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与中国教育财政观的争论

第三节　苏联与中国教育财政观的争论

由于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初即深受苏联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教育财政观念的变迁与苏联的关系难解难分。中国教育界对于苏联教育的态度,可视为探察这一时期中国教育财政观念变动的风向标。

一、免费教育和民办教育的争论

免费教育还是收费教育？教育民办还是教育国有化？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20世纪50年代,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已建立起免费义务教育制度,国家承担很大部分办学的责任。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根据地时期也曾实行免费教育。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办学模式的探索也伴随对这一问题的思索。

1951年《人民教育》发表苏联初等教育方面的文章,文中阐述苏联人民教育制度的十个基本原则。如,对17岁以下的男女儿童实行免费和义务的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学生们由国家供给膳食、衣服、书籍和文具等；国家用种种办法对工农作全面的帮助；高等学校的课堂大大开放,对愿意听课和学习的人,给他们以种种方便；等等。^[40]可见,这时中国国内的宣传苏联的人民教育原则,无疑支持免费教育和教育国有化的制度。

1954年中国教育界开展关于中国过渡时期的教育性质和任务讨论,教育界在学校国有化和普及义务教育两个问题上发生分歧。学者通过对于中国和苏联教育发展分析,争论的双方一致认为中国需要节约国家的教育经费,支持国家工业化。事实上,1954年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已正式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尤其是以重工业为中心。

在这场争论中,柳维光批评王铁提出新民主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共同因素是:“各级学校教育都要学苏联,逐步实现学校国有化”。柳维光认为学校国有化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内的事情,过渡时期的首要任务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文化生活水平。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发展,相应培养建设人才。^[41]面对批评,王铁在《人民教育》1954年7月号上发表《关于过渡时期教育怎样为生产建设服务问题之我见》,他放弃原有的国家办学观点。他写道:“苏联十月革命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在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根据社会主义工业化内部积累资金的原则,要节约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包括教育经费）。直到1930年至1934年,才有条件在农村普及初等教育,在城市和工矿区普及七年制教育。”^[42]“我国现在工业化刚开始,农业人口还占压倒多数,也就是正处于节约一切不必要开支的时期,因此,教育工作人员必须厉行节约,从思想上彻底纠正盲目冒进的偏向。否则,就会损害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社会主义工业化。”^[43]双方一致同意在计划经济下,节约国家教育经费,发展工业化。但是,仍有其他研究者在质疑教育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地位和任务,1954年9月,《人民教育》刊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教育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一文,文章指出:如果认为当前教育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则有很多问题不能解释,例如:为什么不说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说只有经济建设高潮到来之后,才能出现文化建设高潮；为什么不立即实行普及义务教育等等。^[44]

虽然教育研究者强调中苏教育发展模式不同。但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前,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对中国仍有影响。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同时肯定苏共二十大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人民教育》在1957年1月仍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总顾问,谢·纳乌莫夫的《根据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谈苏联国民教育的几项任务》,文章指出:根据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人在新学年内必须做到使所有应受教育的儿童和少年都有入学,并且保证不使任何一个学生无故退学。国家采取下列措施来保证这一任务付诸实现:（一）政府决定取消普通学校高年级的学费（一至七年级学生过去就不缴学）；（二）增加了教育拨款,特别是用来新建学校和扩充设备的拨款；（三）广泛地动员集体农庄建设学校和扩充学校设备；（四）政府允许在学校里为那些没有合适的家庭环境的儿童组织延长学习日的小组。参加这种小组的儿童,在放学以后仍能受到教师的照料和指导。他们在放学以后在学校里散步、吃饭、休息,在教师指导下完成家庭作业,直到学习结束后才回家。（五）对于经济上有困难的儿童,在鞋子、衣服及伙食方面给予物质帮助。这些措施为顺利地实施普及中等教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45]

苏联的教育发展模式与中国以“两条腿走路”办学方针,以群众路线发展教育的模式差别明显。随着中苏关系变化,如何消除苏联教育的影响,论证中国教育发展道路的合理性,成为国内文教界难题。文教部门的高层官员对于苏联的教育理念进行重新解释,可视为这一压力的反映。1958年4月,陆定一解释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的教育学有“新旧”两个版本。旧本子说学校只许由国家办,要单轨制,要义务教育,“义务”就是强迫；还要免费教育,所有的学校都要国家拿出钱来办,别人连合作社在内都不许出钱办学。苏联就是要搞这样的教育。可是我们中国人多,又穷,又白,离共产主义还远,照这样办就进得太慢了。陆定一指出凯洛夫教育学对中国不适合的地方,其中有一条就是:“过分死板的统一,一定要强迫,只许国家办学,单轨制等等。”^[46]进而,他指出:“不要死板规定只有国家才能办学,只许单轨制,必须强迫和必须免费等等”。^[47]

二、生产劳动和非全日制教育的争论

教育与劳动结合问题不仅涉及教育目标问题,而且涉及教育经费问题。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部分,对苏联教育理论产生重要影响。据国内学者的研究,凯洛夫1948年版《教育学》对劳动教育花了不少笔墨,但在1956年版《教育学》中却取消了“劳动教育”这一章,给人以忽视劳动教育的印象。^[48]

1958中国的《教育译报》在第一期刊载《第一国际第一届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马克思在《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几个问题的指示》中写道: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每个儿童从九岁起都应当成为生产工作者。除第一级以外,综合技术学校费用开支的一部分应由出卖这些学校自己的产品来补偿。（9～13岁为第一级）^[49]很难说是巧合,正是这一年年初,中共中央开始鼓励学校经费自给和半自给。

1960年中苏分歧逐渐公开化。教育领域中,“劳动”和“文化”问题、办学模式问题成为中国批判苏联教育理论的焦点。1960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在省市委文教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着意突显中国教育的优势,指出中国高等学校比苏联多。^[50]龚育之回忆道:1962年中国的大参考上刊载一篇文章,是苏联教育科学院批判斯大林的文章,说斯大林后来把苏联革命初期劳动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都搞掉了,列宁夫人、教育家为此进行过斗争。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要求把情况搞清楚,这个任务交给中宣部,中宣部交给了他。^[51]为此,龚育之用几个月的时间整理了《关于苏联教育思想发展的一些历史材料》,作为专辑,刊登在《宣教动态》上。今日解读龚育之整理的资料,可以发现,他十分明确地指出劳联只是在战时和经济复苏时期考虑学生劳动的经济意义。1940年苏联出版的《教育学》著作就有苏联教育家提出“我们可以给儿童安心学习的可能,不用通过劳动来挣一块面包。”^[52]斯大林和列宁夫人的主要争论不涉及生产劳动的经济意义问题。

1963年7月,中苏同盟公开破裂,此后,对于苏联教育的批判日趋激烈。1963年11月,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指出:现代修正主义别有用心攻击我们,说我们什么“迷恋于生产劳动”,“不注意学习苏联教育经验”,“教育成效不好”,等等,企图根本否定我国教育革命的伟大成绩。^[53]

1964年3月,陆定一在全国教育厅局长会议上批评苏联:“苏联只讲有文化,从来不讲劳动者。”“凯洛夫教育学错在什么地方？只注意文化”。凯洛夫教育学是“真资产阶级的教育学”,“假无产阶级教育学”。“毛主席曾经那样尖锐地提出问题来,说你们教育部是苏联的教育部,还是中国的教育部！”^[54]从陆定一的转述中,可以清晰发现中国最高领导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

1964年5月,中共中央批转河北省农村教育问题的材料,文中态度明确: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这是党的方针。只办全日制,一条腿走路,这是照抄苏联的教条主义,是错误的。^[55]

从以上争论可见,苏联教育体制中的教育国有化、全日制学校、注重普通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等制度在中国经历了由提倡到被批判的过程,最终被视为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而受到批判。苏联教育中的相对重视劳动、科技等特点则未受到严厉的批判,相反,在中国发扬光大。两国外交关系虽然一定程度影响到苏联教育理念在中国的影响,然而这些教育理念本身是否与中国政府的执政政策一致,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