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信息化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1．3　促进信息化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1．3．1　选题依据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与信息化有关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方法与手段也在趋于成熟。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的深入推进，有关信息技术运用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一些问题也在不断暴露，因此，信息化研究也必须与时俱进，进行深入探讨与冷静思考。

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增强了人们对技术的崇拜，摩尔定律为技术主义者展示了一幅无限自由的远景，增强了人们的盲目乐观精神，也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信息技术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信心，由此导致网络技术与电子商务模式的迅速扩展。但另一方面，大量的低收入人群还是难以得到现代通讯技术的“溢出"效应，传统经济对于农村地区以及城市低收入人群也还是其就业与获取收入的支柱，如果“新经济"与“旧经济"不能很好地在发展中国家实现融合，“新经济"也是必然不能持续存在的，信息技术的研发与信息化的推进也就是在于此。基于上述理由，探讨新旧经济的融合机制应当是信息化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

通讯技术被认为是一种社会主导技术，在经济社会生活的渗透性强，政府也必然对此加以利用，电子政务的发展，给政府提供了增进效率的工具，也为政府的干预与权力集中提供了可能，如何在推进效率与加强干预方面取得平衡，将会是信息技术在政府部门中成功运用的关键；另一方面，在现代通讯技术扩散方面，不同的社会阶层存在不同态度：网络精英将会在推进技术进步与获得政府的优惠政策上不断向政府施加压力，政府出于对战略技术的重视与支持对此也难以拒绝；而一些处于传统经济的社会阶层则会由于新技术的扩散而越来越失去旧的人力资本与竞争力，被迫转型与接受再培训，这些社会阶层的利益要求也会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由此，政府部门如何平衡不同利益阶层由于技术扩散而带来的不同利益要求方面将面临一个重要课题。

近年来，企业信息化投资甚大，也有相当多的调查表明这一点，这些投资很多是基于国有重点企业的，对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投资不多。调查表明，实施企业生产、管理、销售信息化，既可能给企业增加竞争力，也容易因为企业不能实现恰当的改组而陷于失败，这方面的例子不在少数。通过企业信息化实现成功转型的不到20%，而这20%中外资企业又占有80%，但如果企业不实现信息化转型，在市场竞争中又会处于越来越弱的竞争地位，因此，企业信息化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探讨成功企业信息化的必要因素，推进企业业务流程改组，实现有效益的信息化，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在理论上对此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具有迫切的意义。

信息技术的扩散与运用依赖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却是“数字鸿沟"的广泛存在，广大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落后，收入状况低下，仅处于温饱水平，如果说“数字鸿沟"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得出的政策结论是否就是：在农村地区政府更应当关注的是发展适用技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而先进通讯技术的推广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还处于发展优先序列的后位，对此应当有严肃的分析。

上述问题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推进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而相关的文献对此重视不足，尚未有完整系统的研究。因此，本书拟以《信息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为题，其依据与现实意义如下：

第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运用既对社会经济组织与人力资本类型转变产生影响，而社会经济组织与人力资本类型也制约着信息技术推广运用的方向与范围，呈现出一种信息技术与社会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可纳入马克思所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内。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经济学为指导，结合国内外信息化实践，尤其是我国近二十年来的信息化推进经验，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相关论述，将“技术与制度变迁"理论贯彻于信息化领域的研究，既有必要性，也是具备理论依据的。

第二，信息化实践的推进不仅需要技术的支撑，更需要制度与生产关系的调整，信息技术的进步不仅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也受经济社会发展本身的影响。因此，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信息化实践，不仅需要有对技术进步改变生活的热情与理想，更需要冷静的思考与务实的工作，更需要在推进技术进步与实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通盘考虑。正如中央领导同志在听取信息化专题汇报时说，中国的信息化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生产力问题，而主要是生产关系问题，要高度重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15]，胡锦涛总书记2003年在亚太经合组织年会上传达了中国将加强信息通讯领域与其他国家进行精诚合作的愿望，温家宝总理在2003年7月份召开的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也强调提出：实现中国信息化，要做到五个结合，即信息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相结合、信息化与提高政府管理水平相结合、军事信息化与经济信息化相结合、保障信息安全和促进信息化发展相结合、政府引导与发挥市场机制相结合，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信息化的新路子。政府领导人传达的信息，既是信息化实践过程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信息化工作的要求。将这些实践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在理论上探讨信息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机制，并在此为基础上提出促进信息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政策，为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信息化路径提供参考，不仅能够丰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经济学的内容，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3．2　研究内容与写作框架

信息化与制度变迁及经济发展。以计量指标显示的信息化水平对经济组织的环境产生重要影响，使人力资本心智模式与技能方向发生变化，推动着组织创新与秩序转型；另一方面，旧有组织模式及人力资本类型变化的相对黏性制约着信息化模式及其扩展方向，呈现出信息技术扩散、人力资本类型转换、组织结构创新、制度变迁与秩序转型、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

第一，信息化与政府职能转变。基于信息技术扩散使得市场行为主体可能得到更多信息渠道的这一假设，市场效率与结构会发生变化，使得政府干预经济的模式与方法也发生变化，而电子政务技术的进步将对政府的信息与激励结构产生重要影响，产生政府体制变迁的压力，政府体制向集权式或分权式的变迁方向却要取决于信息化以外的因素，并对电子技术在政府中的应用模式产生影响。处于信息化发展模式的大背景下，出于国际竞争力提升的考虑，政府有足够的理由对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提供相机抉择性补贴，这种补贴的效率在于对发展型政府长期执政的稳定预期，如果没有可信的政府承诺机制与监督制约机制，“发展型"政府向“勾结型”政府演化的风险可能存在（关于发展型政府与勾结型政府的分类，可以参考张五常在2002年、青木昌彦2001年的著作）。

第二，信息化与人力资本类型的转换。信息技术的扩散使得人力资本的心智模式发生变化，企业对人力资源类型需求在信息化发展模式下将有不同，而可得的人力资本类型又决定着企业家对组织模式选择并进而制约着企业信息化的发展方向，辩证地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将会是有效益信息化的关键所在。政府人力资源培训的相关政策安排将对此发生一定作用。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导致的人力资本类型需求的变化又对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并推动着中国的“二元"经济模式向“三元"经济模式转变，采取何种政策措施缓解“数字鸿沟"的持续扩大，成为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

第三，经济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最优信息化路径。基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禀赋与“二元"经济现实，在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中，政府既有提升产业技术水平的内在必要性与动力，又要受到资源禀赋的约束，在权衡利弊的两难冲突中存在一个最优信息化路径；在最优信息化路径中，高科技信息产业研究开发、关键共性技术推广利用、人力资本培训支出及其分配，以及政府组织结构重整保持着内在的协调性，保证了信息化推进的可持续进行。

1．3．3　研究的理论基石、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1）理论基石

本书建立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论述框架，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大胆引进与借鉴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论述，结合西方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历史与我国十多年间的信息化实践，对促进信息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机制与政策选择做深入研究。

（2）研究方法

①历史逻辑与比较借鉴法。西方发达国家信息化历史既有成功经验，也造成了相当多的经济社会问题，比较中西方信息化实践的制度背景及其推动逻辑，有利于深入理解处于转型期的我国信息化实践，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信息化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②经济计量以及模型演绎法。对于信息化与政府、信息化与企业、信息化与人力资本等领域的关键问题进行模型演绎与经济计量，使结论更可靠与更清晰。

③实地调查与访谈法。针对企业信息化与电子政务的有关问题，深入政府机关与企业进行调查，以获得第一手资料，进行分析研究。

（3）创新之处

本书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经济学在信息领域的运用，提出并系统论述了促进信息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最优信息化路径与政策选择，这就将各种散见于各地的成功的信息化实践整合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这在目前国内的研究中还不多见。

【注释】

[1]Paul Schreyer，“ICT Contribu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o Output Growth：A Study of The G－7Countries"，STI Working Paper 2000／2．

[2]Saxenian，A．（1999），“The Silicon Valley－Hsinchu Connection：Tchnical Communitie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Mimeo，Stanford University．

[3]Steven Casper，Henrik Glimstedt，“Economic Organization，Innovation Systems，and The Internet"，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Vol．17，No．2，pp．265－280．

[4]［美］曼纽尔·卡斯泰尔：《信息化城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5]Marcin Piaktkowski The Instituitnal Infrastructure of The New Economy and Catching－up Potential of Post－socialist Countries Http－papers．ssrn．com

[6]吴刚、施利：《经济增长的引擎——信息化》，冶金工业出版社，2002年。

[7]李晓东：《信息化与经济发展》，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

[8]李继文：《工业化与信息化在经济发展史中的内在逻辑性》，《经济学家》2001年第2期。

[9]夏兴园：《论知识经济的兴起与经济增长点的选择》，《当代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

[10]Lin，J．Y．（2001），“Development Strategy，Viability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The Inaugural D．Gale Johnson Lecture，Presented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on May 14．

[11]邹薇、代谦：《适宜技术、人力资本积累与长期增长》，《2003中国制度经济学会交流论文》。

[12]吴敬琏：《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制度重于技术》，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

[13]傅家骥、雷家 、程源：《技术经济学前沿问题》，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

[14]李京文、甘德安：《建设“数字城市”的内涵、任务与对策》，《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第10期；承继成、王浒：《城市信息化的基本框架》，《测绘科学》2000年第4期。

[15]对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十五”计划起草小组成员刘鹤的专访摘要，见2001年3月31日《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