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期刊与教育理论传播

第一章　中国教育期刊与教育理论传播

本章主要探讨中国教育期刊与教育理论传播问题。我们以大众传播学的视角，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以20世纪上半叶上海教育期刊为例，探求教育期刊传播教育理论的过程、内容及其运用的传播策略。

第一节　教育期刊与教育理论传播概述

“教育理论传播”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或者活动呢？这需要从“传播”这一概念说起。现代社会，人们无时无刻不在领略传播活动的种种作用。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将传播的作用视为理所当然、不言而喻，也就很少能想到“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很少会想到给这样一个无所不在的现象下个定义会有什么困难。当研究人类信息传播的传播学科兴起时，传播学者对于“传播”的解释出现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形，很难找到统一的意见。

麦奎尔等人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一书罗列过比较典型的三种学术观点：（1）“传播是个人或团体主要通过符号向其他人或团体传递信息、观念、态度或情感。”（S．A．西奥多森和A．G．西奥多森，1969年）；（2）“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而言，传播是一个系统——信源（信息来源）通过可供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个系统——信宿（信息到达的目的地）的过程，这些符号能够通过连接这两个系统的信息渠道得到传递。”（奥古斯德等人，1957年）；（3）“传播可以定义为通过讯息进行的社会活动”（格伯纳，1967年）^[1]。显然，西奥多森的定义强调的是讯息（即信息、观念、态度或情感），强调传播是（主要通过符号）传递讯息的过程。奥古斯德的定义强调传播是有目的的，它对传播对象起作用，而且是通过运用符号对传播对象施加影响的。格伯纳的定义则强调传播是传播者与传播对象相互影响的过程。

综合以上对“传播”的不同理解，可将“传播”归纳为人类的传播过程是以符号交流信息的过程。人类信息交流包括将信息制作成讯息（信息、观念、态度或情感）、讯息的发送、接受、讯息储存以及反馈等一系列活动，涉及传播者、讯息、传播媒介、传播对象、传播情景诸要素，导致一定的传播效果，在社会中起着多种作用。按照这样的理解，“教育理论传播”就不难解释了。它是中西方教育理论讯息借助符号（语言、文字）交流的过程，包括了教育理论讯息的创造、发表、接受、储存及反馈等一系列的教育科研环节。

回顾20世纪中国教育史，教育理论传播途径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两种就是“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人际传播”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交谈、传播活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会议、演讲等活动都属于此。例如，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来华后，各地教育界曾邀请他作过多场关于实用主义教育的演讲，对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大众传播”是职业传播者借助一定的传播媒介，定期公开向广大社会公众提供各类信息的活动。中国近代的大众传播媒介主要是书籍和报刊。其中，书籍的出版周期一般较长，一部著作从翻译、写作到完稿和出版，少则需要一两年时间，多则需要十年八年时间。而教育期刊则能灵活、及时、迅速地反映教育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例如，近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多教育理论图书，往往在书籍未出版之前，会通过《教育杂志》的连载，及时地发表于教育界。有学者研究指出：

商务印书馆的译书事业一直在近代最知名的教育期刊——《教育杂志》的配合和策应之下……借助其发行时间长、发行量大的优势，并充分发挥了报纸杂志特有的灵活、便利、时效快、信息新、影响面广等长处，相当程度地支持了商务印书馆对教育理论著作的译介。在商务印书馆尚未进行系统翻译的情况下，《教育杂志》采取对教育理论著作章节内容即译即登的连载，为教育界及时传递近代西方教育学的信息……而在商务印书馆展开了对教育理论著作有组织、有计划的正式出版的情形下，《教育杂志》则转向了以介绍出版信息、并介绍各种相关学术信息为主的工作。由于有《教育杂志》的有效策应，促使中国教育界在译介近代西方教育学理的同时，更有一个近代中西教育思想交流和对话的空间。^[2]

由此可见，教育期刊在传播教育理论方面有着教育书籍无法比拟的优势，正是这种优势使教育期刊对教育理论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不过，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的教育期刊对教育理论的传播都产生过重要作用。实际上，不同类型的教育期刊在传播教育理论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如前所述，教育期刊有着不同的类型，即研究型、辅导型、通讯型和综合型等。各类型有着各自主要的传播对象和传播内容，对教育发展起着不同的作用。其中，综合型和研究型教育期刊在教育理论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通讯型和辅导型教育期刊次之。我们选取的典型刊物以教育研究型或教育综合型期刊为主。

教育研究型期刊主要由教育家个人、教育研究团体、机构或高等学校教育专业的师生创办，以一种或数种教育理论为主要传播内容。这些教育期刊往往是在某种教育理论诞生之初，为配合该教育理论的研究、传播和实践而发行，其传播内容一般不会脱离所传播教育理论的主题范围。如：陶行知先生创办的《生活教育》，主要传播他的“生活教育”主张；陈鹤琴先生创办的《活教育》，主要传播他的“活教育”理论和方法；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教育与职业》，主要探讨职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北京高等师范学堂平民教育社创办的《平民教育》，主要研究平民教育的理论问题；中央大学区立民众教育学院和劳农学院编辑的《教育与民众》，主要研究民众教育理论问题，等等。这些教育期刊各自传播的理论主题在发行之初就已明确。如：《平民教育》编者在《发刊词》中说：“我们要谈的平民教育，不限在学校范围里，社会上种种事情都是教育的材料，可以提举，可以批评，说之不离了平民者便是。这是我们的宗旨。”又如，《教育与民众》“以研究民众教育之学理及实施方法，而求于学术上有所贡献”为宗旨，将传播内容限定在民众教育的理论和实施方法的范围内。

教育综合型期刊往往涉及教育发展的诸多方面，有时甚至兼涉哲学、社会科学的传播内容。不过，传播中外各种流行的教育理论是这些教育期刊的首要任务。如上海近代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著名教育期刊——《教育世界》《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都属大型综合性教育刊物。它们对西方各种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对国内新兴教育理论的积极扶持，以及对中国各种重要的教育理论问题研讨等，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这些将在后续章节中有所阐述。

那么，中国教育期刊在教育理论传播方面到底是怎样的概况呢？大致来说，中国教育期刊在传播教育理论方面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的内容，即西方教育理论传播、国内新兴教育理论的宣传以及国内重要教育理论问题的研究。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在上海诸多刊寿较长、影响较广的教育期刊中，如《教育世界》《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表现尤为明显。下面就以这些教育期刊中发表的教育理论文章为依据，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中国教育期刊传播近代教育理论的概况。

一、传播西方教育理论

通观上海著名教育期刊，如《教育世界》《教育杂志》及《中华教育界》等，西方教育理论传播是它们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期刊传播西方教育理论的具体情况也不同，大致表现为四个阶段。

第一，从20世纪初到民国元年，教育期刊以翻译、介绍西方早期教育家及其理论著作为传播的主要内容。例如，《教育世界》曾大量介绍20世纪以前西方早期著名教育家及其著作，如卢梭和他的《爱弥尔》、夸美纽斯及其《大教学论》、洛克与他的《悟性指导论》、裴斯泰洛奇、福禄倍尔、赫尔巴特及其《普通教育学》、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等。其中，很多关于西方早期教育家和教育著作的文章都是通过翻译日本人的教育研究成果获得的。如：《教育世界》曾连续刊载日本文学士立花铣三郎讲述，王国维翻译的《教育学》（第9—13号）；日本人关信三纂辑，小吴规义译的《幼稚教育恩物图说》（第46号）；美国查勒士德葛尔毛著，日本人中岛端译的《费尔巴尔图派之教育（美国中费尔巴尔图之思想）》（第61—64号）；日本人真田幸宪著的《近世教育之母科迈纽斯传》（第155—158号），等等。这些翻译过来的日文著作有的直接是西方教育理论的日文译本，有的是日本人研究西方教育理论的成果。这些教育理论著作都是日本学习西方教育理论过程中，吸收和加工而成的精华部分，对20世纪中国早期教育界迅速学习和掌握西方教育理论的真谛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二，从民国元年到1919年，中国教育期刊关注了20世纪初兴起的一些西方教育思想和理论。集中传播了实验教育学、勤劳教育理论。此外，对美国哈华大学校长伊略脱创立的实效教育论、早期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人格教育理论等也有所涉及。下面主要对中国教育期刊着力传播的实验教育学和勤劳教育理论作一阐述。

首先，在实验教育学传播方面。1912年，民国成立后，教育期刊在引进西方教育理论方面，首先关注的是兴起于20世纪初的实验教育学。这种关注与当时全球范围以赫尔巴特代表的传统教育学的逐步解体，以及20世纪教育科学的崛起有着密切关系。有学者指出：“研究20世纪教育学科的发展，不能不首先考察实验教育学的产生。确切地说，没有实验教育学对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移植及其成功，就不可能出现传统教育学的解体，也不可能有20世纪西方教育学的发展和繁荣。”^[3]因此，20世纪初，中国教育期刊首先关注并研究的教育理论就是实验教育学。

实验教育学是以教育实验为标志的教育思想流派，20世纪初，流行于欧美各国。1901年，德国教育家梅伊曼（Ernst Meumann，1862—1915）首先将实验教育思想称为“实验教育学”；1907年，德国教育家拉伊（Wilhelm Lay，1862—1926）又出版了《实验教育学》一书，系统阐释了实验教育思想。随后实验教育学在欧美一些国家得到发展。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梅伊曼和拉伊、法国的比纳、美国的霍尔和桑代克。实验教育学以实验心理学为依据，并吸取了实验生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主张通过实验、观察、调查、统计和测量等方法，研究儿童发展与教育的关系，强调从实验的结果中寻找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在方法论上为教育科学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实验教育学者努力把教育学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使教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4]20世纪之初的中国，伴随教育期刊第一阶段对日文西方教育理论著作的译介，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20世纪以前的西方教育理论大量涌入中国。为了更好地在国内实践这些教育理论，就不能不关注实验教育学理论。《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等期刊较早地关注到这一问题，并及时关注了当时流行于西方的实验教育学，一时间兴起了介绍和研究实验教育学的热潮。早在1912年7月，《教育杂志》（第4卷第4号）刊发编辑人员“天一”（笔名）节译的英国罗白氏著的《实验教育学》，是中国较早出现的以“实验教育学”为题名介绍西方教育实验学的力作。文中介绍了当时各国研究“实验教育学”的盛状，并揭示了实验教育的价值及意义，表达了原著作者主张大力发展实验教育及实验教育学的愿望，“凡科学最发达之时，其材料及结论不但取资于质性，且必取资于数量。此霍歇尔氏所以谓数量精密乃科学之神髓也。近倾教育问题亦正将入数量时代，所谓实验教育学者，其研究实趋近于此，而其研究结果世咸以为此乃科学必经之途辙。故实验教育一事，近颇有蒸蒸日上之观焉”，“著名教育家硜德氏百年前之教育讲义中，曾言：欲设师范学校必先设实验学校，世界各国苟欲实行适当之教育思想，则实验学校自不可缺。德与美实验之结果如何尚不可知，英国学生与德美又各不同，良无法以处之，则实验教育之奋起，乃英国教育上必要而不可缺者也。”这篇文章的翻译者是当时《教育杂志》的主编朱元善，笔名又曰“天民”^[5]。他第一次使中国教育界人士了解了什么是“实验教育学”，及其意义与价值。此后，实验教育学成为《教育杂志》等教育期刊研究和刊载的重要课题之一。尤其是身为《教育杂志》编辑的朱元善，一直关注着西方实验教育学，并且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翌年，《教育杂志》上发表了朱元善笔名“天民”的《各国实验教育学之现状》。该文对当时世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验教育学代表人物、研究状况及学术成就作了较为详细的评介，如德国的梅伊曼及其主持的《实验教育学》杂志，拉伊与他的名著《实验教授学》（《实验教育学》），法国的比纳、西门等人，美国的霍尔等人。作者阐明其目的主要为中国教育界提供“借镜”：“欧美先进各国对于实验教育学之研究，其进步之速度大有一日千里之势。盖其各种之研究机构设立完备，关于其研究之报告或著书籍，或刊杂志，所以发表之者不知凡畿。兹略述最近数年间欧美各国之状态，以为吾国借镜之一助。”到底西方实验教育学发展为中国提供了何种借鉴呢？朱元善的结论是：“以上所述，实为欧美及日本最近四五年间之状况，可知，教育学之实验研究，各先进国皆在发达极盛之时，决非如我国之教育尚在幼稚时代也。盖有根底之教育研究若非得确实之实验、视察，决无结果也。”中国既需要实验教育学，又不能贸然发展实验教育。中国教育界面对进退两难之困境，何去何从？通观此后教育期刊发表实验教育学方面的文章，只有连载于1914年第3卷第6—7期《中华教育界》上“太冲”的《实验教育学与禀性问题》。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此间10多年，鲜见教育期刊发表实验教育学的文章。也许当时的教育界以及教育期刊真的选择了《教育杂志》编辑们的观点：以当时幼稚之中国教育，还不能发展实验教育学吧。

其次，在勤劳教育理论传播方面。19世纪90年代，德国完成了工业革命，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位，欧洲的第一位，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经济要求教育为其培养出具有相应知识和受到相应技术训练的工人。在这一背景下，劳作教育，又称勤劳教育、勤作教育思想首先在德国诞生了。与此同时，欧美其他国家的传统学校教育也面临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提出的挑战，于是劳作教育思想得到了迅速流传。凯兴斯泰纳（G．Kerschensteiner，1854—1932年）是这一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和推动者，其代表作就是1911年的《劳作学校要义》一书。基本主张有：强调培养国家公民的教育目的，重视教育的社会性；倡导职业教育，包括职业技术训练、职业伦理教育和性格陶冶；反对旧教育的主知主义和教育脱离社会生活的弊病，主张以新式的劳作学校取代教授书本知识为主的“读书学校”。公民教育与劳作学校是劳作教育思想里的两个重要内容，两者相辅相成：公民教育是劳作教育思想的灵魂和核心，劳作学校是实现公民教育的主要手段。

进入20世纪的中国，虽说资本主义经济还相当脆弱，但是要求改革空疏无用的教育现状，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有用人才的呼声此起彼伏，表达了当时教育界有识之士对教育革新的普遍愿望。此时流行于欧美的勤作教育无疑是一剂良药。《教育杂志》发表笔名“台僧”的《勤劳学校之意义》（第5卷第8期）一文就指出：“具学校革新之大势力，足使老大顽固之因袭学校铲除其基础者，蒙铁梭利氏《儿童之家》乎？曰：否。其蕯吉氏《理想之学校》乎？曰：否。然果何人而何物也，曰：凯善西泰奈氏之勤劳学校。”^[6]在此之后，勤劳教育理论一度成为教育报刊媒介传播的重要内容。庄俞、志厚、天民（朱元善）等教育杂志社的编译者和教育家，成为介绍和宣传劳作教育思潮的干将，教育期刊遂成为这一理论登陆中国的码头。例如，《教育杂志》第5卷第10期（1914年1月）起对勤作教育作了大量介绍，主要有：志厚的《凯善西坦奈之教育学说》（第5卷第10—12号），庄俞的《提倡勤劳主义》（第7卷第1号）、《勤劳主义与训育》（第7卷第9号），天民译著《勤劳教育论》（第7卷第1、4、6、9—11期）、《勤劳主义之教授法》（第7卷第4号）、《勤劳学校之经营》（第7卷第1号）、《勤劳学校之实际设施》（第8卷第1—2号），朱元善的《勤作教育再提倡》（第10卷第1期），余箴的《勤作教育之一解》（第10卷第4号），天心的《勤作主义之训练法》（第10卷第5号）等。

在上述研究成果中，有的文章就勤劳教育思潮的发轫、价值、内容、范围和具体实施方法等作了详细研究与介绍。如，天民著的《勤劳教育论》一文，在理论上探讨了勤劳主义教育问题。文章分七节来探讨勤劳教育问题。“发端”介绍勤劳教育在欧美流行概况；“勤劳教育思潮之发生”分析了这一思想兴起的原因：“近来工业之勃兴”“近来大工业之发展”“社会的价值之要求”和“近今心理学研究之结果”等；“勤劳教育之价值”揭示了勤劳教育对于社会与个人的价值与意义；“工场教授与勤劳主义”概括了勤劳教育的实施方法；“勤劳教育之一般论议”展示了欧美各国勤劳教育思想者和推动者的不同主张。有的文章基于对当时学校教育与社会需要之间存有尖锐矛盾的认识，即毕业生无一技之长，没有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学校教育流于形式，无法满足社会和个人发展的需求，极力提倡在中国进行勤劳教育。如，庄俞的《提倡勤劳主义》（第7卷第1期）、朱元善的《勤作教育再提倡》（第10卷第1期）等。庄俞认为：“今倡勤劳主义，成为今日教育上之良药石，盖勤劳主义不特教授儿童知识技能而止，又在于陶冶其感情意志，锻炼其身体使成社会上一真实有用之人物。”遂疾呼：“勤劳主义者，今日救国之要图，而国民教育之主脑也。”“欲使社会信仰学校，必学校先有适用于社会之成绩，何者可以适用，勤劳主义是也。”朱元善在文中提到：“勤作主义之教育，本杂志于第七卷中业已数数提倡（前称勤劳教育），或介绍学说，或发抒言论，或列举方法，盖以勤作教育实为最适时势之教育，最合真理之教育，而又确为疗治我国病的教育之良方。”此外，天民的《勤劳学校之经营》《勤劳主义之教授法》两篇文章也探讨了勤劳主义教育的实施问题。

与此同时，作为凯兴斯泰纳勤劳教育理论重要部分的公民教育、手工教育理论也被介绍到中国。如，天民译著《公民教育论》（《教育杂志》第8卷第5—6号）、《公民教育问题》（《教育杂志》第5卷第10号）等，提到了凯兴斯泰纳的公民教育理论。顾树森的《公民教育论》（《中华教育界》第5卷第9—10期）对公民教育的起源、意义、界说、目的、各种主张作了细致的分析，对凯兴斯泰纳的公民教育思想推崇至极。

第三，20世纪20年代，教育期刊着力推崇西方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理论。此时期，中国教育界受到以民主、科学为大旗的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加上此时期大批留美学生的归国和一些美国教育学者相继来华，以儿童中心主义为特征的国际新教育思潮和美国进步主义教育理论相继传入我国。中国教育期刊在这些教育理论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以《教育杂志》为代表的上海近代教育研究型和教育综合型期刊的作用更为突出。《教育杂志》在第14卷（1922年）前后用了很大篇幅、投入很大精力宣传介绍这些教育理论和思潮。例如，《教育杂志》第14卷第9号推出的“现代教育思潮号”，一度把以儿童中心主义为主旨的西方教育理论传播活动推向高潮。在先期的“特刊征文”中，编辑描述征文范围：“一、对于现代教育思潮为概括的说明；二、对于现代教育，某派学说为详密的介绍或批评；三、对于现代教育各派学说为比较的研究。”该号登载了12篇文章，旗帜鲜明地反对教师中心主义，主张尊重学生的自由和个性张扬，使他们在自主活动和自我体验中获得发展。如，钱鹤在《日本现代教育之四大思潮》一文中介绍了日本如何从明治时期的主智主义、模仿主义、注入主义、教师中心主义转向新的四种现代教育思潮，即：（1）自学教育，反对教授万能主义，注重儿童自主学习；（2）自动教育，“以自动为本体，而加以教师的力”，“以纯粹经验为材料，以体验为真智识”；（3）创造教育，以人生全体为着眼点，人生的目的就在人格的创造和文化的创造；（4）自由教育，以儿童、学生为本位的教育。又如，章锡琛撰《爱伦·凯的教育思想》，称爱伦·凯是“一个极端的主张个性尊重自由的人”。专号上还发表了其他一些介绍西方自由教育学说和个性教育、艺术教育的文章。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教育期刊在20世纪20年代传播的西方教育理论中，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是一个重要的传播内容。后续章节对此会有详细的个案研究，在此不赘述。

第四，自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中国教育期刊对欧洲社会教育思潮加大了传播力度。

平心而论，中国教育期刊从诞生起，在宣传和研究西方教育理论的过程中，一直对西方社会教育的思想和实践有断续介绍。例如，在清末教育改革时期，与传统社会教化有着密切关联的社会教育受到人们的关注，刚刚诞生的《教育世界》对西方社会教育思想的介绍也很关注，甚至专门开辟“社会教育学”栏目。在此栏目中曾刊载日本人佐藤善治郎著、沈宏译的《社会教育法》（第31号），这是中国第一部引进的社会教育学著作。又于1905年第93—95号和第106号分别刊译了《培格曼氏之社会教育学》《纳托普氏之社会教育学》两篇宣传和研究西方社会教育思想的开山之作，为中国的社会教育实践打下了一定理论基础。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代出现的一些教育期刊在传播日本及欧美教育思想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是直接传播欧美社会教育思想的前沿阵地”^[7]，对教育期刊的成绩给予了积极肯定。

然而，进入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期刊开始过分热衷于对儿童本位、个人本位教育思潮的内介，相对削弱了对社会本位教育思潮的研究。《教育杂志》第21卷第12期（1929年12月）《告读者》中对此反思道：“在教育哲学方面，为补救国内屡年以来偏重一隅的流弊，我们介绍欧洲社会的教育思潮以及现象学、文化哲学的思想……”编辑所说的“偏重一隅的流弊”，显然是指一度热衷于西方儿童中心主义教育理论的传播局面。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教育杂志》编辑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后，研究和宣传西方社会教育思想的文章在教育期刊中方才渐渐多了起来，遂形成了中国教育期刊传播西方教育理论的一个明显的阶段。如，《教育杂志》上发表了蒋径三的《现代社会的教育思潮》（第21卷第11期）、张国安的《教育社会学的思潮》（第22卷第1期）、朱介民的《涂尔干的社会学的教育学说》（第23卷第4期）等。其中，蒋径三的文章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各个流派的社会教育思潮，包括奈脱尔普哲学的社会的教育学、科恩历史的社会的教育学、勃尔格曼生物的社会的教育学以及威尔曼神学的社会的教育学等。朱介民的文章着重介绍了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的教育社会学理论。

教育期刊通过及时反思和积极引导，发表了很多具有一定价值的西方社会教育理论的研究成果，相对扭转了教育界一度以儿童本位和自由主义为导向的西方教育理论传播局面，使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趋于理性化和全面化。

综上所述，中国教育期刊在传播西方教育理论方面，大致有四个发展阶段，这与西方教育理论发展的脉络基本吻合。我们认为，这种吻合与中国教育期刊界积极关注世界教育理论发展动态，及时收集、研究和传播西方教育理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此外，需要说明的是，这四个传播阶段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对于一些主题相同或相似的西方教育理论，教育期刊根据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还可能对其进行再次传播。如前所述，实验教育学在民国元年至20世纪20年代以前，一度成为教育期刊传播西方教育理论的一个阶段性标志内容。然而，正如朱元善在《各国实验教育学之现状》（《教育杂志》第4卷第10号）中指出的，当时“我国之教育尚在幼稚时代也。盖有根底之教育研究若非得确实之实验、视察，决无结果也”。当时中国教育发展比较稚嫩，尚不具备发展教育实验的能力。鉴于此，教育期刊逐渐放弃了对西方实验教育学的传播。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各种教育实验活动逐渐兴盛，十分需要教育实验理论作指导。中国教育期刊根据教育发展的实际要求，在沉寂10余年之后，又对西方实验教育学展开了研究和传播。如1924年，时任《中华教育界》主编的陈启天发表了《麦柯教育实验法》一文，催发了国内沉寂已久的实验教育学研究。在此之后，该刊相继发行了一系列实验教育学方面的文章。如，钱歌川的《摩伊曼的教育学说》（第19卷第11期）、罗廷光的《实验教育发达史略》（第20卷第8期）、王秀南的《实验教育发微》（第20卷第8期）、钟鲁齐的《实验教育与吾国教育之改造》（第21卷第7期）等。

因此，上面对教育期刊传播西方教育理论的阶段性概括，目的是为反映整个传播过程的概况，不是绝对的。

二、宣传国内新兴教育理论

中国教育期刊对西方教育理论作重点传播的同时，对中国新兴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亦很关注，并且积极地予以宣传和扶持。

值得指出的是，那些以某一种或数种教育理论为主要传播内容的教育研究型期刊，在国内新兴教育理论宣传方面的作用最为突出。如：陶行知1934年2月创办和主持的《生活教育》。据统计，该刊仅发行3卷，然而，通过它发表的陶行知关于生活教育理论的文章就有130余篇。其中一些教育理论文章，如：《生活教育》（第1卷第1期）、《小先生》（第1卷第1期）、《怎样指导小先生》（第1卷第4期）、《小先生解》（第1卷第12期）、《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有什么区别》（第1卷第20期）、《小先生与民众教育》（第1卷第20期）、《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第2卷第1期）、《普及教育之组织与方法》（第2卷第11期）、《生活教育之特质》（第3卷第2期）、《新中国与新教育》（第3卷第12期），等等，都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生活教育》期刊即是生活教育理论自身成长和传播的主要载体和媒介，对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陶行知对《生活教育》以及他创办或参与创办的教育刊物曾作出过高度评价：

生活教育自民国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创始以来，于今已十七年了。在过去所建立之生活教育理论，因有《乡教丛讯》《乡村教师》《生活教育》《战时教育》《师范生》《儿童生活》《少年知识》等定期刊物之传播……所以能引起世人之注意和推行。而对于专门于生活教育之同志，在教育实际设施进行参考上尤多裨益。^[8]

同样，其他教育研究型期刊，如《活教育》《教育与职业》《教育与民众》《平民教育》等，以研究相关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旨趣，大量刊载国内相关教育理论及实验报道的文章，迅速使其凸显，并为时人注目和借鉴，对中国近代新兴教育理论，如：活教育、儿童教育、职业教育、民众教育、平民教育等教育理论的发展和传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以上海教育期刊，如《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为代表的教育综合型期刊，或长期坚持刊发国内新兴教育理论的文章和实验报告，或以专题形式集中探讨某一种教育理论，或积极张扬相关教育理论的学术刊物和学术团体，在国内新兴教育理论宣传方面不遗余力。

首先，在发表教育理论文章和实验报告方面，例如，《中华教育界》曾发表陶行知撰写的《实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9]《教学做合一之教科书》^[10]《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11]《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12]等一批文章，对其在上海等地进行的生活教育、乡村教育、教学做合一、“小先生制”等教育教学实验经验进行大力介绍。又如，《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对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在国内外考察教育获得的教育经验进行过大力宣传，如《考察本国教育笔记》^[13]《参观京津通俗教育记》^[14]《南洋华侨教育商榷书》^[15]等。《教育杂志》还专门以广告的形式宣传黄炎培的教育理论著作，如《考察教育日记》《新大陆之教育》《东南洋之新教育》等，对其职业教育理论的发展与宣传产生过一定的促进作用。

其次，在专题探讨新兴教育理论方面，教育期刊也不遗余力。例如，为推动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教育杂志》曾组织过两次“专号”研究：

现今欧美各国对于职业教育莫不加以十分的注意，而在人民生计困难的中国，职业教育尤为救国的要图。近来国中有志之士对于职业教育虽已开始提倡，但许多重要的问题不但未见解决，且国人对于职业教育的意义，尚乏明了的观念。因此，本志决定出一《职业教育专号》，希望国内外有研究或经验的学者们多多惠赐稿件，务冀关于职业教育各方面的问题都得有正当的解决。^[16]

这个专号涉及职业教育论题30余项，研究成果相当丰富，“本号共三百余页，三十余万言，凡关于职业教育之重要问题均有论列……对于职业教育均有精密之研究与丰富之经验。其著述当能供教育界以有价值之参考也”。

以上丰富而广博的职业教育论题迅速受到广大教育学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反响，“颇得社会人士赞许”。为此《教育杂志》又专门组织了一期“职业指导专号”：

本志曾于第17卷1号出“职业教育专号”，对于职业教育上重要问题均有所论列，颇得社会人士赞许。但仅言职业教育，而无职业指导以为之辅势，必等于空论，故不自揣量，欲为进一步的探究，于今年三月号再出一“职业指导专号”。

可见，教育综合型期刊在宣传国内新兴教育理论方面确实是不遗余力的。

最后，在张扬相关教育理论的学术刊物或团体组织方面，许多教育期刊在其封面或者封底显要位置，往往会刊登国内一些以某一新兴教育理论为重点传播对象的著名教育研究型期刊，或者介绍某一教育理论研究团体的实践活动及会议组织。例如，《教育杂志》曾对1917年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予以重墨介绍，并对其机关刊物《教育与职业》亦十分关注，每期刊物的出版预告被刊登在该刊显要位置。如，第11卷第4号的预告《教育与职业第12期出版》称：

本杂志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表意见之总机关，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中国惟一研究职业教育之机关，故《教育与职业》杂志亦为中国惟一研究职业教育之参考书。出版以来风行海内外，其价值不问可知。

综上所述，中国教育期刊在国内新兴教育理论发展方面，无论对教育理论本身的宣传和研究，还是对教育理论创新者的张扬和扶持，都不遗余力，对中国教育理论创新和发展功不可没。

三、研讨国内重大教育理论问题

中国教育期刊不仅在传播中西方教育理论方面贡献突出，而且对中国一些重大的教育理论问题也十分关注，以“专号”征文研讨的形式，积极组织国内教育界对各种重大，且容易被人忽视的教育理论问题开展专题探讨。这些专题研讨的教育问题主题相当丰富，如，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等教育、青年教育、性教育、城市平民教育问题，等等。下面仅举几例。

如，幼稚教育问题，《教育杂志》第19卷第2、3、4号启事“幼稚教育专号——出版”：

年来国内教育界人士咸殚精疲力于大学教育之扩张，学制之变更，而对于幼稚教育视若蔑如。实则幼稚教育为一切教育之基本，如放弃基本教育不讲，而徒驰骛高远，此真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本社有鉴于此，故年来特别提倡小学教育，于每期开“儿童研究”栏外，复出“小学各科教学法专号”“儿童心理学专号”，区区之志，无非欲引导国人趋重于基本教育。兹将更进一步于本年2月刊出“幼稚教育专号”一册，执笔者皆系国内具有幼稚教育之学养，与经验著名彦。

又如，中等教育问题，第17卷第4号前后的《教育杂志》曾发出“征文启事”：

本志对于小学教育除每期特开“小学教育论坛”外，曾于第16卷第1、2两期特出《小学教学法专号》，又于第10期特出《小学教育参考书专号》。自谓于教育界不无些微之贡献。但对于中等教育，除散载各期中关于中等教育之论文外，尚未有稍具系统之专号或号外等，似不无偏枯之弊。况自新学制议决后，变动最显而最具精彩者实惟中等教育。然环顾国内中等教育之实际上的设施，似尚不敢谓有若何之革新，以副创造新学制者及一般青年学生之希望。倘长此因循，恐所谓“纵横活动，八面玲珑”之中等教育段亦仅成为纸上谀语而已。缘上二因，本志不自度量，拟于本卷六号特出《中等教育专号》。深祈国内外有研究与经验之学者惠赐撰著，以实现理想的中等教育，是则不仅本志之幸也。

再如，青年教育问题，《教育杂志》第17卷第10号“《教育杂志》第18卷第1号——青年教育专号——征文启事”：

自五卅惨案发生，举国国民愤外族之日逼，悲内政之不修，于是奔走呼号，谋所以救国抗侮之计。而此种悲壮运动，实以青年学生、工人及商伙为主力军。青年在一般社会本系重要分子，而在吾风雨飘摇之中国，其所负责任之綦重，更非言语所可尽述。但环顾国内，其于青年仅有残酷的压迫与盲目的放任，求所谓含有教育意味之指导方法与机关，绝不多见。大之如学生干政问题，中之如学潮问题，即极微至如女生剪发问题，无一不出于无理由之压迫或放任二途。此皆国内所共见，而非记者之过为夸妄。倘若长此以往，险象丛生，其于国家民族之前途将有不可言状者。本社爱祖国、爱青年，不敢后人，兹特于第十八卷第一号（十五年一月）出《青年教育》专号，拟于青年教育创一有根据之原则，立一有系统之方案，以力免压迫与放任之谬举。深愿国内教育专家之热心救世者，惠赐鸿文，俾作南针。此则不仅本社之幸，国家前途实赖利焉。

以上教育期刊组织的教育理论问题研究专号，都是基于期刊编辑对国内教育发展的关心，以及对教育发展问题的积极洞察和把握，往往可以使重大教育问题迅速得以凸显，获得尽可能多的教育研究者及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和探讨。正如近人的认识，“刊行专号，这样不但可以集中精神，专心研讨某一问题，并且因专一或可获得结论。”^[17]教育期刊有针对性地组织教育理论问题研究，使国内学界对重大教育理论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和透彻，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教育的发展。

第二节　教育期刊传播教育理论策略分析

报刊媒介既属于大众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也形成了自己一门独特的学问——杂志（报刊）编辑学。因此，在探讨教育期刊传播教育理论的策略问题时，需要借助报刊编辑学的视角。现代杂志编辑学告诉我们，一种报刊能够产生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与刊物编辑部门持有的编辑策略是分不开的，“对一个优秀的编辑来说，他如果想编一份够水准的刊物，除本身应具有的素养外，还需要有正确而完善的编辑政策，作为决定杂志特性和风格的基本准则”^[18]。中国教育期刊在传播教育理论的过程中，为调动广大读者的兴趣和参与教育理论研究的积极性，在编辑策略方面非常注重。

中国教育期刊在教育理论传播中作出的努力，可以按照某种教育理论或教育理论问题研究和传播的完整过程来描述：在教育理论或教育理论问题即将研究和传播之前，教育期刊社就开始为创造理论传播的有利环境而努力了，包括：（1）采集与教育理论有关的图片、图画，发表与教育理论有关的补白、启示，刊载教育理论家的个人传记、简介等，努力使即将研究和传播的理论或问题凸显在教育界面前；（2）当教育理论或教育理论问题被凸显后，教育期刊社就组织教育理论素养较佳的编辑人员，或特约有影响的教育家撰写专题理论研究文章，同时也会收到许多民间研究稿件，按照读者们较有普遍性的意愿或成果，在期刊上发出组织专题讨论的征文启事，之后按照来稿的多寡，会以专号或专题的形式发表；（3）这些教育理论或教育理论研究问题的文章发表之后，教育期刊社会收集国内外相关的教育理论或教育理论问题研究的情报资料，及时发布给广大教育研究人员，将教育理论传播和研究引向深入。

以上的教育理论传播过程是一种完整的传播模式，事例并不是很多，上述案例中，《教育杂志》等教育期刊在传播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方面基本是按照这样的过程进行的。而更多的教育理论传播过程是分散性的，即侧重于这个完整过程中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环节。下面笔者就按照上述这样一个教育理论传播的完整过程，对其中的编辑策略进行分析，以展示教育期刊在教育理论传播过程中所作出的重要努力。

一、营造良好的教育理论传播环境

现代传播学研究表明：“为引起受众的注意和兴趣，适宜在传播过程伊始，以信息内容的新奇性和意外性给予受众强刺激，以便引其入境，唤起注意。”^[19]教育理论传播环境的营造就是要使读者或受众获得全方位的感官刺激，使之比较容易体验、理解或接受传播者发出的教育理论讯息的工作。中国教育期刊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营造教育理论传播环境。

（一）采集和刊发教育理论家的肖像图片和个人传记

根据传播理论的“亲身参与感”，传播媒介以其参与程度的多寡，而决定其吸引力。具体来说，电视居首位，因为电视具有声音，又有画面，又是活动的，给人的亲身参与感最大。其次是广播，广播虽然无画面，但有声音，再次才是文字传播媒介。教育期刊属于文字传播媒介的一种，在参与感方面居于劣势，要挽回这种劣势，只有应用本身“文字”的特长外，还要使用图片，加强视觉功能。^[20]

很多教育期刊于每期都在封前若干页，或刊登西方哲学家及教育家肖像，如，《教育世界》第79号的“肖像”栏目发表《近代英国哲学大家斯宾赛氏》、第80号的《德国教育大家海尔巴脱氏》、第81号的《德国哲学大家汗德氏》等肖像图片；或刊发以某一教育理论指导下的西方学校学生活动、教学设备等插画和插图，如第2卷第8期《中华教育界》中《蒙台梭利教室中儿童之状态》、第5卷第11期《中华教育界》的《蒙台梭利儿童院中幼儿作业图两幅、游戏图二幅》等，始终将图片的采集和刊登当作期刊长期的编辑方针。

为使图片采集和刊发工作长期化、方针化，有些教育期刊还在编辑政策上作了具体规定。如，《教育杂志》在第1年第1期上刊发《征集文字图片简章》，与《教育杂志简章》等一同登出。该《简章》称：“本社为研究教育，改良学务起见，特发行《教育杂志》，第一期准己酉正月出版。惟同人学识有限，深虑陨越，务希海内同志，时赐教言，以匡不逮。其有关于教育之文件、图片，均受欢迎。”其中，《简章》第10条“照片”称：“各男女、大、中、小学堂之照片，或全体摄影，或卒业摄影，或运动会摄影，或校舍摄影，均无不可。此外，图书馆、学会等摄影亦佳。”把图片采集和刊载看作一项重要的编辑工作，教育理论图片的采集也在其中。

当读者翻阅教育期刊，往往在刊物前面若干页就会看到很多与教育理论密切相关的生动感人的人物、器物、事物图片，仿佛思绪又进入期刊所处时代丰富多彩的教育生活中。这就是图片在期刊编辑中的价值体现。虽然时隔半个多世纪，依然那么真实、亲切、感动。也许这就是教育期刊编辑们注重图片编辑的奥秘。

无疑，图片可以超越一切语言及时空上的限制，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自然媒介。正如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的那句经典对白：“一张照片所立刻表现出来的东西，如果由一本书来说明，可能需要一百页的篇幅。”

此外，教育期刊在传播某一教育理论前往往会刊载教育家的传记。如，《教育世界》的第120、122、124、125、128—137号中连载过《贝斯达禄奇（斐斯达洛奇）事迹》，《教育杂志》第6卷第3号有《蒙台梭利女史小传》等。教育家的传记先于其教育理论传播给广大读者，使读者对教育家的生平事迹有一个整体性了解，提高了他们继续关注其教育理论的兴味，为教育期刊继续传播教育理论营造了良好的传播环境。

（二）刊发教育理论著作的广告或启事

广告或启事能够使人对某一还未发生的事件萌生兴趣，能够营造良好的传播氛围，所以在报刊中刊登广告是教育期刊普遍的传播策略。而且多数报刊的广告为发行刊物的书局或者出版机构出版的教育理论研究书籍，对教育理论传播发挥着重要作用。《教育杂志》等由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教育期刊，于每期广告该书馆预出版或者已出版的所有教育类、社会科学类图书，成为那个时代教育期刊编辑方面的常识。实际上，20世纪的许多教育期刊，尤其是教育研究型专业期刊，都在这方面作出了卓越的努力。例如，《儿童教育》等由上海儿童书局印行的刊物每期必广告该书局编印的所有教育理论书籍，在该刊及《生活教育》上都长期开辟了“教育研究要籍”广告栏，刊登儿童书局最新出版的教育研究专著；《中华教育界》会在每期都广告中华书局出版和发行的教育类书籍，并对那些篇幅较长、未来得及出版的教育理论著作连续刊载。

这些教育期刊的书籍广告不但为期刊所在书局预告和宣传其出版发行的图书，扩大图书消费市场，而且，对各种教育书籍作的大量宣传介绍，尤其是连载许多教育专著内容，也为教育界提供了最新的教育资料和教育专著出版资讯，为教育理论传播创造了良好的传播环境，有利于教育研究者有目的、有针对性地购买相关理论书籍，有效开展教育科研活动。

总之，教育期刊在教育理论方面的新闻图片采集、教育家传记的刊发，教育理论著作的广告等工作，对创造有利的教育理论传播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建设有一定理论素养的教育理论传播队伍

如果说教育理论传播环境的营造是教育期刊传播教育理论的策略性外围粉饰，那么教育理论的传播队伍则是教育理论传播的核心力量。现代传播学研究表明，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处于信息传播链条的第一个环节，是传播活动的发起人，也是传播活动的发出者。因此，传播者不仅决定着传播活动的存在与发展，而且决定着信息内容的质量与数量，流量与流向，甚至决定着对人类社会的作用与影响”^[21]。

在大众传播领域，传播者可以是个人，即编辑、记者、导演、主持人、制作人等，他们是组织化了的职业传播者。传播者也可以是媒介组织，如报社、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电影公司等。传播者的职能就是制作、传播讯息。按照这种对传播者的界定，回顾中国教育期刊的传播者，它的成分是复杂的。以媒介组织来考察，当时所有的教育期刊编辑社及报刊出版社都是传播者；以个人行为来考察，围绕教育期刊传播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里都能够找到传播者的身影，如图书出版公司的报刊编辑部里的专业或业余编辑、记者、作者，大学创办的教育期刊社里的业余编辑性质的学生、老师，一线教学岗位的广大教师，报刊社特约的撰稿人，等等。下面只对与教育理论传播有密切关系的教育期刊传播群体的类型及各自扮演的角色作一概述。

通观20世纪中国若干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教育期刊发表的教育理论文章，如《教育世界》《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新教育》等，其作者或者说传播者群体类型大致可分为三种：（1）以教育期刊编辑、记者为核心的传播队伍；（2）以有名望的教育专家为主的特约传播队伍；（3）以各类学校研究型教师和师范专业的学生为主的自由传播队伍。鉴于教育期刊数目众多，传播者数量庞大，用统计的方法进行分析是困难的，也是不现实的。所以，只对这些传播群体作概括性阐述。

（一）以期刊编辑、记者为核心的传播队伍

这一类型的传播者多集中在中国各大出版社的报刊编译所（如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以及以编辑出版教育期刊为主要事务的报刊社和社团的期刊编辑部等。在这些编辑机构，编辑、记者们主要以编辑教育期刊为职业，具有一定的专业特性。而在大学和一些教育机构里，情况就不是这样。很多报刊编辑、记者的主要职业是教师或者学生，他们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编辑活动。如，1919年12月创刊，由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编辑的《教育丛刊》；1936年3月创刊，由燕京大学教育学会编辑的《教育学报》，等等，大多是这些学校教育系的教职员、学生及毕业校友共同研究教育、自由发表思想的阵地。其编辑事务往往就是学校的老师或学生在工作或学习之余进行的。由于编辑工作带有业余性，加上稿件都是平时教师与学生研究积累所得，没有专门撰稿队伍，所以出版周期相对较长。很多高校的教育期刊刊期定为年刊、或季刊，或者干脆为不定期，月刊或半月刊的很少。不过，无论是出版社的编译所还是高校内的期刊编辑部，实际上，他们编辑的每一份教育期刊都需要有相对固定的编辑、记者队伍来支撑，这类传播群体是中国教育期刊传播教育理论的核心力量，因为他们基本控制着教育理论传播的全过程。

首先，他们控制着教育理论传播的内容。教育期刊在宣传教育理论时应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应该发表什么样的教育理论文章，不该发表什么样的教育理论文章，是由他们作出选择和取舍的。如，王国维主编的《教育世界》偏向于发表一些哲学、美学、心理学等方面的内容，这些都与他本人的喜好有着密切的关系；又如，陶行知主编的《生活教育》、陈鹤琴主持的《儿童教育》等，就是分别阐发陶行知和陈鹤琴主张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儿童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专门刊物。

其次，他们控制着教育理论传播的策略。教育期刊采用什么样的传播策略，营造什么样的传播环境，都是由报刊编辑们控制的。如，《教育世界》《教育杂志》等对教育理论相关的图片、图画的采集和选用，以及对教育理论著作的介绍和宣传，都是通过编辑部完成的。而这些工作做得好与不好将直接影响到教育理论的传播效果。

再次，他们控制着教育理论传播的时间和空间。因为，在什么时候传播什么样的教育理论和研究什么样的教育理论问题，在多大的空间范围传播这样的教育理论或教育理论问题研究的成果，一般都是由教育期刊的编辑们来把握的。这种控制在《教育杂志》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前所述，《教育杂志》推出的每个关于教育理论或教育理论问题的研究专号以及设置的重要的理论研究专栏，都事先由编辑们适时提出，并发布征文启事号召教育界人士参与。例如，前面提到的《教育杂志》组织的“青年教育专号”。这些征文启事在什么样的时间发布，确定什么样的主题，在多大的空间范围进行讨论，往往都是由编辑们根据当时社会与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适时推出，而不是由别的传播群体或个人决定的。

教育期刊传播的编辑群体为什么会在教育理论传播中取得这样的核心控制地位呢？这固然与他们对教育期刊的亲自掌握有关，不过他们自身良好的群体特征也赋予了他们这种地位。这种特征就是同时具备了优秀的报刊编辑素养和良好的教育理论素养。

他们往往在报刊编辑方面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训练，但是通过实际的编辑工作磨炼，逐渐成为教育期刊编辑的行家能手。如，主持《教育世界》的罗振玉，主编《教育世界》的王国维，先后主持《教育杂志》的陆费逵、朱元善、李石岑、周予同、赵廷为、李季开，主编《新教育》的蒋梦麟、陶行知，等等，他们主编的教育期刊在当时闻名全国，影响甚广，充分说明他们在报刊编辑方面具有良好的素养，才可以编辑出这些教育期刊的精品。同时，这些编辑在当时已是全国有名的教育家，有些甚至是在国外接受过系统的教育专业训练、学成归国的教育名流，他们对国外教育理论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且在教育理论研究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理论学说。可以说，正是编辑们这种良好的编辑和教育理论素养赋予了其在教育理论传播中的核心地位。

（二）以有名望的教育专家为主的特约教育理论传播队伍

以有名望的教育专家为主的特约教育理论传播队伍是教育期刊传播者中的重要力量。回顾中国教育期刊编辑的历史，可以发现早期的教育期刊，例如《教育世界》，以及先期的《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由于当时国内教育理论研究刚刚起步，熟晓教育理论并且具备专门研究能力的人并不很多，因此，教育期刊编辑们往往全部承担或者大部分承担刊物教育理论文章的研究和撰写工作。而对特约撰稿或理论编辑顾问工作往往依赖于外国教育界人士，如罗振玉编辑《教育世界》一度聘日本人藤田丰八担任编辑顾问。^[22]进入20世纪20—30年代后，外国教育理论已打破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理论一统天下的格局，各种新教育理论风起云涌。与此同时，国内教育也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教育救国”观念深入人心，通过多年学习外国教育理论的积淀，国内精通教育理论并具备一定教育研究能力的教育专家层出不穷。面对众多的教育理论及教育理论问题，教育期刊编辑们很难独当一面来做到较深入彻底的传播和研究。由此，他们看中了国内有名望的教育专家们，将其吸收作为“特约编辑”“特约撰稿人”或“编辑顾问”。这在后期的《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报刊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每期刊物的封底显要位置都会罗列特约专家的名字，少则10余人，多则40余人。甚至有时候在期刊中有专门发表介绍教育专家生平事迹的文字。

特约教育专家传播群体承担着教育理论传播特约撰稿者和教育理论编辑顾问的角色，尤其当教育期刊编辑发现某一有价值的教育理论研究主题需要作专题讨论时，他们就邀请国内这些教育专家作先期的专题探讨，以权威性的语言引起国内教育界的注意和兴趣。如，1935年刚刚复刊不久的《教育杂志》（第25卷第1号）鉴于“九一八”后国人对“教育救国”发生动摇，极不利于以后的教育研究和教育发展，杂志社遂组织数十名国内著名的教育专家对“教育救国”“学制”等问题发表各自的意见，试图用权威专家的意见来匡正教育界中不利于教育研究的消极舆论，以达到组织教育研究力量，共同公关国内重大教育问题的目的。《教育杂志》的编辑在《全国专家对于教育救国的信念》一文中对此有明确阐述：

本杂志同人鉴于“九一八”以来，国难的危急和国难期间国人对于教育究竟能否救国这一层，发生怀疑，大家很有徘徊歧路，无所适从的情形。因此，我们就在去年年底分别函请国内专家发表他们对于教育救国的信念。我们希望在此回春的时候，能够汇集全国专家的意见，贡献给本杂志的读者，藉以一新国人的耳目。

我们很庆幸得到国内许多专家的指示，现在把他们的高见，尽量表于后，以供本杂志读者的参考。我们料想，大家展读这许多高见之后，对于这许多位专家的热心指教，一定会和我们一样，要发生感激的意思。同时亦能会和我们一样，加强了我们教育救国的志愿。

参加本次活动的专家有35位之多，包括郭一岑、陈东原、周予同等许多近代有名的教育专家。同时，《教育杂志》还邀请了34位国内专家就当时的学制问题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对学制建设进行了深入探讨。专家的参与无疑使教育界重新对教育的作用有了深刻且统一的认识，为九一八事变后进一步开展教育理论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为推动中国教育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

总之，教育期刊对特约教育专家的吸收和重视，保证了教育期刊的编辑质量和教育理论研究水平，为取得良好的教育理论传播效果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三）以广大中小学教育工作者为主的教育理论自由传播队伍

这一类型的传播群体是教育期刊传播教育理论的补充队伍。他们一般是广大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和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系的学生，是著名教育期刊或者学校内部教育期刊忠实的读者，不与教育期刊社直接发生关系，不受教育期刊社的撰稿委托，而是出于对报刊社征文启事的注意，就感兴趣的某一教育理论问题发表一些个人看法或者经验所得。

综上所述，中国教育期刊已建立起一支多层次、具备一定教育理论素养的教育理论传播队伍，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传播和发展。

三、推出以征文为主要形式的教育理论传播主题

征文是由杂志编辑部选定一个当时急需谈论的相关重点、难点问题，公开集稿的方式。一般来说，不论何人，都可按照编辑部的要求写稿应征，论述、反映同一教育理论研究主题。征文的好处是“可以发动社会上最广泛的作者写稿，不但可以从中发现新作者，而且可能获得比主动组稿质量更高的文稿。既有利于稿源的丰富，又有利于作者网的扩大。同时，这样做也扩大了杂志的社会影响，宣传了杂志”^[23]。

征文有一般性征文和专号征文两种。一般性征文是教育期刊根据教育发展的态势，适时提出一些教育研究议题和研究要求而采用的征文方式。它把征集到的论文不定期地分散刊登出来，以供有兴趣的读者研究和政府决策机构的参考。另一种是专号征文。专号是教育期刊社就教育界普遍关注的某一重大的教育理论问题或难点发出征文主题，并将应征稿件集中于一期刊物中发表的编辑形式。专号征文有一定的原则，即以教育界大多数人的兴趣为出发点，而不是以一些少数人感兴趣的特殊问题为取向。《教育杂志》的编辑对此阐述道：

近来我们常常接到读者来信，指示我们许多值得特出专号的问题。我们对于他们这样的热心关注，非常感佩。不过我们寻常在特出专号以前，总先自问这个问题对于本杂志的全体读者是否都有关系和兴趣，或者至少对于大多数读者是否如此。我们始终以为，编辑杂志总要绝对的以全体读者或者至少大多数读者为我们的对象。本杂志平时选刊文稿的标准就是如此。我们始终不想为少数人的关系和兴趣，而牺牲了其他多数的读者。因此，我们不想常常刊行过分特殊的专号，免得我们的读者发生偏枯的感想。^[24]

鉴于征文集稿方式既能讨论和解决现实问题，又能扩大教育期刊的影响，中国教育期刊普遍采用此方式集稿。有的教育期刊甚至把编辑专号列入简章中，成为长期的编辑政策。如，《教育与民众》在其《简章》第7条中称：“本刊于必要时得发行专号讨论特重问题。”^[25]根据此简章规定，该刊先后发行多卷专号，较有影响的，如第4卷中《中国民众教育社会基础与心理基础专号》《民众健康教育专号》等。

谈到专号征文，当首推《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这两种上海教育期刊。它们在近代教育理论及国内重大教育理论问题研究、学制研究、教育方法研究方面先后推出了众多的专号。据统计，《中华教育界》1912—1949年间，总共发行280余期，以专号形式刊发的有35期，占总期数的1／8。例如：道尔顿制批评号、国家主义的教育研究号、儿童图书研究号、留学问题号、师范教育号、教科书专号、电化教育专号，等等。《教育杂志》也先后推出了许多研究专号，大多在第14卷以后，具体如表16所示。

表16　《教育杂志》发行专号一览表

这些以专号为主要形式的教育研究主题，体现了编辑者对当时教育现状和教育发展态势的洞察和把握，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教育理论发展方向起着积极引导的作用。

四、收集和发布国内外教育理论研究传播信息

大众传播学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向受众传递大量的信息。^[26]大众传播媒介收集、整理、处理的信息可以为个人、组织、社会所参照，更加方便、迅速、全面地了解周围环境，认识自己所处的地位，确立自己的应变策略。在20世纪的中国，教育研究者主要是通过教育期刊和书籍等学术传播媒介获得研究信息与资料的。

中国教育期刊自诞生起就把为教育研究者提供研究资料作为一项重要使命，罗振玉创办《教育世界》大量翻译日本教育理论著作，刊载日本教育界动态信息，就缘于“以饷海内学者。虽曰壤流之细，或有裨川岳于万一乎”的初衷。《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教育专业期刊本着“以研究教育，改良学务”，“厥惟提高教育学术之程度与扩大教育学术之范围”^[27]的宗旨，继承了《教育世界》为教育研究服务的精神，自始至终非常注意教育信息资料的收集与发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教育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例如，《教育杂志》早在第2卷第7期封底，就曾专门刊出《本社介绍新著》启事，呼吁读者积极推荐教育研究新著：

世界大通，文明斯启承学之子争自濯磨。以吾国疆域之广，学人之众，新出图书当有月异而岁不同者。同人域见于见闻不免遗珠之憾。海内鸿达倘有新著、新译现甫印行之本不吝赐教，本社当择善介绍，用广传布。区区之愚辛，垂鉴焉。

概言之，教育期刊在教育研究信息提供方面作过两方面努力：（1）互换或订购国内外著名教育书报；（2）开辟“新刊介绍”“名著介绍”“书报介绍”“书评”“参考资料”等专栏。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专门用来介绍国内外教育研究动态以及最新成果，成为教育理论研究资料的最经济和最及时的参考来源。

中国教育期刊之间普遍建立起了互换关系。教育期刊或宣传当时互换来的其他教育期刊，或刊发这些教育期刊最新发表文章的目录和摘要，有力地促进了教育科研信息和资料的交流，使广大读者真正体会到了一本杂志在手而能参阅其他期刊的优越性，加强了教育研究者相互间的信息交流。

这种期刊互换关系往往由希望互换刊物的一方发出征换或征集启事。如，上海《教育杂志》（第14卷第2号）“本刊启事”称：“征求交换——国内学校或学术团体如能惠赐所刊之杂志者，本社当以本志答赠。”中华儿童教育社主编的《儿童教育》也曾发出“征求儿童教育书报”启事：

本社鉴于近年来儿童教育出版物之异常发达，爰集专家组织编辑委员会，拟作一种系统之研究，以资介绍，广泛流传，并为将来筹设儿童图书馆起见，亟有从事搜集是项刊物之必要，经分函各处征求儿童书籍、画报、小册子等，近蒙各书社纷纷惠赠，曷深欣幸，现正分类汇存，从事整理，裨便在本刊“书报介绍”栏内陆续发表，藉供我国儿童教育界之研究与参考。^[28]

通过期刊免费互换，《教育杂志》及其他教育期刊社每月都能够收到众多教育期刊。按照第19卷第7号《教育杂志》“本社六月份收到各种杂志一览表”的统计，该月收到的期刊有40多种。其中很多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教育刊物。如，《教育杂志》第14卷第2号中提供的国内若干重要期刊目录，见表17。

表17　《教育杂志》发布的“国内教育杂志一览表”^[29]

续　表

续　表

通过期刊互换方式，以及对全国优秀教育期刊的概略介绍，不仅交流了教育期刊的编辑经验，逐步提高了编辑水平，而且各教育期刊社把互换得到的期刊或者其发表的文章摘要刊载发表，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国内教育界教育信息传播和学术交流的愿望，有力地推动了国内教育研究的发展。

此外，一些有资金实力的著名教育期刊社还积极订阅国外著名教育期刊，介绍国外教育研究信息。例如，《儿童教育月刊》的编辑曾发表启事：“本社本年度续订之西文杂志计有下列数种”，如Teachers College Record，Progressive Education，Grade Teacher，American Childhood，Childhood Education，Child Education，Parent Education，Education Research，等等，总共10余种，大多数是儿童教育方面的专业教育刊物。

对于订购外国教育期刊的初衷，上海《教育杂志》的编辑们有着深刻的认识：

我们为谋全国读者的实际利益起见，决定用最大的努力来介绍世界各文明国教育文化上各种日新月异的理论和实际，藉供全国学术界的参考。我们现在已购定英、美、日、俄、德、法六国所有著名的教育杂志，约共一百种，逐期请定十多位专家将各国杂志中对于我国有特殊借镜价值的以及本身有特殊贡献的论文，择要摘录其精华，逐期汇刊于本杂志……我们希望读者读过本杂志一份能够等于读世界上全部著名的教育杂志。

根据以上初衷，《教育杂志》编辑社加大对国外教育刊物的订购力度，订购的外国教育期刊相当丰富，仅第14卷第1号中罗列的期刊就有27种，见表18及表19。

表18　《教育杂志》发布的“英美各种主要教育杂志表”^[30]

表19　《教育杂志》发布的“日本各种主要教育杂志表”^[31]

通过订购外国著名教育期刊，《教育杂志》为国内教育研究界提供了最新的世界教育信息及研究成果，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教育理论研究的水平。

教育期刊在订购或互换之后，编辑者一般要对书报、期刊上面的文章、信息进行整理和介绍。一些教育期刊专门开辟介绍和研究书报、期刊及其发表文章的专栏，如“新刊介绍”“名著介绍”“书报介绍”“书评”“参考资料”等。

例如，《教育杂志》（第14卷第1号）“本志宣言”中决定，自本号始专门设立若干教育研究信息专栏：“教育思潮”栏目“以介绍欧美、日本教育新说及最近教育状况”；“新刊介绍”栏目“凡各种教育名著，务将内容，价格，及出版地址，详细记出；至杂志方面，则每期将欧美、日本所出各种主要教育杂志之要目，列一详表，以供教育界之参考”。如，“英美各种主要教育杂志表”“日本各种主要教育杂志表”“国内教育杂志一览表”“最近英美日本教育杂志要目一览表”等。后来，鉴于单纯列举期刊论文要目而不能了解所刊论文的大致内容，很有局限性，随后开辟“世界著名教育杂志摘要”栏目：

我们觉得单选外国论文题目，在外国杂志不很具备的中国，对于读者似乎没有很大的帮助。反不如选择各著名杂志中重要名著摘要汇刊，较有贡献。不过我们仍想每一季，把最近东西各国所出版的教育名著随时将书名、出版家、价目和内容摘要等汇齐介绍一次，以便读者参考。^[32]

又如，《教育与民众》曾开辟“书评”等栏目，介绍国内外重要的书报及文章，“我们为洞悉国外成人教育、乡村教育的状况，本年特别注重参考材料的搜集，和新刊的述评。本刊内‘译述’和‘书评’两栏，在我们自己是很努力的，也郑重地希求读者的注意”，本刊“着手搜集英美成人教育、乡村教育专门著作，及国外成人教育机关刊物、杂志等，将择其重要者，分作述评，登载本刊，以供国内研究民众教育者之参考”^[33]。就在该刊诸期这两个专栏内，发表过诸如《民众教育参考书籍及论文索引》^[34]《英美成人教育书报丛讯》等信息资料。《儿童教育月刊》也积极开辟“书报介绍”专栏，发表诸如《一个研究新教育的参考书目》《一个关于父母教育的参考书目》《关于儿童教育的重要英文书报》《关于欧亚各国教育的重要英文书报》^[35]等。

综上所述，中国教育期刊在教育理论传播过程中，积极创造良好的理论传播环境，建立起了有一定教育理论素养的传播队伍，并且适时推出教育理论研究主题，组织国内教育界探讨，还及时地收集和发布许多有价值的教育研究信息资料，为教育理论传播奠定了一定的情报基础，引导了教育研究界的理论研究工作，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当时国内的教育理论研究和传播活动，对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国内教育理论的发展和重大教育理论问题的研讨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注释】

[1]D McQuail and S Windahl：Communication Models，Longman Inc．，New York，U．S．，（Fourth Impression 1986），PP．3—4．

[2]王剑：《商务印书馆与近代西方教育学理的东渐》，《教育史研究》2003年第3期。

[3]王坤庆著：《20世纪西方教育学科的发展与反思》，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4]诸惠芳主编：《外国教育史纲要》，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页。

[5]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63页。

[6]台僧：《勤劳学校之意义》，载《教育杂志》第5卷第8期。

[7]王雷著：《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页。

[8]陶行知：《生活教育社出版部招股缘起》，存于南京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先生纪念馆。

[9]载《中华教育界》第16卷第6期。

[10]载《中华教育界》第19卷第4期。

[11]载《中华教育界》第22卷第7期。

[12]载《中华教育界》第22卷第7期。

[13]载《教育杂志》第6卷第1、3号。

[14]载《教育杂志》第7卷第1号。

[15]载《教育杂志》第9卷第11号。

[16]载《教育杂志》第17卷第1号。

[17]《本报过去和今后——编辑后谈》，载燕京大学教育学会编辑：《教育学报》第5期（民国30年）。

[18]张觉明：《现代杂志编辑学》，中国书籍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94页。

[19]刘京林、罗观星主编：《传播·媒介与心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261页。

[20]张觉明：《现代杂志编辑学》，中国书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页。

[21]胡正荣著：《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128页。

[22]钱曼倩、金林祥主编：《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

[23]徐伯容著：《杂志编辑学》，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页。

[24]《编后余谈》，载《教育杂志》第25卷第7号。

[25]《教育与民众月刊简章》，载《教育与民众》第1卷第1号。

[26]王宇著：《大众媒介导论》，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27]《教育杂志特别启事》，载《教育杂志》第18卷第2期。

[28]《征求儿童教育书报》，载《儿童教育月刊》第5卷第2期。

[29]《国内教育杂志一览表》，载《教育杂志》第14卷第2号。

[30]《英美各种主要教育杂志表》，载《教育杂志》第14卷第1号。

[31]《日本各种主要教育杂志表》，载《教育杂志》第14卷第1号。

[32]载《教育杂志》第25卷第2号。

[33]载《民众与教育》第1卷第3号。

[34]载《民众与教育》第1卷第1号。索引相关论文200余篇，书籍35部之多。该刊第3卷分做两期相继发表当年的民众教育参考书籍及论文索引，涉及文章和书籍千余份，并以摘要形式介绍了重要书籍及文章内容，对近代民众教育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35]载《儿童教育》第15卷第9期。据编者称：“本文系罗列关于叙述欧亚两洲及其他各国最近教育实施情形的重要出版物，所选材料包括：（一）叙述和统计教育的正确资料；（二）教育年鉴和丛书之类的资料。”这无疑对加强中国近代教育科研与国外教育科研的联系和交流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