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前线的中国战地记者

◇张　放

引　言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路径，一种是政治军事史的取向，另一种是社会文化史的取向。前者聚焦前方战场与高层政治，主要关注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中国军队在朝鲜前线上的作战经历、停战谈判历程中的多方博弈以及冷战背景下战争之于亚洲乃至世界格局的意义。^[1]后者聚焦国内运动与普通民众，其核心问题意识可概括为中共如何通过各种动员和宣传形式，将抗美援朝运动深入日常生活，并与价值观念塑造有机结合在一起，进而推动对各界人士思想认知层面的改造。^[2]

上述两种研究路径兼顾了前线与后方、精英与民众，有助于拓展对朝鲜战争更全面的认知。但有一个问题却尚未得到前辈学人的足够关注，那就是前线发生的事件是经由哪些路径报道出来的，以及这些新闻在刊登发表之前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又是如何作用于新闻产品的呈现面貌的。之前虽然已有学者针对朝鲜战争中的新闻报道进行过梳理，^[3]但这些研究着眼于宣传与动员，并未在前线战事报道（即直接反映战场人和事的报道）和后方动员报道（即报道社会民众是如何通过行动表达对抗美援朝的支持）之间作出区分，且往往偏重于对后者的分析。另外，这些研究尚未触及隐匿于新闻产品背后的生产环节。基于此，笔者着意针对前线战事报道背后的生产环节进行分析。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聚焦于中国战地记者在前线的新闻生产。

朝鲜战争初期中国媒体新闻生产的五种路径

在进入对战地记者境况的讨论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晰的问题乃是当时战争报道的生产路径有哪些，不同路径在整个战争报道中所占比例如何。这样一幅比重图能够较为准确地勾勒出中国媒体战时新闻报道的整体特征和基本特点，并能解释中央为何如此关切战地记者的派出状况。

在宏观部署层面，中央对有关战争消息的报道非常重视，从1950年6月末战争爆发时就发布文件进行指导。^[4]作为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对朝鲜战场的报道自然也印证了中央的重视程度。从战争开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这个时间段中，《人民日报》对朝鲜战场的进展进行了大量报道。笔者仅对新闻标题中含有“朝鲜”的报道进行了统计，剔除与朝鲜前线无关的新闻（例如世界各地的民众是如何用自己的方式抗议美国侵略朝鲜的内容），发现从6月26日到10月19日间共有396篇文章涉及朝鲜前线。笔者对这些报道逐一浏览，将它们的生产路径概括为五类：第一，新华社在战斗前线从官方途径获取的消息；第二，新华社派出记者在前线采写的消息；第三，新华社后方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分社综合整理的消息；第四，《人民日报》首发的消息（包括前方采写的消息和后方撰写的社论、综合材料整理的消息或约稿发布的消息）；第五，转引其他国家通讯社和报纸的消息。通过进一步统计（由于许多新闻中都不止一个路径，笔者对单篇新闻中的多个路径都分别进行了统计），我们发现这五类路径中，第五种和第一种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三种路径（如图1、图2）。

图1　五种生产路径所占据的比例

图2　五种生产路径每月的数量分布图

五种路径中，来自国外通讯社和报纸的消息最多（263次），接近五成。其中苏联塔斯社的消息是我们获取外媒信息的主要来源；除此之外，来自朝鲜通讯社和报纸的消息也占据一定比例；而来自美国、英国和法国等通讯社的消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考虑到冷战对峙格局、中央对战争报道内容选择的及时指导以及媒体业已形成的涉美报道话语，消息来源的“一边倒”自在情理之中。路径中排名第二的是新华社驻平壤分社发过来的消息（援引233次），与前者几乎持平。这一信息源看似前线记者采集，实则不然。新华社平壤分社每天对战情的报道，其消息源头来自朝鲜人民军的战报，事实上我们仍然是在转发第三方消息。新华社后方以及其他国家分社发布的与朝鲜前线有关的消息多是对各家媒体的综述概括，而《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前线的消息亦多来自于后方的整理。也就是说，朝鲜战争爆发初期，关于这场被认为与新中国命运休戚相关的战争的报道中，几乎没有中方自己的声音，通过前线报道传播中共价值观念的愿望更是无从谈起。一些构成中国人集体记忆的重要信息，如美国借联合国之名发动对朝鲜的侵略等，也都来自于外媒。^[5]这一情况自然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注意和不满。当毛泽东决定对朝鲜战场的进展展开宣传攻势时，他对新华社提出不要转发塔斯社一些无足轻重的电讯，“新华社应自己派人去采访发电，或在北京根据内部情报自己写电讯”。^[6]

前线战地记者的情感洗礼

毛泽东的指令反映了他在阅读前线新闻时的印象，如上所述，这一印象从整体上讲是准确的。但要求新华社派记者到前线采访，只能说是表达了毛泽东对增加自采新闻、中方要在战争报道中提高自己声音的更高期待。实际上，在毛泽东发出敦促之前，《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就已经派出记者到朝鲜进行采访。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人民日报》社长范长江和总编邓拓就决定派记者李庄到战争前线，以获得独家消息。7月15日，李庄与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尼安、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魏宁敦组成记者团从北京出发前往朝鲜。虽然是在战时，记者们仍能“享受外宾优遇”，由朝鲜方面派出高级官员进行接待，并亲自向记者介绍前线情况。在另两位国际记者的介绍下，李庄认识到美军在朝鲜对平民的轰炸频度和强度超出之前欧陆战场，遂三人联合发表声明，痛斥美军屠杀平民的暴行。随后，李庄追随朝鲜人民军行军路线至大邱前线，加入东线指挥部，朝鲜方面尽可能为其提供便利和安全保障。从前线回来后，李庄进入新解放区进行采访，在朝鲜官方的安排帮助下，他对各地区的人和事进行了独家报道。任务完成后，于9月5日前后返回国内。^[7]作为第一个奔赴朝鲜战场前线的中国记者，^[8]李庄在朝期间共完成报道14篇，^[9]包括对战俘营情形的报道、^[10]对朝鲜人民解放军的报道^[11]以及普通朝鲜人在战争中生活情况的报道^[12]等。

志愿军进军朝鲜之后，国内几大媒体开始陆续将记者派送到前线进行报道。10月下旬，新华社三野总分社指派林麟、徐熊和李耐因组成记者团，由林任队长，奔赴前线进行采访工作。林麟留兵部负责审编稿件和机动采访，徐熊和李耐因分别跟随26军和20军进行采访。第三次战役后，总社又从三野总分社调记者阎吾、王玉章、尤璐、赵普来到9兵团参与报道。^[13]新华社的特派记者共有三类：一是从部队新华社调来的有军事战争报道经验、从事新闻工作至少五年以上的记者；二是从地方新华社调来的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但未从事过军事报道的记者；三是从部队临时借调到新华社的宣传人员。^[14]《人民日报》也于12月组成一个包括田流、林韦、谭文瑞、陆超祺、姚力文、张荣安和李庄在内的7人记者团赴朝鲜战场前线。^[15]1951年1月，在《解放日报》牵头下，《解放日报》的刘时平、《大公报》的刘北汜、《新闻日报》的谷斯范、《新民晚报》的蒋文杰和《文汇报》的叶冈组成上海记者组经由北京前往朝鲜。^[16]中国派往朝鲜前线记者的数量在1953年谈判之前达到高潮，加入开城停战报道团的记者有100人左右，其中包括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和电影记者。一些著名报人，如《大公报》的刘克平、朱启平，《文汇报》的浦熙修等，也都赶往前线去见证这一历史时刻。^[17]

新华社记者和《人民日报》记者到达前线时，第一次战役已经结束。他们跟随志愿军参加了第二次战役，亲身体会到了战争的艰苦卓绝，寒冷、饥饿、疲劳、恐惧、突如其来的袭击始终伴随着战地记者。与军队同吃同住同进退的经历，使记者几乎把自己当作一名战士，因而也更能够“同情地”理解志愿军所面临的境遇，由此产生的情感自然也会融入所采写的报道之中。正如李庄所言，记者们都没有见过“空前伟大”“空前艰苦”的宣传提示，但大家“都按照这个基调写文章”。^[18]这正是将因亲历而产生的“爱”与“恨”通过潜意识表达出来的结果。投入真情的记者更加积极地完成工作，徐熊回忆说，他在采访途中遇到任何可以采访的对象都要停下进行采访，不管是朝鲜方面的干部、军人、平民，还是志愿军伤员、护士、司机。在这种激情的感召下，他计划六天完成12篇通讯，只因美军飞机轰炸，材料付之一炬。^[19]这一经历无疑更会加重经历者“爱恨”情感的两极对立。尽管遭遇挫折，徐熊还是在第二和第三次战役中采写了诸如《正义的军队——朝鲜人民心目中的志愿军》《他为什么英勇坚决？》《汉城在战斗》《朝中部队并肩团结作战》等十余篇通讯。^[20]

进入前线的记者，还有一部分并没有跟随部队参与到战斗中，他们往往是在战火停息的地带进行采访，受到中方和朝方的种种优待。我们姑且将此类记者称之为“前线后方记者”，上海记者团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因为上海记者团派到前线的记者都没有作战经验，志愿军总政治部对他们的活动范围作出严格限制，最多只能到达伤员包扎所。他们采访多的就是伤员、从前线撤出休整的战士以及朝鲜当地居民。由于语言不通，他们最初的采访多是以观察为主。后来朝方为他们安排了专职翻译，并为他们安排了采访对象。这些采访对象多来自朝鲜精英阶层，如电影明星、艺术家等。最后，他们还在平壤郊区采访到了金日成。^[21]尽管这些记者始终没有走到战争最前线，但他们还是从前线归来的战士口中了解到了战争的惨烈，而与伤员的相处更使他们增加了对志愿军的好感，对其形成了“默默奉献，极度克己”的印象。^[22]

除了记者之外，军队中的文职人员也是前线讯息的一个生产路径。他们与部队朝夕相处，情感比记者更深，对战士和战事的了解也更透彻。^[23]因此，他们写出来的作品更具有震撼力和穿透力。其中最有名的作品当属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24]。当时，任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魏巍随军到朝鲜前线采访，在经历了悲壮的松骨峰战役后，在这里守卫的112师335团1营3连仅存活7人（多重伤）。魏巍听说此事前来采访时，竟然找不到能够接受采访的对象。最后是一营营长王宿启流泪向魏巍哭诉了战斗的经过，而《谁是最可爱的人》中所用素材都来自于王营长的陈述。^[25]常年军队生活的经验、刚刚经历的惨战以及叙述者动情的讲述都促成了这篇饱含情感的通讯的产生。其他军中文职人员也参与到前线新闻的生产，例如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刘白羽也曾两次深入战场，并写出了《低下头来！》的通讯。^[26]

此外，志愿军部队还创办了大批报刊，如《志愿军》《立功报》《前进报》《战士报》《战斗报》《国际战士》等。各军、师、团也都先后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以及连营小报、快报和鼓动传单。这些媒体刊登了大量发生在战场前线的英雄事迹，如《罗亮泗击毁重坦克》《任明信三次负伤不下火线》《王文海和他的机枪组》《开路先锋刘连》《司号员郑起》等通讯报道。^[27]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日后成为新中国集体记忆重要标杆性符号的黄继光和邱少云，其事迹最早就是由志愿军中的记者所发掘传播的。他们身在战场之上，第一时间就得知战友牺牲的消息。在完成这些报道时，这些记者不仅仅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对报道对象的客观描述；他们更是黄、邱等人的战友和兄弟，他们饱含深情完成的最初报道，毋宁说是一种纪念和缅怀。^[28]

前线采访报道中的管控因素

尽管如李庄所言，他们这些战地记者几乎是凭借一种无意识的自觉在完成符合中央精神的新闻写作，但是业已形成的涉美政治话语、中央指导精神和新华社的具体要求也都对记者们的内容生产带来影响。1950年末，新华社要求新闻报道中不应流露对美国的恐惧，要加大力度宣传前线胜利、志愿军英勇作战以及中朝人民团结的事迹，同时也要暴露敌人的狼狈与残暴。根据收集到的稿件，新华社提出了五点具体要求：

第一，报道人民志愿军克服困难，英勇作战，要注意避免暴露我们的伤亡、弱点和作战方法。

第二，表扬人民志愿军时要照顾朝鲜人民军，更不要丝毫流露朝鲜人民军的弱点。要宣传中国的可爱，同时也要宣传朝鲜的可爱。

第三，写美国兵战斗力弱是必要的，但也不要把敌人写成豆腐兵。……不要回避报道某些敌人的盲目顽抗，只要能同时写出我们战士用更顽强的精神打败了敌人，就可以更加表现我们的坚强无敌。

第四，……要指出在“美国生活方式”教养下的美国士兵的妄自尊大，其暴戾的侵略性和嗜杀贪色。……对俘虏的生活照顾决不能宣传得超过对我们战士的关心。

第五，……不要过多的写敌人暴行所造成的惨相，而应该着重地有力地写出人民如何以实际行动来答复敌人的兽性。^[29]

这些要求对前线记者的报道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另外，记者在进入前线之前，首先要听取总政治部对前线情况的汇报，汇报中一般会介绍美军在朝鲜的恶行、志愿军在朝鲜的英勇表现以及朝鲜人民对志愿军的热爱，^[30]进而为记者们的报道奠定基调。记者进入前线以后，志愿军宣传部的负责人会与其开会商量制定报道方针，^[31]然后才开始新闻素材的采集工作。

李庄两次前线报道经历使他收集到了美军动用现代技术对平民进行杀戮的诸多材料，他认为证据相当确凿。但是李庄担心如果将这些材料写成新闻，就会在客观上展现敌人之强大，如此就有间接流露出对美军恐惧的嫌疑，于是就放弃了报道。晚年回想起来甚是遗憾，认为当时“顾虑多”“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为了凸显敌我双方的差距，李庄在写一篇通讯时使用了“最勇敢的人民”和“最不勇敢的敌人”这样的表达。多年后他认为用“最不勇敢”来形容美军是违背客观事实的。^[32]王殊曾经在前线收集了关于志愿军的事迹，并将其写成战斗通讯。但新华社对这篇文章不甚满意，认为该通讯与谈判形势结合不够紧密，“显得目的性和战斗性都不强”。王殊经过数次修改，在明确了“敌人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也不可能得到”的正确的政治主题后，才得以通过。^[33]进入停战谈判之后，新华社对记者报道内容的要求更加细致。1953年6月，新华社向中央、中宣部汇报了朝鲜停战的报道计划，总共列出了八个报道要点。^[34]这无疑为记者的报道指明了方向。除了新华社对前线记者的统一指导外，各报社记者还要经常与后方总社进行联系，汇报前方战况，听取相关指示。^[35]

1951年3月，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组成赴朝，至此，前线新闻生产与传播的另外一条路径形成。该慰问团由463人组成，廖承志、陈沂、田汉分任正副团长。慰问团有党员154人、团员27人、民主人士78人。他们被要求访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回国后“向全国人民进行宣传”。^[36]著名报人徐铸成留下的日记，为我们描述了慰问团在朝鲜活动的详情。总体来看，与之前战地记者的活动相比，这些名人在朝鲜受到的约束和管控更多，可谓带着“镣铐”完成新闻素材的收集。

慰问团在3月21日于沈阳集结以后，并未立即动身前往朝鲜，而是先集中起来接受教育，了解前方的情况并树立应具有的正确立场和态度。慰问团从25日起正式开始学习，首先聆听了时任38军军长梁兴初关于前线问题的详细报告，介绍了四次战役情况以及战士的艰苦生活状况，并着重向慰问团灌输了前方战士对美国的仇恨以及美军“纸老虎”的形象。紧接着，后勤部的副政委又向慰问团介绍了美国对朝鲜的破坏和中方战士的决心。^[37]在4月6日到达安东（丹东）前线前，慰问团几乎每天都要集中学习，听取不同方面人士的汇报。慰问团不断被强化对待美国、战争应持有的态度，团中的新闻代表还要求“在朝集中力量为新华社写稿”。^[38]

进入朝鲜之后，慰问团的活动安排得非常紧凑，几乎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三个时段都有活动。但是由于慰问团成员中社会名流众多，且没有实战经验，因此他们在前线的活动也基本限制在风平浪静的地方。慰问团在朝期间的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五类：第一，听领导作报告，了解前线发生的事情，继续强化如何宣传美军以及朝鲜人民；第二，对从前线归来的表现突出的战士进行采访，间接获得前线消息；第三，由朝鲜方面安排采访朝方领导人，聆听朝鲜先进人物的报告，与朝鲜各界代表召开座谈会，以获取朝鲜人民在投入战争和日常生产时的事迹；第四，在朝鲜方面的协助下，走进基层，深入田间、工厂和普通人的家庭，以了解战争给平民生活造成的影响；第五，观看各种演出表演，参加招待酒会，增进中朝友谊。^[39]

从慰问团的活动安排可以看出，和前线记者以及随军宣传员相比，慰问团接触到的消息更加间接和片面，长时间深入一线经历的缺失对他们把握前线真实情形构成了最大障碍。慰问团在前线的生活相对优渥，朝方尽可能用最高规格待遇给予招待。但团中很多人还是感到水土不服，不少人得病，他们想尽早结束任务回国，到后期已经无心恋战，很难用心去了解前线状况；除此之外，团员也对负责他们日常生活的基层干部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这些干部只顾自己舒适，各个配有警卫员，而置团员于不顾，官僚气息浓郁，损害了团员工作的积极性。^[40]这些怨气的产生，也从侧面反映出慰问团所受管控的程度。然而，纵有诸多不满，当慰问团成员回国之后，在中央的安排和鼓励之下，^[41]迅速投入到工作之中。徐铸成和王若望负责在上海和苏南地区宣传前线情况，讲述志愿军在朝鲜的英勇事迹。像这样的宣讲会一天有好几场，他们常常忙得连讲稿都没时间写。除了宣讲，徐铸成还把朝鲜见闻写成了通讯报道出版发行。

结语：战地记者的双重规训

政治传播的第一步就是内容生产，本文将分析对准往往容易被忽视的战地记者，旨在从政治传播的起始点作出一些探讨，以展现那些已经构成我们集体记忆的重要事件和人物最初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语境中被制造出来的。当战地记者踏上前线的那一时刻，他们就身处一个由情感和纪律共同构成的约束框架之中，所思所言都在这个框架所设定的边界之内展开。一方面，新闻工作者并非严格按照既定程序工作的机器，作为有血有肉的个体，情感在信息过滤和新闻生产中扮演着隐匿但至关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媒体内部、朝鲜官方和中国军方对于记者的要求和规定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各种制度与非制度的安排，引导前线记者的报道写作，从而尽可能减少新闻生产中内容和立场上可能出现的偏差。明确战地记者所处的双重规训的语境，是我们历史地理解当时战争新闻内容与立场的前提。若失去这个重要但又不显眼的前提，我们任何标新立异的观点都可能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不过是哗众取宠而已。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注释】

[1]该路径的研究可参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沈志华：《冷战在亚洲：朝鲜战争与中国出兵朝鲜》，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第3版）》，军事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2]随着地方档案的日益开放以及党史国史研究中社会文化史转向的流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沿此路径展开研究，相关研究可参见林伟京：《试析抗美援朝战争中政治动员的内容与方法》，《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黄利新：《论北京市城区基层组织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宣传工作》，《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李洪河、王淑姣：《抗美援朝时期中国科学界的宣传和动员——以“科学通报”为中心的考察》，《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侯松涛：《全能政治：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3]孙丹：《论抗美援朝战争的国内宣传工作》，《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赵鹏：《抗美援朝运动初期〈人民日报〉宣传方式分析》，《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

[4]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美国帝国主义公开干涉我国和朝鲜越南等国内政的宣传指示》（1950年6月29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第91－92页。

[5]参见《美国正利用联合国旗帜组织强盗联盟侵略朝鲜真理报斥美帝破坏联合国》，《人民日报》1950年7月12日第4版。

[6]毛泽东：《关于朝鲜主力战场的新闻报道问题给胡乔木的信》1950年11月17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671页。

[7]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110页。

[8]郎劲松：《永远保持青春——访朝鲜战争中第一位中国战地记者李庄》，《新闻爱好者》2000年第12期。

[9]钱江：《〈人民日报〉怎样投入朝鲜战争报道》，《党史文苑》2012年第10期（上半月）。

[10]李庄：《人民军宽大对待美俘美俘已在反对美国侵略朝鲜》，《人民日报》1950年7月20日第1版。

[11]李庄：《有文化的朝鲜人民军》，《人民日报》1950年8月7日第4版；李庄：《我见到的朝鲜人民军》，《人民日报》1950年9月1日第4版。

[12]李庄：《获得了解放的朝鲜农民》，《人民日报》1950年8月29日第4版；李庄：《全朝鲜都和美国侵略者作战》，《人民日报》1950年9月6日第4版。

[13]徐熊：《我入朝采访的前前后后》，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华社回忆录》（二），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202页。

[14]参见《把朝鲜战争的报道工作做得更好》1953年2月9日，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第2辑，新华社1987年内部资料，第361－363页。

[15]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第112－113页。

[16]叶冈：《两访朝鲜》，文汇报报史研究室编：《在曲折中行进：文汇报回忆录2》，文汇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页。

[17]王玉章：《有关开城记者团的片断回忆》，《新华社回忆录》（二），第207页。

[18]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第116页。

[19]徐熊：《记者生活散记》，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74－75页。

[20]徐熊：《我入朝采访的前前后后》，《新华社回忆录》（二），第202页。

[21]叶冈：《两访朝鲜》，第127－133页。

[22]同上，第132页。

[23]例如，张泽石即是在60军180师538团负责编印《战斗快报》，他随部队作战，历经生死考验，最终被俘。参见张泽石：《我的朝鲜战争：一个志愿军战俘的六十年回忆》，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4、12、16页。

[24]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人民日报》1951年4月11日第1版。

[25]参见：《毛泽东批示：〈谁是最可爱的人〉印发全军》，新华网2008年8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8－08／29／content＿9733481＿1．htm，2015年3月21日。

[26]徐熊：《新闻报道艺术钩探》，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年版，第98页。

[27]王林燕：《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的典型宣传》，《军事记者》2007年第9期。

[28]关于黄继光和邱少云事迹报道过程的回忆，可参见郑大凡：《黄继光烈士的事迹是怎样报道出来的》，《新闻三昧》1994年第9期；张其勤：《刘云魁：最早报道黄继光的新闻干事》，《军事记者》2010年第10期；吴鹰：《我第一个采访黄继光英雄事迹》，《武汉文史资料》2012年第10期；郑大凡：《三写邱少云烈士》，《新闻三昧》1994年第3期。

[29]《对朝鲜前线军事报道的检查和意见》（1950年12月25日），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第2辑，新华社内部资料，第155页。

[30]李庄：《李庄朝鲜战地日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

[31]同上，第19页。

[32]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119页。

[33]王殊：《十五年驻外记者生涯》，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6页。

[34]1．报道朝鲜停战是中朝人民在以苏联人民为首的全世界民主力量声援下坚持奋斗……的结果；同时也是美国奴役全朝鲜的侵略计划失败、外交上陷于孤立和内部困难增长的结果。2．报道在停战谈判过程中朝中方面坚持公正合理的原则……美方一再采取专横的态度阻挠谈判的进行……3．报道朝中人民抗美战争的重大国际意义和影响……4．报道中国人民拥护朝鲜停战……报道中国人民继续援助朝鲜人民的恢复工作……5．报道朝鲜人民拥护停战协定和大力进行恢复祖国的工作。6．报道朝中方面忠实执行停战协定，注意揭发美方破坏停战协定的事件。7．报道我方宽待战俘的政策和事例……及时揭发美方迫害和强迫扣留战俘的事例……8．适当地报道美帝国主义继续推行侵略政策和采取新的侵略行动，以提高人民的警惕性。参见：《关于朝鲜停战后的报道计划给党中央、中宣部的报告》（1953年6月15日），《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第2辑，第340－341页。

[35]李庄：《李庄朝鲜战地日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36]《中共中央关于赴朝慰问团组织情况给志愿军司令部等的电报》（1951年3月22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五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5页。

[37]徐铸成著，徐时霖整理：《徐铸成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69－79页。

[38]徐铸成著，徐时霖整理：《徐铸成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84页。

[39]关于慰问团在朝活动的详情，参见《徐铸成日记》，第99－178页。

[40]参见《徐铸成日记》，第157、178页。

[41]参见《中共中央关于领导和协助赴朝慰问团作传达报告的指示》1951年6月16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六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