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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世纪中国教育

时间:2022-03-0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为较为深入地研究中国教育期刊与教育发展的关系,揭示教育期刊对教育事业的影响与作用,本篇选取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教育期刊为例进行实证研究。“这是我国近代历史上发行时间最长、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两份教育期刊,对上海乃至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中篇 20世纪中国教育 期刊史之专题研究 ——以20世纪上半叶上海为例

为较为深入地研究中国教育期刊与教育发展的关系,揭示教育期刊对教育事业的影响与作用,本篇选取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教育期刊为例进行实证研究。为什么要以这一时期的上海教育期刊为例?主要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考虑。

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地位显赫

中国近代教育的产生及发展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运动密切相关,正是在一次次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教育逐步走上了近代化的历程。而上海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海纳百川的胸怀成为诸次运动的重要中心和策源地之一,在中国近代史及教育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上海近代教育不仅为近代上海的城市发展提供了智力保障,而且在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国教育走出中世纪,实现历史性的近代化转型过程中,上海近代教育实际上担当了一个‘领跑者’的角色”[1]。具体而言,上海在近代教育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上海是西方教育登陆中国的一个重要港口。“她是西方教育输入中国的一个重要集散地,各种西方教育理论和教育样式往往先在上海登陆,然后再被介绍、推广到全国其他城市和乡村。”[2]对此,学界已有共识,不再赘述。

第二,上海是近代中国新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策源地,许多近代新式教育机构、新的教育现象都源自上海。维新运动时期,上海是维新运动的中心之一。维新派积极兴办各类新式学堂,提倡西学,培养新式人才。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就曾“一举创下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多项第一:中国第一所普通公立学校,中国第一所公立师范学堂,中国第一所公立新式小学,中国人第一次自编中小学教科书……”[3]其中,南洋公学师范院首开中国师范教育之先河,她的外、中、下三院孕育了中国近代学制的雏形。此外,经元善创办的经正女学开中国人自办女子学堂的先例。“维新运动时期的上海教育,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4]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中心。”[5]在革命准备的过程中,他们重视社会教育,大量创办革命报刊,进行革命宣传,其中“《苏报》案”震惊全国。还创办革命学校,培养革命人才。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闻名全国。

第三,上海是中国近代新教育体系较为完备的城市,为近代中国新教育发展作出了表率。“她是中国近代新教育的一个重镇,形成了包括学前教育、普通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等在内的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集中了一大批颇具特色、颇有影响的学校。”[6]

第四,上海是中国教育期刊和图书出版的重要中心。在教育期刊方面,清末“新政”时期,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教育专业期刊——《教育世界》。该刊大量译介西方教育制度、教育理论,探讨国内学制改革,“成为系统传播西方教育的一个早期的窗口,对中国近代学制的创建以及新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7]继《教育世界》之后,上海又相继创办了两种大型综合性的教育期刊《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分别于辛亥革命前后,即1909年和1912年创刊,并畅销全国。“这是我国近代历史上发行时间最长、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两份教育期刊,对上海乃至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8]教育期刊,尤其是研究性教育期刊,是衡量教育研究水平高低与兴盛的一个重要尺度,上海在近代首创并相继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教育专业期刊,充分说明上海不愧为近代中国教育实践和教育研究的重要中心。在教育图书,特别是学校教科书出版方面,设在这里的众多出版机构,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执中国教科书出版之牛耳”。

第五,上海是近代众多著名教育家从事教育活动的重要基地。许多耳熟能详的近代教育名人,如蔡元培、黄炎培、陶行知、匡互生、陈鹤琴、杨贤江、俞庆棠等长期在这里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进行教育理论创造,有力地推动了上海和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以上方面并未全部揭示上海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但是,足以说明,本研究以上海为例来阐释教育期刊与近代教育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二、上海近代中文期刊在中国期刊史上占据中心地位

有学者曾指出:“上海地处我国东部沿海长江的中部,是长江航运的门户、沿海南北航运的中枢,成为我国对外和国内贸易航运的中心港口。优越的航运和交通条件使其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工业基地,也是我国较早对外开放地区,形成我国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中心,还是我国近代信息、知识科技和文化的编辑传播中心。”[9]上海中文期刊在我国近代期刊史上处于中心地位。

据研究,上海自1857年外国人创办第一份《六合丛谈》始到1949年,共办有中文期刊4200余种,居全国之首。占全国1815—1949年19467种中文期刊的近22%。在各个不同统计的年代段大体是:1900年以前上海中文期刊数是26种,占全国中文期刊总数51种的1/2多;1901—1910年上海中文期刊数是92种,占全国中文期刊总数272种的1/3;1911—1920年上海中文期刊数是314种,占全国中文期刊总数971种的1/3弱;1921—1930年上海中文期刊数是958种,占全国中文期刊总数3117种的1/3弱;1931—1940年上海中文期刊数2100种,占全国中文期刊总数8561种的1/4弱;1941—1949年上海中文期刊数是1244种,占全国中文期刊总数7754种的1/5。[10]就是在抗战紧张的1938—1941年间,“孤岛”上海的期刊数也在400种。[11]如表14所示。

表14 1833—1949年我国上海及部分省、市中文期刊地理及年代分布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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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近代中文期刊不仅在数量上遥遥领先于全国各个省、市,而且在不少期刊的学科领域和期刊类别上开了我国中文期刊之先河。上海在信息、知识、科学、文化编辑传播等不同学科领域的中文期刊均属全国创办较早的。上海创办了我国最早的编辑传播新闻出版的中文期刊,如:1914年创办的《出版界》和《中华图书界》,1906年创办的《图书月刊》和1918年创办的《基督教出版界》,20年代末创办的《学报月刊》等;上海还创办了我国最早的中文文学期刊《瀛寰琐记》(1872年),最早的农学期刊《农学报》,最早的妇女期刊《女学报》(1898年),最早的教育期刊《教育世界》(1901年),最早的图画期刊《图画新报》,最早的医学期刊《医学报》(1904年),最早的文摘期刊《集成报》(1897年)。“在这些中文期刊学科类别中,不仅开创了我国近代中文期刊之先河,而且在1857—1949年我国中文期刊学科类别中总数也居全国之冠。”[13]

由此可见,上海中文期刊在我国近代期刊史上确实处于中心地位,以上海为例剖析中国教育期刊与近代教育发展的问题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三、上海教育期刊在中国教育期刊史上举足轻重

(一)上海教育期刊总量处全国前列

笔者通过参阅大量教育期刊和期刊目录,[14]制成20世纪上半叶上海及全国各主要省、市历年新增教育期刊数量比较表(表15)。通过比较可得: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教育期刊史上,上海的教育期刊总量处于全国前列,为105种,仅次于江苏的114种。

表15 1901—1949年上海及全国主要省、市历年新增教育期刊数量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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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近代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教育期刊,如中国最早创刊于1901年的《教育世界》,1909年创办的发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教育杂志》等重要的教育专业期刊都创办于上海。这说明,上海教育期刊在中国教育期刊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上海为例剖析中国教育期刊与教育发展的关系问题无疑具有典型意义。

(二)上海教育期刊魅力不凡

上海教育期刊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已为很多教育史学者所肯定,“这些教育期刊以讨论教育问题,传播西方教育理论和方法、指导教育实践为己任,积极参与推动了中国教育改革的进程……以《教育世界》《教育杂志》和商务印书馆等最为突出”[15]。可以说,上海教育期刊是中国教育期刊史上的一朵奇葩,魅力非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上海教育期刊刊寿长。期刊刊寿是衡量一种期刊影响力大小的重要尺度。某一地区一定时间内总体的期刊刊寿可以用著录的期刊卡片的绝对数与各个不同年代段所出现的期刊数之差来衡量,两者的差数愈大,刊寿较长的期刊则愈多。

就整个近代中文期刊刊寿来看,刊寿较长的期刊中,上海占有相当一部分。根据表14的统计:1833—1949年,上海的期刊卡片数是4200种,期刊数是4789种,两者相差589种;北京的期刊卡片数是1943种,期刊数是2081种,两者相差138种;四川的期刊卡片数是2118种,期刊数是2391种,两者相差273种。很显然,在中国近代期刊史上,上海刊寿较长的期刊占有相当一部分。

就教育期刊刊寿来说,以《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以及《教育与职业》为例。《教育杂志》于190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推出,于1948年12月停刊,历时38年,共出33卷;《中华教育界》于1912年元月创刊,1950年12月停刊。中间因为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于1937年8月被迫停刊,1947年1月复刊,除去中途停刊的10年时间,历时28年;《教育与职业》于1917年10月创刊,1949年12月停刊,历时32年,影响深远。

第二,上海教育期刊流传广。准确地说,上海近代主要的教育期刊当时每一期的发行量和发行区域,我们今天已无法准确统计。不过,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当时重要教育期刊发行之概况。

(1)从当时编辑描述的情况看,据1914年的《中华教育界》(第3年3月号)一则《中华教育界招登广告》宣称:“本杂志以研究教育,促进文化为宗旨,内容丰富,议论明通,兼东西洋名著,凡进行之方法,参考之资料,搜辑编译极为完备。办学者手此一篇,利益甚大。故本杂志发行以来,海内风行,销数已达七千余份,更于各地教育机关、各县行政公署各送一份,以广传播籍,收教育普及之效。”另据1935年第25卷第2号《教育杂志》编辑在“编后余谈”称其读者有“三万以上”。这样看来,《中华教育界》的销量在20世纪初达到7000余份,再加上各地教育机构、行政公署各送出的1份,销量当在万份以上,而《教育杂志》在20世纪30年代的销量一度达到3万份以上,在当时已非常可观。

(2)从当时期刊分售处设立情况看,《教育杂志》依托商务印书馆,在各地设有杂志“分售处”。1909年第1年第1期“封二”版权页上标明的杂志“分售处”有北京、奉天、天津、汉口、广州、济南、太原、开封、长沙、安庆、成都、福州等地,同年第2期又新增加龙江、西安、重庆、温州、常德、南昌、芜湖、杭州、潮州等地;《中华教育界》的销售则依托中华书局在各地的分局、代办分局以及贩卖处进行。1913年《中华教育界》(第2年1月号)中陈寅的《中华书局一年之回顾》称:“总局规模略具,爰设分局于各省,先后成立者凡九处,代办分局十余处,贩卖者千余处。东至美国,西及川滇,南尽南洋,北达哈尔滨。”该刊第2年2月号中的《中华书局局报》统计,设有分局的市有北京、奉天、保定、汉口、长沙、南京、温州、太原、天津、长春、开封、武昌、南昌、杭州、广州、济南。基本遍及全国各大中城市,并以这些城市为销售网点,辐射全国各中小城市和县,甚至是乡镇。由此可见,上海的一些重要教育期刊,如《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从它产生那天起,并非将其定位成上海一隅内的教育刊物,而是雄心勃勃,以促进中国教育进步为己任,将自身定位成全国性的教育专业期刊。这在当时国内其他省市的教育期刊中是很少有的。

(3)从今天各地主要图书馆珍藏期刊的情况看,根据全国第一中心图书委员会、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从1957年始,以全国50多个省、市以上图书馆馆藏的期刊为依据,组织50多个单位参加,历经5年时间,至1962年编录完成的《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的记载[16],全国约有22个省、市的36个图书馆珍藏有近代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也被广泛收藏。这说明,上海近代一些重要的教育期刊当时突破地域,流传很广,影响也很大。从某种程度上说,上海的教育期刊不仅仅是上海的,更是全国的。

(4)从今人教育史研究论文及著作引文情况看,回顾以往,以及现在正在出现的教育史研究论文与著作,涉及中国近代教育的部分,绝大部分引文均出自上海教育期刊,尤其是《教育世界》《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新教育》等刊载的文章,这一现象是不言自明的。这说明近代上海的若干著名教育期刊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第三,上海教育期刊办刊质量较高,具有权威性。一般来说,影响一份刊物的质量与权威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上面谈到的刊寿长、流传广等特征,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上海教育期刊办刊质量在整体上是较高的。不过,决定一份刊物质量的主要因素还在于教育期刊的编辑素质和教育期刊的撰稿者的素质。上海近代主要的教育期刊的编辑和撰稿队伍素质都是很高的。

在期刊编辑方面,很多有名望的近代教育家都曾主编或者参与编辑过上海许多重要的教育期刊。如:罗振玉、王国维先后主编过《教育世界》,陆费逵、朱元善、李石岑、周予同等先后主编过《教育杂志》,黄炎培主持过《教育与职业》,蒋梦麟、陶行知先后主编过《新教育》,等等。有学者指出:“编辑是杂志出版过程中实际指挥全局的人,编辑是杂志的精神主宰,智慧的泉源,和道德的尺度,舆论的领导者……因此,中外的杂志社,无不特别注重编辑人员的遴选。”[17]如此众多的著名教育家来主持上海教育期刊的编辑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上海教育期刊的编辑质量,他们的学术造诣也提升了上海教育期刊教育研究的学术水平。

在撰稿队伍方面,近代许多著名的教育家、教育工作者都把上海教育期刊看作学术交流的论坛,积极地发表自己的教育见解。只要读者翻开近代上海一些重要的教育期刊,耳熟能详的近代教育家的名字:蔡元培、蒋维乔、庄俞、黄炎培、俞子夷、陶行知等,比比皆是。这样一群教育界的精英为上海教育期刊提供了优秀的教育研究成果,从根本上保证了教育期刊的学术水准,增强了教育期刊的权威性。

综上所述,上海是近代中国教育实践和教育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上海近代中文期刊在中国期刊史上占据中心地位,上海近代的教育期刊无论在刊寿与流传广度方面,还是在办刊质量与学术水准方面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以上海教育期刊为例,探讨中国教育期刊与教育发展问题更加具有典型性。

【注释】

[1]陈科美主编,金林祥副主编:《上海近代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2]陈科美主编,金林祥副主编:《上海近代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3]陈科美主编,金林祥副主编:《上海近代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页。

[4]陈科美主编,金林祥副主编:《上海近代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5]陈科美主编,金林祥副主编:《上海近代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6]陈科美主编,金林祥副主编:《上海近代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7]陈科美主编,金林祥副主编:《上海近代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8]陈科美主编,金林祥副主编:《上海近代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9]胡爱玲、任定华:《上海中文期刊在我国近代期刊史上所处的中心地位》,《编辑学刊》2001年第2期。

[10]胡爱玲、任定华:《上海中文期刊在我国近代期刊史上所处的中心地位》,《编辑学刊》2001年第2期。

[11]陈江:《抗战时期的上海期刊》,《编辑学刊》1997年第5期。

[12]胡爱玲、任定华:《上海中文期刊在我国近代期刊史上所处的中心地位》,《编辑学刊》2001年第2期。

[13]胡爱玲、任定华:《上海中文期刊在我国近代期刊史上所处的中心地位》,《编辑学刊》2001年第2期。

[14]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第10卷)“附录”《中国近代主要期刊一览表》,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编:《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1961年版;戴国林编著:《江苏地区期刊与方志综录》,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15]陈学恂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7—338页。

[16]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编:《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1961年2月出版,第1022页。

[17]张觉明:《现代杂志编辑学》,中国书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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