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起步

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即19世纪60年代开始起步的。

19世纪60年代之前,中国的传统教育一直是一种单一的封闭的教育体系。尤其是明清时期,整个教育完全被镶嵌于程朱理学与八股文糅合的模具之中,学校完全成为一个封闭的科举预备场所,整日趋使学子嗜利苟得,腐心于无用之空文,陷溺人才,不周时用,从而最终窒息了传统教育中的生机活力。早在鸦片战争前夜,龚自珍就猛烈抨击过这种空疏无用的教育制度,斥其“摧锄天下人才”。身历鸦片战争的魏源则进一步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第一次提出了改革传统教育的新方向。然而,在深寂寥落的当时,龚、魏等人的呼喊犹如长夜中的一道闪电,稍纵即逝。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现实以及南京城下之盟,终于使一部分封建士大夫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惊醒。由御侮而求自强,而学习西方逐渐形成为一股社会潮流。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威胁下,也感到不能再照老样子统治下去了。他们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看到了西方国家“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1]。因为这种惊叹与仰慕,使他们也开始兴办了中国第一批近代企业,创办了第一批新式学堂,第一次派遣了留学生,第一次建设了近代海军,等等。他们企图借西方科技作为清帝国的强心剂,以巩固封建统治。但正是这些做法,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板块开始缓慢地松动与变化,新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也随之萌芽,从而揭开了中国资本主义历史的序幕。这就是近代史上所谓“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兴起与世界资本主义潮流是紧密相连的。19世纪中叶,世界的主要潮流之一即资本主义潮流继续冲击着全球各个角落。欧美主要国家都已成为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俄国、日本也都处在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进程中。这一强大的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潮流“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了世界近代化运动中来了”^[2]。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对封建统治者来说,他们极希望孤立于这股世界潮流之外,因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中国的首要条件”^[3]。但是,英国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使封建统治者的希望化为泡影。洋务派首先看到了这一变化趋势,他们以“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来阐述这一局势的严重性^[4],从而提出了“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的设想。他们是当时中国最清醒的一部分人。他们出于切身的阶级利益,并利用他们手中的统治权力,担负起了艰难的历史使命。中国教育近代化的第一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同时迈开的。洋务派在创办洋务的过程中,深切感到了旧人才的明显缺陷,因而迫切期望能有一种既能恪守封建之道又能懂点西文西艺的洋务人才应运而生。于是,他们在不改变传统教育体制的前提下,办了一些新式学堂,之后又派遣了数批留学生,之后又对科举考试做了一点变通,以补救传统教育之不足。

从洋务教育的内容看,办新式学堂是一项主要工作。在三十几年的时间内,洋务派先后创办了三十几所新式学堂。这些学堂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为外国语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一类为技术学堂,如福州船政学堂、上海电报学堂、天津西医学堂等;一类为军事学堂,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广州鱼雷学堂等。从这些学堂的类型,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洋务派对洋务人才的基本要求,也可以看出洋务教育对西方文化的基本选择。

外国语言文字的重要性首先为洋务派所认识。奕(1832—1898)在奏请开设京师同文馆时说:“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5]又说:“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6]李鸿章(1823—1901)也指出;“遇中外大臣会商之事,皆凭外国翻译官传述,亦难保无偏袒捏架情弊。中国能通洋语者仅恃通事,凡关局军营交涉事务,无非雇觅通事往来传话,而其人遂为洋务之大害。”^[7]这些通事,多为通商口岸的商人或外国传教士所办“义学”的学生,他们唯利是图,“惟知藉洋人势力拨弄挑唆以遂其利欲,蔑视官长,欺压平民,无所忌惮”^[8]。因此,洋务派认为必须培养一批可靠的翻译人才,才足以应付洋务诸事。尤其是《中英续增条约》中规定,以后一切文书俱用英文书写,仅在三年内配汉文。这些屈辱的条文使外国语言的教育显得更为紧迫和必需。

由于发展近代工业,创建新式军队的需要,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也为洋务派所认识。奕在奏请于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时说:“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著实工夫,即习皮毛,仍无俾于实用。”^[9]左宗棠(1812—1885)在奏请开设福州船政局时说:“兹局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非如雇买轮船之徒取济一时可比。”^[10]后又针对外国有意刁难阻挠之事说:“如果轮船学造已成,夺彼所博,彼将弭耳帖伏,不敢妄有恫喝矣。”^[11]李鸿章在奏请开设天津武备学堂时说:“我非尽敌之长,不能致敌之命,故居今日而言武备,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若仅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材,以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12]张之洞(1837—1909)在奏请开设广东水陆师学堂时说:“特是时势不同,船炮机算诸端至今日而巧者益巧,烈者益烈。若欲应时制度,固非设学不可。”^[13]可见,洋务派认为西方的强盛根本在于船坚炮利,在于先进的科学技术。因而学习和引进这些先进成果,培养一批精于此道的专门人才,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途。故而科学技术教育得以冲破传统教育的框架,在近代中国争得一席之地。

应该说,洋务教育对西方文化的选择仅限于“西文”和“西艺”,是相当肤浅的。然而这又是近代教育变革必须要走的第一步。任何文化的变革,总是从物质文化的层面开始的。近代中国认识西方文化,是由武力接触开始的,因而最直观的印象便是西方的船坚炮利。这种认识反映到教育上,便首先表现为教学内容的改革。这一变化打破了传统教育以儒家经典为一统天下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更新了人才培养的目标,为中国新教育的发展打开了一个缺口。

派遣留学生也是洋务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容闳(1828—1912)最早提出了这一倡议,立即得到洋务派的赞同。在曾国藩、李鸿章看来,派人出外学习与国内创办学堂应是同时并举的两件事。因为对科技知识“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如能亲临其地,则更可得其精奥。故如能选派一批“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计,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14]。在曾国藩等人的推动下,从1872年至1886年,洋务派共组织和派遣了数批留学生,分赴美国和欧洲学习。这一举动,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开风气之先的。古代中国一直满足于先进文化输出国的地位,乐意对外国崇拜者送往迎来。明清时期更是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锁国,把西方先进文化拒之于国门之外。而洋务派此举则与传统的做法大相径庭。它打破了传统教育的封闭格局,展示了教育要顺应世界潮流的发展方向。

另外,洋务派为保证洋务人才能学以致用,又在变革科举上进行了一定的尝试。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八股取士的弊端愈益显露出来,深为洋务派不满。因而他们纷纷上奏折建议变通科举。先是有沈葆桢请设算学科,丁日昌请奏武科改试枪炮,其后有李鸿章请开洋务进取科,礼部奏请考试算学,沈葆桢奏请停止武科,张佩伦奏陈武科改试洋枪,潘衍桐请开艺学科,陈琇莹奏请将明习算学人员归于正途考试,给予科举出身。1887年,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商议,要求各省允许报考算学。1888年的戊子乡试,总理衙门将各省送到的考生及同文馆学生32人,试以算学题目,取中举人1名。戊戌变法前夕,又设立经济特科,考以内政、外文、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六项。尽管这些变革微乎其微,但它毕竟打破了盛行数百年的八股取士的僵死格局,表达了要选拔新式人才的意向。

从洋务教育的这三项内容来看,虽然其规模小、起点低、人数少,但它却顺应了历史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因而它的历史地位应该予以肯定。从洋务派的本意来看,它并不想走得太远,更不想改变传统教育体制。但是,新事物在旧体内总是一股较有活力的因素。人们虽想把它限制在原先许可的范围内,但却很难完全如愿。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教育改革的要求已不停留在教学内容上了,也不满足于西文、西艺那些皮毛的西学了。人们开始从“广民智”的角度,要求在更大范围内批判封建教育,发展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兴学校,建学制的呼声汇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潮流,以致在1901年清政府也不得不宣布变法,实行“新政”,从而导致了1904年的“癸卯学制”的出台。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这就宣告了传统教育在体制上的结束。从这一意义上讲,洋务教育揭开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序幕。它的实践,为近代教育改革做了量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