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学的办学

一、私学的恢复和发展

私学产生于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就是孔子在私学教授过程中所建立的。后代儒者亦多兼事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儒家虽然大力提倡由统治当局兴办和主持教育事业,但决不反对私人教学,因为这本是儒者个人的事业。荀子认为,儒者能够“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1],无论是“美政”还是“美俗”,除个人人品与道德修养的感召外,从事教育活动当是重要措施。

汉代统治者从秦代禁止私学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认识到社会政治生活,包括民间的学术活动在内,是不可能用简单禁止的手段加以控制的。控制思想意识只能通过引导的方法,关键是要注重实质内容,而无须在办学形式上过多计较。既然太学招生名额有限,地方官学一时也难以普及,那么,让人们自行求学和施教,只要教学内容符合封建专制统治的利益,又何必不由其为呢?这样既可以节省官方办学的投入,又可以弥补官学不能满足人们学习需求的空缺;既培养了更多的治国人才,又扩大了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启蒙教育,政府不可能也无必要去承担办学和管理职责,由民间自办是唯一可行的方式。因此,汉代统治者从一开始就对私学采取了宽容乃至鼓励的政策。汉高祖讨伐项羽,举兵过鲁时,鲁中诸儒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汉军并未干预。“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奉常,诸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2]。按叔孙通为其弟子请官:“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共为仪,愿陛下官之。”^[3]高祖遂将他们全部任为郎官。这种举措对私家教学无疑起到劝导作用。至汉惠帝时正式废除秦“挟书律”,从而在法律上最终消除了私家办学的阻滞。汉文帝派晁错赴济南伏生处学《尚书》,则是皇帝让私学代培学生了。汉代私学的学习和教学经历可以成为选士、任官的依据,出自名师门下的更具优势。东汉保举博士的标准中有授门徒50人以上一项,即只有从事过相当规模的私家教学经历的人才有资格充任博士。《续汉书·舆服志》记载举行进贤之礼时的冠冕之制:“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博士以下至小吏、私学弟子一梁。”私学弟子可与一般官吏戴同样的冠冕参加进贤典礼。所以,汉代虽不像宋代以后那样有直接倡导私学或书院的措施,但一般的政策措施环境也是有利于私学发展的。

汉初,儒家各门经学在民间的教学均开展起来。据《汉书·儒林传》记载,《易》学以田何为宗师,主要在齐地传授,也通过周王孙、项生、丁宽等弟子传播到中原梁魏地域,此外燕赵间亦有韩婴传《易》。《书》学起自济南伏生,遂教于齐鲁之间,“山东大师亡不涉《尚书》以教”。文帝时晁错受学,传至京师。《诗》学有鲁、齐、韩(婴)三家传习。申公在鲁地教学,“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可谓当时规模最大的私学了。《礼》学的大本营也是在鲁地,有高堂生、徐生等大师。《春秋》公羊学有胡毋生“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另一大师董仲舒则在赵地培养出褚大、嬴公、段仲温、吕步舒等一批弟子。穀梁学源于鲁地,瑕丘江公自申公处学得。总的来看,汉初的私家经学传授发端于齐鲁和赵燕两个地区,又以齐鲁最为集中和发达,作为经学教育向外扩散的主要辐射点,这显然是该地作为周、孔故里、礼乐之邦的文化背景所致。而后学术才逐渐传播到中原、关中及江淮、蜀地。

汉武帝独尊儒术,所选五经博士正是当时治学声望最大、已桃李满园的这几家经师,正式由官方给他们配备弟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代官方教育还是在私学教育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然而,西汉建立五经博士之后,由于囊括了当时最有声望的经师之学,使博士官学即便是在学术上一时也居于绝对优势,这样,对于私学来说实际上是遭到釜底抽薪,一时则相对衰微下来。博士还可以“搭车”招收较多的私家弟子,而一般私家经师的学生,少到只有数人,甚至是单线传授、父子相传,故很容易成为“绝学”。如《穀梁春秋》学在武帝时本相当兴旺,由于武帝尊公羊而贬穀梁,穀梁学到宣帝时竟只有蔡千秋一人能通。“上悯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4],还是靠官方力量才将其学扶植起来。总的来看,西汉中后期的私学处于发展的低潮。著名的私家经师十分少见,如眭弘有弟子百余人,赣遂授徒数百人,已是为史书称颂的壮举了。

随着经学的繁衍滋盛,博士之学发生分化,“在野”的古文经学不断发展,学派之争渐趋激化。各派经师为了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争取政治上的地位,都要在私家传授上下功夫。而经学影响的日益扩大、有志向学的人日益增多,加上造纸术的运用大大改善了学习条件,这些都为私学发展提供了厚实的社会基础。所以到东汉时,私学教育得到很大的发展。班固《两都赋》称“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5],主要是指私学。范晔在《后汉书·儒林传论》中概括道:

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黉)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舍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

此时的私学已布满天下各处,其规模也相当之大,求学于著名大师的门徒往往成千上万。如蔡玄“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6]。楼望“教授不倦,世称儒宗,诸生著录九千余人”^[7]。张兴“声称著闻,弟子自远方至者,著录且万人”^[8]。如此众多的学生不仅地方官学无法相比,就是太学的规模也显得逊色,而太学只不过一所而已。私学的发达由此可见一斑。

二、私学的办学者

准确地说,凡不由政府主持、不在国家学校体制之内的教学活动均可列入私学范畴。纯民间办学自不必论,即便是国家官员所主持的教学活动,只要不是根据政府指示而办,不具有政府专项经费开支,就只能算作私学。博士官也不例外,如果他是在按政府规定录取的博士弟子外又自行招收门徒的话,也应视为私人弟子。例如牟长“自为博士及在河内,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9],这千余人当然不可能全是正式的博士弟子。又如张长安、唐长宾、褚少孙都是博士王式的学生,是在王式免职居家时登门求学的,自然也不是博士弟子,而是王式的私家弟子,所以后来唐、褚二人又有“应博士弟子选”^[10]之举。可见不能将凡受业于博士的人都视为太学生。

汉代对个人办私学没有什么禁限,故私学的办学者成分很是复杂,大体上可归为官僚士大夫和民间士人两大类。从教学与做官的关系上看,又可分为在职官员兼行教学、退职官员居家教学、学者先行教学以待仕进和潜心教学不愿仕进等类别,其间亦有交叉。

独尊儒术后,官僚士大夫阶层基本上都是精通经学人士,有些人本来就出身于经学世家。他们“虽有官,不废教授”^[11]。如丁鸿承袭陵阳侯,就任后开门教授,徒众甚广。鲁丕拜赵相,门生就学者常百余人,关东称誉为“五经复兴鲁叔陵”^[12]。楼望为左中郎将,教授不倦诸生著录9000余人。这是规模较大的办学,不过著录者多是挂名学生。在职官员公务繁忙,不大可能教授众多弟子,一般的只是个别传授而已,如严彭祖“以太傅官终,授琅琊王中”^[13]。在职官员办私学的动机,一是出于原有的治学传统,虽做了官也不愿放弃学业。加上其中许多人本是卓有造诣的大师,深得学界推崇,做官后声望更高。如张兴“拜太子少傅,显宗(明帝)数访问经术,既而声称著闻,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14]。求教者如此众多,恐怕也有点儿欲罢不能。二是基于政治的需要,即通过广招门徒来壮大个人的社会政治势力。如袁绍在汉末威望很高,就是因为他家“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15]。无论在治世还是乱世,弟子门生都是很重要的社会资本。受此吸引,非士大夫官员,如外戚、权贵、豪强乃至宦官,也有招收门徒以扩充势力的,但他们只能收徒而无力教授,不能算在私学内。

士大夫官员退职后,如果精力尚佳,许多人都从事私家教学。退职的原因不一,有告病、告老退休的,这占多数。如董仲舒“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16]。魏应“以疾免官,教授山泽中,徒众常数百人”^[17]。有被罢免官职的,如王式为昌邑王师,因其被废受株连,免官还家,先收张长安为弟子,后唐长宾、褚少孙亦来求学;李恂被罢免武威太守后,“步归乡里,潜居山泽,结草为庐,与诸生织席自给”^[18]。也有无心居官而主动辞职、归家讲学的,如王充为郡功曹,因言行不容于上司同僚,愤而去职,“屏居教授”^[19]。退职官员也有继续介入时政者,如申公“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20];韦彪任郎中,因病免职,“复归教授,安贫乐道,恬于进趣,三辅诸儒,莫不慕仰之。显宗闻彪名,永平六年,召拜谒者,赐以车马衣服。三迁魏郡太守”^[21]。则退职教学成为获取良好升迁的跳板了。不过更多的退职者不再留恋政务,而是一心治学和培养后进。如周磐因思母,弃官还乡里。母病故后,就在墓侧建庐屋,教授门徒常有千人。

尚未入仕的士人收徒授业,在私学办学者中占的比重最大。一般说来,士人学业完成后,如果未能随即做官的话,通常都从事教学活动。如程曾“受业长安,习《严氏春秋》,积十余年,还家讲授。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22]。如果学习优异的话,甚至学业尚未完成就已有弟子相从了。如翟方进为太学生时,因“经学明习,徒众日广,诸儒称之”^[23]。施教可以说是士人学以致用的基本途径,也是被选用为官之前的一个过渡。同时,它又不是消极等待,通过施教达到教学相长,既扩大了社会影响,又提高了个人的学术造诣,还培养了一批可以相互支持扶助的门徒,对经师个人发展和前途有着明显的好处。

许多士人就是因办私学而获得了社会声望和知名度,从而顺利入仕。如鲁丕就是以《鲁诗》《尚书》教授而为当世名儒,直接被朝廷征用,拜为赵相。冯豹“以《诗》《春秋》教丽山下,乡里为之语曰‘道德彬彬冯仲文’”^[24],由此举孝廉,拜尚书郎。

但也有一些士人只是隐居办学,而不求入仕为官。西汉时这种情况尚属少见,东汉时则时有所闻。两汉之际动乱时,曾出现过一些隐居教授者。如刘茂教授门徒常数百人,王莽篡位后,他遂“避世弘农山中教授”^[25]。杨震之父杨宝“哀、平之世,隐居教授”^[26]。王莽欲征为官,他率徒遁逃。这种隐居办学只是避乱而已,一旦天下平定,多数人还是不拒绝入仕为官的。如洼丹“王莽时,常避世教授,专志不仕,徒众数百人。建武初,为博士”^[27]。也有坚决不愿为官者,东汉初,高凤授业于西唐山中,名声著闻,太守连召。他自称是巫家子,按规定不得为吏,以此来摆脱征辟。

东汉中叶以后,朝政日衰,儒家士大夫愈加难以在朝中正常发挥作用,博士官学的地位也在下降,正直、清高的学者对作官的兴趣大减,更注重私家教学与研究。特别是东汉末年政局动荡,隐居不仕、从事私学教授的学者比比皆是。著名学者郭泰(林宗)回答劝他入仕的人说:“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知也。”于是不应征辟,“闭门教授,弟子以千数”^[28]。其隐居办学的动机主要是明哲保身,后来果然因此得免于党锢之祸。又如郑玄先是受党锢牵连,不得为官,乃隐修经业,“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党禁解除后,有关当局多次征辟,乃至直接授以官职,他都予以推辞。他在《诫子书》中自述:“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29]则是把治学作为个人志向所在,不过他也是洞察当时朝政已不可救药,不想再把自己卷进去了。这些学者在本籍都有较高的声望,受到地方当局的尊重,有的在办学的同时还参与地方政务。如《赵宽碑》记载他于永建六年(131年)称疾辞官返乡,县长“优号三老,师而不臣。于是乃听讼理怨,教诲后生百有余人,皆成俊艾”^[30]。赵宽以县三老的身份办学,则此学已带有地方官学的色彩,但性质还是私学。

三、私学的办学形式

汉代私学通常都是独自办学,即经师个人招徒授业。也就是说,学生可以多寡不等,但办学者和教学者都是同一个人,尚未发现有办学者聘请其他人任教师的,也没有发现两人以上共同执教于一学的情况,可见私学在汉代还是比较原始的。另外,经师独自办学,也可以充分体现个人风格,具有高度的灵活性。

汉代私人办学,有的是设立了专门的教学场所,其校舍通常称为“精舍”或“精庐”(《后汉书·儒林传论》之概称)。例如刘淑“少学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31]。檀敷“举孝廉、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远方至者常数百人”^[32]。王阜“少好经学,年十一,辞父母,欲出精庐,以尚少,不见听”^[33]。李充亦“立经舍讲授”^[34]。这类私学打出某某“精舍”或“精庐”的旗号,显然具有公开招揽门生的色彩,规模一般都较大,教学也比较正规。如董春曾在京房处受《易》,后还乡为师,“立精舍,远方门徒学者常数百人。每升讲堂,鸣鼓三通,横经捧手,请问者百余人”^[35]。他的精舍有能容百余人的讲堂,每开课时还要鸣鼓三通,真是相当气派。

如同孔子既有杏坛执教,也有颠沛时大树下的讲学经历,汉代私学也有在各种地点和场合随机开展的教学活动。例如,夏侯胜在狱中接受黄霸的学经请求,“系再更冬,讲论不绝”^[36],私学竟办到监狱中。桓荣奔师丧至九江,“负土成坟,因留教授,徒众数百人。(王)莽败,天下乱,荣抱其经书,与弟子逃匿山谷。虽常饥困,而讲论不辍。后复客授江淮间”^[37]。在老师墓地所在开办私学,既带有居丧意义,又是继承师业的明显表示。至于动乱期间流落在外,隐居教学的就更多了。颖容“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刘表以为武陵太守,不肯起”^[38]。郑玄在黄巾军攻入他的家乡北海时,也曾率弟子到不其山(崂山)中避难,并开展教学。

还有完全出自个人意愿而随机办学的。如张楷门徒常达百人,又有许多不时前来造访的仰慕者,搞得徒众无法学习。而且住宅周围往来车马人员众多,从中赚取利润的店铺纷纷开办,竟成了热闹的商业街巷。张楷为躲避喧扰,便隐居到弘农山中。“学者随之,所居成市,后华阴山南遂有公超(张楷字)市”^[39],结果隐居讲学之处又成了一处繁华集市。又如孙期“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泽中,以奉养焉。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40]。一面放猪,一面向尾随不舍的弟子传授学业是十分有趣的景象。

不过大部分私学还是经师在自己的宅第举办。其中也有设专门的施教场所的,只不过没起“精舍”之类的名字大肆张扬而已。如东汉有“关西孔子”之誉的杨震,宅内就设有讲堂,还设有看管料理讲堂事务的“都讲”。马融居家教学的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41],更是气派奢华。当然,此类有专门设施的私学只有阔绰的经师才办得起。至于收徒很少的私学,以个别教学为主,可以随时随处进行,也不需要设专门的教学场所。

汉代私学办学形式灵活多样,但是有一个规矩是被普遍遵行的,即弟子必须登门拜师求救,或赴教师设立的专门场所学习。而不得招聘教师到自己家里来施教。即使是在君主教育中,也有汉明帝亲赴桓荣府第受业之举。这个规则本自《礼记·曲礼》所规定的:“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郑玄注:“尊师重道。”学生主动前往,既是尊重教师,也是表示对学业的向往和虔诚;反之,则不仅是对师不恭,更重要的是缺乏虔心求道的精神,是难以有所上进的。教师拒绝“往教”也是为了维护“道”的价值和尊严。另外,儒家主张善教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42],教师主动登门施教也违背了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原则。《吕氏春秋·劝学》亦言:“往教者不化。”

成帝时,御史大夫张忠辟颍川吏孙宝为本府僚属,想让他为自己的儿子授经,并且专为他安排了屋舍及一应器物,提供很好的待遇,但孙宝托辞谢绝了。张忠很不高兴,后又让孙宝做主簿,这是一般清高之士都不屑担任的职务,孙宝这回却安然搬入署内就职。张忠甚为不解,让人探听缘故。孙宝说:“高士不为主簿,而大夫君以宝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独自高?前日君男欲学文,而移宝自近(让我去就他而教)。‘礼有来学,义无往教’,道不可诎,身诎何伤?”^[43]。屈就主簿,羞辱的是个人;而应召登门上府去教他的儿子,羞辱的是师道。师道是不可屈的,个人受点委屈羞辱倒算不得什么。张忠明白这个道理后十分惭愧,并敬佩孙宝,上疏荐举他做了议郎。

王莽为大司马时,召王仲子欲求教。王仲子的门生郭宪劝阻他不要前往,也是依据这个道理:“礼有来学,无有往教之义。今君贱道畏贵,窃所不取。”^[44]仲子不敢不去,又不能亵渎师道,于是以“正临讲业,且当讫事”为由,故意拖到日晏方去见王莽。王莽问起缘由,仲子据实以报,王莽也无话可说。可见汉代尽管是私家教学,办理起来仍是相当认真的,在尊崇师道上一点含糊不得,这也是出自独尊儒术后社会对经学的高度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