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在于以人为本

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在于以人为本

刘　军

优化发展环境，要靠落实科学发展观来优化；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在于要以人为本。换言之，要想优化发展环境，最重要的是要优化人。干部是否依法行政，清正廉洁，公道正派，勤勉尽责；群众是否讲公德，遵纪守法，风气淳朴；市场是否诚信有序，买卖公平；社会是否安定，安全；环境是否卫生，少污染。这些就是人们评价环境优劣的主要着眼点。而这些优劣都是由人的思想和行为决定的。所以说一个地方治理得好不好，形成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人居环境和创业环境，关键在于对人的管理教育搞得好不好，人的文化素质（包括哲学观点、法律意识、政治思想、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提升的状况。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甚至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不能动摇的，因为这是解决复杂社会矛盾的根本途径。经济发达地区发展环境好，但对我们经济欠发达的西北地区来讲，也完全能形成好的发展环境的。我们知道，1935年10月至1948年，红军到陕北后建立起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吸引了许许多多的热血知识青年、志士名流，这些人来自国内外、人才济济，使陕甘宁成了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但这时的陕甘宁边区经济还是很困难，远不如国民党统治区发达，但它却成了人们向往的圣地，成了全国社会环境最好的地方。毛泽东在1940年2月1日所写的《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讲话中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利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十个没有”讲的都是人好，讲了干部，讲了群众，讲了党风政风，也讲了干部作风，社会民风，正是有了这样的优化了的人，才会有了陕甘宁边区这样的好的社会发展环境，才有了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壮大。

这十个没有生动地说明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是个了不起的好政府，延安的环境是个好的发展环境！从这“十个没有”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都是以人为主体来说的，是说延安的人没有这些不良行为。所以说，一个地方环境好不好，主要在于人的行为好不好，给人的感觉好不好。环境的建设是人的建设，环境的评价是人的评价。在欧洲一些国家的地方政府中，有负责公共行为的长官，我想他们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我们讲的环境，主要是指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好了，自然环境就会得到保护和持续；社会环境不好，自然环境就会被破坏，这是不言而喻的。社会关系是社会环境的决定性因素。而社会关系从本质上讲也就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追求的目标是和谐。所以胡锦涛总书记讲：“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内在需要，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可见，我们经常喊的“优化发展环境”，关键是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

讲到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同志说，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就很清楚地说明了，发展是要人来推动的，由人的欲望、人的需要、人的品德能力、人的认知程度（知识与经验）所决定。换言之，科学发展，就是以满足人的时代需要为目的，统筹兼顾自然和社会各个层面的良性循环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全面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人类社会的全部；协调就是把握全面的内在联系，做到互为条件，互相促进，互不损害；可持续主要是自然资源的利用，对于生态问题的处理，要给子孙后代留有良好的继续发展的条件。从现实来讲，就要讲适度开采利用，科学合理开采利用，保护性开采利用，再造性开采利用，要开源节流，不能搞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但是对人类社会而言，不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生态，都是人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全面协调、可持续是对人的发展要求；确切地说，是对人的素质和操控社会能力的要求。所以说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是重视人自身的发展。人的自身发展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也是人类社会文化的主要形态。因此，我们又可以把人的发展归结为人的文化素养的发展和提高。没有人的文化素养的发展和提高，优化发展环境的许多举措和政绩都难以实施和存留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就能得这样一个逻辑关系：优化发展环境，必须落实科学的发展观，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必须以人为本，下工夫发展和提高人的素养，也就是人的文化素养。人的文化素养主要反映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所以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大力加强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工作。为什么要从抓加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工作来落实科学发展观呢?我们知道，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观点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而社会意识形态是指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的各种形式。这些都是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的反映，虽然它们是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必然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但它们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能动作用。这种能动性作用就表现在对社会的促进或阻碍。其中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比其他意识形态对社会经济基础起着更直接的作用，也就是对生产力起着更直接的作用。而哲学则是个总开关，它是一定阶级的世界观，对其他意识形态起指导作用。胡锦涛总书记2007年在中央党校讲的“四个坚定不移”的观点就是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角度讲如何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这篇讲话的对象是中国的主要执政机关的官员，要这些机关、这些官员首先要在思想认识上明确这“四个坚定不移”的重要意义，在执政的内容和方式上突出这四个重点，来造福于民，造福于社会。

前面说到的延安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十个没有”反映了当时优化的发展环境，这是因为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聚集了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也就是说，有了优化的人群，才有了优化的环境。环境不优，是因为不优的人太多，不该干的事干得太多，而该干的该有的干得不够，树立得不够。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以优化人的发展来带动、推动、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没有绝大多数人的优化，优化发展环境就是一句空话。

优化人的发展，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有权力的特殊人，一种是只有权利的普通人。前一种是指执政的各级领导干部及握有重权的公务员；后一种是指依法享有一定自己权利和义务的公民。优化这两种人最起码要做到有权力的人不滥用权力，有权利的普通人不要放任自己的言行。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在考察发展环境好不好中，人们满意的是物的建设，不满意的是社会风气、干部作风、道德滑坡、司法不公、官吏的渎职、腐败、商人不仁不义、寡廉鲜耻、恃强凌弱等等，这些现象的大量发生，屡禁不止，和权力的滥用、言行的放任有直接的关系。一个地方治理的好不好，先不要说你干了些什么？先要看看这个地方把群众最痛恨的丑恶社会现象管住了没有？这个地方有没有正义，有没有公理，有没有公道，和谐不和谐。

人是需要不断教育和管理的。因为人们往往不会自觉地遵循公共行为准则的。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原则就是趋利避害。如果能正确地理解这个原则，这个原则是无可厚非的。但现实情况是作为社会个人和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的党组织或政府，在理解和遵循这个原则时，差别是很大的。社会个人往往只是以对自己个人是否有利进行判断，采取作为，而不顾及他人或集体利益，更不会顾及整个社会的眼前或长远利益。这就会趋向唯利是图，为获取个人尽可能多的利益和个人发展的条件，不惜践踏社会伦理道德和党纪国法，甚至出卖国家利益。

作为党组织和政府在遵循这个原则时，它必须充分考虑到所有公民的利益，整个地方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衔接与发展，考虑到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发展要求。但矛盾出在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者党组织和政府又是由一个个社会个人组成的，这种情况就难以保证这个原则的正确理解和遵循。所以一些党政机关发生了一些腐败滋生、官僚渎职、官商勾结等违纪违法的事情。

为了探讨如何管理教育好这两种人，我们有必要引入一个新的概念——否定性管理。什么叫否定性管理呢？即把人们在执政过程和社会生活、活动过程中不该发生的群众普通反对的行为和事情禁止住的管理方式，以此形成对一个地方政府的评价标准，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如果党政机关和人们的言行中没有了那些百姓痛恨和不满的东西，就会有党政机关的好形象和社会的好风气。

因此，我们应探索在制止权力的滥用和言行放任两方面分别提出一些禁止性的行为，要从管理和教育措施上加大力度去杜绝它的滋生蔓延，是完全可能的。初步可以这样设想，根据不同的权力范围，家庭生活范围，社会活动范围提出不同的禁止性言行。也可按人在社会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提出不同的禁止性言行。如人在工作与生产中的职业、职务角色，在家庭中的辈分角色，在社会活动的代表性角色。这个问题经过调查研究、论证是不难解决的。我们根据党委提出的延安精神“六进”的要求，也正在探讨在学校、在党政机关、在企业、在社区、在农村、在军营分别提出有针对性的禁止性规定。这个问题的困难在于谁来负责这件事，也就是党政机关谁来负责否定性的管理教青的实施。在欧美一些国家的地方政府，都有一个专门负责共公行为的长官，把共公行为纳入地方政府的职责中。在我们国家，有权力的人是党直接管理的，普通人的管理当然也是各级政府和司法部门。但是，我们的各级政府是很重视物的管理和发展，对整个地方人的教育提高，投入的财力、精力相对少了一些，重视程度也小一些。除了靠学校教育外，没有把市民的文化素养的提高、教育、管理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的。历史上的原因是几千年来市民是统治阶级驱使的牛羊，而不被看作是历史的伟大动力，封建阶级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现实原因是提高市民文化素养的工作耗时费力见效慢；客观原因是每一届政府四五年，物的建设容易出政绩，一两年就见效，而人的建设需要多少届政府来完成，一届政府难以有明显成效；主观原因是干部普遍有急功近利的思想，不想在这个艰巨费时的攻坚战上耗资本。

也正是由于这种状况，才不得不采取否定式管理，并把它作为评价政绩的重要内容，强制性地纳入各级政府及有权力的公务员的工作中。党管干部，政府管市民，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干部的管理教育和市民的管理教育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因为干部不论是在上班还是工作之余，都是淹没在市民的汪洋之中。市民的这个汹涌的汪洋对干部的熏陶，潜移默化，利益的引诱，不论在时间上，还是在范围上，都比党对他们的教育长的多，宽得多。这样就形成了一面教育一面抵制。所以，我要郑重呼吁：管理教育市民的事非同小可，它是政府的重任。干部文化素质和市民的文化素养的提高是相辅相成的、是互为条件的，关系十分密切，党委管好干部也必须由政府管好市民来配合，才能有效地把干部队伍管好，也才能真正形成和谐社会风尚。环境好不好，是人所感受的，也是由人来造就的，人教育好了，就能形成好的社会风气，又会同化融入其中的外来人。一个对社会有责任心的人，他一定会按照科学发展观来促进发展环境的优化的。我们已经做了许多辉煌的业绩，并且一茬人比一茬人做得好。但现在我们要说，看一个地方发展环境的优劣，不光看它已经有了些什么，还要看重它没有什么；看一个机关，一个企业，一个领导好否，不光看它做了什么，也要看重他不作什么？不该有的事就不让它有，不该做的事就不能做，这是工作的结果，这是人格的魅力，这是民心所盼。

这就是毛泽东说陕甘宁边区政府好在“十个没有”给我们的启示！这是具体的延安精神。

（作者系银川市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