左右”，⁽¹⁶⁾其中以学界人士占多数。但四川同乡会却由川籍商人所掌握，其他阶层并不活跃参与。自抗战爆发后，各界四川同乡凝聚力非常强，连以往不大接近同乡会的四川籍学生也与之密切了联络，担负起了一些实际工作。8月11日，战争开始之前，四川同乡会就在《申报》上登出消息，定于14日召开同乡会监理事会议，讨论组织抗敌后援会。战事爆发后，在抗敌后援会下成立了一个战时服务团，设总务、组织、训练三组。各组干事多半由四川旅沪学生担任。服务范围包括救护、交通、义勇、谍报四个方面，其中以救护工作最为出色。配备卡车两辆，服务员40余人，每日上前线两次。同乡会出现的频度高还有一个因素是一些同乡会进行活动的场所就是同乡会馆。如湖南旅沪同乡会就常假湖南会馆开会。平江公所、江宁六县公所、燕丰会馆等都作为同乡会或难民安置所。⁽¹⁷⁾会馆在这时与同乡会在应付战争，救助难民时几乎合而为一。例如泉漳会馆在抗战中改成同乡会。广东同乡会、苏北同乡会等正是在抗战中成立。不过，从上海档案馆会馆公所、同业团体的档案中仍能找到他们相当多的捐助难民和遣散难民记录，但似乎这些都没有在媒体上公开。如金庭会馆曾“雇定巨船八艘由水道护送回乡”，⁽¹⁸⁾另外泉漳会馆、兴安会馆均有救助同乡、遣散同乡的举动。同乡会与会馆比较，其职能确有相异之处，但在济助同乡这点上仍然是相同的。

图表还显示，宁波、绍兴、无锡、湖州等江浙籍同乡团体在收容，尤其是遣散难民方面数量最大。这主要由于当时的上海江浙籍移民数量原本就多的缘故。淞沪抗战前后，浦东同乡会显得比其他同乡会更活跃。主要因为浦东的地理位置和浦东同乡会中的头面人物在上海社会中的独特地位。就浦东的地理位置而言，它与当时的上海市隔江相望，战争爆发前后它的难民安置遣送更显艰巨。战争尚未爆发，大批浦东人渡江回乡避难。9月底，在绝大多数同乡会收容和遣散基本告一段落时，浦东同乡会却开始了又一轮的难民收容。淞沪抗战是从浦西打响的，战争开始之初，浦东各处尚属安全，于是旅沪浦东同乡相率返回故乡，浦东同乡会做了大量组织运输工作，将大批同乡送往浦东。10月初，日军增援部队源源而来，浦东田园被毁，衣食难得，浦东人又向浦西逃难。浦东同乡会又开始收容难民，再设收容所。上海沦陷前几天中，浦东同乡会仍在设法安置渡江而来的难民。⁽¹⁹⁾浦东同乡会显得活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同乡组织一般都统属于“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或者是后来的“上海市救济委员会”，这两组织的主要主持人是杜月笙，并将办事处设在了浦东同乡会会址。

三

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绝大多数时间，同乡团体基本上是一种在政府部门登记的合法民间组织，有着一定的自治空间。但淞沪抗战时期，同乡团体的抗日救助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在国民政府的统制之下，基本上纳入了国民政府的战时救助体制。一方面无论从经费和人力，同乡团体的救济难民、劝募公债活动很大程度上出于志愿，因为首先此类活动与同乡组织的基本职能是相适应的，其次是出于抗日救国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国民政府的组织、引导也起了很大推动作用，至少使救助活动显得更有序化。尤其淞沪抗战后期，随着战局的日趋紧张，在劝募、遣散等方面，政府对同乡团体的控制力也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强。同乡团体基本上也默认、或者说服从这样的统制。

同乡团体的救助活动尽管主要是一种自募经费的志愿行动，但从一开始基本上是被纳入上海市救济会的范畴。而上海市救济会是上海社会局直接控制下的组织。民国上海市政府一方面基于战事爆发前已经显露的难民潮流，战前就开始号召并组织社会力量参与行动。在华北战事激烈、上海战事尚未爆发之前，上海市社会局就“令知各慈善公益团体共同进行准备救济事宜”，⁽²⁰⁾要分别组织“救亡协会”或“战时服务团”，另一方面也“诚恐团体众多，组织散漫”，须“集中力量，发挥抗敌效率”，因此要“统一组织”，“不良团体，决予断然取缔”。⁽²¹⁾要求所有民间团体包括同乡组织“应一律向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登记”。⁽²²⁾但“经费由参加各机关团体担任之”。⁽²³⁾民国上海市政府希望通过志愿与组织相结合的方式，达到掌握、控制的目的。

8月9日，上海市社会局为统筹非常时期救济事业，成立上海市救济委员会，潘公展出面主持。初在仁济善堂设立办公处，后迁移至浦东同乡会二楼。工作人员达一百多名，可想而知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组织机构。9日开始，《申报》几乎每天都有各同乡会召集会议成立抗敌服务团之类组织，商讨救援事宜的报道。显然，各同乡团体是按照救济委员会规定的步骤进行着抗战救援工作。10月1日，“上海市救济委员会”改组成“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上海市分会”，这是一个由上海市社会局会同上海戒严司令部，京沪、沪杭甬两路局，上海航政局及所属有关各局，并联合上海市地方协会、市商会和旅沪同乡团体组成的一个共同体。⁽²⁴⁾政府领导的色彩更浓，它重申“各同乡团体各慈善团体所办救济工作，均将报告该分会考核并指导监督办理”。⁽²⁵⁾

如果说对难民安置和济助遣散等事宜，基本上属于志愿行动的话，劝募公债则有很大的强制性。随着战争的持续，为筹集战争经费，国民政府发行救国公债。9月，救国公债上海市劝募总队成立后，市政府便要求各旅沪同乡团体“务于本月十一日前，赶速组成分队”，并要将分队长姓名上报总队。11日报道已有四分之一同乡会成立分队。⁽²⁶⁾在蒋介石给王晓籁拍发努力劝募的电报后，同乡团体的商业组织作了一些强制性的规定，即“就公司资本、职员薪金及股息红利提成认购公债”，双十国庆节，有些同乡会甚至上门劝募。⁽²⁷⁾《申报》上同乡团体登报要求同乡认购公债的广告内容明显多于安置、遣散难民的内容。

综上所述，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同乡团体在安置难民、遣散难民和认购救国公债方面作出了贡献，显示了同乡团体济助同乡的一贯职能。同时，政府对于同乡团体的统制也表达得尤其充分。这一时期同乡会与会馆公所同时并存，但同乡会的影响大大超过了会馆公所，其中既有各自组织制度作用因素，也有时局因素和各自接触媒介的频度所然。

【注释】

(1)本文刊于《上海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陆大公：《八一三淞沪战役中我的经历》，《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3)《救亡日报》1937年8月26日。

(4)《立报》1937年8月31日。

(5)《救亡日报》1937年8月24日。

(6)《申报》1937年8月9日。

(7)《申报》1937年8月10日、11日、12日。

(8)《申报》1937年8月12日。

(9)《申报》1937年8月13日。

(10)《申报》1937年8月16日至9月2日。

(11)《本市各旅沪同乡会成立联合办事处》，《立报》1937年8月30日。

(12)《申报》1937年8月11日，9月10日、12日。

(13)郭绪印主编《老上海的同乡团体》一书中，镇属五县、常熟、安徽、江西、河南、四川、云南、福建、宜兴等同乡会都在1945年以后成立，疑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要求重新登记的时间。

(14)《申报》1937年9月24日。

(15)《申报》1937年10月27日。

(16)《救亡日报》1937年9月9日。

(17)《申报》1937年8月9日、17日，9月15日。

(18)上海档案馆Q117‐23‐4。

(19)《申报》1937年11月8日。

(20)《救亡日报》1937年9月16日。

(21)《立报》1937年8月13日。

(22)《立报》1937年9月1日。

(23)《立报》1937年7月23日。

(24)《抗战与救济事业》，商务印书馆1938年3月，第47页。

(25)《申报》1937年10月1日。

(26)《申报》1937年9月10日。

(27)《申报》1937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